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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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室故事
医疗纠纷背后的故事
于莺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3月14日

微博常有些惊天大逆转的消息，前后对比着看，颇能体会到人心复杂。

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属去年年底发生的射阳人民医院事件。12月15日，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发生了一起车祸，车祸中一名89天的婴儿生还。送院后男婴不治身亡。其后人民网的官方微博报道称，院方坚持要求家属先挂号再组织抢救，导致家属跪地一小时哀求医生，贻误了抢救时机，并指责医院“见死不救”。由于是较有公信力的官方媒体报道，而后又有多名拥有粉丝数众多的微博名人转发，这起新闻立刻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医院和医生被老百姓指责是医德败坏、草菅人命。

三天后，情况出现转机。新华社的记者去这家医院实地采访，并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结果发现男婴从急诊室到CT室，等待时间不到1分钟，医院并未因为孩子家属未挂号而耽搁抢救。悲哀的是，关心、转载这条辟谣新闻的人并不太多，而医生又一次被不公正地钉在耻辱柱上。

多年来，由于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也因为一些医生确实做出了索取红包、吃药品回扣等有违职业道德的举动，中国的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大有一点就爆的趋势。许多患者和民众对医院和医生存在深深的戒备和怀疑心理，出现医疗纠纷时常常不问缘由，对医护人员挥拳相向。有时患者经过治疗后疾病不能缓解甚至死亡，媒体介入时，往往会因为同情心偏向于患者这方，导致出来的采访稿做不到中立和公平，做不到只对事件进行纯粹的描述而不去评判孰对孰错。这样的报道造成大众一边倒地倾向于心目中的“受害者”。

深圳发生的“八毛门”、“缝肛门”两起事件便颇具代表性。“八毛门”事件中，深圳一出生6天的婴儿无法正常排便，深圳市儿童医院建议做造瘘手术，而另一医院仅开了八毛钱的石蜡油即暂时缓解了婴儿的病症，儿童医院被指过度医疗。而在“缝肛门”一事中，深圳一产妇在凤凰医院顺产，产妇家属指控助手士索红包不成将产妇肛门缝合。公众听闻这两起事件，都纷纷将矛头指向医生，这可看作是医疗纠纷事件中的第一个高潮。

此后，八毛门事件中的患儿被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并手术治疗，家属向儿童医院道歉。而缝肛门事件经专家组鉴定，助产士只结扎了产妇脱出的痔疮出血点。事情虽经澄清，但是反响远远没有曝料时的传播效力了。这可以看作是医疗纠纷事件的第二个涟漪。

再后来，就算当事双方绝地反攻也好还是据理力争也好，再也激不起大众的关注度。

很多时候，当微博或者媒体曝料医疗纠纷事件，我们根本听不到医院的发言，哪怕只是陈述事件本身，只能听到患者单方的声音。微博这个自媒体的出现，给了医生一个为自己代言的平台，可以在出现纠纷的第一时间，摆上证据，说明事情真相，但我们依旧很难看到院方发表什么言论。

这是因为医院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还是觉得在各种媒体上回应没必要，还是太依赖于法律的评判，因此不屑于澄清呢？无论是何种原因，受到伤害最深的其实是医生，医生与患者原本好比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需要同心协力抗击疾病，可现在，患者却对身旁的这个战友产生了疑虑，这场仗还怎么打下去？

评判一起医疗纠纷的难度要高于民事纠纷，因为需要专业的队伍去鉴别诊疗过程是否规范，用药是否合理，院方有没有尽一切努力避免坏结局的发生。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之所以不被大众接受，也是因为这些人都来自于各家医院，本身都是医生，就好比娘舅似乎很难去说外甥的不是。再加上医学本身是发展中的学科，各地的医疗水平又相差甚远，去拿一线城市学术权威的临床水平治疗水平来要求某个地区小医院的处理能力，这个要求也对医生本身不公平。

而对媒体来说，作为非专业人员，在无法获取若干专业人士的意见之前，我认为报道类似的有争议性的新闻还是要慎重。

那么对院方来说，该如何应对媒体呢？举个例子，去年5月份，一患儿家长在微博里痛诉珠海第二人民医院草菅人命，耽误了重症手足口病的诊断和治疗，导致患儿短短时间内死亡。很快，珠海第二人民医院的官方微博就此事件发表公开声明，陈述了事件的经过，公布了病历中患儿父母拒绝接受做腰椎穿刺进行脑脊液检查的记录，网上的讨论终于不再一边倒地倾向于同情患儿家长。最后广东和谐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判决院方负30%－40%的责任，赔偿患儿家属30万人民币。

在信息透明度渐高的时代，更需要的是还原事情真相。尤其对医患关系来说，医院的领导们不能再高高在上，关在办公室门里想对策，而让一线的医护人员面对各种非议。利用你们的话语权和能力，主动地去引导或者纠正媒体的一些片面报道，放低你们的身段，开诚布公地做一些实事。这才是你们可以为医护人员撑开的第一把“保护伞”！

于莺是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