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灌水贴

上官筝

与癌症共处之道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十七
“笑得太激烈的时候就哭，哭得太辛苦的时候就笑。”
铜板哐啷地掉进公用电话里。专业伦理的课刚结束；这是星期一的下午，12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让脑子空掉，小心地拨电话给理查兹大夫。脑子虽然一片空白，还是感觉心底有一个细微的声音，“上帝啊，拜托。”身边环绕的人群将走廊挤得拥塞不堪，有些人刚下课要离开，有些人则赶着上五点四十五分的课。电话亭正好靠近人潮最多的区域；我反过身一边接听电话，佝曲着背，试着为自己造出一个有点私密性的茧。
“嗨，我是泰利•吉兰•威尔伯。请问，我能和理查兹医师说话吗?”
“哈罗，泰利，我是理查兹医师。我们今天拿到检查报告了，我很遗憾，是癌症。这是个很不寻常的复发现象，这些肿瘤竟然出现在放疗的区域。但别担心，我认为这只是局部性的复发，我们治得了它的。你什么时候过来?”
哦!我就知道。这些该死的小肿块，它们太诡异，长的地方太令人起疑，除了癌症之外，不可能是别的，用不着别人确认。这五个小肿块出现的位置就在插引流管的疤的下方，这条引流管从我的体内抽出了大量淡红色的半透明液体，一年前我离开医院，这条引流管还在我身上多留了一星期时间，理查兹医师拔除它时，曾带给我极大的痛苦，至今仍历历在目。一定是它带出了一些癌细胞，残留在我的皮下。癌症，又来了!第二回合，为什么放射线杀不死这些细胞呢?
我和理查兹医师约了明天见面。我步出大楼走到停车的位置，坐进车，前往咨询的约会地点。车子碰到红灯停了下来，我转头看见一家杂货店正在特卖水果，脑子里不断浮现的却是“复发，复发，我的癌症复发了。”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俯视自己，看着自己正孤独地驾着这辆红色的小车。突然间我察觉自己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现在是一个癌症复发的病人，被推入了不同的团体，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统计数据，以及一个横陈在我与肯面前不同的未来。我的生命在一瞬间又转变了。我的癌症复发了，我还有癌症，这一切尚未结束。
我把车停在一条斜坡路上，拉上手煞车。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隐藏在两条主要的街道之间。我喜欢这些树，喜欢这条街道奇特的弯度，还有这些粉彩的房子，以及门前的小花园。我的客户吉儿在这里租了一间小公寓，看起来别有韵致，特别是门前的花园，漆上了可爱的橙红色，一扇拱形的精制的铁门，通往种有许多盆栽的庭院。说不上来是什么令这幢房子如此特别，我总是被它深深地吸引。
吉儿开了门，我很庆幸没有取消这次的咨询，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很轻易地把事情抛到脑后。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咨询，丝毫没有被刚才所听到的消息搅扰。
复发，复发，我的癌症复发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右转进入十九街，穿过隧道，沿着坐落在一旁的军营向前直驶。傍晚是我非常钟爱的时间，也是我最喜欢慢跑的时段，因为此时空气温和，光线随时在变化。沿着水面的天际泛着一抹晕红，上方散发出来的水蓝光带随着夜晚的到来逐渐地转变为深蓝，旧金山的大楼和平房一一出现灯火。粉彩房子里照射出来的灯光和黑暗的夜幕彼此衬托着。
复发，我的癌症复发了。开车时，这个重复的声音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复发，我的癌症复发了。在我开车时，这句话几乎变成了咒语，让我进入半催眠状态。复诵也是一种防御，因为我不想去深思其中的意涵。复发，此前这只是我在医院期刊上见过、从医师口中听来的医学名词；今天以前它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现在它却出现了，它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我未来生命的塑造者，是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这些该死的小肿块。我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天发现它们的，距离我们的婚礼快一周年了。我们与专程从洛杉矶赶来的妹妹凯蒂一起过节。星期五早上八点，肯把我送进了急诊室，凯蒂也在一旁帮忙，我一个人躺在那里，心里有一些念头与恐惧。理查兹医师来了，他是一个多么令人喜欢的大夫啊!手术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了，很快地我和肯及凯蒂走在联合大道上，一起购买圣诞节的礼物。我的胸侧多了几道新的缝线，星期一要去看结果。我们的四周环境充满着圣诞节欢愉的气氛，这是一整年中最忙碌的购物期，兴奋而令人期待，然而我满脑子想的却是我胸侧的痛楚。
现在问题有了答案，我思考着，开着我的红色小车沿着弯弯曲曲的 Star Route I行驶在海边，太平洋边。夜色几乎完全降临了，只有远处的水平线还有一点微光，夹在两侧群山之间的太平洋的波涛在我面前汹涌澎湃，我的家就在左面星星点点的灯火中，我的丈夫在等我带回来的消息，他的臂膀在等待着拥抱我。
我心里想着“第二回合”就要开始了。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悬在头上的那一把象征恶兆的刀不会砍下来，如今它终于砍下来了。肯和我彼此安慰着。我禁不住哭了。我们打电话给我的父母、给肯的父母、给理查兹医师、坎崔尔医师以及安德森医师。坎崔尔医师也检查过了，的确是出现在曾经做放疗的范围内，我似乎毁了他那从未有病人复发的辉煌纪录。没人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打电话给国内其他的专家们，他们都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病例，发生的几率大约只有5%。我想像电话那端的统计专家正在搔头苦思，一脸困惑。这种局部性的复发，动手术有效吗?或者这是一种将要转移的迹象，那么就得接受化疗了?
没有人能明确地指出它是如何发生的。
“会不会是……”我问理查兹医师时，肯面色凝重地在一旁观看，“当引流管被抽出时，末端附着了一些癌细胞卡在皮肤下被留在那里?”
“对，”他说，“一定是这样子，可能有一两个癌细胞被留在那里。”
“不止一两个，”我提醒他，“至少有五个细胞，也许还有更多，因为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放射线杀死了。”看得出来他非常难过。
尽管大家都对癌细胞的扩散评论不已，但他们都再次向我保证对理查兹医生和坎崔尔医生的信心。我也信任他们，完全地信任。已经发生的事情只是某些有时会必然发生的事情而已。我只是凑巧成为那个当很小的几率发生时，躺在手术台上的人而已。
肯和我一起去见理查兹医师。我的选择?乳房切除手术(我是否该把它列在第一位?如果我一开始就动了这个手术，也许现在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肿瘤区域的再次切除，也就是引流与肿块出现的区域；如果在这个组织附近发现了更多的癌细胞，那就必须扩大放疗的范围。但因为我已接受过放疗，很难预测这些组织对更多的放射线会产生什么反应。将引流管穿过的附近组织全部切除，由于无法得知是否还有更多的癌细胞存留在乳房内，以及是否需要对乳房做更多的放疗。而同样由于我已经接受过放疗，所以这项治疗也有缺失。此外，因为那些细胞没有被放射线杀死，其他存留在乳房中的坏细胞，也有可能对放射线产生抗拒。
看样子根本没办法知道是否有更多的癌细胞沿着引流管经过的路径潜藏在乳房中；如果有，也可能会抗拒放射线；到头来，我的乳房组织还是会因为接受了更多的放疗而遭受损害。乳房切除手术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我也不敢冒险让更多的癌细胞遗留在体内。
崔雅和我仍然热切地研究(实践)各种另类与整体疗法，但问题和往常一样，她体内新发现的这几颗肿块实在恶性重大。没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另类疗法在第四级恶性肿瘤上的治愈率比自然减轻症状要高，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多大的机会可以治愈。我想如果崔雅得到的是第三级的肿瘤，或是第一、第二级，她会有更多的另类疗法可以选择，以辅助一些(不敢说全部)白人医疗的缺失或不足。但这些肿瘤又把她拉回唯一有效又恶毒的疗法。“贞操带的尺寸不合适吗?别担心，美丽的小姐，我们一定能找到特别适合你的尺寸，你只要在这里耐心地等就对了。”
肯和我住进了儿童医院，这天是1984年的12月6日，我的手术被排在12月7日——“珍珠港纪念日”，肯一个人喃喃自语：“崔雅第一次手术后的一年零一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五个半星期的时间，我必须每天来这里报到，接受放疗。之后每个月要来追踪一次，甚至前几天还来这里切除新发现的肿块。
我还记得自己去年丢了几件衣服，他们在两个月后找到了。我将这件事视为一种预兆。这一次我打算把带来的衣服都丢了，就像我打算丢掉癌症一样。每一件穿进这间医院的东西，哪怕是鞋子、内衣或耳环，我都要丢掉。反正在这几天里，大部分的内衣都不再适合我穿了，理查兹医师要切除我的右乳，哈维医师也要为我的左乳进行缩胸，该来的终于来了。我实在无法想像挺着一个34双D尺寸的乳房要如何过日子，也无法想像自己的义乳需要多大的尺寸。我可以想像那份感觉有多么不平衡，两个34双D的乳房已经够麻烦了，剩下一个会是更大的问题。
我开口问肯对我失去一个乳房的想法，他认为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件舒服的事。“亲爱的，我当然会怀念你失去的那个乳房，但没什么关系，我爱的是你，不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没有一件事会因此而改变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是如此诚挚，我觉得好过多了。
就像上次动手术时一样，爸妈这次也从得州飞来探望我，我嘴巴上说没这个必要，但事实上，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能在这里陪我，令我觉得比较有希望，对于事情的结果也比较乐观。我真庆幸自己有一个大家庭，我喜欢和他们一起消磨时光，和每个人在一起。我很高兴肯能拥有更多他真正喜欢的家人。
肯和我住进了病房，与其他的病房一样，白色的墙，可调整的床，高悬在墙面的电视，挂在病床后方墙壁上的血压器，另一边有一个衣橱 (我打算将自己这身衣物全都留在那里)，白色的浴室；从窗户望出去，经过中庭，可以看到另一边的病房。肯跟上回一样要了张行军床，准备时刻陪在我的身边。
肯和我坐了下来，我们轻轻地握着手。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担忧什么。如果我变得残缺不全、疤痕累累、左右不均，我对他还有吸引力吗?他必须辛苦地游走在怜悯与鼓舞我之间。同样的双重束缚——我既希望他能感受我失去一个乳房的痛苦，但如果真的如此，那又显示他实在很遗憾，而且不希望我没有它!他向我再三保证，这一次则以幽默的方式闪过了这个问题。“我真的不介意，亲爱的，我看这件事的方式是，每个男人在一生中都被配给了固定的乳房尺寸，可以任他摸，过去一整年我有幸与你双D尺寸的乳房共处，我想我已经用尽我的配额了。”这句话让处于紧张情况中的我们，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肯开始讲笑话，从高尚的到粗俗的都有，足足讲了15分钟。“你难道不晓得吗，我是属于那种对臀部比较有兴趣的男人，只要他们还没发明臀部切除术，一切都好办。”我们笑得眼泪直流。这便是与癌症共处之道：笑得太激烈的时候就哭，哭得太辛苦的时候就笑。
我把带来的衣物一一拿出，再把要留下的放在一起，然后换上医院的白袍，心里暗自期望自己也能留下癌症，迈向健康。我几乎想做一套法式，念些咒语，拿着十字架在病房里驱邪!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有用就行。不过后来我只将这套法式放在心里，真诚地向神祈祷。
量了血压，问了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麻醉科的医师进来查房问安，顺便向我解释流程。我认为应该和第一次大同小异，没有疑问，也不忧虑。理查兹医师也来了。手术的流程很简单，因为是一个简单的乳房切除手术(和那种要将肌肉组织连根切除的乳房切除术相比，确实简单多了)。从外科的角度来看，去年因为摘除淋巴结，难度要比这次大多了，也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我对理查兹医师说：“我将复发的事告诉安德森大夫，他们也都认为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只有偶尔才会发生。”“没错，”理查兹医师说：“但他们一定很庆幸这种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我很感谢他，即使他那么难过，仍以非常诚实的态度对待我。我去量了体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乳房有多重——用这种方法得知，实在有点诡异!
哈维医师来了，我们一直没机会讨论剩余的乳房该如何塑形。他带来一些他亲自操刀的缩胸手术照片，我仔细浏览着，希望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状。我希望他不要将乳头向上移，那会减低它的敏感度，很显然地，一般的缩胸手术都必须这么做，但我不必，因为我的乳房并没有下垂得太厉害，不需要把乳腺切断。这样仅存的胸部还是可以正常地发挥功能，如果我打算生小孩，也还能哺育母乳。我已经了解全部的流程，切口会在哪里，有哪些部位的组织要去除，剩余的组织将如何愈成较小的乳房等等。哈维医师为我量了胸围，并且在乳房上做了记号，他测量了乳头上升的尺寸，此外，也测量了切口的位置与将要被切除的皮肤组织，同样也做了记号。
哈维医师刚离开，我的父母便来了。我向他们展示这些记号，并为他们解释相关的流程。同时察觉这是我父亲第一次看见我的乳房，当然，无论是他或今晚见到我乳房的任何人，这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
肯爬上我的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尽管有各种不同的人在我们的面前来来往往，他还是呆在床上，但都没有人抱怨。“你在这些医院里杀人都没人会管的，你知道的嘛!”我说。肯做了个凶神恶煞的鬼脸——“那是因为我是如此雄壮的动物。”他说。“那是因为你对每个进来的人都笑脸相迎，又送花给每一位护士。”我指出了真相，我们都笑了，心中还是充满了哀伤，为了即将失去的乳房。
天亮了，还很早，我想我应该睡着了。这次我的恐惧少了许多，心中也平静多了，这无疑是静修的作用。在过去的一年中，癌症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事实，一个忠诚不变的伴侣，我也注意到自己在渡过这个难关的过程里如何中止自己的疑虑、问题、恐惧以及对未来的预设。我故意戴上眼罩，只向前走，不往左右两边分神。调查与研究已经完成，也做了决定，现在不是质疑的时候，我该跨越障碍勇往直前。我察觉我是在关掉斗士与质疑者的部分之后，才有能力办到的。我觉得非常放松、有信心。肯握住我的手，爸妈也陪在我身边。同去年一样，手术延迟了。我想到所有外科手术必须做的各种准备工作，无论这家医院，这个国家的医院，还是世界每个角落的医院都是如此，我也想到每家医院里的病人、护士、工作人员，各种仪器和其他复杂的医疗设备，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和疾病抗争。现在镇静剂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开始把我推往手术室。
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不想让崔雅见到我掉眼泪，我并不是以哭为耻，而是，不知什么理由，我就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任何人看见我流泪，也许我是害怕，只要我一开始哭，就会彻底崩溃，也许，在这个需要坚强的时刻，不能让自己懦弱。后来我发现一间空的病房，我关上门，坐了下来，开始痛哭流涕。我终于明白了：我哭，不是因为同情或可怜崔雅，而是因为太佩服她的勇气了。她一直勇往直前，不让这个磨难把她击倒，是她在面对这个残酷得毫无道理的磨难时所展现的勇气，令我不禁潸然落泪。

上官筝

感恩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十八
醒来时，我已经被推回病房了。肯微笑地看着我，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旧金山丘陵上那些粉彩房子。肯握着我的手，我直觉地伸出另一只手按在右胸上，是绷带，绷带之下什么都没有，我的胸部又像孩提时代一样平坦了，我深深地提了口气，完成了，不要再回顾了。突然我生起一股穿心的恐惧和疑虑，我该不该只切除肿瘤的一部分，设法保住乳房?是不是我的恐惧把我推入了一个不必要的情境中?这些问题无论是昨晚或今天早晨，我都不允许它们进入脑海中，可是现在我问自己，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我这么做对吗?不管怎样，事情做了就算了。
我抬头看着肯，我可以感觉自己的嘴唇在颤抖，眼眶开始涌出泪水。他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拥抱我，他必须很小心，因为绷带下面是几个小时前才刚缝好的伤口。“亲爱的，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们彼此都这么说着。
那天下午凯蒂从洛杉矶赶来，整间病房里挤满了支持我的家人，这种感觉真好。我想这样的时刻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很难过，纵使想帮忙，也使不上劲。其实我只希望他们能待在我的身边，这样就足够了。爸爸要其他的人先出去一下——他想跟我和肯单独谈谈。我亲爱的老爸非常严肃，总是很认真地看待每件事情。我还记得母亲在15年前动手术时，他一个人焦虑地在医院的回廊上踱来踱去，忧愁写在他的脸上，他的头发几乎在我们的眼前一寸寸地变白。这回他转向肯和我，情绪激动地说：“我知道这几次的经历对你们而言是极为艰苦的，但有一件事情仍然值得感恩的，那就是你们至少还拥有彼此，特别是现在，你们终于知道自己对彼此而言有多么重要了。”当他转身出门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眼泪在他的眼眶中打转；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们看见他掉眼泪。肯深受感动，他走到门边，看着我父亲一个人在医院的长廊上，低着头、两手紧握在身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如此爱我的父亲，不禁令我更加爱他。
肯和我沿着医院的长廊来回走着，早上下午各一次。我喜欢这种散步，尤其是走过那些有婴儿的房间，看那些被毛毯包裹着，露着小脸蛋儿，握着小拳头，双眼紧闭的小可爱们。但我也为他们感到忧心，这些早产的小婴孩，有些甚至还待在保温室里，看起来是这么地纤弱。虽然如此，只是这样站着看他们，想像着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未来，就令我感到相当愉悦了。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位朋友也在这家医院里——杜尔塞•墨菲，她因为怀孕出血住进医院。肯和我去探望她，她看起来非常高兴而有信心，身体还连着一台监测她与宝宝心跳的机器。她打了安胎针；这种药通常会令母亲的心跳加速，但因为她是一位马拉松选手，药物只让她的心跳回升到正常的指数。她的先生迈克尔•墨菲也在。迈克尔是依萨冷学会 (Esalen Institute)的创办人，是肯的老友，也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饮着香槟，兴高采烈地谈着小宝宝。
那天晚上，肯做了一个有关这个宝宝的梦，在梦境中，他似乎从头到尾都不想出生。他梦见自己看见这个宝宝处在中阴身的次元，这是灵魂降生以前暂时住留的次元。他问宝宝：“小迈克尔，你怎么不想被生出来呢?为什么那么不情愿?”小迈克尔回答，他喜欢待在中阴身，他想一直待在这里。肯对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中阴身虽然很好，但不意味你可以一直待在那里，如果真这么做，它就不再那么好了，因此最好的选择便是到人间来。”肯又对他说，这里有许多爱他的人正等着他的降临呢。小迈克尔回答：“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爱我，那我的泰迪熊在哪里?”
第二天，我们再度拜访他们，肯真的带了一只泰迪熊，脖子上系着一条苏格兰格子布的领带。“给小迈克尔•墨菲。”肯向前倾身，大声地对杜尔塞的肚子说，“喂!小迈克尔……你瞧，是个泰迪熊噢!”三周后小迈克尔出生了，身体非常健康，完全不需要保温箱，而这只泰迪熊也成了许许多多送给小迈克尔的泰迪熊中的先锋。
在医院里待了三天后，崔雅和我回到了穆尔海滩。医师们的意见相当一致：复发的癌细胞几乎可以确定只存在乳房的组织中，并未扩及胸腔。这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局部复发，癌细胞就会被限制在相同的组织中(乳房)。如果它侵入了胸腔，那便意味着癌细胞已经“学会了”如何侵犯不同类型的组织——那么它就会变成转移性的癌症。癌细胞一旦学会进入不同的组织，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入侵肺部、骨头与大脑。
如果崔雅的复发只是局部的，那么她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切除剩下的局部组织。她不再需要追踪治疗，不必做放疗或化疗。如果复发的部位是胸腔，那就表示崔雅得了第四期的癌症，这算是最糟的诊断结果了(癌症的“期”取决于肿瘤的扩散程度与大小——从第一期小于一公分的尺寸一直到第四期，即肿瘤已经扩及全身。至于癌症的“级”，代表的是它的恶性，从第一级到第四级。崔雅最初的肿瘤属于第二期第四级，胸腔复发则是第四期第四级)。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极激进的化疗便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理查兹与坎崔尔医师都认为癌细胞应该已经完全消除，因此都没有建议化疗。理查兹医师说，即使还有癌细胞残留，他也不能确定化疗可以完全歼灭，它们可能会伤害我的胃壁、头发与血球，却错失了癌细胞。我告诉他，肯和我正计划要到圣迭戈的利文斯顿一惠勒诊所。他们的专长是增强免疫系统。他觉得免疫疗法很好，但没什么信心，他说，只启动七个汽缸是无助于车子的行进的；它无法促使第八个汽缸开始运作。我的免疫系统中的第八个汽缸正逐渐丧失功效，因为它已经有两次无法辨识出这个特殊的癌症，因此加速另外七个汽缸的回转，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帮助，但对癌症而言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他说，虽然如此，免疫疗法仍是无害的。我知道自己需要做点事，为身体的复原尽点力，我不能只是坐着等待，我太了解自己了，等待只会让我不断地忧虑。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医学已经断言我只能靠自己了。
几天后我们回到儿童医院拆绷带。崔雅仍旧非常平静，丝毫没有自怜，虚荣或私我意识，这一点真是令人震惊。我记得当时心里想着：“你真的比我坚强多了。”
理查兹医师取下了绷带，拆掉了钉针(缝合伤口用的)，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伤口——愈合得很好，但仍然令人不舒服，因为一低头就可以看到肚子，而且缝线红肿的两端看起来很丑，我哭倒在肯的怀里。但再哭也于事无补。珍妮丝打电话来：“你失去一个乳房，我好像比你还难过，你实在太平静了。”前天我才和肯说，失去一个乳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也许说得太早。或者两者都对。最后我告诉肯，只要不经常去看，我想我会没事的。
崔雅和我开始扩大、加强对另类与整体疗法的找寻。这件事我们已持续一年了，直到最近才比较积极。这项基础的“核心课程”其实相当的直接简单：
(1)谨慎地控制饮食——几乎是乳素食者的饮食，低油脂、高碳水化合物(糖)，尽量多吃粗食：不服用任何种类的治疗药物。
(2)每日高剂量的维他命治疗——着重于抗氧化剂A、E、C、B2、B5，B6，矿物质锌和硒，氨基酸硫基丙氨酸，与甲硫氨酸。
(3)静修——每天早上都要做，下午也无妨。
(4)观想与私我肯定——每天轮流进行。
(5)写日记——日常生活的记录，包括梦境。
(6)运动——慢跑或走路。
在这项核心课程中，我们还依不同的情况加入各种辅佐的治疗。这段时间，我们非常小心地观察波士顿希波克拉底斯协会、长寿疗法以及利文斯顿—惠勒诊所。在维吉尼亚州的利文斯顿—惠勒诊所提供了一个总括性的疗程，这个疗程是根据利文斯顿•惠勒医师的理念设计的，他主张有一种特别的病毒会潜藏在所有癌症的背后，因为这种病毒在大部分的肿瘤中都会发现。为了抵抗这种病毒，他们提供给你一种疫苗，这种疫苗必须配合严格的饮食控制。从一些可靠的证据中很清楚地得知，其实这种病毒并非致癌的元凶，在肿瘤里它充其量只是个清道夫或寄生物，不是致癌的主要原因。但是清除这些寄生物或清道夫并不会造成伤害，因此我愿意支持崔雅的决定到这家诊所去试试看。
再—次，对崔雅和我来说，所有的事情似乎又变得明确起来，我们和医师们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癌症已经离我们远去。塔霍湖的房子就快完工了，我们还是疯狂地爱恋着彼此。
在得州过圣诞节，和去年一样。我正从癌症的手术逐渐复原中。一年中的同一个时刻经历两次相同的情况，不禁令我产生了诡异的感觉。不过这个圣诞节好多了。肯和我结婚已经满一周年，从现在开始不再是新婚了，这个癌症足足陪了我们一整年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它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任何意外。就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去了一趟圣迭戈的利文斯顿—惠勒诊所。我们计划明年的一月前来这里接受免疫疗法与饮食控制的治疗。我们都很喜欢那里。以下是我们的计划：免疫疗法，饮食控制，观想与静修。我感到相当兴奋，肯称之为“与癌症同乐”。但我确实感觉这是面对未来积极的一步。我们很仔细地向家人解释这项计划，他们觉得我的选择很好。
我真的感觉有一段让人振奋的时光正在前面等着我们。去年应该算是存在主义的一年，今年则更具有超越性。这种预测会不会太过大胆?去年我面对死亡，去年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去年我有着极大的焦虑，去年我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经过了这一切，我记得的却只有新婚的快乐。如今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手术虽然是两周前的事，但我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做决定的方式太严苛了。我洞悉到掌控欲才是我饱受折磨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决定要放下，让心中的神出现一些。活在私我中的一年，是充满恐惧、疑虑与面对死亡的一年，而在我前方的，将是学习臣服、真正接纳的一年。它为我带来了一份祥和、好奇与想要探索的感觉。
明年将是全心治疗与开放探索的一年，我不会再为“对世界没有贡献”而懊恼。辅佐的计划不再是来自恐惧或制造恐惧，而是来自信任，还会带来一份探索、振奋与成长的感觉。可能是我愈来愈觉得生死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议题，这两者的界线开始模糊，我不再执著于生，有这种念头时，我也不再怕自己丧失活下去的意志，我愈来愈能领会“重质不重量”这句话的真义。
我很高兴这趟旅程有肯相伴，一月底我们会搬到塔霍湖的新居，我们将开始全新的生活。
我们从拉雷多回到穆尔海滩，崔雅开始和几位医师及专家们会谈，她想知道自己是否全盘地了解了。随着咨询次数的增加，逐渐浮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警讯：崔雅的确有胸腔复发的现象，这意味着她罹患的是转移性癌症，而且是所有征象中最糟糕的：第四级第四期。

上官筝

转折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十九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生气，暴怒!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如果被他们说中了怎么办?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该死!真该死!肯试着安抚我，但我不想被安抚，我要将怒气狠狠地发泄出来。我愤怒是因为原本我可以早一点武装自己来抵御它的，但现在防线却轻易地被打破；我愤怒是因为我们被许多不同的意见所包围，有些来自主张化疗的医师，有些来自许多主张另类疗法的亲友。我怀疑如果他们也得了同样恶毒的癌症，是否还对自己所推荐的方法如此充满信心。我痛恨这整个情况，尤其痛恨所有的未知!知道自己需要做化疗，已经够难受了，如果根本无法确定，在手术的过程中又有迷途的癌细胞被留在体内，你的感觉会是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崔雅一旦开始思考由肿瘤科医师提出的新证据，整个局面便难以避免地陷入令人毛骨悚然的推论中。如果胸腔复发是事实，那么不接受最激进的化疗，崔雅在未来九个月中就会有百分之五十零一次复发的几率(而且可能会致命)。不是几年，是几个月!从完全不做化疗，到接受少量的化疗，到最激进、最具毒性的化疗，这一连串的过程简直比中世纪的酷刑还要痛苦。
脚步缓慢地向化疗趋近。想起圣诞节时，我们还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外科医师与放射科医师都说用不着做化疗了，如果问肿瘤科医师的意见，那就等于是在问卖保险的人你需不需要保险。因此我们只有倚赖利文斯顿的方法了。
我们回到旧金山，与两位肿瘤科医师约了时间。他们俩都建议要接受化疗，一个建议采用CMF，另一个则建议使用CMF—P(这两种化疗都是时常被采用且相当温和的，是病人比较容易忍受的)。我心中的危机意识愈来愈重了。去年我只有一个不好的指数——肿瘤分化不良(属于第四级)，然而大小中等，属于第二期。至于其他方面——雌激素呈阳性反应，20个干净的淋巴结都很好。
现在，这份平衡感完全被推翻，一年内复发的可能性突然增加，而且是在接受放疗的区域复发，雌激素也变成了阴性反应，还有组织分化不良的程度已经到第四级。我逐渐相信不做化疗是愚蠢的决定，尤其是CMF并不难适应，落发量不多，一个月才注射两次，一天只需服三次药，这样我不但能避免各种感染，还能维持正常生活，好好照顾自己。
我和肯所受的折磨开始展露。我今天去散步时，他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地告诉了我母亲与妹妹。我一回到家便开始向他发脾气，他未经我的许可擅自说出这件事，我觉得受到了他的排挤。通常他对我发脾气这件事是不在意的，可是这一回，他被我激怒了。他大声地叱责我，说如果我认为这个癌症的残酷磨难只是一个人的事，那我就太疯狂了，因为他也必须一起受煎熬，而且深受影响。我觉得很罪恶，自己实在太小气了，然而这似乎是我无法控制的。
我希望自己能更敏感一点，不要把他的支持与坚强视为理所当然，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快支持不住了，他其实也需要我的扶持。
在我们两人身上的折磨仍旧持续着。崔雅和我疯狂地打电话给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的专家们，从得州的布鲁门欣(Bloomenschein)到意大利的鲍那当纳(Bonnadonna)。
天啊，这一切要到何时才停止?光是今天一天，肯和我就和五位医师通过电话，其中包括在安德森医院的布鲁门欣大夫，他被公认是全国最杰出的乳房肿瘤专家，正如我们在旧金山的肿瘤医师所言：“全世界没有人能打破他的纪录。”这表示布鲁门欣医师以化疗治愈病人的比率比任何人都高。
我已经决定要采用CMF-P，很可能明天早上就要注射第一剂化疗药剂。但是当布鲁门欣医师回电话时，我的世界又再一次被推翻了。他强力推荐阿德利亚霉素(这是最强的一种化疗药剂，有许多可怕的副作用)，他说这种药剂的效果要比CMF显著得多。此外他还特别指出，我的情况无疑是胸腔复发，属于第四期，而最近的研究显示，胸腔复发后接受切除手术的妇女，如果不采用化疗，九个月内复发的比率将商达50%，三年内的复发比率为70%，五年内的复发比率则是95%。他说，我现在有95%的几率是最细微的癌症。如果我的动作够快，现在就是我的“机会之窗”。
好是好，可是这个阿德利亚霉素……它会让我掉头发，一年中每三个星期就有四天整天随身带着便携式的泵(pump)，眼睁睁地看着毒药一点一滴地流进身体，我的白血球会被杀死，口腔会溃烂，甚至还可能危及心脏。这一切值得吗?这种治疗会不会比疾病的本身还糟?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九个月内有50%的致命性的复发几率呢?
我们挂上电话之后，马上又打给彼得•理查兹医师，他仍然坚持这是局部性的复发，没有必要做化疗。
“帮帮我们的忙，彼得，拜托你打电话给布鲁门欣大夫，把你的判断告诉他。他把我们吓着了，我想看看他是不是也会吓着你。”
彼得打了电话给他，但这是一盘僵棋。“如果这是胸腔复发，那么他的数据就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认为这是局部性的复发。”
崔雅和我茫然相对。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她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也不晓得。”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们俩突然爆笑了起来，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告诉崔雅她该怎么办。
“我甚至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为你提供意见。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再和其他的内科大夫谈谈。似乎没有人能确定到底是胸腔复发，还是局部复发?”我们累得瘫在椅子上。
“我有一个最后的打算，”我说，“想不想试试看?’
“当然。”
“这个决定的关键是什么?肿瘤细胞的组织，对不对?病理报告，就是这份病理报告判定了细胞恶化的情况，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和一个重要的人谈过，你猜那个人是谁?”
“病理学家拉吉欧斯医师。”
“要我打还是你自己打?”
崔雅迟疑了一会儿。“医生们比较听男人的话，你打。”
我拿起听筒，拨了儿童医院病理部的电话。据说迈克•拉吉欧斯医师是—位享誉国际、非常杰出的病理学家，是癌症组织学领域中的革新者。他曾经在显微镜中仔细地看过从崔雅身上取下的组织，而这些医师们也都是在看过他的报告后，才衍生出如此分歧的意见。现在是追本溯源的时候了。
“拉吉欧斯医师，我是肯•威尔伯，泰利•吉兰•威尔伯的先生。泰利和我现在必须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我是否能耽误你几分钟，和你谈谈?”
“我们通常都不和病人谈论病情，我想你应该了解才对。”
“拉吉欧斯大夫，我们至少征询过10名医师的意见，他们对于崔雅的复发是局部性的还是转移性的，有相当分歧的看法。我只想知道，依你看来，这些细胞到底有多大的侵略性?拜托你告诉我们。”
一阵沉寂。“好吧，威尔伯先生，我不希望吓你，但既然你问起，我就实话实说了。在我的病理学生涯中，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癌细胞，我不是刻意夸大，只是在说实话，我个人从未见过这么具侵略性的癌细胞。”
当拉吉欧斯医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双眼眨都没眨一下。我的表情完全呆滞，没有感觉，什么都没有，只是愣愣地杵在那里。
“威尔伯先生?”
“告诉我，拉吉欧斯医师，如果是你的妻子，你会建议她接受化疗吗?”
“我会建议她去做她所能忍受的最激进的化疗。”
“其他的方法呢?”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虽然他可以花上一个小时快速背诵许多统计数据，但他只是简略地说明：“尽管到处都有奇迹发生，但我还是要说，其他的方法并不十分有效。”
“谢谢你，拉吉欧斯医师。”我挂上了电话。

上官筝

惊恐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
星期二我搭飞机前往休斯敦。阿德利亚霉素有50%的几率可能对我的卵巢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或导致停经。我非常恼怒，也许一辈子都不能有小孩了，为什么要发生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在我46岁的时候才发生?那时肯和我已经结婚10年，或许也有了小孩，一切就容易应付多了。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发生?太不公平了，我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不想再被生命摆布，去你的吧!我要走了。
但那些罹患白血病或霍金森氏症的年轻人，甚至没有机会活得像我这么久，没有机会旅行、学习、探险、付出或找到人生的伴侣。一想到这里，我就平静下来了。这似乎是很正常的，想到情况比你更糟的人，会让你更重视生命中积极的那一面，也会想去帮助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我们决定接受布鲁门欣医师的建议。注射化疗药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我的胸腔植入一条导管，连接到随身携带的泵上。未来的一年中，每个月有四天我都得带着它到处跑。
我有点担心这次植入手术，肯在旁边看着我准备就绪，亲了我一下便离开了。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长廊里，身上覆盖着手术用的布单，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出神。大夫来了，看起来相当和善，也很有悲悯之心，我禁不住落下泪来。这幅景象到今天都很清楚。他向我解释整个手术的流程，我的眼泪不断地夺眶流出，因为这个决定已经使我没有回转的余地。我必须接受化疗，接受所有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包括不能生小孩的事实。我无法告诉他我的感觉，禁不住放声大哭，助理护士还是同一个人，理查兹医师为我切除肿块、拿掉右胸，哈维大夫为我做左胸整形手术时都是她在一旁协助。我很喜欢她，我们平静地交谈，缓和了我心中的哀伤，在第三手术室里进行如此平静的交谈实在有点怪异，我的头顶灯火通明，左边有一个看起来像是X光的机器，稍后要用来检查导管的配置，左手吊着点滴，左腿贴着接地导电片，前胸与后背都贴着心电图的电磁片，好让我的心跳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一点私密性都没有，连内在的感觉都随着这忽起忽落的哔哔声公诸于世)。我的恐惧不在于手术本身，而在于这似乎是无法逆转的一步。医师一再向我保证，这根导管可以随时抽出来，但我想他应该懂我真正的意思。
当丹美罗止痛剂(Demerol)缓缓地发生效用时，我想起去年怀孕的那段日子。我十分确定自己是不可能受孕的。丹美罗突然给我一种梦幻想法：好像有个灵在我的体内极短暂地投了一次胎，它的出现似乎只是在肯定我有能力怀孕：“我爱你，不管你是谁。”接着，我开始担心自己在年轻时曾经有过的想法，其实更像是一种感觉：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小孩，也活不过50岁。这个想法令我恐惧，因为其他的预感已经实现，那就是在30岁以前是结不成婚的。然而现在我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我心中慢慢壮大，我一定要怀肯的孩子，而且要活过50岁。
安德森医院非常卓越，令人印象深刻。走在这条漫长、让人困惑的回廊上，我想我必须加快速度，否则可能会错过班机。我和崔雅终于找到了化疗区，当时我发现一个怪异的现象：因为顶着光头，医院里的人都以为我是病人，光头是化疗造成的后果。对那些真正接受治疗的病人而言，我具有一种奇特的鼓舞作用：他们看到我结实、健康、精力旺盛，而且面带微笑走进大厅，从他们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们心里在想：“哇，情况其实没那么糟嘛!”
肯和我与十来位吊着点滴的妇女干等了三个小时，才被叫进诊疗室。在这些候诊的病人中，我是唯一有人陪的，一个人单独来这里，不知会有多么恐怖。护士准备将三种药剂同时注入我的体内，第一种是 FAC(阿德利亚霉素外加两种化疗的药剂)，接着是一种强力抑制呕吐的药剂，瑞格林(Reglan)之后是苯海拉明(Benadryl)。护士很镇定地向我解释，瑞格林有时会引发严重的焦虑感，苯海拉明就是要抑制这种症状。我从未有过任何严重的焦虑感，应该会没事。
FAC的进展顺利，接下来是注射瑞格林。大约两分钟后，我突然毫无来由地起了自杀的念头。肯在整个注射的过程中一直陪在旁边，特别是最后的几分钟，他非常靠近地凝视着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当我告诉他自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时，他凑近我的耳边低声对我说：“泰利，亲爱的，瑞格林已经产生严重的反应了，从你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你正在体验很痛苦的组织胺反应。要稳住，至少得撑到打苯海拉明才行。如果感觉真的很糟，就赶紧告诉我，我会让他们立刻为你注射苯海拉明。”几分钟后，我开始进入彻底惊恐的感觉，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验，也是到目前为止我能记得最糟的感觉。我整个人像是要冲出这副躯体似的，于是我赶紧要他们为我注射苯海拉明，几分钟后，我开始安静下来，但也只是稍微减轻一点。
崔雅和我住在安德森医院对面的一间小旅馆里，所有日常用品的采购都由瑞德和苏负责，瑞格林所引发的强烈组织胺反应，即使用大量的抗组织胺剂苯海拉明，也只能稍微和缓一些，因此她的惊恐感与自杀的念头，一直持续到深夜。
“可以为我念《心无疆界》中的‘觉照练习’那章吗?”某天傍晚，她突然这么对我说。这是我在几年前所写的书；觉照练习这一章讲的是世上许多伟大的重视神秘体验者，所采用的超越身心限制，体证觉性或目睹的各种方法。这是我从精神综合学派的创始者罗贝多•阿萨吉欧利(Roberto  Assagioli)那儿撷取的观点，是标准的自我探究的方法，也就是对“我是谁?”的探索，把这个方法发扬光大的应该算是拉马纳尊者。
“亲爱的，当我念的时候，尽可能去领会其中的意涵。”
我有一副身体，但我并非自己的躯体，我能看见、感觉到自己的躯体，然而这些可以被看见与感觉到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观者。我的身体可能疲惫或兴奋，可能生病或健康，可能沉重或轻盈，也可能焦虑或平静，但这与内在的真我，也就是目睹或看全然无关。我有一副身体，但我并非自己的身体。
我有欲望，但我并非自己的欲望。我能知晓自己的欲望，然而那可以被知晓的并不是真正的知者。欲望来来去去，不会影响到内在的我，我有欲望，但我并非自己的欲望。
我有情感，但我并非自己的情感。我能感觉与知觉自己的情感，然而那可以被感觉与知觉的并不是真正的“感觉者”。情感流贯我，却不会影响内在的我，也就是那看或目睹。我有情感，但我并非自己的情感。
我有思维，但我并非自己的思维。我能看见与知晓自己的思维，然而那可以被知晓的并不是真正的知者。思维的生减，都不会影响内在的我。
接着，尽可能具体地肯定：我就是那仅存的纯粹的觉知，是所有思维、情感、感觉与知觉的见证。

上官筝

“这真是美极了”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一
“这样念很有帮助，但是无法持续。这实在太可怕了，我觉得自己好像要跳出皮囊外，坐下来不舒服，站起来也不舒服，我一直在想，自杀是很合理的事。”
“尼采曾经说过，晚上唯一能使自己入睡的方法，就是决定第二天早上起来自杀。”我们俩大笑了起来，嘲弄着这痛苦又愚蠢的处境。
“多念一些给我听，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没问题。”于是我坐在这个混账的世界中最大的白人癌症中心对面旅馆里的旧沙发上，一直为我最亲爱的崔雅念书，从白天念到黑夜，她体内的毒药如地毯式轰油炸般，开始全面爆发了。我这一生中从未如此地无助过，我只想除去她的痛苦；但我拥有的只是一些苍白的话语。我心里不断地想着阿德利亚霉素怎么还没有发生效用。
“好，我再多念一些《心无疆界》里的话——”
“当我们体会超个人的目睹或观照时，就会开始放掉个人的问题、忧虑与担心。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与苦恼，我们唯一关切的是去‘看’某个特定的苦恼，单纯而没有任何知见地看着，不去评断、闪躲、强化、持续或抗拒它们。当感觉或知觉生起时，我们注视着它，对于这种感觉的嗔意生起时，我们也注意着它，如果恨这份嗔意的反应生起，我们仍旧注意着它，什么也不做，如果有任何造作生起，我们还是注意着它。存在这所有苦恼中的是‘无评判的觉察’，我们必须理解这些苦恼没有一样是我们的真我，也就是目睹或观照的本身。只要我们执著于这些苦恼，就会产生微细的想要操控它们的欲望，而我们为解决苦恼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只会强化我们‘就是’苦恼的幻觉。所以原本想要避开苦恼，反而加深了苦恼，或使苦恼永远存在。
“我们不与苦恼相抗，只是以一种疏离而完整的纯然觉察来面对它。许多重视神秘体验者与智者都喜欢把这种觉察的状态比成一面镜子。我们只是单纯地反映那些生起的感觉或思维，而不去固着或推开它们，就像一面镜子完整、毫不偏颇地反映那些存在于它面前的事物。如同庄子所言：‘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
“这样念有帮助吗?”
“有一点。这些内容我都知道，静修也好几年了，但是把它们运用到目前的情况却十分困难!”
“哦，亲爱的，你现在正产生非常严重的药物反应——就像有人把数百磅的肾上腺素注射到你的体内，你好像已经从头顶出窍了。我非常惊讶你可以表现得这么好，真的。”
“再为我多念—些。”我无法拥抱崔雅，因为她一直没办法让身子坐直。
“再推广下去，如果你能确实明白你并非自己的忧虑时，那些烦恼与忧虑就不再威胁你了。即使忧虑依然存在，它也不再淹没你，因为你已经完全与它无关了。你不再惧怕它、反抗它或逃避它。更彻底地说，你完全接纳焦虑，并且允许它自由活动。你没有因它的存在或消失而获得或损失什么，你只是单纯地旁观它从你的眼前经过，就像仰望天际，看着云朵从眼前飘过一样。
“因此，任何搅扰你的那些情感、知觉、思维、记忆或经验，都只是在阻碍你认识真我，认识那目睹和看的本身，而对治这些搅扰的最终解脱方法就是不认同它们。你要很彻底地把它们放下，明白它们并不是你——因为你可以看见它们，所以它们不是真正的观者，正因为它们不是你的真我，所以你没有任何理由去认同它们、抓住它们，或允许自己受它们的捆绑。客观目睹这些状态就是超越它们。
“如果你持续不断地进行这项练习，你的领悟就会加速，你对‘私我’的认识也会开始改变。你会感受到一份深刻的自由、光明与解放，即使周围正刮着忧虑与苦难的旋风，这个‘旋风的中心’仍能保持一份清醒的宁静。发现这个目睹的中心，就像纵身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潜入那沉静而安宁的海底一般。刚开始时，你也许只能潜入几尺深，如果你持续下去，就可以潜入灵魂的深处，放松地躺在底端，以警醒而疏离的态度看着上面的波动。”
“崔雅?”
“我好多了，真的，这对我很有帮助，它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练习，也让我想起了葛印卡，以及和他在一起10天的闭关。我真希望自己现在就能参加!《心无疆界》这本书里是不是有一段提到目睹或觉性是如何的不朽?”
“没错，亲爱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然而考验才刚开始。我一边念一边听着自己以现代观点诠释的古老智慧。眼前崔雅和我都急需听到这些话语。
“或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这些重视神秘体验者的根本洞见——人人都具备了相同的自我和见证。也许你像大部分人一样觉得你和昨日的自己是同一个人，和一年前的你是同一个人。你觉得自己和过去的你完全是同一个人。换句话说，在你的记忆里，你从没有一刻不是你。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你的身体已经和一年前不同，今日的觉受也和过去不一样了，你今天记得的东西和10年前也截然不同了。你的心智、身体和感觉都已经随着时间改变。但有某个东西是不变的，你也知道这个东西一直没有改变，自始至终它给你的感觉都是一样的。这是什么?
“一年前的此刻，你所关心的事、问题、当下的经验以及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切都消失了，但你心中有一样东西留下来了。让我们进一步来看，如果你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你会有新的朋友、新的环境、新的经验与新的思想，虽然如此，你仍旧保有基本的内在真我感。但更进一步说，如果你遗忘了人生中的最前10年、15年或20年的话，情况又如何呢?你仍然感觉有一个相同的自我，是不是?就算你只是暂时遗忘了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只是感觉有一个纯粹的内在真我，那么到底有没有‘任何’东西改变了?
“简单地说，你内在有某种东西——那份深刻的内在真我感——它不是记忆、思维、心智、身体、经验、环境、感觉、冲突、知觉或情绪。这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这些改变并不会对内在的真我产生实质的影响。这个真我就是后人本的见证或者目睹，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那么，想领悟每一个有意识的生命都有相同的内在真我是非常困难的吗?这个超越的真我是万象一体的吗?我们已经说过，如果你没有一个不同的身体，你仍然有一个不变的真我，其他的人在当下的感觉都是相同的。那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有个独一无二的真我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记忆、感觉和知觉?
“不仅是当下，更是在每个时刻，包括过去和未来。因为你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即使你的记忆、心智与身体都发生了改变)，你与20年前的自己其实是同一个人(不是相同的私我或身体，而是相同的真我)，那么，你难道无法同时感觉到两百年前那个相同的真我吗?如果真我不依赖于记忆，那又将意味着什么?物理学家薛定谔曾经说过，‘这些被视为自己的知识、感觉与选择，并不是在不久前的某个时刻从虚无跳进存在中的；相反的，这些知识、感觉与选择基本上都是恒常不变地存在于所有人、甚至是一切有知觉的众生身上。你的存在几乎和岩石一样古老，数千年以来，男人就必须努力从事生产，女人必须忍受生育儿女的痛苦，或许一百年前某个人也处在这样的情况中，和你一样，他在冰河旁怀着敬畏之心望着暮色的消沉，和你一样，他也是母亲生的，由父母生养的，和你一样，他也感觉到痛苦与短暂的欢愉，他会是其他人吗?他难道不就是你自己吗?’
“我们或许会说他不可能是我，因为我无法记忆当时所发生的事。这个说法犯了一个以记忆来确认真我的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明了的是，真我并非记忆，而是记忆的见证或目睹。你可能无法记忆上个月所发生的事，但你仍然有真我感。如果你无法记忆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那又如何?你仍旧拥有那份超越的真我感，这个真我在整个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它与每一个新生儿的我是相同的。我们觉得它不同，是因为我们把它误认为个人的记忆、心智和身体。
“然而，那个内在的真我究竟是什么?它不随着你的身体而生，也不随着死亡而逝，它不认识时间，也没有苦恼，它没有颜色、形状、组织、大小，然而它却能看见出现在你眼前的世界。它能看见太阳、云朵、星辰与月亮，它自己却不能被看见。它能听见鸟叫、虫鸣和瀑布的高唱，自己却不能被听见。它能抓住落叶、古老的岩石、扭结的树枝，但它自己却不能被抓住。
“你不要试图看见自己超越性的自我，那是徒劳无功的。你的眼睛可以看见它自己吗?你需要做的是尽量摆脱自己对记忆、心智、身体、情感与思维的错误认同。这摆脱不能经由超人式的努力或理论而达到。你只需要了解一件事，那就是：你所看见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成为看见的本身，你所知道的有关自己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大我。这个内在的真我无法被觉知、界定或以任何方式使其成为一个客体。更进一步地说，在你与真实的大我接触时，你并不能看见任何东西，你只能单纯地感受到一种内在的自由、解脱与开放，它没有限制、压迫，也没有客体的存在。佛家称之为‘空无’。真实的大我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体认到一份透明的开放感，或不再认同任何的客体或事件，束缚其实就是目睹者对可见事物的错误认同，只要把这种错误的认同逆转过来，便可以轻易地获得自由。
“这是一种简单而困难的练习，然而它的结果却能构筑今生的解脱，因为超越性的大我无论在何处都被视为神圣者的光辉。原则上，你那超越的大我与神同一个本质，神只是透过你的眼睛去看，透过你的耳朵去听，透过你的唇舌去说。否则圣•克雷蒙怎么会说出‘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神’这句话呢?
“无论美洲印第安人、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或基督教的圣者、智者与重神秘体验论者，都有类似的名言：‘你灵魂的底层就是人类共通的灵魂，它是神圣的、超越的，它能把你从束缚引领到解脱，从梦境引领到觉醒，从时间引领到永恒，从死亡引领到不朽。’”
“这真是美极了，亲爱的，你知道的，这对我目前的情况实在是意义重大，”她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一堆文字了。”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我继续为她念着，从拉马纳尊者到福尔摩斯再到星期天版的漫画。崔雅来来回回地走着，双只繁ё抛约旱纳硖澹路鹑米约罕鹛鋈ニ频摹?/DIV>
“泰利?”
崔雅突然冲进了浴室，恶心抑制剂已经失效。在接下来的九个小时里，崔雅每30分钟就要呕吐一次。她想一个人静静地独处；我整个人已经瘫在沙发上。
我扶着黏湿的墙一路向前摸索，突然被一口大皮箱绊了一下。我在皮箱中找到一只笔形小手电筒，借着它的微光，我发现一条通往第一个房间的路。这是我们用来招待客人的房间。
“崔雅?”
我用手中这只小手电筒的微光照着房间里的每个角落，突然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这个房间里并没有我预想的床铺和桌椅，反而是各种奇特的岩石、钟乳石、石笋、闪烁发亮的水晶，以及各种呈几何状的矿石，有些悬吊在半空中，有些则环绕着整个房间，看起来非常美妙诱人，房间的左侧有一个清澈的小池塘，屋里只有从钟乳石上滴滴答答地滴落水池的水声。我呆坐了半晌，被眼前的这番美景深深地迷住了。
当我凑近去看时，才发现眼前这幅景象朝着四面八方延伸了数英里，甚至数百英里。远远地，我可以看见一座一座的山脉，阳光灿烂地照在白雪皑皑的山峰。念是趋近细看，景象向外扩展得愈远。
我心想，这不是我的房子。
做化疗第一晚的某个时刻，我一边恶心、呕吐与担忧，同时却经历了一个转捩点——即使化疗才刚刚开始，我却觉得已经结束了，我竟然不担忧了，这就是我人生道路的一部分，完全地接纳，不再抗争，只是单纯地看着它的来去。也许化疗正是我超越忧虑的途径，就像斩掉一只困扰我已久的忧虑之龙。也许是肯的念诵，也许是我的静修，也许只是好运，我觉得自己更有能力面对每一件事了，我也感觉有某个崭新、重要的东西开始出现。虽然不晓得是什么，但我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也许是我的灵性生命的终极，也许是开始。
为了预期中的脱发，我把头发剪短了。和妈妈、肯一起逛街买头巾以及“可以和秃头匹配的衣服”，肯这么说。爸妈走后，我禁不住哭了，看到他们离去很伤感，他们对我的关怀令我感动。
回到穆尔海滩，崔雅对于那个转捩点仍有相当强烈的感受，她已经完全接纳化疗了，并把它视为人生道路中的一段旅程。
在苏珊娜餐厅——真高兴能有一天时间和芬德霍恩的老友们相聚，他们的出现让我肯定癌症的恐惧已经被抛诸脑后，我曾经恐惧、批判过芬德霍恩式的灵修生活，现在竟然可以接受了。所有的批判都不存在了，我觉得自己已经重返正道，感觉非常轻快、有活力。我真的不在意掉头发，因为一股美好的感觉正在出现。
我更能肯定自己的守护神或天职——支持肯做癌症病患的援助工作。在苏珊娜餐厅见到了安姬，我们两人都很想为癌症病人尽一己之力。通过最近的考验，我对这项工作重新生起一股动力。

上官筝

“我们都是光头，也都只有一个乳房”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二
崔雅实际上要接受五个阶段的化疗，拿着布鲁门欣医师所设计的治疗方案，我们回到了旧金山，由当地的肿瘤科医师接手。治疗方案非常的简明：第一天崔雅和我先到医生的诊所、医院或其他安排好的地方去打针。 FAC中的“F”与“C”化疗药剂是经由点滴注入体内的(大约得花上一个小时)，此外，还要搭配不同的抗恶心剂，然后再将携带型泵挂在崔雅的导管上(这项程序我已经在安德森医院中学会了)。泵的设计非常灵巧，基本上它是一只贵得离谱的气球，将阿德利亚霉素在24小时内自动注入体内，并且稀释它的副作用。在每一个回合的化疗过程中，我们都有三个类似的泵替换使用。返家时，我们带着这些注满橙色毒液的泵回家，接下来的两天，每隔24小时，我必须卸下空的泵，装上新的。三天后，这一回合的治疗就告—段落，在下一回合的治疗开始之前，我们可以稍做喘息，至于下—回合什么时候开始，得视崔雅的白血球指数而定。
除了手术之外，西方医学抗癌的方法，如化疗与放疗只基于一个原则：癌细胞的成长速度极快，它们分裂的速度比人体的正常细胞要快上许多。如果在细胞分裂时注入某些药剂，那么你所杀死的正常细胞会比癌细胞少得多。这就是放疗与化疗的作用。人体内有某些正常细胞成长速度远比头发、胃壁、口腔等要快，当然它们也会很快地被杀死，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脱发与反胃的现象。因为癌细胞的成长速度几乎是正常细胞的两倍，所以如果化疗成功地发挥作用，肿瘤就会全死，病人则是半死不活。
三天一剂的阿德利亚霉素治疗持续进行了10天，崔雅的白血球指数开始降低，这表示体内的正常细胞被杀死了。因为白血球是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主要成分，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崔雅必须极小心地避免任何感染，不但要远离人群，还要确实做好牙齿保健之类的工作。大约经过三至四个星期之后，她的白血球指数会慢慢地回升，身体会自动再生，接着就可以准备下一回合的治疗。
阿德利亚霉素是目前最具毒性的化疗药剂，因可怕的副作用而恶名昭彰，我要强调的是，大部分化疗药剂的副作用与它相比都相差甚远，因此不难想像有多么难以忍受了。但如果使用得当，它的副作用还是可以被降到最低。崔雅在接受第一次治疗时，我们完全没有被告知病患对瑞格林可能产生的过敏反应，只得调整抗恶心剂。最初尝试康本赞(Compazine)，但效果不彰，采用含有大麻成分的药剂，肝胆造影(THC)才呈现稳定的状况。这种抗恶心剂的效果很好，事实上，第一个晚上之后，接下来的治疗期间，崔雅未再吐过。
崔雅逐渐理出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接受治疗的那一天，注射第一次药剂前的一个小时，她通常会先做肝胆造影，有时也服用1～2毫克的镇静剂，治疗前她会先做一点静修练习，不是内观便是私我探索(“我是谁?”)，接受放疗的过程中，她会做—些观想，把化疗想像成一个打击恶棍的好人(她有时会将化疗想像成洛克人)。在家时，她会在床上吞一颗安定稳(Ativan，一种强力镇静剂)，然后听点音乐，读点书，迷迷糊糊地入睡。化疗的第二天与第三天，她同样得先做肝胆造影，每天晚上都得服安定稳才能安稳入睡。第四天，她的感觉会有好转，我们也可以回复“正规”的生活作息。后来我们居然还能利用治疗的空隙到洛杉矶住几天，另一次是到夏威夷补度迟来的蜜月。
就肉体而言，崔雅的化疗效果算是相当不错，该做的事都做了，但我们忽略了这个考验对我们的情绪、心理与灵性上的摧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磨难也愈来愈强，崔雅的阴影面开始浮现且强化，我也陷入了深沉的沮丧中。同时，我们仍然孜孜不倦地保持高昂的精神，我们的未来仍然光明。
“如果我变成光头，你还爱我吗?”
“不，当然不。”
“你看，这里已经愈来愈稀薄了，这里也是。干脆剪掉算了，我们来个‘只能我炒你，不能你炒我’，把它们剪掉吧!”
我拿来了一把大剪刀，在崔雅的头顶上挥舞，为她剪出一个前卫新潮的庞克头，看起来就像被割草机推过似的。
洗澡时，我伸手一抓就是一把头发，再抓又是一把。我真的一点都不介意。我把肯叫来，两个人站在镜子面前看着光秃秃的两个脑袋。哇!多么特别的景象啊!“我的天啊!”肯说，“我们两个看起来就像是超级市场中的瓜果区。答应我一件事：我们绝对不去打保龄球。”
看看我的身体，没有头发，没有任何毛发，没有左侧的乳房，活像一只被拔光毛的鸡!我有一个身体，但我并不是自己的身体!真该为这句话好好感谢上帝。
然而，我还是喜欢为光头的女人寻找正面的模范，譬如亚马孙的妇女，就是失去一个乳房的女人的良好模范，她们通常会切除一边的乳房，好方便拉弓射箭，此外还有“星际迷航”与埃及的女祭司。
每个人都蛮喜欢我的光头，他们都说很漂亮，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有些人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想让我好过一些。肯说我真的很美丽，看他说话的方式，我知道他是真心的，有一小群朋友不断地逼问肯，他们想知道肯是否仍觉得我有吸引力。肯说他觉得自己受到羞辱，“他们只是不敢问而已，如果他们真想知道，我会说：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性感的女人，即使我不这么认为，还是会这么说的。”他通常都以反讽的笑话来回避这个题目，有时这些笑话实在很离谱，显得更加可笑。
有一天傍晚和克莱儿、乔治谈天，乔治不断逼问肯类似的问题，肯回答说：“我非得换一个新的模型不可。先是右边的庞然大物掉了，现在连头套也没了。这副身体的再售价值几乎等于零。”事后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好像身体少了一些东西，灵魂也就跟着遭殃了。我当然很怀念你过去的身体，但重点是，如果我真的爱你，你的身体无论变成什么模样，我都照样爱。但是，如果我不爱你，你的身体不论是什么样子，我还是不爱。他们完全本末倒置了。”
我们打算邀请琳达(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位杰出的摄影师)到塔霍湖，为我们两人拍几张光头照片。肯还有个非常诡异的想法，他想戴上我的义乳，请琳达为我们拍一张上半身的裸照。我们都是光头，也都只有一个乳房。“我们是双性阴阳人！”他说。
我还不确定自己如果没戴上假发或头巾，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到外面去，这一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以为肯才是真正的病人，返家之后也是。我记得上一次肯和我一起去医师的诊所，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先生为我们停车，我们都很喜欢他。那一次肯迟到了，只好自己开车去诊所。那位老先生过去很关心地看着肯说：“真可怜，这次只有你一个人来吗?”肯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实在太难解释了，只好回答：“那个婆娘太差劲了!”
崔雅开始出现因化疗引起的身体问题，我们决定利用治疗的空隙到洛杉矶和崔雅的妹妹凯蒂度个短假。
我的生理期停止了，必须开始服用雌激素。我的口腔也出现疼痛异常的溃烂现象，此外也经常肠绞痛和便血，我体内所有快速生长的组织都出了毛病，有时候连味觉也失去了。我惊讶地发现人类居然能忍受如此大的痛苦。发生什么就是什么了。
在洛杉矶与凯蒂同住，崔西也来了，感觉真好。肯很喜欢我的两个妹妹，甚至可以称得上有点迷恋。克莉丝坦(一位来自芬德霍恩的朋友)和我一同去拜访幸福社区，这是由哈洛德•本杰明(Harold Benjamin)所主持的癌症病患支援机构。我特别喜欢听那些光头女人的故事、感佩她们的精神，以及病人们坦率地述说他们的病情。如果有人把成果说得太神奇或企图说服别人加入，协助者就会加以导正。譬如有一位女士想要燃起一位罹患骨癌的病人活下去的欲望。一开始，在场的人非常急切地想说服他：有一部分的他是不想活下去的。这样的理论听起来好像他想死是不对的，他必须有活下去的决心。不久就有人加以修正了：“我也想死，现在仍然有这个念头。”“我已经打理好一切，如果情况真的恶劣到难以收拾，我会去寻死，没关系，这只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罢了。”
这是一次很棒的旅行，但是情感上的嫌隙……很糟糕的，已经开始出现。
那天晚上回到凯蒂的住处，一位好友来电，提及有位罹患癌症的女士想和肯谈话。我相当愤怒，因为她不想找我谈，肯也没建议她来找我谈。我对他发火，他也发了一顿大脾气，这是他第一次勃然大怒。他抓住我的衣领，大声地对我吼叫，他说他做每件事之前都得担忧会不会影响到我。一年来，他总是极力压抑自己的兴趣来帮助我，如果他连一通电话都不准接，那真是太过分了。他觉得自己无处寻得慰藉，这句话打击到我，我希望他有任何问题或烦恼都可以随时来找我。其实我应该可以明白他为何如此激动，因为他实在需要有人听一听他到底累积了多少东西。我听是听了，但还是在替自己辩驳，这么做更证明他是对的，这方面我的确犯了大错，因为我没有完全理解他说的话。他仍然愤愤不平。
凯蒂、克莉丝坦与肯谈论着癌细胞，以及它在我心中的意象。肯说他虽然很想把它们看成脆弱、狼狈的，很不幸，它们似乎非常强壮。我说我不想听见有人这么说，我还是要把它们看成脆弱、狼狈的，但肯却义正辞严地指出，这是两码子事。他虽然很想把它们看成脆弱、狼狈的，但事实上，根据不同的报告显示，它们是非常强壮的，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我说我不想听，他说，他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点我同意，但对这些癌细胞的想法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想听见有人说它们是非常强壮的。“既然不想听，那就别问，”他回了一句，“你要我告诉你真实的看法，还是要我说谎?”他问。说谎，我说。“好，我会的。”接着，他说了一句极为嘲讽的话：“我要植入一些头发，这样我就可以再把它们拔出来。”这段谈话到此结束。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因为他连一通电话都不能接，也无法坦然表达自己的意见，他随时都得忧心某句话对“我和我的癌症”会造成什么影响。“你根本不知道一个爱你的人要和你的疾病共处，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他说，“你其实可以这么说：‘天哪，肯，千万别说我的癌细胞非常强壮，那会让我担忧死了。’然而你只是不断地下命令——别这么做，因为我说你不能。如果你提出要求的话，我很乐意为你做任何事，但我厌倦了一直接受命令。”
这真的很困难，也是我和肯在沟通上第一次没有联结。我需要更多的支持，但我逐渐看出肯其实也需要支持。
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崔雅先是动了一次手术，接着是连续六个星期的放疗，然后又复发，切除乳房，现在正处于化疗的过程中，这一切都暗示着提早死亡的可能性。为了能24小时随侍在崔雅的身边，我停止了写作，放弃了三个编辑工作，逐渐将自己的生活完全转向协助她抗癌。我最近也停止了静修练习(这真是一大错误!)因为实在太疲倦了。我们已经搬出穆尔海滩的房子，而塔霍湖的房子在崔雅马不停蹄地接受化疗时，还在继续动工中，似乎盖房子与做化疗是毫不冲突、可以分别进行的事。
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只是过程中比较容易的部分。搬进塔霍湖的房子，最可怕的磨难与考验才开始。

上官筝

地狱之门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三
早上七点……这是北塔霍湖畔一个明朗而美妙的清晨。我们的房子就坐落在北美最优美的湖旁的半山腰上。从屋里每一扇朝南的窗户望出去，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座湖，它的周围是白得惊人的沙滩，背景是苍郁的山脉，山顶终年覆盖着白雪。深蓝的湖水是那么的深沉、令人感动。我怀疑湖底是否不断地释放着某种巨大的能量：因为这座湖看起来不仅一片碧蓝，更像是发电厂的开关打开了似的。
崔雅睡得很沉。我从橱柜中拿了一瓶伏特加，小心翼翼地在杯中斟满四盎司，然后一饮而尽，这足以让我撑到中午。中午，我通常会喝三罐啤酒，整个下午几乎也在啤酒中度过，也许五罐，也许十罐。晚餐及饭后则是白兰地陪伴着我。我从不喝醉，连头昏都没有。我没有忽略过崔雅的治疗问题，也从未逃避过自己该负的责任。如果你遇见我，绝不会怀疑我喝过酒，我会表现得非常机敏、面带微笑，而且生气蓬勃。我每天如此，整整持续了四个月。然后我可能走进南塔霍湖公园街的安迪体育用品店，买一把枪把所有恼人的事一轰而尽。就像他们所说的，我再也受不了了。
崔雅结束最后一次的化疗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虽然化疗对身体是一种严酷的惩罚与考验，但崔雅凭着极大的勇气与毅力，熬过了这段最艰苦的时间。她得到一张健康保证收据，可是，这并不意味什么(如果你因其他的疾病而死，才能宣布你的癌症已经痊愈)。我们终于可以期盼生活稳定下来，如果崔雅的生理期恢复，我们或许还能生个孩子。生命的地平线再度清朗、诱人。
然而有些东西改变了。我们两人因为精疲力竭开始产生摩擦。就像共同背负着一个巨大的重担一起攀登陡坡，我们一直小心地背着它往上攀，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却完全累垮了。虽然我们之间的紧张累积得很慢，尤其是过去七个月的放疗期，但话还没说完，争执就爆发。仿佛穿了一件廉价的西装，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裂了一条缝。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令我们完全手足无措。
对这段期间的生活我不想着墨太多，也不想粉饰太平。简而言之，对我们俩而言，这段日子就是活脱的地狱。
斜坡村是一个位于塔霍湖东北角，人口大约七千人的小镇，塔霍湖这个名字是源自当地的印第安语，意思是“高地之水”(塔霍湖是西半球海拔第二高的湖泊，含水量比密歇根湖还多，根据那些可笑的导游手册的说法，如果湖水淹没了加州，洪水大概可以高达14英寸)。1985年，一种怪异的疾病突然袭卷这个村庄，两百多名农民受到感染，它像一种轻微的多发性硬化症，主要症状是：热度不高但长期发烧、偶发性的肌肉功能失常、夜间盗汗、溃烂、淋巴腺肿大、全身瘫软无力。在这两百多位的病患中，有30名以上被迫住进医院，因为他们虚脱得几乎站不起来。电脑断层扫描显示这种疾病会在脑中造成许多细小组织的伤害，看起来像是多发性硬化症。这种病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似乎不是人与人相互传染的：先生罹病不会传染给妻子，罹病的母亲也不会传染给孩子。没有人知道这种怪病是如何传递的；最后的结论是，这种病可能是由某种环境毒素所引起。无论如何，这场怪病之风在这个村庄中整整刮了一年——自从1985年以后，这个地区就没有了新的病例出现。它似乎是由乌饭树的毒素所引起的过劳症。
刚开始时，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对外否认这件事，但是保罗•切尼医师(一位杰出的内科医师，还拥有物理学的博士学位)知道得很详尽，他手中握有许多关于这个怪病的资料，也收集了许多不容置疑的研究证据，于是亚特兰大卫生当局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说辞。
崔雅和我在1985年搬进斜坡村，我是那两百位幸运人士中的一名。
在那些身染怪病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持续了六个月的症状；另外三分之一大约持续了两三年时间；剩余的三分之一的病症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有许多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我属于中间的三分之一，整整被这个怪病纠缠了两三年之久。我自己的主要症状包括：肌肉抽筋、几乎是全身性的痉挛、持续地发烧、淋巴腺肿大、夜间盗汗以及瘫软无力。我照样能起床、刷牙，但爬楼梯的时候必须停下来休息。
我得了这种怪病，却对它一无所知，这实在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变得愈来愈疲倦、沮丧与苦恼。再加上崔雅的情况，这份沮丧感更加恶化。这份沮丧感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神经过敏，部分则源自这个怪病——只有在焦虑来袭时才会被打断。对自己的情况的绝望感，会使我从沮丧中跳出来，进入惊慌失措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完全失控，不晓得为什么会被那些残酷命运的乱箭击中，几个月以来我不时想要自杀。
我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为了随时随地帮助崔雅，过去一整年，我完全压抑了自己的兴趣、工作、需求以及自己的生活。我是自愿这么做的，如果再有相同的情况发生，我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做，让自己事先有更多的支持系统，同时更清楚身为全职支援者所必须做出的牺牲。
在崔雅生病的过程中，我学习到许多功课。我之所以愿意深入自己与崔雅的这段煎熬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经历，或许可以让许多人避免重蹈我的覆辙。事实上我以如此艰难的方式所学得的功课，在某种程度上也慢慢变成了“癌症支援者”的发言人。我写的第一篇有关支援者的报偿与危险的文章刊登以后，获得了很大的回响，出版商与我都相当惊讶。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数百封最沉痛的信件，这些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却没人能让他们一吐苦水。我希望能透过较温和的途径，逐渐地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我还在继续挣扎，我对崔雅的病和我自己的困境的忧虑在缓慢增加，真实的沮丧感也在日益恶化。这一年半来，我无法不间断地写作，在此之前，写作可以说是我的命脉、我的守护神、我的命运、我的功业。过去十年来，我几乎每年完成一本书；就像其他男人一样，我以自己的工作与写作来肯定私我，当写作突然停摆时，我就像一个没有保护网的空中飞人，坠地时伤得很重。
然而最严重的还是我停止了静修的练习，我过去拥有的觉照力也消失了。我不能轻易地回到“暴风的中心”，有的只是狂风暴雨。这使我在度过这些关卡时非常难受。我丧失了纯粹与开放的觉知，也就是接近见证与灵魂的能力，剩下的只有私我紧缩与自恋。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与守护神，剩下的只有私我，那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恐惧不已的思维。
我认为自己最简单、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为自己应尽的义务而责怪崔雅。我是自愿放弃自己的兴趣来帮助她的，但是，当我开始怀念我的写作、编辑工作和静修练习时，我开始责怪崔雅，因为她的癌症而责怪她，因为她毁了我的生活而责怪她，因为她使我丧失自己的灵魂而责怪她。这正是存在主义者所谓的“背信”(bad faith)——没有为你自己的选择肩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愈“沮丧”，对崔雅的打击愈大，特别是她历经诸多磨难之后。日夜伴随在她身旁一年半以后，我突然消失了，将自己包裹起来，不想再听她倾诉。我觉得自己需要一点支持，而她不习惯或无法给予我这样的支持。当我开始因为自己的沮丧而莫名其妙责怪崔雅时，她理所当然有所反弹，无论是出自罪恶感还是愤怒。同时，生理期的过早终止以及因化疗而引起的情绪不稳，再加上崔雅对这些状况的“神经过敏”反应，在使得整个局面每下愈况，而我也对这些现象产生了各种反应。我们最后都深陷于由罪恶感和责难卷成的漩涡中，于是崔雅进入了绝望，我走进了安迪体育用品店。
今天是星期六。两天前我开始写一些东西，在屋子断电前，我刚好写了三段。当时我正在抒发自己的悲情，那些东西并不值得记录，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肯和我一起共度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在市中心消磨半天。当我上床睡觉时，我有一种被神眷顾、事情终会好转的感觉。我的私我肯定疗法从“我对神的爱在我体内的每个细胞中产生了治疗的作用”，转变成“我感觉到神的爱在我体内的每个细胞中产生了治疗的作用”。这是一个细致又显著的差异。正如我先前说过的，透过肯对我的爱，我知道神是爱我的。如果肯与我能真正联结，我就能与神联结，如果我们失去了联结，我与万事万物的关系就被切断了。
我们再度的联结发生在某个悲惨的日子。早上起来，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斥责我没有整理衣柜，稍后我也以新电脑出了问题反击回去，然后他就掉头走了，几乎失踪了一整天，我闷闷不乐地坐在门前的回廊上，呆呆地望着湖水，试着摆脱毫无价值的感觉，那天傍晚我们进行了一段长谈，但没有什么收获，他说一切都像是旧戏重演。
最近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和坏情绪对抗，很像是更年期的症状。其实我已经停经了。我的情绪难道是因为丧失雌激素而引起的?可能性很大。一个星期前我开始服用避孕丸，它对我的潮热产生了一些帮助。肯喝了点酒，人变得温柔多了——今晚一切都很美好。
今天我在整理浴室的壁橱时，清理出了一些经期用的棉条，我怀疑自己是否还用得上?
今天是星期三，所有的事情仍然非常不稳定。我们刚从旧金山回来，房子看起来还好，只不过工人们把厨房的色调弄得一团糟。反正总是有问题。稍后我们去散步。肯显得郁郁寡欢，他对生活的不满表现在和我说话的语气上，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默默地承受。有时候看见他这副模样，我会觉得他虽然爱我，却不喜欢我。事后他会向我道歉——以非常甜蜜的声音对我说，他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想和他谈一谈，但总是无法深入。在这种时刻如果没有第三者在场，我们通常无法将局面处理得很好。“亲爱的，我们之间这种情况已经反复出现好几次了，我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沮丧，只要我们一谈到这些事，你就会觉得内疚、变得恼怒，而我也会跟着生气，这是一点帮助也没有的。我希望能找个人来帮我们协调一下，在还没找到适当的人选以前，暂时稳住这个局面好吗?”这对我来说相当困难，因为我希望问题可以在当下解决，我希望整个气氛是明朗的，这样我们之间的那份爱才会没有阻碍。他说我们陷得太深了。
令我真正惊讶的是，我们是如此的相爱，我们的联结也是如此的牢固，但仍得经过如此艰难的考验。我不禁开始质疑，好像我们所有可能产生的压力都要在这一世解决。有一天傍晚我们一起看一份压力测量表。丧偶的压力指数最高，可以到一百点，压力指数最高五项中的三项(结婚、搬家、重病)我们都有。肯认为自己还有第四高指数的压力——失业(虽然他是自愿的)。即使是度假，在压力指数上也高居第十五。肯说，我们已经有这么多沉重的压力了，如果再去度个假，那不是要人命吗!
每次一谈到这些问题，我总是感觉他敢怒不敢言。他觉得自己不但被击垮，还受到监视，动弹不得。换句话说，他因为我而完全无法工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管做什么似乎都没有帮助。此外，我们的行为特征也开始显现，以前它们是互补的，现在只有摩擦的份了。我是一个小心谨慎、做事井然有序的环保主义者，受到威胁时，我会有紧缩的倾向；肯则是一个外向大方、不拘小节的宏论家，日常琐事会令他烦躁不安。
第二个星期我们又回到旧金山和弗朗西丝、罗杰共度周末。当天晚上，怀特与朱迪斯•斯卡区(《奇迹的课程》发行人)前来庆祝《奇》书的平装本在美英两地上市。第二天早上，罗杰向弗朗西丝求婚了!婚礼在朱迪斯与怀特的家举行，蜜月则是在我们塔霍湖的家度过。肯将成为罗杰的伴郎，而我是弗朗西丝的伴娘。
尽管有弗朗西丝与罗杰的协助，我们的问题仍没有丝毫改善。回到塔霍湖，我们一起陷入肯的情绪中。他似乎无法自拔，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电视机前好几个小时，动也不动。我可怜的爱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似乎做什么都没用。我的感觉糟透了。
今天是星期五。多么奇妙的人生!从彻底的绝望攀升到感觉很棒的一天。
肯为了公事要离开两天，我几乎要崩溃了。他走后我开始责难自己的态度恶劣，过于想掌控他。他主要的抱怨就是我太想控制他，独占他的时间。这是真的，我实在太爱他了，我希望每分每秒都能和他在一起。或许有人会说，我为了不让他分心，才会得癌症，这样的理论也许部分属实，但是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抓住他的注意力!我的确有点嫉妒他的工作，但我并不希望他的工作就此停摆，这也是我目前最感痛苦的事，因为他的守护神已经消失了。
他离开后，我真的快疯了。屋子显得格外的冰冷与孤寂。我抱着电话向凯蒂哭诉了一个小时。
然而和他在电话上谈过以后一切似乎又好转了。他回来以后，我们更善待彼此，习性反应也减少了。我们留意着彼此的模式，遇到阻碍时则绕道而行。
弗朗斯瓦与汉娜前来度周末，凯依•林恩也加入阵容(他们三人都是来自芬德霍恩的老友)——这真是难以言喻的美好时光!尤其是星期天，我们开车上玫瑰山的公路，享受美景，在瀑布边野餐，接着又循着湖边的步道健行，后来又到我所吃过最好吃的餐厅共进晚餐，最后去凯悦跳舞。我唯一能说服肯加入我们的理由是，“这种健行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运动效果，而且完全不借助机器。通常需要走上好几英里，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致。”“好啦，好啦，我去就是了。”弗朗斯瓦问肯：“你难道不喜欢运动吗?”肯回答说：“我喜欢运动，但只能承担同类疗法微粒药丸的量。”
崔雅和我都警觉到，我们两人无论在个人方面或是配偶的联结上都开始分崩离析。在个人方面，我们还算正常的神经症一一浮现：这些神经症迟早会被注意到，如果不处在这种压力锅的情况中，它们可能会一直潜藏在底端。
在配偶的联结上，相同的问题仍在进行。一般的配偶在三五年，甚至10年也不必面对的问题，我们全都被迫去面对了。无论在个人或双方的联结上，我们两人先得崩溃，才能统合得更加坚实。这场考验虽然痛苦，从一开始我们就感觉最终一切都会转化得更好，如果我们能幸存的话。因为那些在烈火中被燃尽的并不是我们对彼此的爱，而是存在我们心中的“垃圾”。

上官筝

无处可逃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四
崔西是我最大的支持者。昨天晚餐时，她问我是否仍继续写日记，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因为，她说，这会是一本畅销书!某些时候我也有过类似的幻想……因为我从未发现一本可以涵盖所有我想知道的内容的书。她还问我做完化疗后是否觉得好过多了。我说：“六个月以后再问我吧!”我觉得自己仍处在化疗的过程中，除非我的生理期可以连续三次按时出现，血液也回归正常值，整个疗程才算真正结束。没有人确实地告诉我，头发会在什么时候长出来，我猜想或许在最后一次治疗结束，25天循环周期过了以后。这样看来至少还得等上一个多星期。啊!耐心!
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化疗尚未结束的原因是生理期还没有恢复。这听起来有几分侦探小说的意味……它到哪去了呢?上个星期是我第一次在做爱时觉得阴道干涩，我的生理期也因为化疗整整迟了三个半星期。这实在是痛苦又令人沮丧的事，真希望男性医师们对这种情况也能有点概念。上个月的情况非常糟糕。不时会陷入抑郁之中以泪洗面。不哭的时候感觉便会很好。不是说以前不难受，但这次似乎是从我修习史迪芬•勒文的自我宽恕的静修开始的，有一天我在做练习的时候遇见了麻烦，我感到无法宽恕自己。那一天特别糟糕，由于眼泪太多，出现了花粉热的过敏症状，但我仍然强打精神到市里去，为“美苏青年交流基金项目策划书”写了个说明信。第二个星期，肯到旧金山办事，我又度过非常可怕的一晚，几乎整个晚上都不停地流泪，觉得自己实在恐怖得叫人难以忍受。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去见妇产科医师，又哭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傍晚，我继续对弗朗西丝与罗杰哭诉，我认为自己必须为肯生活中的烦恼、悲苦与无力工作负责。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倒愈来愈严重了。当我得知琳达不一定能来看我时，心里很不舒服，我多么希望被人关心，希望她能因为爱我而排除万难来看我。我对她说，如果她不来的话，我还是可以找到其他人来替我打气的。这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我必须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必须拿掉“我能处理一切”的高傲面具。去机场接琳达的路上我又哭了，她的来访固然令我感动，但我的悲伤情绪丝毫没有减低。几天后，我送走琳达，参加周末的芬德霍恩聚会，又哭了一整天，早上和弗朗西丝，下午和我的心理治疗师坎特，接下来是针灸治疗师霍尔——这就是我所有的支持系统。我觉得十分疲惫，差不多可以停下来了，但实际上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我问坎特医师这种状况是否会发生在其他病人身上——他们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好，熬过了掉发、呕吐、虚弱以及焦虑等各种折磨，当一切都度过之后，他们却崩溃了。他说他为癌症病人做心理治疗的25年里，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对于肯而言也是如此，他扛了我两年，现在终于可以把我放下，他却崩溃了。
我注意到有许多痛苦、悲伤、恐惧与愤怒的情绪是我无法独立解决的，特别是每三个星期就得做一次放疗，又要打理屋子的种种琐事。理智上我知道它们是好的，而实际上却完全无法感觉。
我的心理有一部分是在害怕，现在的崩溃会否定过去几个月做放疗与处理房子时的良好表现。我向肯提及这件事，他说：“那也正是我的感觉，老实说，我真的以自己现在的德性为耻。”多年以来别人都认为我相当坚强、稳定，他们从不认为我会恐惧、悲伤与愤怒，后来这些情绪全都浮现了。我仍然觉得自己必须否认它们的存在，因为别人会把我看扁了。其实光是这种想法就已经令我元气大伤。一旦有许多小丑联合起来为我粉饰太平时(《一千个小丑》A Thousand Clowns这部电影中指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许多的“次人格”或“小丑”)，我会害怕表现出这些“负面”的感觉，现在偶尔还有个小丑摇旗呐喊地应应景。当然这名小丑还是会影响到我，但是我比较能警觉到它的其他伙伴了。一些新来的小丑不时会鼓励你崩溃一下。我将借此重新整顿，然后重生。
同一段时间，我们俩却愈来愈沮丧、愈来愈仳离，也愈来愈被这艰苦的情境和自己的神经症所击溃。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像是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唯一的问题是，该怎么死呢?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陷在沮丧中——真正的沮丧，不像过去偶尔会有的忧愁或低落的情绪。这是一种新的情绪，有点吓人。我一点都不想讲话，反正肯也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他的反应迟缓、整个人无精打采，所有的努力都无法使他振作起来。我不记得自己有过这样的感觉，沉默得吓人，连做决定的力气都没了。如果肯问我一些事，我也只是以单字回答。
情况很简单，就是我不再快乐了。我不再感到自己充沛的活力，我感觉的只有这些事件对我造成的摧残。我累了，这疲累远比身体的困倦还要磨人。在罹患癌症的第一年里，我还能感觉快乐的情绪，这个改变很显然是在化疗期间产生的。从身体来看，化疗其实没那么糟，我对肯说，我觉得最坏的部分是情感、心理与灵性上的毒害。我觉得自己被击垮，甚至完全失去了控制。
未渡过重要的难关前，我如何期望肯与我可以安稳地生活几年呢?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
大约在五天前我做了两个梦。也许就在那天晚上我开始排卵。在第一个梦境中，他们必须把我仅存的乳房切除更多，我非常愤怒，因为它看起来已经够小了(很有趣，我从未梦见自己失去的那个乳房又长回来了，事实上，我甚至没有做过有关它的梦)。在第二个梦境中，我坐在肿瘤科医师的办公室，询问他我是不是永远都会缺乏雌激素、出现阴道干涩的现象。他说没错，然后我就开始对他尖叫，不断地尖声惊叫。这是为了避免他在一开始就警告我而大发雷霆，而那些该死的医师们似乎不在乎，认为这些事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是在治疗身体，而不是人。我完全彻底地失去控制，爆发出怒火，一直不停地尖叫、尖叫、尖叫。
守护神啊，守护神!没有了它，我就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道途、失去了幸运。有人说，女人提供男人的是稳定的基础，男人提供女人的则是清楚的方向。我并不想陷入性别之争，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句话似乎有几分道理。过去崔雅给了我稳定的基础；如今我的双脚还是固着在地面，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了。以前我能提供崔雅明确的方向，现在我只能让她陷入毫无目标的沮丧之中。
星期六我的心情因为天气好转而兴奋——一个阳光灿烂的大晴天，我向肯提议一起出门，到我们最爱的那家餐厅去吃午餐。在餐厅里，他的情绪仍然非常沮丧，但从某方面来说又有些不同。我问他是否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有关写作的事，我一直在想，那股写作的欲望应该回来才对，我知道你也很不好受，实在非常抱歉。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透，我并没有所谓的作家障碍，想写作的时候写不出来，我只是不想写。我一直专注地寻找内心的守护神，但不管怎么找就是不见它的踪影，这是最令我恐惧的事。”
肯的情况似乎愈来愈糟。这天晚上家里有客人，有人问及他写作的事，肯的表现虽然有些吃力，但还算不错。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们并不熟，不过他是肯的忠实读者，读过他写的每一本书。肯努力稳住自己的情绪，很有礼貌地向他解释自己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作品了，他认为自己的写作期已经结束，虽然他一直努力想要激起写作的欲望，但没有用，所以他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这位男士在听完他的解释后显得相当愤怒——这么优秀的肯•威尔伯怎么可以不写作呢?好像肯欠他似的。他说：“没想到这位被视为自弗洛伊德以来最具潜力、最伟大的意识哲学家，也有江郎才尽的一天啊!”在场的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肯，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位男士，现场寂静得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后来他终于开口说：“我有过的乐子已经超过一个人该有的了。”
我的沮丧感对崔雅所造成的主要影响是，为了应付我的问题，或者应该说少了我的协助，她用来对抗自己问题的力量和稳定度也所剩无几。复发的恐惧挥之不去，此外，她也恐惧自己处理得不如以前好，恐惧以前有我的帮助，现在却没有。
星期一晚上我觉得非常痛。清晨四点我从剧痛中醒来，这个特别明显的疼痛已持续一个星期，不能再轻忽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复发的征兆——转移到骨头，还会是什么呢?我试着推想其他的可能性……但不能。情况愈来愈糟。我想到死亡。我也许真的快死了。
哦，我的天啊，怎么可以呢?我只有38岁——这太不公平了，不能这么早死!至少要给我一个补偿肯的机会。自从和我在一起他就必须面对我的癌症，我想治疗他所遭受的蹂躏。他已经精疲力竭，一想到我们可能又得面对另一回合的磨难，就让人难以忍受。
哦，神啊，我也许会死在这屋子里。我甚至连再度失去自己头发的念头都无法忍受。这么快，实在太快了!距离我最后一次的化疗是四个半月，我的头发已经长了两个月，才刚开始不必戴那些可恶的帽子。我希望这一切能尽快结束，这样我才能帮助肯重新站起来，也才能继续进行癌症支援中心的工作。神哪，我希望这只是一个不实的讯号，除了癌症以外，什么都可以，至少让我再度被击倒之前，可以多喘几口气。
我变得愈尖酸刻薄，崔雅就愈自保、迷惘、苛求，甚至恼人。我们两人都被眼前发生的事吓坏了，我们也明白自己或多或少都在助长这团混乱，但都没有力量遏止它。
几天后，崔雅爆发了。我们俩都爆发了。
昨天晚上肯提议要我多出去走走，找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做，以便和他的问题保持距离。事实上他对我说“救救你自己吧”，这种状况对他而言已经持续太久了，看不出有什么好转的迹象，他也无法预料未来的吉凶。那天晚上我非常难过，哭了一会儿，肯竟没有察觉。一夜辗转难眠，想哭的冲动一直在体内搅扰着。最后我终于起身下床到楼上扭开电视，这样我的哭声才不会被听见。我感觉糟透了，好像我毁了肯的生活，现在他居然要我救救自己，要我一个人跳进救生艇里离开他。我觉得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在伤害他，我的个性与特质也带给他极大的痛苦，这就是他在去年一整年中饱受磨难的主要原因。我感觉我们正在面临恐怖的分手的可能性。
我觉得既困惑又无助，好像我搞砸了每一件事——彻底地毁了我最亲爱的肯的生活。我不想再加重他的负担，却又不信任自己，仿佛自己所做的每件事终究会伤害到他，因为我似乎太阳刚、太固执、太爱操控、太愚钝、也太私我了。也许我需要一个比较单纯、比较不敏感、也比较不聪明的男人，这样他才不会受到我的伤害。也许他需要的是一个更温柔、更有女人味、也更敏锐的女人。天啊，光是这种想法就令我痛不欲生了。
似乎我做的每件事都会带给他极大的痛苦。当我想要表达自己的关切之意时，却觉得应该表现出积极与肯定的态度，我连掉眼泪这件事都不再信任自己，只能暗中饮泣。我是不是一直想得到他的注意?我是不是过于自怨自艾，因而忽略了他的需求?他无法付出时，我是否该支持他，而不是一味地贴在他身上、不停地向他索求?过去我总是习惯与肯分享所有的事，现在我只是不断地以自己的要求、抱怨与固执折磨他。我一直想让他免于这些折磨，但除了肯之外，我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吐露真言。我很害怕自己会毁了这段婚姻。
今天晚上在《奇迹的课程》中读到一段向神求援的内容，正是我现在的写照，我已经对抗不了了，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求您帮助我，为我指引一条道路，不要再让肯受到伤害。我想起肯过去的模样，想起他爽朗的笑容、他的聪慧、他迷人的魅力、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工作的热情——亲爱的神啊，求您帮助他。
我无法知道他随侍在我身边的日子有多么难熬，这么久以来，我们从未好好探讨过。他背负我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而我却对他所受的苦一无所知。
我们俩所受的苦真是难以忍受，心灵上的极度痛苦似乎毫无止境，像是要把你整个人吸进去，让你坠入痛苦的黑洞，你无处可逃，也无法喘息。
爱得愈多，伤痛就愈剧烈。我们的爱是无穷尽的，所受的痛苦也是无穷尽的。从痛苦生出的则是憎恨、愤怒、荼毒与责难。

上官筝

崩溃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五
我忍不住怨恨他的改变。他说他无法再给我任何滋养，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的感觉则是，他之所以不想，是因为他在生我的气。有好几次我都很清楚地感觉自己无法得到他的谅解，或许是因为连我也无法谅解自己的缘故。但我确实在生他的气，我气他让自己落入这般田地，我气他满嘴的尖酸刻薄!我也气他让自己变得非常难以相处，同时又担心他会离我而去，每当这种念头生起时，我觉得自己应该要先离开他，回复单身，独自一人到乡间生活。多简单，多美好啊!
昨天夜里我们两人都难以成眠，我向他提及自己常有要离开他的念头，我似乎无法改变自己来取悦他。而他对我说，他也常有离开我的念头，或许会到波士顿去吧。这个时候他突然起身下床，然后说：“你可以留下泰恩(我们的狗)。”当他再度回到床上时，我对他说：“我不要泰恩，我要你。”他坐了起来，眼睁睁地看着我，眼眶里都是泪水，我也忍不住哭了，但我们都没有任何动作。这段感情似乎无法再持续了，我想宽恕他，或许现在办不到，因为我实在太愤怒了。我也知道他并没有原谅我，我甚至不觉得他喜欢我。
第二天，我开车前往安迪体育用品店。对我来说，生命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开始发酸发臭，没有任何值得回味的经验，没有东西是我所渴望的，除了逃离之外。我实在很难描述处在那种时刻，内心有多么阴暗。
如同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的神经症正在逐渐浮现、夸大与加强。以我的情形来说，一旦被恐惧征服，我的机智就会沦为嘲讽、尖酸，可是我并非天生就如此刻薄，我只是害怕极了。就像王尔德(Wilde)所说的：“他并没有敌人，只是被朋友厌恶到极点罢了。”
崔雅一旦被恐惧侵袭，她原先的毅力就会沦为僵化、顽固、果断与掌控的欲望。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由于我从不公然、直接地对崔雅表示自己的愤怒，只好不断地以讥讽来削弱她的势力。她的顽固使她独裁地掌控了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决定。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完全无法自主，因为崔雅总是握有金牌：“我有癌症。”
我们的情况使朋友们分成两派，她的朋友觉得我是不可理喻的坏家伙，而我也试图说服自己的朋友，崔雅是个难以相处的人。其实两方面的说辞都是正确的。崔雅和她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参加为期三天的闭关回来。闭关时，她因为想要好好地休息半小时，将这两位朋友支出房间，他们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她好霸道，你怎么有办法和她生活在一起?光是三天就已经够我们受了。”同样地，在好几次与家人或朋友共聚的夜晚中，他们也会把崔雅拉到一旁耳语：“你怎么有办法忍受他?他简直就像一条盘起身子的响尾蛇。他是不是对每个人都心怀恨意啊?”
尖酸刻薄加上冥顽不化，后果就是两人一起毁灭。我们并不恨对方，我们真正痛恨的是那神经过敏的小丑，他们似乎被锁在某种死亡的漩涡中，当中的一个人情况愈糟，另一个的反应就愈激烈。
要突破这个阴郁循环的唯一方法，就是直接切入神经过敏的成因：直接面对潜藏在底端的愤怒。但是，你怎能对一个得癌症的人发怒?又怎能对一个朝夕守在你身边、与你同甘共苦了两年的人发怒?
当我走进安迪体育用品店时，所有的问题都在我的脑子里。我看着眼前各式各样的枪支足足有半小时之久。哪一种比较好?手枪还是猎枪?海明威式的手枪应该不错。我在店里磨蹭得愈久，愈感到骚乱、不安与愤怒。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真的很想干掉一个人——我自己。
回到家里，我独自一人坐在起居室的书桌前，做些必要的工作。崔雅带着报纸，重重地拖着步履走了过来。我应该先说明一点，这栋房子里还有许多房间，然而在她最感惧怕与专断时，这些房间都得依她的意思来设定它们的功能。我很快地答应了(必须对癌症病人好一点)。于是这个起居室的小角落，是唯一属于我的空间，也是我生命中唯一能由我掌控的小天地。由于没有门，当我工作的时候，很自然会对侵入这个领域的人产生警戒。
“可以请你走开吗?报纸的声音搞得我快疯了。”
“我喜欢在这里看报。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想待在这里看报。”
“这是我的办公室，你自己有三个房间，随便找一间去看吧。”
“不要!”
“不要?不要?这是你该说的话吗?你听好，我在工作时，那个没有受过三年级以上的教育，看报的时候不能闭嘴的人是不准待在这个房间的。
“我讨厌你说这种尖酸刻薄话，我不管，我偏要在这里看报。”
我气愤地起身，走到她面前，嚷道：“出去。”
“不要。”
我们开始对吼，声音愈来愈大，最后变成面红耳赤的爆怒。
“给我出去，你这个可恶的*子!”
“要出去，你自己出去!”
我动手打她，一掌接一掌，并且不断地对她大吼大叫：“出去，该死的东西，给我出去!”我不停地打她，她不停地尖叫：“住手!不要再打我了!”
最后我们两人都累得瘫在沙发上。过去我从未动手打过女人，这点我们都很清楚。
“好，我走。”我开口说，“我要回旧金山去，我痛恨这个地方，我痛恨我们对彼此所做的事。要跟不跟随你便。”
回顾起来，崔雅和我都觉得那起意外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并不是打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而是这件事突显了我们两人的绝望。在崔雅那方面，她的专断倾向开始减低，不是因为她怕我又动手打她，而是她了解到那种想掌握一切的欲望，其实是源自于恐惧。在我这方面，我学会了如何向一名有可能死亡的病人表示自己的需求和保有自己的空间。
他的抗争只是为了保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不再轻易让步，这让我觉得神清气爽，因为我不必耗费过多的精力去猜测如何让他快乐，即使猜错也不再有沉重的罪恶感。过去我需要他无条件地支持我，他照做了!现在我需要他在我身后推我一把，特别是当我冥顽不灵的时候。如果某件事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就必须一直推我，直到我完全放下为止。
从那件事发生以后，一切开始好转。我们仍然有许多事要做，如接受夫妻双方的心理治疗，这可能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让混乱的局面回归正常，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拾那份一直没有熄灭的彼此的爱。

上官筝

自疗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六
有什么是你想要而宽恕不能给的?想要和平吗?宽恕能给，想要幸福快乐、宁静的心、确切的目标、转化这个世界的一种价值与美吗?想要一直拥有关怀、安全与被呵护的温暖吗?想要一份不被搅扰的宁静、不被伤害的温柔、一份深刻的自在、永远不被扰乱的安宁吗?——这所有的一切，宽恕都能给你，给更多的人。
“喂，请问是威尔伯先生吗?”我们在磨坊谷地望着窗外著名的红杉林。
“是的。”
“我叫爱迪丝•桑戴尔(Edith Zundel)，来自西德的波恩。我的先生鲁夫和我正在写一本书，我们打算访问12位世界各地的前卫心理学家。我非常希望能和你谈一谈。”
“我很欣赏你们的计划，爱迪丝，但我是不接受访问的。谢谢你，祝你好运。”
“我最近都会待在弗朗西丝与罗杰夫妇的家中，我从很远的地方来，真的很希望能和你谈一谈，不会耽误太久的。”
三只松鼠在两棵巨大的红杉之间来回地跳跃，我一直盯着它们瞧，想搞清楚它们究竟是在玩耍、交配，还是在谈情说爱?
“爱迪丝，我在很早以前就决定不接受采访或做任何形式的公开演讲与授课。除了我对这类事容易紧张外，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总喜欢把我当成大师、上师或老师看待，但我不是。在印度，他们会对学者和上师做个明确的区分，所谓的学者(美国人所指的哲人或博学之士)只是一个单纯做学问的人，也可能是学问与实修同时进行的人，譬如研究瑜伽的学者，真的在练瑜伽，只是尚未大彻大悟。上师则是已经悟道解脱的老师。我充其量只能算个学者，还不够格当上师，论实修，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初学者，因此我过去15年来只接受过四次采访，有时也回答一些书面的问题，但仅止于此。”
“这我可以理解，威尔伯先生，但是把东西方心理学综合起来研究，却是你独门的绝活，所以我并不想把你视为上师，而是以学者的身份和你对谈。你的作品在德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仅影响到外缘地带，甚至在主流学术界都掀起了很大的旋风。你的十本著作全都译成了德文。”
三只松鼠倏忽地消失在浓密的树林中。
“没错，我的书在德国和日本都是畅销书，”我想测试她有没有幽默感，“你知道的，两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爱迪丝大笑了一会儿，然后说：“至少我们还懂得欣赏天才。”
“应该说是发疯的天才。我的妻子和我正面对一段不怎么好过的日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松鼠的召唤，松鼠啊!松鼠!
“弗朗西丝与罗杰向我提过泰利的事，我真的很遗憾。”
不晓得为什么，爱迪丝给我非常亲切的感觉，即使在电话上，也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我当时不知道她会在我们日后的生活里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好吧，爱迪丝，你今天下午过来，我们见面再谈。”
崔雅和我搬回了湾区，住在磨坊谷的一个小镇里，我们重新回到朋友、医师与支援系统中。塔霍湖的那段日子是场大灾难，我们俩仍在康复中，然而那个重要的转折算是度过了，特别是崔雅，她又重拾惊人的平静与定力。她持续做静修练习，我们也去找西摩尔做夫妻双方的心理咨询，这其实是早就该做的事。
我们开始在家里做一项简单的练习，那就是接纳与宽恕。《奇迹课程》一书是这样写的：
有什么是你想要而宽恕不能给的?想要和平吗?宽恕能给，想要幸福快乐、宁静的心、确切的目标、转化这个世界的一种价值与美吗?想要一直拥有关怀、安全与被呵护的温暖吗?想要一份不被搅扰的宁静、不被伤害的温柔、一份深刻的自在、永远不被扰乱的安宁吗?
这所有的一切，宽恕都能给你，给更多的人。
宽恕能提供每一样我想要的东西。
今天我接受了这项真理。
今天我得到了上帝的礼物。
我一直非常喜欢这段有关宽恕的教诲，靠着它而忆起自己的真我，这算是比较独特的方法，在其他的智慧传统中是很少见的；它们强调的大部分是觉察和献身。然而，宽恕背后的理论是很简单的：私我，也就是分离出来的私我感，不只是一种认知的结构，也是情感的结构。换句话说，它不仅由认知来维持，也必须靠情感来支持。根据这本书的教诲，私我最原始的情绪是由恐惧助长的恨。如同奥义书所说：“有客体的存在，就有恐惧。”
换句话说，无论何时，当我们把完整无缺的觉知分成主、客或自、他时，自我就会开始感到恐惧，因为那些外在的客体都会伤害它。这份恐惧接着会助长恨。如果我们坚持只认同这个小我，那么其他的客体就会折磨、羞辱、伤害它。接着，私我就会借由羞辱感的累积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换言之，创伤构成了私我的存在，它主动收集种种的伤害与羞辱，即使憎恨它们也无法停歇下来，因为没有这些伤害，它就什么都不是了。
私我对于这份恨的第一个策略就是要别人认错。“你伤害我了，向我道歉。”有时这么做的确会令私我暂时好过一些，然而这对根除最原始的病因一点用都没有。即使别人真的道歉了，私我还是会对他们心怀恨意。“我就知道这件事是你干的：看吧，你已经亲口承认了!”因此私我最根本的心态就是：从不原谅，也从不忘怀。
私我从来不想宽恕，因为宽恕会动摇它的存在，宽恕别人对我的羞辱(无论是真实的或想像的)就是在淡化自他之间的界线，溶解主客之间的分野。因宽恕而生起的觉知会帮助我们放下私我以及外来的羞辱，转而变成目睹或自性，只有它能平等地看待主体与客体。根据《奇迹课程》的说法，宽恕是放下自己、忆起自性的方法。
我发现这项练习非常管用，特别是在我没有精力打坐的时候。我的私我饱受伤害，我累积了那么多的羞辱(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单凭宽恕就能纾解自我紧缩的痛苦。我愈是受“伤害”就变得愈紧缩，这会让“别人”的存在更痛苦，也让伤害更加严重。如果我觉得自己无法原谅别人的“无情”(我自己的自我紧缩倾向所造成的痛苦)，就会采用该书中所提到的另一种自我肯定：“神的灵在我心中，所以我宽恕。”
对崔雅来说，她开始有了深沉的心理转变，这份转变化解了她生命中最主要、最艰难的课题，一年后，当她将自己的名字由泰利改为崔雅时这份转变开花结果了。对她而言，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从“做”转成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