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为何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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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

这是一群被历史遗忘了的人——自1950年10月入朝作战，至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共被俘2万余人。其中6000余人通过战俘交换返回大陆，14000余人则被运往了台湾，另有少数人选择去了其他中立国。

　　为什么大多数的志愿军战俘没有返回大陆而是去了台湾？那些返回大陆的、去了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

“虽然，台湾方面尽可能希望中国战俘赴台，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战俘想去就可以去的。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共产党员战俘绝对不能去台湾。……这主要是出于防止他们做间谍的考虑。”——James Bard（美国陆军老兵，曾参与审讯和安置志愿军战俘）

台湾积极促使美国在战俘政策上坚持“自由遣返”

1952年，朝鲜战场交战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但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因为战俘遣返问题陷入停滞。5月2日，停战谈判五项协议的四项都已达成协议，唯有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中国方面则坚持要求“全部遣返”。

美方坚持战俘“自由遣返”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台湾有关。金日成曾反对中方“全部遣返”战俘的要求，理由是：“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志愿军战俘中存在着大量的前国民党士兵，使台湾方面意识到：如果能够以“自由遣返”的名义，将大部分的志愿军战俘争取到台湾去，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政治宣传。故而早在1951年8月，台湾“国防部”就通过了该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提出的“策反共产党战俘来台”的方案；至晚在1951年11月，台湾方面的特工已经进入了关押志愿军的战俘营，秘密从事动员策反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的工作。

台湾方面的工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战俘“自由遣返”政策，限于资料，目前还很难准确量化。但战俘营里不愿被遣返回大陆的要求，则确实是在台湾方面明确发出欢迎战俘前往台湾的信息、以及派遣特工进入战俘营之后，才大量出现的。

招抚战俘去台的常规手段：“唱戏”

台湾方面派遣特工前往战俘营招抚志愿军战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具体招抚的方式，却因为资料的欠缺，迄今尚未见有专门的论述。大陆方面的志愿军战俘回忆虽然很多，但大都聚焦于台湾特工的暴力迫害，对其常规招抚手段，反而很少着墨。倒是曾参与战俘营工作的美国陆军老兵巴德（James Bard）有过一段相当难得的回忆，可供参考：

“众所周知，国民党政权在吸收中国战俘方面非常积极，事实上停战之后，可以说相当大部分中国战俘都去了台湾。以前我们只知道台湾派人来招抚中国战俘，但鲜有人提及具体如何去做的。巴德就此告诉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故事。据他所述，国民党政权的确派了很多人来，但是这些人不能公开使用官方身份，是以非官方的身份来到南朝鲜的。他们来到之后不能公开说要劝说中国战俘去台湾，也不能单独找战俘谈话来劝说他们去台湾。然而，国民党方面却派了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做这项工作，除了军事人员、行政人员，还有一些特殊的成员，包括电影放映队、戏剧、歌曲演员等。在美军的配合下，发出布告，定期在战俘营的晚上放电影、进行演出等，巴德用中文笑着告诉我，他们来‘唱戏’，让中国战俘去看。他解释道，即使美军也不能直接对中国战俘说台湾那边来人了，请你们去谈话，台湾来人更不能这样做了。巴德分析道，主要原因在于如果公开直接这样做，战俘未必会去，或者一些战俘军官或领袖会阻止战俘去。如果只说去看戏，大家当然会去了。

“可以想象，即使有饭吃、不受虐待，但毕竟是战俘营，里面的生活无论如何不会好到哪里去，没有自由，肯定枯燥。如果有戏看，谁不想去呢？当时即使在中国大陆也不一定能看到戏呢。况且，去看戏的话，那些军官或者领袖根本没有理由阻止士兵们去。于是，每每有戏上演，战俘们都会去的。不过他们看到的却不仅仅是戏剧、电影，还有台湾代表们的宣传和劝说。演戏或电影的具体内容，巴德没有提及，我估计出了传统戏剧和电影本身，很大可能也包含了台湾的宣传片，这可是鲜活的宣传呢，吸引力肯定不小。巴德还告诉我，台湾代表借表演或看电影之机向战俘们发放宣传材料，然后演讲，向中国战俘们发出邀请，并向他们许诺去台湾之后提供一切尽可能好的条件，帮他们安顿、定居，为他们的生活、教育等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与帮助，最后，发放申请表格。战俘们可以填写表格提交申请。虽然，台湾方面尽可能希望中国战俘赴台，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战俘想去就可以去的。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共产党员战俘绝对不能去台湾。巴德说这主要是出于防止他们做间谍的考虑。”（《朝鲜战争美军老兵回忆中国志愿军战俘问题》，采访者：刘磊）

招抚战俘去台最有效的手段一：政治宣讲

虽然中方对美方的“自由遣返”政策无法认同，但最终还是同意在不争论遣返原则性问题的前提下，先开始战俘的“甄别”工作。所谓“甄别”，即询问志愿军战俘对自己的去向的真实意见。于是，获得一个尽可能有利于台湾的“甄别”结果，就成了战俘营内台湾特工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宣讲与肉体恐吓，就成了最有效的手段。

很多选择回大陆的志愿军战士在回忆其战俘营岁月时，都提到过一个叫做“谭兴东”的“明星政治宣讲员”，很多人评价他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谭兴东之所以能够对志愿军战俘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谭氏是1941年参加共产党军队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晋升为副营级；但就在这年9月，其父母被定性为“富农”遭到处决，谭兴东遂擅自离职，后被强制拉回部队，押送着过了鸭绿江，并降为副排长使用。谭氏不久即寻找到机会在战场上带兵投降了联合国军。严格说来，谭氏并不是俘虏，他被安排在俘虏营内，纯粹是为了让他来给战俘“讲课”。

原六十军180师539团老战士丁先文，在一封为自己澄清冤情的信件里如此回忆自己和战友们当年在战俘营里听了谭兴东的“讲课”后的感受：

“敌人武的屈服不了我们，又来文的，一天强迫我们到‘CIE’学校听叛徒谭兴东上课，这个自称是二十军五十九团宣传股长的败类开口就讲：‘你们回想一下，按共产党党章和军法，哪一条规定可以当俘虏，现在我们这些人在部队的名单上已经没有了，说是打死了、失踪叛变了，就是不承认被俘。到现在你们还想斗争？还坚持什么军人气节！你们在这里挨打，共产党知道吗？听说有5个四川龟儿子想造反，自称是共产党，共产党会要你们吗？你们不妨问问那些老的人，你们是什么阶级出身，张达父亲是国民党少校，丁先文父亲是中校，林学逋、陈建勋的父亲都是国民竞党部的官员，你们现在在这里挨打，说不定你们父母正在挨斗呢？你们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吗？共产党究竟能给你们什么好处，你们这样闹下去还要不要这条小命……下课后我们回到帐篷抱头痛哭，不想谭兴东的话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里挨打，祖国人民晓得吗？共同的家庭出身的阴影，深深地留在我们简单的心灵上。信是不信？心事重重，难道共产党真的会让我们父母挨斗吗？我最疼爱我父亲，他打日本时受了刺刀伤，现在老了，如果挨斗能受得了？心里忐忑不安，但又自我安慰，出国时已经向家里寄了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相信父亲一定能受到保护。……林学逋也忧郁地说：‘我父亲虽然是乐山国民党党部的官员，但他对共产党是赞成的，我参军父亲是支持的’……”（转引自《重围：志愿军180师代政委吴成德与战友们》）

招抚战俘去台最有效的手段二：暴力恐吓

政治宣讲攻的是心，暴力恐吓折磨的则是战俘们的肉体。台湾方面的特工自介入战俘遣返问题之后，最积极的一项暴力手段，莫过于给战俘们刺字。几乎所有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回忆战俘营生活的时候，都会提到自己或者战友被强迫在身体各处刺上“抗俄反共”、“杀朱拔毛”一类的标语。因为战俘营内部名义上虽然“自治”，但很大程度上被台湾特工控制，故而这种刺字活动进行得相当普遍。以至于在进行正式“甄别”前的1952年4月6日，中方要求联合国军方面对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读由彭德怀、金日成联合署名的《四六宣言》，特别明确承诺对志愿军战士被刺字一事绝不追究。

几乎所有选择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谈及战俘营里的肉体折磨与暴力恐吓时，都会提到一个叫做“李大安”的人。和谭兴东一样，李大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俘，他是驾驶着卡车穿越前线主动投降联合国部队的。李大安的生平资料很贫乏，综合各种回忆，仅可以知道：他在解放前是东北国统区的一名警察，因为懂得开车，1949年被招收到了共产党部队的卡车运输队，51年随其所在卡车运输队进入朝鲜。李大安被送入战俘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让他使用暴力恐吓志愿军战俘。

在所有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的回忆里，李大安的形象高度一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嗜血恶魔。譬如，第六十军180师538团政委赵佐瑞如此回忆道：

“在1952年初，战俘团的叛徒领队李大安，要在所有72号战俘联队的战俘身上刺上反共产主义的文身。一些战俘拒绝文身。为了杀鸡吓猴，一个早上，李大安召集了所有人到训练场上开会。在5000战俘面前，他命令战俘守卫队的队员去惩罚那些不愿意文身的人。一些人不能忍受这样的殴打，而同意文身。一个叫林学普（编辑注：即前文提到的“林学逋”）的战士，始终拒绝文身。叛徒李大安把林学普拉到台上，一边挥着一把尖刀，一边大声质问道，你到底文身还是不文？满身是血的林学普慢慢地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不！李大安便一刀砍下了林学普的手臂。林一声惨叫，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摇头说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林学普的胸口。在林学普壮烈牺牲前，李大安切开他的胸口，掏出他的心脏。握住流着鲜血而且还跳动着的心脏，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文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李大安的残忍可以在其他许多志愿军战俘的回忆中得到更血腥得佐证。事实上，当时在战俘营内执行此种残忍暴力恐吓的，远不止李大安一人。譬如：据志愿军老战士徐寿田、臧根旺回忆：“要‘甄别’的消息，使第十一收容所的叛徒大为惊慌。俘虏官们加紧了‘写申请到台湾’、‘刺字表决心’等一系列的叛国勾当。‘刺字’，首先从大小俘虏官开始，不刺者，罢免官职，接着就是遍及各小队了。并扬言，谁不刺字就打死谁。3月的一个晚上，小队长马占奎，强迫一个姓岳的同志(名字不详)刺字，岳说：‘我是共产党员，宁死也不刺字’。敌了为了杀一傲百，将岳押到中队部，在夜探人静时，用尽惨无人道的手段将岳处死，并当众宣扬说：‘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这个马占奎，生平资料不详，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同样不是真正的战俘，而是主动投降了联合国军。

李大安们的残忍，一方面是为了恐吓更多的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延续。赵佐瑞回忆说：“一天，李大安和其他几个叛徒们来到我的帐篷，用棍子和砖块打我。‘你们为什么打我？’我试着反抗，但是我的反抗招来了更多的殴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叛徒说道，‘因为你们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候打我。现在我就要报复！’另外一个叫嚣着，‘你们共产党夺走了我的土地，杀死了我的父亲。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当时我被打得差点昏了过去，李大安却在笑着看着我。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在战俘营里逐步升级。”（《四国士兵话朝战》，载《冷战国际史研究》）

反击：“要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

确如绝大多数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所回忆的那样，台湾方面扶植的“干部”如李大安、马占奎一类人在对战俘营的控制上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军看守的支持，美国陆军老兵巴德也不否认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和战俘里共产党员数量的稀少有关，据赵佐瑞回忆，“中共党员在中国战俘中只占百分之二十”。但作为战俘营里“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书记，赵佐瑞提出的斗争目标是：

“当中朝代表团在和平谈判中要求把所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战俘遣送回国的时候，联合国军代表坚持在自愿和自发的基础上遣返。这就意味着一些战俘可以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战俘有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可以加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去台湾，我们要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

如何“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这方面已经公开的回忆资料相当之多，尤其是对战俘营里的各种“地下党组织”及其串联、组织活动的回忆，已经相当详尽，此处不再赘述。但这些回忆资料很少提及的一点是：这种“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的活动，所采取的手段也相当暴烈。美国陆军第四十五师师部公共信息员、中尉彭德尔顿•伍斯德曾回忆说：

“1952年初春，韩国有关战俘暴乱的新闻一传出，我便到美军在釜山附近巨济岛的战俘营。当时这个战俘营已变得无法控制了。共产党军队的战俘们将餐具做成刀，使其可以作为在营地中打架的武器。在封锁线里面和铁丝网内，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地下法庭’，严刑拷打，并且惩罚、甚至屠杀自己的狱友。……我看到在监狱外的墙边有一个排的官兵在挖沟。我走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可以看到他们在挖坟墓。他们把尸体裹起来，放在坑里掩埋。这是很多具中国和朝鲜战俘们的尸体。据说他们都是被‘地下法庭’审判后，在这里处死的。”（《四国士兵话朝战》，载《冷战国际史研究》）

陆军老兵巴德也有与伍斯德相似的回忆：“巴德认为这些人（被俘中国军官）与大多数士兵不同是，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即使被俘，对中国被俘士兵还有威慑力，中国士兵都害怕自己的长官。……据巴德所述，因为美军需要调查那些带头反抗的，就可能需询问那些愿意配合调查的中国士兵，有些对美军表示友好或者是配合美军询问的中国士兵，就会受到中国军官的威胁、打压、甚至伤害，这些人在中国战俘领袖看来就是告密者和叛徒。巴德给我讲了一个事例，……曾经有一个中国军官战俘在另外两人的协助下，杀害了另外两名配合美军工作的中国士兵战俘。美军就此进行了调查，并把行凶者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巴德说，主要行凶者估计是名少校(当时志愿军没有军衔，根据巴德的描述，笔者估计应为连级或副营级军官)，两名协助者是中尉(估计应为排级或副连级军官)。我接着问，审判结果怎么样?巴德说，他不参与审判，最终结果他也不知道，但不至于杀掉他。”（（《朝鲜战争美军老兵回忆中国志愿军战俘问题》，采访者：刘磊））

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极少提到这些战俘内部的杀戮。不过，作家靳大鹰在其《志愿军战俘纪事•续集•生命只有一次》一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在战俘营里，告密者是最遭痛恨的。丁先文曾经亲手扼死过一名告密者，南阳珍曾把一名告密者埋在地铺下面，自己在上面睡了两个月。曾德金也曾亲手用棒子打死过告密者……可是，在回国后，他们被‘集中学习’，而要求互相揭发问题时，他们又都揭发过—同患难的战友，后来他们坦率地承认这些揭发是‘不妥当的’、‘不对的’。”

地下党组织对战俘还实施了严密的监视。据志愿军老战士王二根回忆：“虽然这里（巨州岛战俘营）的战俘都是要回大陆的了，但我们的领导人并没有放松警惕，生怕有人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改变回国的主意，于是便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组织了纠察队，我都参加了。纠察队分四个班，有40 多个人，其任务就是暗中监视那些被怀疑为意志不够坚定的人，特别是在他们被派出去做苦工时，纠察队总要想办法派几个队员一同到工地上做工，悄悄监视他们的行动。”（《一个被俘志愿军战士的自述》 王二根/口述 李文林/整理）

大陆统计资料认为真正自愿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约3000人

战俘营里“国共内战”的结果，是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被“甄别”为愿意返回大陆，更多的14000余名则被“甄别”为不愿返回，继而被大部分送往了台湾，少部分送往了其他中立国。那么，到底有多少志愿军战俘是真正自愿前往台湾的呢？就目前披露的资料而言，这其实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据军事史专家、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少将说，这个数据是约3000人：

“事过几十年后坦率地说，在志愿军被俘人员中确实有一批不愿遣返的人。美方和国民党当局都曾宣称在朝鲜被俘的中共军队战俘大多数是原国民党军队成员，这些人都愿意到台湾而不愿回大陆，这完全是夸大其词。在2.1万名志愿军战俘中，原国民党军俘虏成分确实占70％左右。但是这些人大多数也是出身于贫苦家庭，被解放后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教育，共产党又给他们的家庭分了土地，因此在政治上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同时也思念祖国和家乡，内心是愿意遣返的。至于真正的‘不愿遣返’的‘反共战俘’，据后来归国人员反映及其他方面得到的情况分析，大约有3000人左右。……除了为数大约3000左右的真正的‘反共战俘’以及6000多名坚决要求回祖国的战俘外，还有1.1万名左右的战俘属于态度摇摆者。他们一方面愿意回国，一方面又心怀恐惧，特别是害怕以暴力控制了战俘营的败类们的恐怖行为。他们身上又被败类们强迫刺上了‘反共抗俄’一类字迹，不少人还屈从于威胁，在美方和台湾特务炮制的文件上签过字，所以在生死考验面前未能坚定地表明回祖国的愿望。在后来的解释工作被破坏时，这些人绝大部分被迫去了台湾。”（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返回大陆的战俘们的命运：被俘本身就是右倾怕死

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之后的命运如何？吴成德是原志愿军六十军108师政治部主任，也是被俘的职务最高的志愿军战俘。据他回忆：

“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回国后，全部集中在辽西昌图县。一面学习形势，一面恢复身体健康，所有人员一律享受中灶待遇，团以上干部都生活在归管处招待所。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深感到党和祖国对我们的关怀，从而使我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信心，我也未曾想到竟会有新的灾难在等待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和恢复体力之后，组织处理，交代问题学习开始了。归管处号召我们以抗日战争时期“狼牙山五壮士”对照自己，归管处领导对被俘人员的讲话始终贯串着以下指导思想：第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为什么不和敌人拼死或自尽；第二、一个怕死被俘的人，怎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呢？即是有些斗争，也是迫不得已的反抗，因此只能交代过错不准谈有功，功过更不能相抵。第三、只能在主观上深挖错误原因，不能从客观上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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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战役解放军战俘归宿：部分归乡士兵遭枪决(图)
来源：搜狐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8月27日，作者：佚名，原题：金门战役解放军战俘最后归宿

　　有战争的地方就有俘虏，全世界都一样，不同的是，当俘虏在东方国家是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在东方国家，战俘很少受到本国人民的尊重，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莫不如此。


国民党释放900战俘

　　1949年10月份爆发的金门战役（台湾称古宁头战役），是自南昌起义以来共军首次被成建制的消灭，登岛的三个团全军覆没，长久以来很多人把 “全军覆没”理解成全部牺牲，其实不然。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批登陆金门，总人数为9086人，并没有“全部牺牲”。在战役中，解放军被俘总数为 5175人，阵亡3873人，50多人失踪。最后一个被俘的是253团团长徐博，他躲在附近山洞中，直到1950年1月因在偷吃田地中的红薯而被捕。

　　这些俘虏被押往台中干城营房和东海岸绿岛的“新生营”实施“新生训练”，经过“教育改造”之后，有900多人（年龄较大以及表示坚决不肯留台湾的）于1950年被载上渔船遣返大陆。总共分三批释放，900余名归俘回来后，解放军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归俘集训队，不久将131名副连以上军官送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接下来他们被组织进行了一个月的“学习”，并被要求互相揭发，很多人为免去死刑拼命揭发别人。


部分归乡战俘遭枪决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孙树亮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 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在台湾软弱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 年徒刑。除了被判刑的，还有被枪毙的。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等人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据说因念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由组织出面付棺安葬。李子元在金门战斗中率领3营守在林厝东边高碉堡附近地堡里，弹药打光后，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高叫：“别打了，缴枪了。”率领身边还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

　　最终这些归来的战俘大都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回乡务农，之后他们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经磨难。1983年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对金门被俘人员进行复查处理。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党籍和军籍，改为复员军人，补发了复员费。一位金门战役的老战士得到消息后，在喝酒庆祝时狂喜而死。


留台战俘生活在恐惧中

　　除部分被放回大陆的战俘外，剩下的战俘大部分编入国军。然而，他们的生活也饱含心酸。在陈书言的女儿陈心怡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一副很阴郁的样子。2002年，她陪父亲回大陆探亲时得知自己的父亲曾是“共匪”。2008年，陈心怡决定用纪录片记录父亲传奇的过去。1949年10月24日晚上，陈书言随部队登上金门。之后进攻金门失利，见势不好，陈书言把党证撕碎，吞到肚子里。后来他成了战俘，陈书言仍清晰地记得，当时不少人在押送途中死掉，在船上，这些人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的过程中，从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

　　接下来陈书言被关押在一个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党员或者顽固分子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共匪’，不能浪费在你身上。”陈书言说。开完这场“会”后，陈书言被补充到“国军”队伍，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

　　更让陈书言难以忍受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杀身之祸。战战兢兢的生活让陈书言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和阴郁的性格。2008年8月份时，纪录片拍摄要完成了，陈书言突然要求把片子中有关“共匪”的那些内容删除。女儿陈心怡质问：“难道你以为现在还有人监视你吗？”父亲回答：“是，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陈书言的担心并不是完全没道理。当时登岛的253团政委陈利华，被俘后用化名进入战俘营，后来从少尉一直升至政战总局上校，1981年陈利华身份暴露后，震惊了政战局，立刻将陈利华秘密逮捕。

　　“不只我父亲不肯说，所有与我父亲同样身份的人都不肯说。”陈心怡说。如今金门战役已过去63年，台湾也已“解严”多年，陈书言的心结和“恐慌”看似很难理解，但若仔细想想，又变得很让人理解。（摘编自《看历史》《金门战俘沉浮记》）

平常一棵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