“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Cyno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过宣传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2011年，Cyno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Cyno介绍给患者。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drugsupdate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Natco之外，还有7家，包括Sun、Lupin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Natco相仿。陆勇说，只推荐Cyno的原因很简单，“因为Cyno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他说自己看过Cyno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她联系了Natco的人，唯一确定的，是Natco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Cytecare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Vihar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Cyno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以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Cyno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Cyno的公司，”他告诉我。热心的店主用谷歌了搜索了一下，说Cyno的地址应该在Preet Vihar。
Cyno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Preet Vihar附近一栋棕红色建筑内。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Gukka和Cyno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成为了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Natco的老板和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Natco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顺利渠道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这个信息。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了。”陆勇说，Natco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Cyno公司生产的药，而Cyno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陆勇又说，这是Cyno的商业模式与Natco不同。“Natco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话很烦。”
Cyno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Cyn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Imacy
4月5日，我在Preet Vihar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Gukka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四十度的天气中，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Cyno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Natc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Veenat。
2010年起，Cyno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Cyno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有数千家药企，桑杰说，Cyno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Cyno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Natco公司的Veenat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Cyno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提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QQ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Cyno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Cyno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新闻，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据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45度的高温。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Cyno的药。“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Cyno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Cyno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位它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往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Cyno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Cyno方面提供的。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Cyno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Cyno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Cyno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Cyno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做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Cyno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sche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桑杰另一家药企Gukka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本文刊发于《智族GQ》2017年6月刊。 | 
发表于 2018-7-6 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