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学生眼中的中国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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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在中国
一个美国学生眼中的中国考试制度
潘亚当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0月20日

我是一个很典型的恐惧症患者。我从小因为常做恶梦，特别怕一个人睡；在纽约上高中时我怕在地铁遇到流氓被打劫；而我最近很担心我父母的健康，尤其是因为身在国外的我很少有机会回去看他们。但我最害怕、从来没能够战胜的事情是——考试。我还记得小学时，我经常为了逃避期中期末考试的“恐怖日”、为了避开老师像鲜血一样可怕的红笔而假装生病。

16岁第一次到中国南京留学的时候，我接触了一种更加激烈和可怖的考试制度。在南京上中学时，考试变成了一件必须每日经历的事情，而所有的考试都通往世界上竞争最残酷的考试——高考。在我这个外国人的眼里，高考就像一个会喷火的巨大怪物（你可以想象伏地魔和白雪公主后妈生下的孩子），令我怕得发抖。

一年后当我回到美国，很多我高中的老师常常试图让我比较中国和美国高中之间的差异。他们都问，“我们怎么能赶得上中国的高中？”连我的父母都开始拿中国高中学生的例子来鼓励我更加认真学习，用华人用功的学习态度给我施加压力，让我学数学。我父亲当时总是问，“亚当，在全球化的经济状态下，如果你不懂微积分的话，你毕业后怎么能找到好的工作？”

在2010年底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目的）测试中，上海学生取得了阅读、数学、科学素养第一的佳绩，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在很多考核点，中国学生的成绩远远领先于排在第二名的国家，如在科学部分，中国平均得到了575分，但排第二名的芬兰只有554分。美国则平均排在世界第23或24名，完全不符合一个”超级大国“的定位。

之前当过美国里根(Reagan)总统教育部长的查尔斯芬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事情应该成为这一代美国人的一个转折点，就像苏联1957年卫星一号进入绕地轨道时。”

PISA考试的结果非常明确，而它也提高了我对考试的恐惧感。

不过，我一到了大学，这些担心就减少了。我大三时在清华读了一学期的进修课。我当时的同学确实很聪明和友好，求知欲也很强。但不管我有没有参加过高考，我跟他们一起学习从来没有觉得吃力，同时也没有觉得同学比我聪明得多，而上课和写作业时用的都是我的第三语言——中文。我在清华上的课大多都是历史系的课，而我很快发现我可以利用我在美国做独立历史研究的经验来对我们班的讨论作出贡献。

近几个月出版的一些研究报告对考试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保罗·图赫(Paul Tough)写的一本叫《孩子怎么能成功》(How Children Succeed)的书总结了相似的研究成果，批评美国教育几十年以来越来越重视考试成绩的趋势，还提出考试体现不了学习的各个方面，只能体现出认知性的能力，如阅读和算数能力。

《孩子怎么能成功》里还讲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关于美国普通教育发展证书（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简称GED）的研究。GED是针对非高中毕业的美国青少年的考试，如果通过的话，考生就能够拿到结业证。考试内容的难度和普通高中毕业考试一样。赫克曼发现持有GED的青少年平均总共只花32到40小时在准备考试，但一般的美国高中生平均每年花1000小时在课堂学习，而赫克曼发现两组考生的能力在伯仲之间。

赫克曼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采访时说，“从一名经济学家的角度来分析，这就是一个奇迹！”如果考试的成绩真的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为什么不早几年让孩子进入劳动大军、使整个教育过程变成流线型呢？

但事情一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赫克曼跟踪调查了那些拿到GED的青少年，发现他们在很多方面远远比不上普通的、上了四年高中的人。为了更好地比较这两个子集，赫克曼使用了一个非常广义的“成功”定义，其中还包括工作持续性、婚姻成功率、平均收入、房产情况等等。

赫克曼觉得研究的结果明显地证明GED不能替代普通的教育之路，“拿到GED的人一贯地表现不佳，不管在工作、婚姻，或社会其他方面。”

这些结果在表面上不应该令我们很惊讶——能够高中毕业的人必然都能遵守学校的规则，跟其他同学合作，他们也很可能来自比较富裕和稳定的家庭。但是在考试的成绩里头，这些因素和差异完全没有体现出来。按照考试的定级，这两个子集应该差不多一样成功。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制度优于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方面，便是美国教育不以应试为目的。但实际上，美国教育制度也存在强调考试重要性的一面，也十分重视可计量的数据，因为考试结果能更容易地用数据表现。当然中国的考试结果在最终的选择占有更大的比重，但两国考试制度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而赫克曼的研究结果证明，考试只能衡量个体才能差异的一小部分。换句话来说，考试绝对不是决定人将来是否成功的唯一因素。

既然是那样，到底什么能决定人成功的可能性呢？成功是一个靠很多方面的因素来定义的概念，而这些因素很难客观量化地计算。有的专家认为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最重要，还有其他专家觉得合作能力和道德培育最该受重视。

我上月从一个中国的朋友那里得知，北京一所幼儿园取消了给大班小朋友的户外活动时间，官方说是为了集中精力来多准备幼升小的考试。但是在我眼里，户外活动时间最能激发孩子上述的那些其他才能。通过和伙伴玩，学生可以自然而然地探索自由的兴趣，接触自选的朋友。

如果考试可以如此不重要，那么也许我从小一直害怕它的原因是无道理的。

潘亚当(Adam Century)来自纽约，目前作为美国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学员在北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