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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论坛 论坛 三十以后 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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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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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5 12:5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

  作者:饶毅

  在中国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药物,能否改善现代人类的健康?在中国,有些
人可能不认为只是问题,而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中药尚未成为主要的药物来源。

  对于中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思潮。一种认为中药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
以后毫无作用,另一种认为中药不能按照现代科学标准来评判、而有中药特殊的
标准。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非常清晰地肯定中药仍有益于人类,一个古老
的传统还含有很大的潜力改善健康。

  回顾对它们的研究过程,可以看到极端思维的错误,而理性的思维,常常看
起来是中间道路,却是合理的、也是进步的必由之路。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两项
工作都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遵循现代科学的标准。他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
挽救了无数儿童和成人的生命。

  两个药物都来源于中药,而且碰巧是两位年龄接近的科学家于1970年代初期
发现。在大型“523任务”研究抗疟疾药物过程中,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
呦呦是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在以个体科研小组模式自由探索性地研究中药
抗癌作用过程中,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亭栋是砒霜中三氧化二砷对
白血病治疗作用的主要发现者。

  在屠呦呦和之前,陈克恢曾于1920年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短期工作,期间用
中药做出重要发现,特别是他对麻黄素功能的研究,闻名中外。在到协和工作以
前,陈克恢留学美国留学获得很好的科学训练。在协和工作以后又回到美国,在
学术界和药物工业界,特别是药理学界,陈克恢蜚声国际。

  1950年代后中国闭关锁国二十多年。在北京工作的屠呦呦和哈尔滨工作的张
亭栋都没有可以和陈克恢相比的训练背景。他们分别在1950年代就读于北京医学
院(现北大医学部)和哈尔滨医科大学,他们在从事关键发现时期的工作条件也
远非理想。1960年代中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中国正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热潮中,是中国历史上奇特的阶段。在经历了有些中国人把人斗人的劣根
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几年、在将中国科学院和大学有经验的科学家和教授纷纷被
批斗、关牛棚和靠边站后,到1970年代初,大学、科研机构很多人都无所事事,
甚至每天工作时间主要是看只有4版的《人民日报》等报刊,有些女科学工作者
当时也加入上班打毛衣的行列,科研经费和科研课题更是很少。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竟然有人做出重要的发现,而且堪称中国近代可能最重要的两项药物发现,
其记录迄今未被大量投资药物开发的今天中国医药界所超越。

  肯定和认可屠呦呦和张亭栋的工作,回顾他们的工作,不仅对于他们有意义,
而且本文希望能够刺激其他人更仔细的研究、以期总结有益的经验和值得汲取的
教训,促进今后中国的医药更快更好的研究和对自然的有效探索。

  青蒿素和屠呦呦

  现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是起效最快的抗疟药,
可以在一线使用,也是在对其他常用药物如氯喹出现抗药性情况下,可以改用的
药物。当然,青蒿素并非无缺点,也不是可以替代所有其他抗疟药的唯一药物。
但是,它确实治疗了很多病人,有时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在结构上,青蒿素
完全不同于其他抗疟药,是全新的一类药物,迄今国内外仍然试图寻找更好的衍
生物,以便改进疗效、减少抗药性。在科学上,青蒿素作用的机理,迄今尚未完
全阐明,仍然是研究的问题。

  对于青蒿素的发现,知道的人也不少,但有较大争论。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其代表人物。

  “523”任务,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
方的疟疾问题,而开始的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其组织起始为1967年5月23日,
那是文革中开会都怕找不到安稳地方的时代。组织的主要协调办公室一直在军事
医学科学院。参与的单位遍布全国很多地方,北京、上海、云南、山东…,人员
至少几百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规模合作项目,其中有很多人的集体起了作
用。但是,是否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

  1930年出生的屠呦呦,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
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于1969年被召集加入“523
任务”。

  “523”计划分成几个部分,分别制造已有西药的仿造品、衍生物,从中药
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在中药里面,不同课题组试了很多中药,包括药效
较强、但副作用较大的常山。不仅古代中药书上,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民
间都有使用青蒿的记录。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课题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
能的抗疟中药,共808个,其中有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军事医学科学院
用鼠疟模型筛选了近百个药方,青蒿提取物有60%~80%的抑制率,但不稳定。屠
呦呦给课题组提供了筛选了多个中药的清单(矿物药:黄丹、雄黄、硫黄、皂矾、
朱砂等;动物药: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等;植物药:地骨皮、甘
逐、黄花、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屠呦呦课题组也观察到青蒿的效
果,但水煎剂无效、95%乙醇提取物效价仅30-40%。1971年,屠呦呦本人的一个
关键作用是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100%,这一方法的提
出立即导致发现青蒿的高效性。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务的会议上报告
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
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再进一步肯定有效单
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
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其后集中于青蒿。倪慕云先试图获得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
以后钟裕蓉成功地获得青蒿素结晶,她们取得分子式。由屠呦呦课题组成员携带
青蒿素,以其他课题组(如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等)为主分析青蒿素分子、解析青蒿素结构。在获知屠呦呦小组1972年结果的情
况下,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都分
别进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独立获得了抗
疟有效单体,并分别命名为“黄花蒿素”(山东)和 “黄蒿素”(云南)。
1974年,黄花蒿素和黄蒿素都被认为都是北京的青蒿素。

  虽然青蒿素历史有很多争论,无异议的是: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乙
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获
得青蒿素的钟裕蓉,也无疑是屠呦呦课题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
组是在公开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作用以后进行的。

  有关青蒿素的历史回顾很多,本文仅限于明确一个问题:屠呦呦确实在青蒿
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其他课题组和科学家,确实起了很重要作用,屠
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础,也有她课题组人员起很重要作用。肯定她的作用并不
埋没其他人的作用。应该有更详细的历史记载,让人们知道“523任务“组织者
和主要参与者的贡献。

  砒霜和张亭栋

  砒霜的化学成分为亚砷酸(三氧化二砷)。

  用砒霜治病,中药有传统,西方也曾用过。含砷的中药有砒霜、砒石、雄黄、
雌黄等。北宋的《开宝详定本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记载了砒霜的药性。
西方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曾用亚砷酸治疗白血病,但未获普遍承认
和推广。  

  1971年3月,哈尔滨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药师韩太云从民间中医得知用砒
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蜍等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韩太云将其改制水针剂,
称"713"或"癌灵"注射液,通过肌肉注射治癌,有些肿瘤病例见效,但毒性太大
而导致被弃。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亭栋继续此工作。张亭栋1950年代
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六十年代曾经参加西医学中医训练班。

  1972年后,张亭栋等一方面开始主要集中做白血病,而不是无选择地做太多
疾病,另一方面他们将组分分别检测,发现只要有砒霜就有效,而轻粉带来肾脏
毒性、蟾酥带来升高血压的副作用。后两者对于治疗无用。

  1973年,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黑龙江医药》发表论文,报
道他们用“癌灵注射液”(以后也称“癌灵1号)治疗6例白血病病人。他们明确
主要用砒霜的化学成分“亚砷酸(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轻粉(氯化地汞)”,
结果6例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人都有改善,对其中一例有急性变的患者也有效。
他们提到还正在研究对急性白血病的作用。

  1974年,他们以哈医大一院中医科和哈医大一院检验科署名在《哈尔滨医科
大学学报》发表“癌灵1号注射液与辨证论治对17例白血病的疗效观察”。总结
他们1973年1月至1974年4月对不同类型的白血病进行治疗,发现“癌灵1号”对
多种白血病有效、而对急性白血病可以达到完全缓解。1976年哈医大一院中医科
曾撰文《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白血病完全缓解五例临床纪实》。1979年,荣福祥
和张亭栋在《新医药杂志》报道癌灵1号治疗后存活4年半和3年的两例病人,皆
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1979年张亭栋和荣福祥在《黑龙江医药》发表《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辩证论治
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总结他们1973年至1978年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
总共55例,其中1973年至1974年23例用癌灵一号,1975年至1976年用癌灵一号加
少量化疗治20例,1977年至1978年用癌灵一号加少量化疗治12例。对于每一个病
例,他们都具体分型,有明确的疗效观察。全部55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缓解
率70%,12例完全缓解,对病人的毒副作用小,他们还用十倍于成人的剂量,给
12只家兔注射癌灵一号,未见心、肝、脾、肾毒性作用。

  有三个重要问题:1)张亭栋等是否确切知道治疗癌症的作用来源于“癌灵
一号”,而不是同时使用的其他中药、和化疗西药?2)他们是否意识到癌灵一
号的作用来源于三氧化二砷,而无需轻粉(汞)?3)他们是否知道三氧化二砷
对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作用?这三个问题,在1979年《黑龙江医药》杂志中,可
以看到张亭栋和荣福祥有明确答案:1)有三例病人(一位成人、两位儿童),
单纯使用癌灵一号,不用其他中药、不用化疗西药,也显示疗效,其中当时儿童
存活已经4年,成人已存活9个月;2)在第11页,他们指出“癌灵一号之有效成
分为三氧化二砷”,其他中药为“扶正”,他们明确这些中药并非治疗白血病、
而用来支撑病人身体状况;3)在第10页和第11页指出,他们明确指出对早幼粒
型白血病效果最好。

  可以说,到1979年,张亭栋和不同的同事合作发表的论文,清晰地奠定了我
们今天的认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也既法国-美国-英国分型的M3型白血病)。

  1981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 (指导:张亭栋;执笔:李元善,
胡晓晨;参加人:李明祥,张鹏飞,荣福祥,孙洪德,李会荣,吴云霞,检验科血研究室)
在《黑龙江中医药》发表《癌灵1号结合辨证施治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73例临
床小结》,报道癌灵一号对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率达24%、总缓解率达86%。
1982年的全国中西医结合白血病座谈会上,张亭栋、李元善公布了《癌灵1号治
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实验研究—附22例完全缓解分析》和《98例非淋巴细胞
白血病分型与临床疗效探讨》。

  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灵1号治疗急性粒
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及实验研究”。总结他们1972年以来治疗的81例急性粒细胞
白血病,分析其中完全缓解的22例。他们指出,完全缓解的22例中,7例为M2型,
15例为M3型白血病(既APL)。他们也指出“以M3型效果尤为显著”。1985年张
亭栋等撰写《癌灵1号(713)注射液治疗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观察及实验
研究》。

  1991年在《中医药信息》杂志,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荣福祥、
王钦华、李金梅、冯秀芹发表“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施治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长
期存活16例报告”,应该是1984年张亭栋、李元善文章中的的延伸。1991年文章
指出,他们从1974年到1985年以癌灵一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19例完全
缓解,五年存活16例。

  1992年,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
“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作为“经验交流”,介
绍的内容完全相同于1991年论文。比较奇怪的是,英文文献基本都引用这篇文章。
这篇也是中文,内容是1991年的简介,而实际发现在1973年就有文章,在1979年
就明确对APL的作用最好。

  张亭栋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亭栋等当时的研究,没有对照。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是觉得不能用不治
疗作为对照?1982年,张亭栋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的评论文章,显示他知
道医学研究的规范,但他指出“对于较严重疾病的患者建立对照组,即使是建立
无害的‘空白对照’,也是不允许的,只能用平素认为较好的疗法与新疗法来对
照观察。而对于某些‘绝对’的治疗也可以不必选用对照组,如对急性白血病或
其他恶性肿瘤等,也可以说明”。这种说法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但其中
的道理很清晰。

  中医理论是否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有指导作用?如果我们今天复习这
些文献,可以看到,中医辨证分型,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没有意义。比如,
他们谈到对急性白血病的中医分为五型,而治疗时使用三氧化二砷并无差别,对
于其他辅助的中药,也许这些分型起作用,但当证明三氧化二砷有作用,而其他
中药不用也可以的时候,中医分型的意义就没有确定。而西医对白血病的分型才
对他们找到适应症起了作用。他们完全放弃中医辨证分型以后,适应症和效果更
确切。有趣的是,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1973年的第一篇论文完全
没有谈中医理论,而其后多篇论文讲解中医辨证分型。

  中国对于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治疗的贡献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被认为是白血病比较凶猛致死的一种。1973
年,法国Bernard等推出的西药化疗大大提高了治愈率,其后改进的方案成为世
界主流治疗方法。1973年张亭栋等发现亚砷酸(三氧化二砷,As2O3)对白血病
的治疗作用、至1979年完全清楚其最佳适应症为M3型白血病(也就是APL)。

  1983年,Koeffler 总结了多种化合物(包括维甲酸)在体外细胞培养对人
白血病细胞的分化作用。198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Flynn等报道用13-顺维甲
酸治疗一例APL病人,对白血病有缓解、因其他原因去世。1984年,瑞典的Lund
大学医院内科的Nilsson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1986年荷兰的
Daenen等报道用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1986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Fontana等
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

  198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振义用全反维甲酸治愈一例5岁白血病儿童。
1987年王振义课题组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报道用全反维甲酸(合并和单独)
治疗六例APL病人。1988年,王振义课题组在美国《血液》杂志发表论文,总结
他们用全反维甲酸治疗24例APL病人,获得完全缓解。这篇论文,使有关医生瞩
目全反维甲酸治疗白血病,引起广泛重视,在国内外较快得到重复和推广,为
APL病人带来福音。

  1995年,大连解放军中医血液病专科中心黄世林、郭爱霞、向阳、王晓波和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林慧娴、富丽等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复方
青黛片为主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以复方青黛片治疗60例APL,
完全缓解率98%。所用中药复方含青黛、太子参、丹参、雄黄,估计是雄黄的硫
化砷起作用。

  1996年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的张鹏、王树叶、胡龙虎等在
《中华血液学杂志》当年第二期发表“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72例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总结他们自1992年至1995年用简化为三氧化二砷(不含汞)治疗
130例APL病人中完成一个及以上疗程的73例。初治患者完全缓解率为73%,复发
患者完全缓解率为52%,与全反式维甲酸无交叉耐药。

  1996年8月1日美国《血液》杂志发表陈国强、朱军、石学耕、倪建华、仲豪
杰、Si GY、金小龙、唐玮、李秀松、熊树民、沈志祥、孙GL、马军、、张鹏、
张亭栋、G Claude、陈赛娟、王振义、陈竺的合作论文。该文报道陈竺、王振义、
陈赛娟等带领上海血液研究所,用体外培养白血病细胞,开创对三氧化二砷治疗
白血病作用的分子机理研究。

  1997年,徐敬肃,段秀锦,徐莹,辛晓敏,宋晓红,张庭栋在《中国血液学杂志》
报道对于一例三次反复发作的APL病人,每次用癌灵一号,获得20年存活。

  1997年《血液》杂志发表沈志祥、陈国强、倪建华、李秀松、熊树民等论文,
他们用纯化的三氧化二砷治疗15例APL,其中10例只用三氧化二砷,取得90%的完
全缓解率。

  1998年,世界最权威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位于美国纽约的
Sloan-Kettering癌症纪念医院和康奈尔医学院的Soignet等的论文。他们在12例
其他治疗后复发的APL病人,用三氧化二砷,观察到11例完全缓解,其机理可能
和细胞部分分化和细胞凋亡有关。

  从此,国际医学界广为接受三氧化二砷对APL的治疗作用。

  迟迟未至的认同

  屠呦呦和张亭栋的研究成果,国际国内都认可:都得到了应用,直接产生治
病救人的效果。

  但是,两人由于不同的原因,个人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
定。

  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
还待历史学家细究。初步可以看到:与齐心协力的“两弹一星”大计划不同,青
蒿素的研究几乎从头到尾经常出现矛盾,不同课题组之间矛盾,课题组内部不同
人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研究人员,因为文革的原因,一般年资都比较低,有了课
题组也相互不服气。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英文论文更滞后,留下争议
的余地。如果按现在自己先发表论文再与他人分享,争论会少很多。不过,这样
虽然对科研人员好,对于病人就不一定是最好:如果都要等一家发了论文,其他
课题组才能用药,当时有些病人就不可能用药,其中有些生命可能就不存在了。

  张亭栋虽然被《纽约时报》报道过,但未受到中国的充分肯定,在国际学术
和医学界也几乎默默无闻,其原因不在矛盾。他的课题组,有人发生过矛盾,但
在很后面。从1973年开始发表的论文中,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
地认可,可能与所在地区有关,也和他英文论文较少、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
有关。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工作重要性的可能性。

  1998年,在《中西医结合杂志》,陈国强、陈赛娟、王振义、陈竺在专题笔
谈中介绍“自70年代初期,哈尔滨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哈医大)在两次实践中发
现三氧化二砷(简称氧化砷)治疗继续早幼粒白血病(APL)有效。进两年来,
我们与哈医大合作,应用氧化砷注射液知道对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常规化疗
药物耐用的APL复发病人”,肯定了张亭栋的工作。

  但几乎所有英文文献,都不知道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引用的文献不太提他的
名字。几乎所有英文文献并不知道张亭栋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有关论文
早在1973年到1979年就发表。很多英文文献,包括国内学者在国外发表的文献,
和国外学者的文献,都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发现定为1992、甚至1996年。
例如,重复中国结果,也有助于将中国发现推到世界的1998年Soignet等的论文,
在摘要中说中国有两篇报道三氧化二砷治疗APL的文章,在引言中说中国最近有
报道三氧化二砷可以引起APL完全缓解,然后引用了孙鸿德等1992年《中西医结
合杂志》的短篇“经验交流”、张鹏等1996年《中国血液学杂志》、沈志祥等
1997年《血液》等论文。

  1996年《科学》记者对三氧化二砷的介绍,虽然介绍了张亭栋,但说他的文
章是1992年发表的。

  张亭栋本人很少英文论文。2001年,张亭栋和陈国强为共同第一作者(其他
作者为王铸钢、王振义、陈赛娟、陈竺,通讯作者为陈竺)在国际期刊《癌基因》
发表论文,介绍三氧化二砷,在引言中,他们也称最近发现三氧化二砷对APL的
作用,引用陈国强等1996年《血液》论文。在正文内,说明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始
于1971年,但没有文献,号称治疗了一千多不同癌症的病人,观察到对几种癌症
的作用,包括“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瘤、食管癌、和特别是APL”,但是也
无文献引用。然后,文章说对APL作用的初步报道于1992年,引用孙鸿德的“经
验交流”。这样,张亭栋本人作为第一作者的英文文章就没有引用自己1970年代
的几篇文献,把自己在1973年和1974年公开发表的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疗效、
和1979年明确提出对APL疗效最好的发现,全部淹没了。而1992的论文,在本质
上,与1979年的文章无差别,既没有改变所用的药物成分、也没有改变适应症。

  2002年朱军、陈竺、Lallemand-Breitenbach、de The等在《自然综述癌症》
介绍砒霜治疗作用时,在图中显示了1970年代张亭栋的里程碑作用,但引文是孙
鸿德等1992年经验介绍(在引文中注明是证明三氧化二砷治疗APL作用的第一篇
论文)、和1996年张鹏等的论文。

  因为1992和1996这两篇文章是中文文章,而且没有引用1970年代文献,所以,
国外学者一般不能知道原始文献。

  王振义和陈竺2008年在《血液》杂志综述APL研究进展,对于三氧化二砷对
多种癌症的治疗,引文为2002朱军等文章。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APL引文为1992
年孙鸿德等的经验交流、以及张鹏等(1996)、陈国强等(1996)、沈志祥等(1997)、
牛等(1999)。

  张亭栋的作用和发现年代,在国际上尚未得到重视。

  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的意义

  中国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等,不仅是对于他们迟到的感谢,也有利于中国和
世界认识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直接马上可以研究的是确定三氧化二砷的
可能还有其他治疗作用。癌症中就包括肝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癌、淋巴肉瘤
等。比如,方锦声等1981年在《江苏省医学科学情报所》总结对42例晚期原发性
肝癌的治疗作用,癌灵一号加外科手术的三年存活率为42%,其中5例生存超过5
年,而单纯手术的三年存活率为8%,无超过5年者。1988年李元善、张亭栋、王
兴榕、刘旭在《肿瘤防治研究》报道他们在体外细胞培养观察到癌灵一号对肝癌
细胞系的作用。间接来说,严格地研究其他中药成分的作用,可能还有更多发现。
中国一些医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药、和很多企业马马虎虎地仓促上马制造一些药,
如果有严格检验,可能适应症会更明确,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适合的病人才能得
到帮助。

  研究青蒿素和“523任务”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大科学计划、大协作的优
点和缺点。“两弹一星”是成功的例子,青蒿素的经验并不同于两弹一星。而彼
时还有遍布全国的“气管炎办公室”、“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课题,耗费的人
力、物力可能不下“523”,但结局并不乐观。汲取这些先例的经验和教训,对
于目前的多个大项目,也许有裨益。

  人无完人 实事求是

  如果哪天屠呦呦和张亭栋获得了中国的普遍认可、甚至世界的肯定,我希望,
中国大众不能简单地英雄崇拜,认为他们是完人。他们不是,也没有人是。

  他们的工作都有前人的基础、以及合作者的贡献。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全
国合作的任务,很多人参与了、并作出重要贡献。屠呦呦课题组内部多个成员也
有重要贡献。不能因为肯定屠呦呦就否定课题组其他人员的贡献、其他课题组的
贡献。

  他们有才能,但并非才华出众,而是以自己的能力,在合适的工作上,认真
做好工作,做出了重要发现。

  他们的性格也非人人要学习的榜样。我自己和屠呦呦交流也觉得有一定困难,
特别是不欣赏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都收藏在自己家,不交出来给研究院,
也不给我们看。

  他们的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
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也可以通过争论将我们带近真理。

  相关文献

  青蒿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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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5 13:00 |只看该作者

纠正铁杆中医们的两个常识性错误

  作者:张功耀

  最近,我在我的博客上贴出了《中药、猪潲、凉茶和水》。对此,一些捍卫
中医的铁杆人物坐不住了。他们像往常一样,祭起了两面大旗。一面大旗是,在
没有西医之前,中国人怎么看病?另一面大旗是,中医和西医都没有办法的,中
西医结合最有办法。

  这实在是烂得不能再烂的两个问题了!如果读者能够系统地阅读我的全部文
章,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我都已经回答过多次了。实在不需要再发表更多的赘词。

  第一面大旗,最早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由陈立夫先生祭起来质问傅斯年先
生的。傅斯年感到非常惊讶。他的答复大概意思是这样的:难道中医是与中国人
与生俱来的?在没有中医之前,中国人怎么看病呢?

  事实上,从历史的演变看,是先有中国人后有中医,而不是先有中医后有中
国人。读者不妨看看《黄帝内经》的第一篇。它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上古
之人,春秋皆度百岁”。你看,没有中医的时候,中国人都可以活过一百岁。有
了中医以后,反而“人活七十古来稀”了。如此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说法,铁杆
中医们怎么还好意思谈论中医对中国人民健康保证的历史贡献?!

  这样常识性的问题被问80年了,现在还继续问,有什么意思呢?

  第二面大旗是这些铁杆中医自我标榜的:西医没有办法,中医也没有办法的,
中西医结合最有办法。

  类似的提问,我经常碰到。不能说每天都有,恐怕过半个月左右就有人向我
做这样的举证。这实在又是一个陈芝麻烂谷子的问题。“有效治疗”需要经过随
机双盲对比实验评价才能确认。未经确认的“有效”或“起效”,毫无医学谈论
价值。这样的话,就世界范围讲,少说也说了30年了。铁杆中医们就硬是这样死
不开化,好比鸭子煮在锅里,身子都烂为肉泥了,嘴巴还这样硬梆梆,整天跟我
没完没了地纠缠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21世纪都过去11个年头了,还要我喋喋不
休地再说一次。今天我要对铁杆中医们这样说:你的耳朵没有听起来起茧,我的
嘴巴已经啰嗦得发麻了呢!

  最近,一个中医卫道士这样给我下套:在没有西医抗结核病药物出现之前,
肺结核是不治之症,得了肺结核,等于宣判病人死亡。也就是说,西医抗结核病
药出现之前,西人得了肺结核,也同样宣判病人死亡。不是么?在此之前,西人
又是怎样医治肺结核的呢?

  我告诉他,在发明链霉素之前,西人对结核病除了建议加强营养外,的确是
束手无策的。链霉素发明出来以后,结核病死亡率迅速降低。后来又发明了异烟
肼、利福平。这些药物发明出来以后,结核病无可救药的局面得到了极大改观。
但是,使用这些药所需要的治疗周期都比较长。短则半年,长则两年。它们都容
易使患者产生耐药性。这使得结核病依然是一种高死亡风险的疾病。所以,目前
西医对付结核病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加强防疫,防患于未然。真正得了结核病还是
很麻烦的。

  没想到,我这样实事求是的回答,仿佛让这位中医卫道士抓到辫子了。他居
然重新祭起了前面我所描述过的那面破烂的杏黄旗,继续重复他们的“西医和中
医都没有办法的,中西医结合很有办法”那一套。

  所谓“中医和西医都没有办法的,中西医结合有办法”,涉及到了一些很基
本的概念。明明我已经说了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是可以用来对付肺结核的,
到了他的口里竟然冒出了一个“西医没办法”。此外,“有办法”并不等于百分
之百都能治愈。“有办法”和“能治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明链霉素、异烟
肼、利福平,应该可以被理解为西医“有办法”。但,没有任何人说过,有了这
些办法就可以让结核病患者高枕无忧了。你翻开西医文献看一看,一方面它告诉
你应当如何应付结核病,另一方面它又告诫你,到目前为止,结核病依然是一种
高风险疾病。前一句话相当于告诉你“有办法”,后一句话相当于告诉你,“这
些办法还不能做得万无一失”。

  就我所搜集到的资料,2009年,全球结核病的死亡率是这样的:

  非洲万分之五,
  美洲万分之零点二一,
  东地中海地区万分之零点七,
  东南亚万分之二点七,
  西太平洋地区万分之一点三,
  全球平均万分之一点九。

  古代结核病死亡率以两位数的百分之数计,现在降到了一位甚至不足一位数
的万分之数计了,中医还攻击西医对结核病“没办法”。我真不知道这个“西医
没办法”是怎么来的。你中医有办法的话,也拿出这样一个大量降低死亡率的数
字来,让大家看一看,评一评,好不好?你提供的个案不接受双盲评价,你嘴巴
谈论的“笼统有效”又没有统计数据说明,你要人家怎么相信你真的“也有办法”
呢?

  稍微有点数学思维头脑的都可以判断得出,要使“中医和西医分别都没有办
法的,中西医结合有办法”可以成立,必须在相应的地区进行实验,使这些地区
的结核病死亡率降下来。比如,我们中国属于西太平洋地区。要确认中西医结合
对治疗结核病有西医和中医都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必须拿出确实的数据证明,中
西医结合方法的引入,使我国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降到了万分之一点二九九九的
水平。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中西医结合对降低我国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贡
献了万分之一。否则,你所标榜的中西医结合“有效”就完全有可能已经包含在
西医“有办法”之内了。更加值得追问的是,既然你用的是“中西医结合”方法,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有效”不是来自中西医结合的“西医部分”或
“中医部分”,而是来自中西医结合的“结合部分”?

  如此常识性的东西,我实在不想再谈。可是,面对这些自以为是而又愚不可
及的中国人,我又不得不谈。这大概也是咱们伟大祖国的一个国情吧!谁叫我们
生在中国呢?认命吧!本不想多谈的东西,嘴巴都谈得发麻了,还要耐着性子再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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