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医学家吴孟超

tonychant

人民医学家吴孟超

    踩着专门制作的小木凳，年届9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以精湛的技术，用15分钟，干净利落地为一位患者切除了直径15厘米、重达2.5公斤的肝部肿瘤。

    4月16日上午，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记者现场目睹了这一手术的全过程。

    吴孟超身高只有1.62米，这个当年曾被学校认为不适合当外科医生的小个子大学生，后来成为我国肝脏外科医学的奠基人，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肝脏外科医学领域的著名医学家。

    追随

    “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吴孟超

    镜头回放：1939年，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在马来西亚诗巫光华初级中学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吴孟超是其中最激动的一个，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八路军会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感谢电。原来，吴孟超是光华初中毕业班的班长，正是他接受当地华侨领袖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建议取消由校方和学生家长出资的毕业聚餐，将省下的这笔不多的钱款以“北婆罗州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捐给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

    回忆往事，吴孟超说，八路军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深深地印在心里，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时，回国到延安找八路军，是他最迫切的愿望。

    1940年春天，吴孟超约好6位同学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一路车船颠簸，经新加坡、越南，自云南入境。

    到昆明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严密封锁，一时到不了延安，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读书。1943年秋，吴孟超考取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但在毕业考试时，外科只考了65分，而小儿科的成绩是95分。按当时惯例，哪科成绩考得好，就被分配到相应的科室去工作。

    当吴孟超找到学校教导主任，说自己想去外科时，得到的答复是“你也不看看自己的个子，能做什么外科？”对此，吴孟超很不服气，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做外科医生，而且还要做最好的外科医生。”

    1949年8月，上海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生，前去应聘的吴孟超实现了当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从此，吴孟超拿起外科手术刀，走上医学报国之路。

    1949年上海解放时，吴孟超亲眼看到的情景，坚定了他加入人民军队的决心。吴孟超回忆说，那天，天刚蒙蒙亮，正在上海南京路中美医院实习的他，打开宿舍临街的窗户，发现冰凉的马路边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沿街商铺的门静静地关着，没有半点嘈杂和喧闹。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他坚信，共产党能领导出这么好的部队，肯定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新希望。

    1956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吴孟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年3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他如愿参军入伍。从此，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他对党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

    196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吴孟超的小女儿吴瑛从睡梦中惊醒，她睁开惺忪的眼睛，朝发出声响的地方望去，发现妈妈正在帮爸爸擦眼泪。爸爸怎么哭了？

    原来，吴孟超遇到了有生以来最难过的事情。在那个特殊年代，组织上搞“清队”，由于他是归国华侨，其历史无法通过“外调”核实清楚，便把他的党籍“挂”了起来。然而，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提前半个小时去上班，每月按时交党费。

    近年，早出晚归忙工作的吴孟超很少看电视，但每天的《新闻联播》和报纸的重要新闻必看，因为他时刻把党和国家的大事放在心上。

    2010年4月，吴孟超率领医院40多名党支部书记和专家教授，千里奔赴井冈山，到红军第一所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寻根，他说：“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红四军总部还筹措1000块大洋建起这所医院，足见医疗工作的重要性。人民军医，只有在本职岗位上不断进取，才对得起死难的革命先烈。”

tonychant

创新

    “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吴孟超

    镜头回放：1960年初，吴孟超出席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在会上，他报告了他和战友张晓华、胡宏楷的最新研究成果——“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与会专家听完报告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仔细地审视了吴孟超提供的研究资料，经过分析、核实后得出结论：这确实是肝脏解剖新见解，而且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是我国肝脏解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

    1958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技进军”的号召。这一年，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应邀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访问，一个日本专家在参观时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世界水平，最少要二三十年时间。”这激起了吴孟超的斗志。他连夜向医院党委写了一份成立肝脏外科攻关小组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十分坚定地说：“世界肝脏外科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声音!”

    很快，医院党委批准吴孟超和军医张晓华、胡宏楷一起组成“3人攻关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从此，吴孟超向肝脏外科医学领域发起冲锋。

    当时，中国肝脏外科没有教科书、没有符合正常生理的肝脏解剖理论、没有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先例。面对一张白纸，如何下手呢？吴孟超、张晓华和胡宏楷一起查阅了我国以往肝脏手术纪录，发现所有手术失败无不因为对肝脏解剖关系不清，导致术中大出血。于是，他们决定从研究肝脏血管的分布开始。

    一个理想的肝脏标本是用4种不同颜色的液态塑料，分别注入肝脏的四种管道，等塑料在其中凝固后再用腐蚀剂把外面的肝脏组织腐蚀掉，才能形成一架肝内各种管道的主体构型。于是，3个年轻人把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作为实验室。让他们为难的是，找到合适的灌注用塑料材料远没有找肝脏那么容易——这种材料既要能在注入肝脏血管后定型，又不会被硝酸腐蚀掉。

    3个年轻人分头跑到十几家大医院去取经，还到十几家化工厂和塑料厂去讨教，结果都无功而返。

    天无绝人之路。1959年，容国团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广播里反复播出的消息让吴孟超兴奋不已。他一拍脑门：“乒乓球不就是塑料做的吗？还没有用这种材料试过呢!”他立即上街买了几个乒乓球，剪碎后泡在丙酮溶液里，加上盖子让它溶化。

    第二天，丙酮液变成一种胶状物。吴孟超将之放在桌面上，不一会儿便凝成固态，定型成功了！吴孟超心中一阵欣喜，马上到乒乓球厂买回赛珞璐材料，进行新的试验。最终经过反复试验，三个执著的年轻人一口气摸索了两个多月，终于做成第一个能够满足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

    随着制出的标本越来越多，吴孟超对肝脏的结构也从混沌到清晰，直至烂熟于心。1959年，他们制作成功第一具完整的中国人肝脏血管铸型标本，为肝脏外科手术提供了解剖学基础。1960年初，他们又提出了“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这些突破性的进展，使肝脏外科手术有了“指南针”。

    2006年1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大会上，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国发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让84岁的吴孟超又一次热血沸腾：“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

    全世界每年约有62万人新发肝癌，死亡近60万，我国占其中的55%，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的健康。为了早日攻克“肝癌”及相关肝脏疾病，从北京回来，吴孟超就联合王红阳、顾健人等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了“开展集成式肝癌研究”的报告。

    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为了尽快建成这个中心，吴孟超带领有关人员精心选址，周密计划，近百次赴京协调沟通相关事宜。

    有一次，他生病刚打完点滴，又要去北京汇报“国家肝癌科学中心”的可行性报告。从首都机场出来时，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从候机厅到停车场，短短的一段路他竟休息了七八次，随行秘书心疼得直掉眼泪：“吴老真是不要命了。”

    2010年8月，国家肝癌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组评审。12月31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批复“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落户上海，吴孟超最大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想进行的肝癌诊疗集成式研究有了最佳实践平台。

    人梯

    “只有被学生超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吴孟超

    镜头回放：1990年12月，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中青年医学学术交流会。这天，吴孟超带着8名学生与会。吴孟超的8名学生相继登台亮相，宣读论文。经过专家评比，他们的论文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此时，在场的人们才意识到，“团体冠军”被吴孟超带领的学生夺走了。

    1978年，我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作为肝胆外科的开创者，吴孟超深知，就算自己的“吴氏刀法”再高明，也只能救治有限的病人，肝胆外科事业要想更上一层楼，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并造就一批年轻的优秀人才。

    此时，我国已结束十年“文革”，本科和研究生招生制度已相继恢复，但十年浩劫的阴影挥之不去。关于申报培养研究生这件事，吴孟超回忆说：“当时，也有顾虑，主要是怕受条件限制，误人子弟。但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为我国的肝脏外科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于是，我顶住压力，决定申请培养研究生。”

    吴孟超申报硕士培养点，获得国家教委批准后，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他又申报了学校第一个博士培养点。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吴孟超倾注了大量心血。

    有一件事，令学生沈锋终生难忘。一次，吴孟超带领沈锋做手术，在最后作肝创面缝合时，担任第一助手的沈锋一不小心将针扎在吴孟超的手上，只听得吴孟超“哎哟”一声。沈锋当即吓了一大跳。

    肝癌病人多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有较强的传染性，手术中，医生都格外小心，防止划伤手指引起病毒感染。但吴孟超轻描淡写地说：“针扎了一下，不碍事。”护士给他打免疫针时，他笑着说：“外科医生碰到这种事很正常，不用太紧张。”

    至今，吴孟超已培养了260多名研究生。近年来，虽然他年事已高且工作繁忙，但他依然会亲自帮研究生选课程、定课题，定期指导和布置论文。

    2005级博士研究生郭献灵说：“当我拿着开题报告找吴老签字时，他会换上老花镜，从第一页开始仔仔细细地看，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当他发现我还没附上查新报告时，就严厉地指出，‘博士课题要有新意，有前瞻性，你没有查新报告怎么证明你的课题具有创新性，没有查新你怎么知道当前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

    吴孟超深谙因材施教、点石成金的道理。丛文铭研究生毕业时，对自己专业发展方向信心不足，吴孟超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国肝癌患者多，病理标本也多，将来肝脏肿瘤病理专业一定会大有前途，你要争取成为知名的肝脏病理专家。”

    丛文铭按照吴孟超的指点，一直致力于肝脏肿瘤病理的研究，现已成为全国肝脏移植病理协作组组长。

    吴孟超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愿望十分强烈。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派学生赴欧美学习深造——

    1987年，他把王红阳送到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所学习。现在，王红阳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生物信号转导领域拥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1989年，他将郭亚军派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在这个世界一流的医学研究中心深造，并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哑铃模式”，为我国肝胆外科发展储备了大量高层次优秀人才；

    1992年，他帮助沈锋赴美国学习。回国后，沈锋在肝癌综合治疗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为了开辟肝胆外科新领域，吴孟超把目光投向肝移植。1993年1月，他特意安排杨甲梅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卢斯大学考察学习。

    王红阳、郭亚军、丛文铭、杨甲梅、沈锋只是吴孟超学生中的优秀代表，目前，吴孟超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活跃在我国肝胆外科一线。

    吴孟超从来不害怕学生超过自己，相反，他总是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自己。他常说：“只有被学生超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

    “间歇性肝门阻断法”是吴孟超创立的经典肝脏手术止血法，已被我国肝胆外科界沿用了几十年。但吴孟超并不把自己建立起来的方法，看作是不可怀疑和不能改进的，他不断指导和鼓励学生改进止血技术方法——

    2004年，他指导学生周伟平教授完成不阻断下腔静脉的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

    2006年，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杨甲梅教授完成了国内首例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进一步完善了肝脏手术的止血技术，使手术效果大大提高。

tonychant

大爱

    “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吴孟超

    镜头回放：2009年8月，一个患晚期肝癌、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收的病人，到医院看吴孟超的门诊。吴孟超拉着病人的手说：“生病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持好心态。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咱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康复。”病人离开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紧张，干吗还把他收进来？”吴孟超看了一眼助手说，“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那个病人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们再不收，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

    每周二上午，是吴孟超出门诊的时间。一到8点，他总是精神抖擞，穿着整洁的白大褂，和蔼可亲地出现在病人面前。

    冬天，有的病人刚躺到检查床上，马上就把衣服拉了上去。这时，吴孟超总是说“不急”，又顺手把病人的衣服拉下来。他要搓一搓手，等到双手变暖，才开始“问、触、叩、听”四部曲。

    每次出门诊，吴孟超总是亲切地与病人拉家常，从与病人的交流中获取更多信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2010年12月，吴孟超接诊了一个严重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在另一个医院，这个患者被要求做肝移植手术，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在详细检查诊断后，吴孟超告诉这个患者不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做肝癌切除手术即可，只不过有较大难度和风险。后来，吴孟超顺利地为这个患者实施了肝癌切除手术。

    吴孟超总是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他常对医护人员说，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他要求医生用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为病人治疗。吴孟超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缝合创面切口从不用专门的器械，他说：“用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我用手缝合分文不要。”



吴孟超：医者人生 大爱有情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医院院长吴孟超自1960年完成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以来，已经为１万多个病人做了手术，创下了无数个世界纪录，有的至今仍没有被打破。

    如今，这位89岁的老人仍在医疗一线勤奋工作着，除每周二亲自接诊10个病人外，每周还要做6—7台手术。

    医者人生，大爱有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激励着他？是什么样的情感在感染着他？记者近日来到上海，走近他，寻找这一个个“？”背后的答案……

    赤子心　爱国情

    18岁的吴孟超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是在1940年的1月28日。那一天，他与6个同伴从河内开到昆明的一辆货车上跳下来。然而，昆明并不是他们此行的终点。他们的目的地，是向往已久的延安。

    吴孟超1922年出生在福建闽清乡下。5岁时，母亲带着他去找下南洋打工的父亲。父亲生活的地方就是今天马来西亚东北部的沙捞越诗巫。

    1937年抗战爆发时，吴孟超正在读中学。那时，学校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的爱国热情高涨，也记住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和革命圣地延安。

    中学毕业，他决定和6个同学回祖国，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打鬼子。由于日军封锁了道路，他们到了昆明，却没办法前往延安。

    参加不了八路军，他只好留在昆明，求学来到同济大学附中。

    钻石婚　伉俪情

    吴佩煜,这位生在西子湖畔的江南女子，父亲是名铁路局职员，因修滇缅铁路，她便随同父亲1940年来到昆明。吴佩煜聪颖好学，顺利考入同济大学附中，成为吴孟超的同窗。

    那时，吴孟超和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费没有了。为了挣钱糊口和继续学业，他申请过救济，卖过报纸，做过家教。看到个子矮小的吴孟超生活如此清苦，吴佩煜就偷着变着法子帮他。

    不经意间，爱情不期而至。

    考大学时，吴孟超想读工科,可吴佩煜坚决学医，还劝吴孟超也学医。吴孟超最终与吴佩煜一道报考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爱情，改变的不光是吴孟超的报考志愿，还有吴孟超的人生轨迹。

    １９５１年，他们步入婚姻殿堂，至今，不离不弃６０年，属极为稀有的“钻石婚”。

    “我８９岁还能一心一意地工作，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好，主要得益于她照顾我、关心我、支持我。”吴孟超说，“我的成功有她的一半功劳。”

    弟子规　恩师情

    裘法祖是吴孟超成为中国肝胆外科大家的引路人。

    裘法祖早年留学德国，手术以精准见长，回国后在同济医学院担任外科教授。上学期间，吴孟超曾有幸聆听过他的讲课。大学毕业后，吴孟超进入第二军医大学。１９５４年，学校聘请裘法祖为兼职教授，吴孟超得以再次师从裘法祖。

    一天晚饭后，他请教老师今后该向哪个方向努力？裘法祖说，我国的肝脏外科几乎是一片空白，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从此，吴孟超开始与肝脏外科结缘。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４日，裘法祖病逝，吴孟超悲痛不已。吴孟超忘不了，当他和同事将英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翻译成中文后，是裘法祖认真审阅并亲自推荐给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本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译著，不但是吴孟超打开肝脏外科之门的钥匙，而且是当时中国肝脏外科的指导性书籍。

    吴孟超忘不了，１９６３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他和同事精心准备了涉及肝脏解剖、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中肝叶切除等重要内容的８篇论文，被大会筹委会原封不动退回。无奈，他只好向老师求助。裘法祖看过论文之后，立即意识到这些论文的价值非同寻常，极力向大会筹委会推荐。最终，系列论文引起医疗界的轰动，“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被推广到全国。

    如今，裘法祖倡导的“会做会讲会写”６字教诲，已被吴孟超制作成标牌，存藏在办公室的书柜里。他说：“老师怎么要求我的，我就怎么去要求自己的学生。”

tonychant

仁者心　医患情

    “这个数据肯定不对，不是高了就是低了，你再仔细检查检查！”

    只要是同吴孟超一起查房，陪同的医生们就会万分紧张。因为他查得太细了，太严了。“看医嘱记录单，他从来都是用右手的食指，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指着，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盯着的。”肝外一科主任严以群说。

    在吴孟超看来，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那就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资格。

    冬天查房时，他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焐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在他们最方便穿的地方。他说：“对医生而言，这仅是举手之劳，可对病人来讲，这不光是内心的温暖，还有康复的信心。”

    “去病房查房，遇到病人，他总习惯上前拉着手拍一拍，摸摸头，还用自己的额头贴着病人的额头试体温。要知道，大多数人患有肝炎，是会传染的。”护理部主任叶志霞说。常常，吴孟超的手一摸到病人的脑门上，病人的眼泪“刷”就掉了下来。

    吴孟超还喜欢替病人算账。为病人做检查，如果Ｂ超能解决问题，他绝不让病人去做ＣＴ或核磁共振。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他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给病人治病，他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就用哪种。

    展愿景　不了情

    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区，肝癌的发病人数占全球一半左右。半个多世纪以来，吴孟超几乎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了与肝癌的搏斗中。

    要破解肝癌这一困扰人类的世界难题，需要有一大批肝胆方面的专家人才。他在不懈努力——

    从１９７９年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至今，培养出了王红阳、陈训如、郭亚军、严以群、丛文铭等一大批肝胆外科专业人才，如今都是我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

    用个人积蓄、奖金及各界捐赠，设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目前，这个基金已发展成“上海市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基金总额达到１５００万元，先后有２６名优秀人才获得基金资助。

    他还接受进修生，为全国各地医院培训肝胆外科人才。如今，经过培训的１０００多名进修生绝大多数成为了各医院的业务骨干。

    要破解肝癌这一困扰人类的世界难题，需要把临床手术和基础研究结合起来。他在不懈努力——

    早在１９７６年，吴孟超就摸索出了肝癌早期诊断的新经验，在国内首创了扁豆凝集素、醛缩酶同工酶等先进检测方法。

    １９８３年，他提出了肝癌“二期手术”概念，即对一时不能切除的巨大肝癌先行综合治疗，待缩小后再行切除，使术后５年生存率达到６１．５％。

    吴孟超还率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研究实验室，有计划地选送人才到国外留学。２００６年，吴孟超联合其他６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了“开展集成式肝癌研究”的报告。２００９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有了这些人才和研究平台，我相信，在３个五年内，我国的肝癌发病率会下降，早期诊断病率和治愈率会得到提高，科普知识会得到进一步推广。”吴孟超说，“我年纪大了，这一辈子是看不到了，但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接过接力棒，把这个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



爱党爱国爱民的杰出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校长  刘振全）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吴孟超同志就是我们学校的一面旗帜。几十年来，这面旗帜始终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感召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吴孟超是一位一心向党、立志报国的忠诚赤子。

    他说：“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这句话，来自于吴老的切身体会。

    吴孟超5岁时，随母亲漂洋过海，投奔在马来西亚做工的父亲。抗战爆发后，17岁的吴孟超放弃了去英国读书，回到战火纷飞、灾难深重的祖国。

    吴孟超告别父母回国途中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刻骨铭心。途经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要中转签证，白人在入境表上签个字就过去了，吴孟超也准备签字时，却被法国签证官大声喝住：“你不能签字，你要摁手印！”

    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吴孟超说：“我是读书人，我能签字。”对方说：“这是规定，黄种人一律摁手印。”吴孟超大声说：“我是中国人，我有权利写自己的名字！”对方说：“不摁手印，你就滚！”

    急切想回到祖国的吴孟超，含泪摁下了屈辱的手印。

    今天，吴孟超已是有着55年党龄和军龄的老党员、老军人，他一生忠诚自己的信仰、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说，“我一生中有过两次宣誓：当医生我是宣过誓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宣过誓的，宣了誓，就要信守诺言！”

    吴孟超是一位勇攀高峰、成就卓著的科学大家。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2005年，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多达1.2亿，40多万人患有肝癌。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还没有做过一例成功的肝脏外科手术，肝癌的防治研究更是一片空白。当时，一个日本专家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想赶上我们的水平，至少要二三十年。”强烈的使命感，使年轻的吴孟超立下壮志，坚定地向肝脏外科领域进军。

    他创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1958年，吴孟超与张晓华、胡宏楷组成“三人小组”，依靠独立自主的研究和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从此，中国医生掌握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1960年，吴孟超主刀实施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实现了中国外科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

    他创造了我国肝脏外科手术的经典方法。1963年，吴孟超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改变了西方沿用已久的传统技术，使肝脏手术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以上。同年，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肿瘤切除手术，闯进了肝脏手术“禁区中的禁区”，在肝脏外科史上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时至今日，吴孟超已经做了14000多例肝脏手术，其中肝癌切除手术9300多例，成功率达到98.5%。这一系列成就，使我国肝脏外科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他推动了我国肝癌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带领学生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战场，向肝癌的主动预防、早期发现和综合治疗进军。他带出了260多名研究生，开展了肝癌基础治疗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他带领的团队先后在肝癌信号转导、免疫治疗、分子病理研究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吴孟超是一位倾心为民、德技双馨的一代名医。

    他不仅有精湛的医术，更有着高尚的医德。吴老说：“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他每次接诊，都对病人亲切地微笑，聊聊家常，拉近与病人的距离。冬天查房，他总是先把自己的手焐热，再去触摸病人的身体，还常常用额头去感觉病人的体温。做完检查，他也不忘顺手为病人拉好衣服，掖好被角，还摆好床下的鞋子。每年大年初一，吴孟超都早早地来到病房，给住院病人一一拜年，送上新春的第一声祝福。

    2005年冬天，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和他谈话。机关考虑到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吴老得知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考核组的同志感到不解：这是个什么病人，怎么这么重要？第二天下午谈话时，禁不住问了一句：“吴老，上午在给谁做手术啊？”吴老说：“一个河南的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这就是吴老，他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比天还大，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用便宜的药，尽量减少重复检查。医院财务上算过一笔账，这样做，一年就能给病人节省7000多万元。吴孟超常说，病人生病已经很不幸了，如果再收他们的红包，于心何忍啊！

    吴孟超是一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战士。

    早已功成名就的吴老，在不少人眼里，本可以选择尊荣，选择享受，选择超脱，甚至还可以选择很多，但他选择了继续前行。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战士，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他总是那样不知疲倦，仍然每天按时上班，很晚下班。仍然出门诊，做手术，最多时一天要做三台。他还经常外出主持学术会议、参加重大疑难疾病会诊。有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回到上海时，他的腿迈不动了，是随行的同事把他搀下飞机，用轮椅推上汽车，护送他回家。老伴和女儿看到他那么疲倦，恳求他，不要再拼命了。他说：“你们不要担心，我是身倦心不倦，有事情做，我内心很充实，很快乐。”

    吴老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他事业的顶峰了，可他没有停步，他联合汤钊猷、顾建人、王红阳、杨胜利、闻玉梅、郑树森等6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发病机理与防治”的建议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目前，他正在领导建设“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按照吴老的设想，再用5到10年时间，使我国的肝癌发病率再降低15%，治愈率再提高15%；通过30到50年的努力，找到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使人类最终战胜肝癌！

tonychant

手术台上的精神之光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护士长  程月娥）

    　　很多人都想知道，吴老的手术成功率为什么那么高，为什么做得又快又漂亮。我很清楚，他不完全是靠技术，更不是靠运气。他真正的过人之处，是他对待每一台手术都极其认真负责。

    　　尽管吴老医术高超、经验非常丰富，但他对每一台手术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不管这个病人是谁，不管病情轻重，不管病人的CT、磁共振等影像检查结果多么肯定，他都要在动手术的前一天，再次和B超室的医生做一次术前病灶确认，上手术台之前，还要在看片灯上再次查看病变部位，验证一下，好做到万无一失。

    　　当遇到比较复杂的病情时，吴老一定要召集专家会诊。一次会诊不满意，就再来一次，甚至换一批专家会诊，充分吸纳各个方面的意见，直到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预见到，把各种应对措施都制定好，他才会上手术台。

    　　我想，这就是吴老的手术为什么总是做得那么好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我每次跟他上手术台，心里就很有底气。

    　　去年冬天，上海有个肝癌病人，在一家医院做手术，腹腔打开后，医生说，这个肿瘤靠腔静脉太近，没法切，我们这里正好有肝源，建议做肝移植。病人经济条件不允许，医生就把刀口又缝上了。他的家人不甘心亲人就这样等死，找到了吴老。

    　　吴老仔细研究了病人的资料，觉得切除肿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他没有轻易动手，而是两次组织专家会诊，并把病人的亲属请到会诊现场，详细地了解病人的情况，每次会诊都用去了很长时间。吴老这样严谨负责，几次把病人亲属感动得流泪，他们说：“吴院长，我们先来找您就好了。你们这样认真，我们到这里看病，就是治不好，也认命了。”

    　　手术开始了，这时，我注意到吴老十分从容，上台、开腹、探查、剥离、切除……流畅地操作着，一切就像以往做过的无数例高难度手术那样，最后是有惊无险，成功地把肿瘤切了下来。走出手术室，摘下口罩的时候，吴老轻轻地说了一句：“比我想象的容易。”就这轻轻的一句，忽然让我非常感动，没有百遍千遍的琢磨，哪有吴老所说的“容易”？

    　　42天后，病人平安出院了，他拉着吴老的手说：“我这条命是您给的，您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救命恩人！”

    　　我上学的时候就听说，吴老成功地做了不少堪称“中国第一”的手术，来医院手术室后，又亲眼看见他做了许多别人从没做过的手术。很多人说，他有做手术的天赋。我很清楚，比他的天赋更为宝贵的是，他总以开放的胸襟向同行学习，向学生学习。他那虚怀若谷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教育。

    　　吴老有个学生叫陈训如，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工作，最早在我国应用腹腔镜开展腹部手术，并取得明显效果。吴老感到这项技术很好，提出派人去学习。有人说，在国内，我们医院是领先的，有必要去学他们的吗？吴老说：“不能这么讲，只要是先进的、对病人有用的，我们都应该学。”陈训如听说吴老要派人来学习，连忙打电话给吴老说：“您就别派人来了，还是我去上海给您汇报吧。”吴老说：“这项技术你运用得早，你就是老师嘛！这次我派人先去学，过些日子，我也要去学的，你可不要留一手啊！”正是在吴老的倡导和带动下，我们医院在国内最早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肝脏手术上。

    　　1994年2月，一位19岁的大学生遭遇车祸，被急送到我们医院，当时昏迷不醒，已处于休克状态。经诊断，这位大学生腹部闭合伤、肝脏破裂、颅脑外伤，生命危在旦夕。吴老和专家们紧急会诊，感到病人伤得这么重，如果实施开腹手术，他将难以承受。吴老决定立刻施行“腹腔镜下肝破裂修补手术”，经过多名医生的全力抢救，只用了90分钟，就补好了全部裂口，止住了肝脏出血。学来的这项新技术，挽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让我特别佩服的，还有吴老那种面对险情不回避的敢于担当的精神。外科医生在手术中，遇到处理不了的意外情况，需要其他医生来救场，这是免不了的事。不过近些年，由于医患纠纷增多，担心出了问题责任不好划分，愿意主动救场的医生渐渐少了。但在吴老这里，不管哪个医生求援，他都是随叫随到。他还专门定下一条规矩：“任何时候、任何人，只要遇到处理不了的问题，不管我在干什么，都要及时向我报告，我会立即赶来支援。”

    记得一天中午，吴老刚做完一台大手术，出来路过2号手术间时，从里面跑出来的护士告诉吴老：手术大出血了，正在抢救！吴老一听，转身就冲进房间，只见手术台上病人的腹腔内都是血，止血的纱布已经用了200多块，地上4个2500毫升的大玻璃瓶都装满了血，眼看情况就要失控，看得出来，主刀医生有点顶不住了。吴老立马上台，果断剪下两根纱布带子，沿着血管瘤和正常肝组织的分界线，迅速把出血部位捆扎起来，巧妙地缓解了出血。要知道，用纱布带子捆扎肝脏的出血部位，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规动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做的。那一幕，至今想来都让人惊心动魄。事后我问吴老：“您当时想没想过，如果抢救失败，可能毁了你一世英名啊！”吴老一听这话，脸就板了起来：“是我的名声要紧，还是救病人的命要紧？”那一刻，我觉得，吴老虽然只有1米62的身高，可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tonychant

一代宗师的师道情怀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  王红阳）

    　　我是吴老的学生，也是他的战友。在我们的眼里，吴老的高贵品质、渊博学问、大家风范和可贵精神，是一本厚重的书，一生也读不完。

    　　吴老总是那样登高望远。在培养人才上，总是看得那么远、那么准。大家有口皆碑的，是他在关键时候作出的三次重要抉择。

    　　第一次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吴老探索总结的“吴氏刀法”名声大振，他主动提出要开办进修班，让其他医生也学会这项技术。有人提醒他：“外科医生靠的就是一手绝活，教给别人，你的优势就没了。”吴老却说：“我国有几十万肝癌患者，我一个人救不了那么多病人，只有把技术贡献出来，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他自编教材，亲自示范，把他独创的先进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每一个进修学生，带出了1000多名“吴氏刀法”的传人。

    　　第二次是1978年，他第一批申报了硕士点，第一批招收了研究生，此后又第一批申请成立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得益于吴老的积极带动和推动，我们的肝胆外科专业至今已培养了500多名研究生，仅院内就是人才济济，几代同堂。

    　　第三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肝脏外科手术技术发展很快，吴老备受业内推崇，这时他提出，把人才培养的重点，转移到基础研究上。吴老说：“开刀治疗，顶多开一个救一个，只是治标的措施，要解除更多病人的痛苦，找出彻底治疗肝癌的办法，必须培养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他主导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基础研究实验室，创建了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并有计划地派出和引进高级人才。

    　　在肝胆外科领域，有不少领军人才，是吴老从普通学生和普通医生中发现、培养起来的。1987年，我还是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的普通大夫，到中德医学协会学术年会做会议的秘书工作。担任大会中方主席的吴老，会后找到我，说有两个去德国留学的名额，他和他的导师裘法祖教授联名推荐了我。我非常意外，问他：“您怎么会想到我？”他说：“这次会议，你给我的印象很深，你外语水平不错，工作认真细致，科研思维也好，我们的基础研究需要你这样的苗子！”

    　　一次并不经意的接触，得到一次格外的垂青推荐。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次机遇，使我走上了肝脏医学基础研究的道路。

    　　1996年冬天，我正在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工作。一天下午4点多，突然接到吴老的电话，说他在德国刚开完会要来看我。当天正风雪交加，气温达到零下20多摄氏度。我想吴老年纪那么大，天气那么冷，路上到处是冰雪，便急忙说：“老师，还是我去看您吧。”吴老说：“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到了再谈，你在家等着，我已经出发了。”我左等右盼，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吴老的头发、眼镜、衣服、鞋子上都是雪花。因为下雪，原本3个小时的路程，走了6个多小时，望着几乎成为雪人的老师，我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吴老来不及拍打身上的雪，便说：“我向学校党委汇报过了，要把你请回国内，这次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

    　　说实在的，回国是我早有的想法，可是那时手头上的课题还没做完，带的研究生也没毕业，这个时候走得了吗？吴老看出了我的犹豫，说：“德方的工作，我们来做，你就不要顾虑了。”我是吴老亲自推荐出国学习的，现在他又为了我的事远道赶来，说得这么真诚，我还能犹豫什么呢？我当即答应了。

    　　不久，我带着整整一集装箱的资料和仪器，回到了母校。担任大学副校长的吴老，亲自帮我解决了场所、设备、人员、经费等种种难题。不到一年，我主持的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进入全军重点实验室行列。不到两年，我的研究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后，又一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5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老的爱才之心、惜才之情，远不止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他手把手带出的外科专家，他倾心扶持的青年才俊，他关爱培养过的学生弟子，国内国外能听得到、看得到，但一下子很难数得清。

    　　吴老总是那样甘为人梯。

    　　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是吴老亲手创立的经典手术方法，被我国肝脏外科沿用了几十年。有的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感到，这项技术还有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但考虑到这是老师的成就，不敢贸然尝试。吴老知道后，热情地鼓励说：“后人有质疑前人的胆识，学生有超过老师的勇气，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你们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地去试。”

    　　2004年，周伟平教授发明了“不阻断下腔静脉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2006年，杨甲梅教授发明了“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肝脏手术技术一次再一次地得到发展，手术成功率不断提高。

    　　为了鼓励创新，吴老用个人积蓄30万元和社会各界捐赠的4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这是国内首个、也是最大的肝脏外科专项基金，如今总额已有1000多万元。2006年，吴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又把胡主席颁发的500万元、总后勤部奖励的100万元全部拿出来，用于奖励和资助取得创新成果的学生。

    2000年以来，吴老带领的团队，取得了56项国际和国家发明专利，发表了1000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获得了64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吴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湖北省随州市农村信用社职员  王甜甜）

    　　7年前，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体重莫名其妙地增加。当时我妈妈来北京打工，看到我腰身臃肿，背上却瘦得都是骨头，就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把我妈妈单独叫去。当妈妈从医生那里出来，脸色煞白，却还微笑着对我说：“甜，没事，医生说，是肝里长了个良性的瘤子，我们再去别的医院看看。”

    　　我从没见过妈妈的脸色那么难看，我不知道医生给我妈妈说了什么，但我预感到不好。我也不敢多问，怕问出什么来我承受不了。

    　　可是，我们在北京跑了几家大医院，都没有人敢为我切除这个瘤子。妈妈再也瞒不住我了。妈妈曾经是纺织女工，很早就下岗了。妈妈一辈子都是站着上班的，那时为了救我，见到医生就下跪。这时我才知道，我的肝脏中部长了个血管瘤，快有足球大了。这个位置好比肝脏的“心脏”部位，被很多大小血管包绕。如果手术动进去，应对不了大出血，生命就会在手术台上结束。如果不动手术，生命也可能随时结束于瘤体血管破裂。

    　　我一下子懵了，刹那间天旋地转，瘫倒在地。“晴天霹雳”，这个原本只在小说里读到的词语，真实地降临到我头上。我才21岁啊！还没有完成学业，没有参加过工作，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没有尝过爱情的甜蜜，生命却要走到尽头？我真的不甘心啊！

    　　妈妈把我带回湖北老家，爸爸妈妈又带着我到武汉、广州等地去寻医求治，到哪里都找最便宜的旅馆住。有的医院也很重视，组织了会诊，最后都觉得切不了这个瘤子。都说，要保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试试：做肝移植。

    　　做肝移植要30万元，30万元如果能换一条命，听起来不算贵，可是我爸爸工资每月只有1000多元，妈妈到北京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供我读大学。现在到处求医，已经是借钱治病。爸爸决定卖房子，可是我家房子差，开价15万元还没人要。就算卖了房子也凑不够钱！我是父母的独生女儿，父母为了救我不惜一切代价。可是就算借债换了肝，也不一定就能成功，后续的抗排斥治疗还要高昂的药费，到哪里去找？如果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爸妈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死都不会瞑目啊！万般无奈中，我在媒体上发出求救信：“谁能出钱救我，我愿‘典身’10年！”媒体上说：“典身救命”，这是一个青春少女对生的极度渴望！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好心人在网上留言：“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个吴孟超教授，他也许能让你起死回生。”我们立刻上网查看吴教授的情况，看到了一线生机，连夜赶去上海，最先接诊的是姚晓平主任，接着见到了吴爷爷。吴爷爷听完叙述，看完片子，拉着我的手和蔼地说：“你叫甜甜？”

    　　我点点头。吴爷爷说：“甜甜，不要怕，咱们一起和病魔斗一斗，相信会有办法的！”

    　　2004年9月24日，我被推出病房去做手术的时候，因为知道我的手术风险非常大，同楼层很多病友都来送我，说：甜甜，你一定能回来！8点30分，我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不放，我突然看到了爸爸妈妈那万般不舍无限留恋的眼神。

    　　这年吴爷爷82岁，姚晓平主任69岁，他们共同主刀为我做了手术。两天后，我从深度昏迷中醒来，还在重症监护室里，看到吴爷爷就站在我眼前，慈祥的脸上满是笑容，他轻轻地对我说：“甜甜，你没事了，你没事了。”

    　　我仿佛在梦中。吴爷爷又说了一遍，说得非常肯定。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我的生命还在，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

    　　妈妈告诉我，那天的手术，从早上8点50分做到下午近7点，整整10个小时，吴爷爷一直站着，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摘除的瘤子有9斤重。妈妈还告诉我，你做完手术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后，仍然非常危险，心跳一分钟170下，真吓人啊，吴爷爷把长海医院心内科专家请来照护你，如果不是这样周密细心的救护，你活不过来。

    　　爸爸对我说：你要永远记住，是吴爷爷把你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恩重如山，恩同再造啊！

    　　两个月后我康复出院。那天，我非常高兴，吴爷爷也很开心，他说：“甜甜笑得真甜！”是啊，病好了，我又可以继续上学了。大学毕业后，我到一所学校当上外语教师。随后，遇到了爱我的男朋友。2009年，我们选择了9月24日，这个让我获得再生的日子，我和心爱的人携手走上了红地毯。

    　　在患者心中，吴爷爷是一个可以托付生命的人。他尊重每个生命，不离不弃，真正做到了超越血缘亲情，不分贵贱尊卑。多年来，吴爷爷的故事和他说过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响，我深深感到，吴爷爷不仅给了我身体的第二次生命，也使我的精神和灵魂如同获得再生。

    它让我思索，人应该怎样活着，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珍惜吴爷爷给我的第二次生命，我更珍惜生命的意义！

    我的几句心里话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吴孟超）

    　　刚才，几位同志介绍了我做过的一些事情。其实，作为一名医生和老师，看病、治病、做学问、带学生，是我的本职工作。有许多同行，他们做得比我好。我们有不少新的技术，就是向同行们学习的。党和人民却把这么多的荣誉给了我，2006年1月9日，胡主席就在这里，亲自给我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今天，党和人民又给了我这么高的褒奖，我心里很不安。这些荣誉和褒奖，不是我吴孟超一个人的，它属于教育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属于教导我做人行医的老师们，属于张晓华、胡宏楷、陈汉，以及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这些年，遇到不少年轻的朋友，与我探讨人生的意义，谈论知识分子的价值，还问我有些什么成功的秘诀。回顾我的一生，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不是选择了跟党走，如果不是战斗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我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我可能会有技术、有金钱、有地位，但无法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有多深，共产党员的分量有多重，解放军的形象有多崇高。我发自肺腑地感激党、热爱党，发自肺腑地感激军队、热爱军队！

    　　有人问我：“你这一辈子不停地看门诊、做手术，会不会觉得很累，有没有感到很枯燥？”我的体会是：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做他愿意做、喜爱做的事情，是很愉快的。

    　　我从拿起手术刀、走上手术台的那天起，看到一个个肝癌病人被救治，看到一个个肝病治疗禁区被突破，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常常情不自禁地喜悦，发自内心地高兴。在医生这个岗位上，我感悟了生命的可贵、责任的崇高、人生的意义。

    　　看来，我这一辈子是放不下手术刀了。我曾反复表达过个人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有人说，吴孟超，你拿了那么多第一，拥有那么多头衔，获得那么多荣誉，你这一生值了。是啊，就我的人生来讲，这些东西确实够多了。但是要说“值”，它究竟值在哪里？我想最重要的是，它凝聚着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知识价值、人生价值才会有很好的体现。

    　　回想我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四个选择。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如果说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我这几条路走对了，就是秘诀。

    　　岁月真是不饶人，我快90岁了。可我觉得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抓紧去做。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肝癌治疗主要靠手术，基础研究、药物研究还有许多难关，迫切需要突破。只要肝癌这个人类健康的大敌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们与它斗争一天。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是我入党和从医时作出的承诺，我将用一生履行这个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