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往事: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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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往事——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 (Open Door Policy)

老钱



一九零零年六月十日，俄、英、日、美、德、法、意、奥八国，为镇压义和团并使清政府顺服，组成了八国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Ｅｄｗａｒｄ　Ｓｅｙｍｏｕｒ）尔率领，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心惊胆战的慈禧下令“痛剿”义和团，同时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八月二十四日，逃离北京的慈禧发布上谕，让李鸿章会同庆亲王奕劻等人“便宜行事”，尽快与八国谈判，达成“和局”。谈判从一九零零年十月开始，到第二年九月《辛丑条约》的签订，谈判进行了将近一年。

在这以前，所有中外条约的谈判都是在列强与清政府之间进行，而《辛丑条约》则不同，谈判主要是在列强之间进行。李鸿章等人根本没有谈判的机会，清政府只有在列强就如何“宰割”中国达成一致协议后照章执行的份。但是，作为参与谈判的列强之一的美国，不但没有对中国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反倒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作出了很大努力。谈判前，光绪皇帝就和美国总统有书信往来，要美国替中国说话。谈判期间，美国一直在为中国说话，强调“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反对扩大惩罚清朝官员，呼吁减少清政府的赔款。美国成了中国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美国的这么做对中国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美国为中国说话、充当中国利益代言人和维护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的“门户开放” （Ｏｐｅｎ　Ｄｏ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政策。美国因其民主共和的立国原则和其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使其在对外关系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树立了全新的外交原则，那就是“非殖民原则”和“不干涉原则”。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过程中，认识到要在中国取得最大的商业利益，最好的办法是扶持中国，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独立主权国家。美国曾三次就“门户开放”政策照会列强各国，要求列强共同遵守“机会均等”的原则，并反复强调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但美国从争取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分一杯羹到其以“门户开放”政策来指导美中关系，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以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为依据。内战后的美国，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经济蓬勃发展。一八四零年，美国工业排世界第五；一八六零年，上升为世界第四；一八九零年，美国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一八九四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比一八六零年增加了四倍，取代了英国跃居世界首位。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了工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了。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一批有影响的共和党人就提出了旨在建立海上强国的对外政策。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马汉（Ａｌｆｒｅｄ　Ｔ．Ｍａｈａｎ）的《海权论》（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Ｕｐ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６６０－１８０５）一书应运而生。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在他的政纲中强调实行保护关税、扩充海军。一八八九年，美国占领了东萨摩亚；一八九三年，美国兼并了夏威夷；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后，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菲律宾。

美中贸易发端于一七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Ｅｍ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抵达广州黄埔港。它在广州停了四个月，用满载的毛皮和其他货物，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一七八五年五月十一日回到纽约。由这艘商船运回美国的中国货物受到纽约（Ｎｅｗ　Ｙｏｒｋ）市民的热列欢迎，航行的投资十二万美元，净赚了三万七千多美元。这次航行打破了英国对美国海外贸易的垄断，打通了中美航线。随着中美贸易航线的开通，美国历史上掀起了第一次对华贸易高潮。一七九一年到一八四一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了六倍，在西方对华贸易中占第二位，双方的贸易是平等互惠的。一八零五年到一八一五年，美国输入到中国的金银价值二千二百七十余万美元、货物价值一千余万美元。美国同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茶、生丝、和瓷器的发展。

最早参与中美两国交往的美国人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商人为的是利益，传教士则是在传播美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这些美国人坚信，在自由竞争中，他们秉承基督教的善良动机，以他们的经济知识、技术和资本，及他们的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会让他们在自由竞争中占优势。

这一时期中美贸易有两个特点：第一，美国开展对华贸易只是出于商业动机，没有领土要求。第二，在美中贸易关系中，美国始终是主动的一方；这种差异体现出了两种制度、两种文明、两个民族冒险精神的差异。这一时期中美贸易的矛盾有三个方面：第一，美国的主动性：美国主动开辟了对华远洋贸易，体现了美国的进取精神；这种远洋冒险，为美国的商业、航海业、和海外贸易带来了生气和创造力。第二，中国的保守性：中国人花了六十年才弄清楚美国的国名，才知道什么是美国，尽管这样，这也是中国了解美国的开端；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前后，清政府对美国基本情况还是糊里糊涂；而这几十年间，美国利用英国人的中英学院培养了熟悉中文的人才；还在广州办了报纸，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第三，清政府的贪婪和海禁：十七世纪末，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步转移到了广州一地；一七五五年，清政府实行“保商”制度，即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外贸一律由公行经办，严禁一切民间的对外贸易；一七五七年，正式施行闭关政策，西洋商船只准在广州虎门停泊贸易；清政府官员在对外贸易中勒索外商的事件也常常发生；相比之下，美国则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颁布了第一个关税法，给予美国商船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货物以优惠。美中贸易的最初六十年里，双方的贸易额不大，但这六十年的变化，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新兴民主共和国的兴盛的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腐朽的封建中国急剧变弱的过程。同一时期，美国的经济从附属于英国的地位走向了独立，并开始了对外扩张；而中国则从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

一八四四年六月，美中签订了《望厦条约》。造成《望厦条约》的直接原因是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美国商人是对华鸦片贸易的积极参与者，美国商人从一八零五年开始经营对华鸦片贸易。到一八三二年，美国商人运到中国的鸦片共有七百四十三箱。一八四零年六月，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当时美国海军统领卡尼率领美国海军也到达了中国海面，声援英军。被林则徐包围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写信给美国国务院，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要求美国海军立即与英军采取一致行动，向中国清政府取得“安全和光荣的立足点。” 美国军舰于一八四二年四月抵达广州黄埔，一八四三年四月才离开。在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一直采取声援和支持英国的立场。

一八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美中签约于澳门的望厦村，史称《望厦条约》，共三十四款。《望厦条约》与《南京条约》相比有两个不同点：一，条约中没有割地赔款的条件；二，除此之外，包括了《南京条约》的一切条款。条约明确了“协定关税”制度和领事裁判权。

《望厦条约》和《南京条约》一样也是不平等条约，但是该条约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主要特点：一，美国在华追求商业利益重于领土扩张。这种只追求商业利益不掠夺领土的特点，在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逐步形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传统，对后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当时有十几个列强对中国进行掠夺，美国的对华关系中也包含了如何处理与其他列强关系的准则。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清政府正式任命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各国。

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使团一行三十人，由上海出发，四月初抵旧金山。五月中，加州州长在招待使团宴会上称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词中称，此次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伸出它双手的日子，不久就会来临。”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日，使团到达华盛顿。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蒲安臣自作主张在华盛顿代表中国与西华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史书写到：“蒲安臣等至美国递国书，并增定条约，其要目有八：一、美国与他国失和，不得在中国洋面夺货劫人；二、除原定贸易章程外，与美商另开贸易之路，皆由中国作主；三、中国派领事驻美通商各口；四、中、美奉教各异，两国不得稍有屈抑；五、两国人民互相往来游历，不得用法勉强招致；六、两国人民互相居住，照相待最优之国利益均等；七、两国人民往来游学，照最优之国优待，并指定外国所居之地，互设学堂；八、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中国内治之权。”这是中国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列强签定的第一个对等条约。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条约批准时，清廷为蒲安臣越权颇为恼火，但因为此约是中国第一个对等条约，且内容对中国有利，准予成立，史书写到：“其时曾国藩等鉴于道、咸间条约失利，特建议遣使往订此约，于领海申明公法，于租界争管理权，于出洋华工谋保护，且预防干涉内治云。”条约强调两国民众自由交往，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中美两国自此开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对中国最大的益处，是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蒲安臣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立学校。”从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九八年，美国教会在中国开办了一千零三十二所学校，七十四所中等以上的学校。这些学校为中国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也引入了社会科学和社会竞争。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有新思想、并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同时这些学校对中国的传统教育的改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美国学校还翻译了大量西方现代科技和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他们也向美国国内介绍中国的情况。为美中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西方列强还是对积弱的中国虎视眈眈。一八七一年，俄国军队占领了中国新疆的伊犁；一八七九年，日本吞并了琉球；一八八五年，清政府在中法条约中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主权；一八八六年，英国攻占了缅甸，清政府也予以了承认。几个世纪来，中国作为封建大国对藩属的控制权几乎完全丧失。清朝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必须要向洋人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洋务派成了朝廷的主流。

在洋务派尚未成气候的时候，他们便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来抵制英、俄、法、日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历来认为美国的态度比较平和，最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提出的联美理由是：“美国合众为国，其联邦制治，国律以兼并他州土地为戒。”“通商以来，美夷在诸国中最为恭顺。此次守约惟谨，不肯附和。”“若能联络邦交，深相结纳，似与大局不无裨益。”清政府同意伍廷芳的看法。此时，俄、法、英、日都已在领土问题上表现出了野心，但清政府又无力阻止他们。清政府因此希望把一部分铁路筑路权交给美国。清政府信任美国，不仅是因为“美夷恭顺”，也因为看到了美国的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认为美国有力量达到清政府的要求。

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三个因素组成：一，美国经济虽然开始飞速发展，但是还无力迅速发展对华贸易；二，英、俄、法等国在中国已有强大的势力；三，中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后对外表现得越来越软弱。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是希望在对华贸易中与各国“机会均等”。顾盛得到的来自华盛顿的训令是要争取得到“同英国商人一样”做买卖。

美国争取最惠国待遇和其他列强不同，美国完全排斥了使用武力的方法。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曾提出过以武力对付中国的主张，但美国政府从未采纳。美国采取的扶持中国的方针，使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站在了对峙的地位。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强大到足以维持本国的门户开放。

“门户开放”政策最初是由英国提出来的。一八九八年三月，英国想请美国一起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对抗俄法对中国的侵略。但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莱表示拒绝，他说：“我们不愿意放弃门罗主义的传统，去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

一八九八年九月，约翰•海（Ｊｏｈｎ　Ｍｉｌｔｏｎ　Ｈａｙ）接任美国国务卿。麦金莱在与约翰•海的谈话中表示，如瓜分中国的事再发生的话，美国也应该分取一杯羹。但是，约翰•海改变了麦金莱的主张，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促使约翰•海改采取“门户开放”政策的是英国人贺壁理（Ａｌｆｒｅｄ　Ｅ．Ｈｉｐｐｉｓｌｅｙ）和美国人柔克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ｏｏｄｖｉｌｌｅ　Ｒｏｃｋｈｉｌｌ）。贺壁理是约翰•海的朋友，并在中国海关任职多年。一八九九年，贺壁理回国途中经过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顾问柔克义交谈了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企图。两人就美国应该采取的态度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他们向约翰•海建议，要寻求一项国际保证，不干涉列强各国势力范围，也就是“门户开放”原则。尽管当时国会的反对意见很强烈，但是，在麦金莱总统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门户开放”政策。

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约翰•海向德、俄、法、日、英、意六国大使发出照会，说明美国的政策是在“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各国“不得干涉”；中国现行的约定关税“均应适用”，对他国船只，不得课以高过该国船只的港口税；铁路运输他国货物时，运费不得高过本国国民运输同样货物。任何国家在中国的任何部分排他性的权利或控制权，美国政府决不承认。各国政府收到美国政府照会后，都表示赞同。

一八九九年，义和团在山东活跃时，美国的反应激烈。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美国公使康格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山东境内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接着又要求“拘捕”义和团。

一九零零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和英、法、德、意四国公使一起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完全禁止并取消义和团和大刀会。”

五月二十八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Ｓｉｒ　Ｃｌａｕｄｅ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觉得使馆区有危险，各国公使决定调军队进京保护使馆。同时，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十七艘外国战舰的增援。但是，当俄国军队在独流镇与义和团交火，各国军队在大沽口登陆进入天津租界后，约翰•海两次致电康格，指示他：“除了保护美国利益，特别是力保美国公民和使馆外，别无其他对华政策。”

六月十五日，各国海军上将在天津开会，决定采取打通铁路和西摩尔取得联系的军事行动，美国对此表示反对。美国海军司令在麦金莱总统的支持下拒绝参加会议，并在开会前一天通知英国海军司令，他没有被授权向一个保持和平关系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当各国要占领塘沽车站时，美国海军司令表示不能侵占中国政府的财产，拒绝参加行动。

六月十七日，联军进攻大沽炮台，美国海军司令表示：“我不会参与对炮台的进攻。”但是，此时炮台的第一发炮弹落到了美国军舰上。接着，清政府向各国宣战，清军奉命参加对天津租界的进攻。美国因此开始了军事行动。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认为外国的要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任载勋为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六月二十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Ｋｌｅｍｅｎｓ　Ｆｒｅｉｈｅｒｒ　ｖｏｎ　Ｋｅｔｔｅｌｅｒ）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六月二十一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彼等”即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实际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达了一份谴责洋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该诏书未曾按现代外交惯例，交予外国使节。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还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驻京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三千人，当中二千人是华人；四百人为外国男性平民，一百四十七名妇女及七十六名儿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四百零九人，武装有三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八月四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十五万之众，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三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

八月十六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往西安。

早在七月三日，约翰•海就曾向各国发出照会：“首先，要打开北京的通路，解救美国官员、教士和其他陷入危险的美国人民；第二，尽力保护中国各地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保护美国在华的一切合法权益；第四，协助防止骚乱蔓延到中国其他省份。”照会重申了“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使中国获得永久的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保护各友邦受到条约的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这一声明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里加上了“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它是针对俄、英两国，尤其是已占领了中国东北的俄国的。

当清政府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国提出的这一客观上有助于维护中国利益的政策时，及时地将这一消息传回国内。清政府为向美国求援，由业已失去人身自由的光绪皇帝于七月十七日向美国总统麦金莱写了一封救援信。光绪皇帝的信件经山东巡抚袁世凯和上海道台余联沅之手，火速发往驻美公使伍廷芳处。伍廷芳接到信后即将信函呈送美国总统麦金莱。光绪皇帝信件的内容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英文“总统” 的译音）好。中国与贵国交好已久，深知贵国专意通商，彼此毫无顾忌。中国近因民教相仇，各国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昨接使臣伍廷芳电奏，知贵国概念邦交，近事深蒙垂念。昌胜感佩。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盹切致书，惟望大伯理玺天德设法图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急切翘盼之至。

麦金莱总统于收到光绪皇帝求援信后的第三天回函表示：“我已收到陛下七月十九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以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我们派部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在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为此，美国在发往列强的“门户开放”照会中，特别强调只要中国政府坚决地处理“乱民”，就应该立即开始与之谈判，并同时声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总统已经对中国皇帝的恳求给予了答复”。

一九零零年十月，战败的清政府派李鸿章到北京，同八国谈判。当时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东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国的想法；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所引起。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并非交战国之间的和约。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乱”（Ｂｏｘｅｒ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来称呼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在《辛丑条约》的具体谈判过程中，列强之间勾心斗角，力图使本国在华利益在条约中得到最大的体现。美国此前提出的在华贸易机会均等、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问题，被抛诸脑后，无人理睬。十月四日．法国驻美国临时代办向美国提出与清政府谈判的六项条件：惩办围攻各国驻京公使的祸首；禁止输入军火；对各国政府、团体及个人付给赔款；北京使馆永久驻兵；拆毁大沽炮台；在天津大沽之间选择两三个军事据点派兵驻守。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对法国建议的条款只字不提“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十分不满。十日，美国在给法国的外交备忘录中逐条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法国回信表示满意。国务卿约翰•海再次致信法国，提出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各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原则，要求法国遵守。一九零零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再次向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的正式外交照会，强调美国的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使美国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一直为中国说话，以减少列强对中国的“惩罚”，进而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一九零零年十月十七日，光绪皇帝为了感谢美国施以援手并敦促美国加大斡旋力度，再次致信美国总统麦金莱，信说：“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亚美理驾和众国大伯理玺天德好。此次中国变起仓猝，遒蒙大伯理玺天德顾念邦交，允为排解，并先撤兵。感佩之忱，曷有既极。用特派四品卿衔出使大臣伍廷芳呈递国电，先伸谢悃。还祈大伯理玺天德保全大局，永敦和好，转商各国，尽捐嫌隙，速定和议。则感荷高谊，益无涯矣。不胜盼切祷切之至。”接到光绪帝的信后，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第二天，麦金莱回信光绪皇帝，答应继续斡旋，信中说：“我由衷地表示与陛下抱有共同的愿望：中国同其利益和侨民在贵国遭到严重侵害的各国之间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均可和平解决，以达到完全消除他们之间一切嫌隙的结果。本政府希望能这样迅速解决，这一点已经为各国所了解。”

正是在“门户开放” 政策和光绪皇帝求援的背景下，美国谈判代表在《辛丑条约》谈判的过程中“代表”中国舌战其他七个列强，特别针对“惩凶”和“赔款”两个问题，美国政府为了中国的利益煞费苦心。

七国列强提出的赔款总数是四亿两中国白银，美国则主张将赔款尽量限制在清政府能承受的范围内，不要给清政府造成过度的财政压力。美国认为，过度的压力将使清政府崩溃，这样的局面不符合美国的在华利益。因此，一九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务卿约翰•海致电美驻华公使康格，指示在和约谈判中，尽可能使赔款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以确保中国的偿付能力，同时，约翰•海还强调“款项总数要以货币支付而非以领土支付”。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国务卿约翰•海指示康格努力将赔款总量限制在关平银二亿两左右。这个数字与其他各列强所提的数字相距甚远，遭到列强的强烈反对。五月七日，各国驻华公使团提出向清政府索求的赔款总额为四亿五千万两。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美国提出的最高限额。美国驻华谈判代表柔克义授意中方谈判代表向列强提出赔款额过高，中国无法承受，以达到尽量减少赔款的目的。

面对英、法、德、日、俄等列强的强势，中方谈判代表的努力毫无效果。五月二十二日，各国公使团会议上，德国公使表示，没有任何国家有理由把中国赔款的总数限定为四千万英镑。美国代表柔克义反驳道，我们比过去更相信我们提出的数字是在不使中国陷入严重财政困难的前提下所能偿付的最高额。柔克义要求公使团就是否同意削减赔款额进行表决，其他各国代表当场拒绝了这一要求。

五月二十八日，美国务卿约翰•海至电柔克义，认为四亿五千万两的数额太大，会给中国造成灾难，他指示柔克义将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然而，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的结果是支持七国列强的索赔主张，即中国赔款总数为四亿五千万中国海关银两，相当于当时每个中国人罚银一两。这就是《辛丑条约》签订的赔款额。尽管，美国为减少中国赔款的努力失败了，但是，美国政府和谈判代表的诚意和努力让清政府非常满意。

在“惩凶” 的问题上，列强根据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分为两派。英、德主张扩大惩罚名单，严加处理；美、俄主张缩减惩罚名单，并从轻发落。

一九零零年九月十八日，德国驻美代办致函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建议把清政府交出那些“确定为北京发生的反国际法罪行的首犯和正真的罪犯”作为同清政府开展谈判的先决条件，这一建议遭到美国的反对。十月二十六日，外国在华公使团开会讨论“惩凶”问题，其他列强要求对所提十一名“罪首”处以死刑，并把这一要求作为条约的第一款和最后通碟。美国则反对这一提议。

十二月五日，美国公使康格（Ｅｄｗｉｎ　Ｃｏｎｇｅｒ）建议用“最严厉的惩罚”代替“死刑”。最后，在美、俄的要求下，惩凶照会删掉了“死刑”。

一九零一年二月五日，列强与中国全权代表会谈，英、德等国再次提出，即使是罪行最轻的人也应判处死刑，还要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国地方和省级官员进行处罚。二十七日，列强代表讨论惩办地方官吏和其他人员的问题，并提出对其中的十人处以死刑。对此，美国代表不置可否。柔克义表示，如果各国同意不再要求死刑惩罚，美国政府将感到高兴。

三月十二日，公使团向清政府提出应予惩办官员的最后名单，美国谈判代表柔克义重申决不要求死刑后，在要求惩罚各省官员和地方官吏的联合照会上签了字。

美国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频频为中国利益“代言”，是晚清政府的维护者与同路人。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源于“门户开放”政策，该政策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为目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减低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深度与广度。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从他的武卫右军挑了三千人，换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务，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这支三千人的部队是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这支队伍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

一九一零年九月七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中国免于领土被瓜分，但向各国给予总计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三十九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为三亿三百三十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交涉下，美国退还了部分赔款；应付赔款二千四百四十四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一千零七十八万从一九零九年一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是为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为用和平方式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陆续放弃或者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

一九零二年，约翰•海给列强发出了第三个照会，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早在一八九六年，俄国就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专有权。一九零一年，美国获悉俄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要进一步签订以取得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的协定。为阻止俄国，美国于一九零二年二月一日向各国发出备忘录，认为：“此种协定形成了一种独占，明显地违背了中国与外国所订条约的规定，因而严重影响了美国人民的权利，它限制他们的合法贸易，并使这种合法贸易遭受歧视、干涉或陷入危机。并且势必永久侵害该地区中国的主权，并影响中国负担国际义务的能力。”这一内容补充了第一次照会中没有提到的投资机会均等的要求，认为获得开矿、筑路等专有权是于遵从对华“门户开放”原则相冲突的。这三次声明构成了约翰•海的“门户开放”原则。它的全部内容可以概括为：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以确保各国在中国贸易与投资的机会均等。

“门户开放”政策对列强在中国的掠夺形成了一种制约，让中国收回了在《南京条约》中丧失的关税自主权，保证了中国的关税收入。列强遵守中国规定，相互之间平等待遇的结果，减弱了列强间以强权手段争夺在华利益的可能，确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动地位。“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保护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也保护了中国的利益和自主权，中国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