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2012——中国人的“红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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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央视的惊人一问是“你幸福吗？”无数的学生工人、贩夫走卒被央视记者迎面拦住，问个不休。其实，这个提问中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如果你幸福，那么“你应如何感谢政府(给你幸福)”？如果你的回答是“不幸福”，那就算了，按《新闻联播》风格要求，该回答以不播出为佳。

你幸福吗？

2012年，央视的惊人一问是“你幸福吗？”无数的学生工人、贩夫走卒被央视记者迎面拦住，问个不休。其实，这个提问中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如果你幸福，那么“你应如何感谢政府(给你幸福)”？如果你的回答是“不幸福”，那就算了，按《新闻联播》风格要求，该回答以不播出为佳。

这算是今年央视跟全国人民玩的一个“红色幽默”吧。

“你幸福吗？”要回答央视记者的这个提问，首先要搞清“幸福是什么”。

如果幸福只是一种私人感觉，那么央视记者的提问就有窥人隐私之嫌;如果幸福是一种公共感觉，那么，我的回答是：吃药吃不到毒胶囊我就幸福，买零食不被“切糕”我就幸福，开车不被城市暴雨淹死我就幸福，走路不被警察“黑打”抓走坐“老虎凳”我就幸福，家里的祖坟不被推土机平掉我就幸福，自己的孩子不被幼儿园老师揪着耳朵荡秋千我就幸福，全家不靠会武功也能打败暴力拆迁队我就幸福，PX的毒气不会飘散到我的城市上空我就幸福……即便我不遇到这些事情，但只要有一个同胞遇到了，我就不幸福。

保钓与“9•15”

中日钓鱼岛之争，由于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使此前双方一直回避着的深刻分歧骤然爆发。中国政府除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之外，认为亦有必要由本国民众出来表达愤慨及抗议，这一点与国内主流民意不谋而合。

于是，在9月15~16日，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了经批准而进行的合法(敏感词)(敏感词)。但，正如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群体活动中，都会夹杂、裹挟太多其他诉求一样，保钓及抗议日本政府的(敏感词)(敏感词)也不例外。于是，出乎所有人预料，某些城市民众抗议日本政府的(敏感词)，演变成一场针对本国同胞生命财产的暴力打砸。

由于某些长期形成的原因，政府缺乏管理、引导群众(敏感词)(敏感词)的经验，(敏感词)队伍中的民众自身同样缺乏经验。“9•15”事件中，打伤西安日系车车主李建利的凶手蔡洋，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以至于在将51岁的车主打得头骨破裂、脑浆外流之后，他还能亢奋地(如果不是更亢奋的话)跟着(敏感词)队伍继续转悠。

而当在场的青年韩宠光试图救助伤者，大声向围观人群喊话“大家搭把手，帮我把人抬到车上”时，他看到的不是一双双伸出的手，甚至也不是一张张脸，而是一只只举起的手机，人们都在忙碌拍摄这平时难得一遇的镜头，以至于无心他顾。而据韩宠光所说，除他之外，也无一人在事后主动向警方提供这些资料，以作破案的线索，后来，还是他在微博上持续呼吁征集，才有人奉献出自己拍摄的图片及录像，其中一位女孩提供的蔡洋正面照，成为警方通缉令上的嫌犯照片。

莫言获奖与高密热狂

因为莫言获得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有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国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写不下去了，中国作家集体沉默了，一个叫高密的小城狂热了，早就因经济效益不佳而弃种的红高粱，县政府要号召农民大面积种植，以便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了。

莫言说：“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没用。”文学也许真的没用，但诺奖有用，得了诺奖的作家莫言有用，得了诺奖的作家莫言写过的“红高梁”有用。甚至某省今年的公务员考试还有这样一道题：如果你是高密县政府干部，如何说服农民重新种植红高粱？当农民因种植红高粱亏损时，你如何代表政府向农民做工作？在招商引资工作中，你如何以“莫言”和“红高粱”为卖点，吸引外来投资？

微博反腐

“雷政富”这个名字最早为全国公众所知是在微博上。微博用户们见识到的雷书记第一个光辉形象，既不是站着的，也不是坐着的，而是趴着的。而“杨达才”此人在微博露面的第一张照片，后来以“微笑”著称。除了时间和地点，杨局长的微笑没什么不合适的，想来他在赏玩自己的11块名表时，也是如此笑靥如花。但随着这11块名表一一被网友搜出，“微笑表哥”再也笑不起来了。

微博反腐，是民间与官方的携手之作，而且以民间行动为肇始，党委纪检部门为响应。这在过去是非常罕见的。

微博虽微，见微知著。举报者将真实的材料、证据发布至微博，就会引起大量微博用户关注、评论、转发，甚至有条件和热心的微博博主，还会主动就此事继续深入调查，多方位补充材料和证据，使得事件的真相日益明朗。一些事件经过不断发酵，几乎形成了全国一致的呼声，要求有关部门进行彻查，给民众以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跟进，纪检部门响应，被举报案件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被查明，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及对当事官员的处分。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微博的作用既不能拔高，也不能无视。微博反腐为反腐斗争增加了一个新环节，这个环节十分必要。以前，不管是举报还是信访，主动权都掌握在纪检或信访部门手里，他们能查就查，想查就查，甚至有的举报材料落到了被举报者手里，对举报者打击报复，或者像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在其子醉驾殴打交警事件发生后，利用公权力，跳起“四步曲”，压制、监听、做工作、威逼利诱，但他忘了现在是“微时代”，他这些欲盖弥彰的做法，不但不能为儿子救火，反而引火烧了自己。

微博反腐是个新事物，它当然也会有缺陷、有问题，对此不必苛求，也不必畏惧。微博反腐，反腐的代价变小了，官民互动方便了，公众舆论的推动力量，谁也不能忽视了。

公务员热

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不光大学生考，研究生也考，博士生也考，去年考不上的接着考，前年考不上的也接着考，有的原本就是公务员，也来报考更高级别的职位，有的女孩子认为“考上公务员，以后就能找个好婆家”……有多少人在痛骂体制内的种种不作为、乱作为，就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坚硬起头皮往体制内挤！恨它又爱它，骂它又向往着它，这一切凝聚了多少中国青年人难以言表的辛酸苦辣？

由于求职者众，由于竞争激烈，由于有求于人(有求于当前的选拔制度)，不由人不放下身段，降低自尊，在这严酷的过程中培养出揣摩、迎合的本领，消融了改造社会的豪情雄心。

某省某局一位处级干部，今年被抽调去当本省公务员考试的面试考官。据她回忆，一轮面试下来，考官们面面相觑。考生的回答几乎都是官样文章，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空洞无物，拾别人的牙慧当新鲜。该省某市30名参加面试的考生当中，只有两人的回答较有个性，一位极好，另一位极差，余则既无自己的思想特色，也无自己的语言特色，全像是背诵答案。

当然，考生们怕脱离了标准答案回答问题，考官会不会不理解、不喜欢？而往“标准答案”上靠，终究不会出大错。推而广之，整个官场对标准答案的喜好，对个性的掩藏和抹杀，整个社会的中庸、实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也在影响着公务员考试。

重庆“红与黑”

一边是男女老少“唱红”，一边是“打黑”。这几年重庆的“红与黑”交相辉映，像一场巨大的行为艺术，引得全国和世界为之瞩目。

但2012年的重庆充满了戏剧性。

有一天，“英雄”王立军孤身夜奔，逃进美国领事馆，引出一串多米诺骨牌效应。

原来，打黑也有权力的不受制约。原来，“唱红歌”花的是巨额公帑。原来，“森林重庆”工程5年投入480亿，银杏种植百万棵，由于水土不服，活的没有死的多。等等，等等。

由权力打造的所谓“重庆模式”已灰飞烟灭。各种体验和判断属于每个人，包括重庆市民。

这是一个当一个人应得的好处一直得不到时，突然有人给了他一小点本属于他的好处，他也容易感动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逻辑上已召唤一个把人们应得的好处拿给他们的时代的来临。

这个“模式”最终留下的，正是一种警醒。

来源: 《南方窗》2012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