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炮轰中国模式

与庄共舞

    现在中国模式的呼声，已经震天动地了，不惟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学界的大小讨论会都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喜欢说过年话的外国人，也跟着恭维，说得国人心眼里痒痒，不消说，心里都美滋滋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小，很多人根本否定有什么中国模式。

    不过，如果说模式就是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体系，我倒是觉得中国模式的说法，也许可以成立。但问题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往往伴随着中国问题，而这些问题，说出来，其实都不那么光彩。

    毋庸讳言，中国式的发展模式，的确很有效率。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制，几乎是一夜之间，成千万的原国企的工人就以极低廉的价格买断工龄下了岗。在别的国家需要一个个单个交易的改制过程，到我们这里变成了军队的命令进行式。建设的征地拆迁，有的国家一个项目几年都搞不定，可是我们可以做到一夜之间拆成平地。这样的效率，的确是惊人，惊人到了极点。但是，这种高效率的背后，是行政拉动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造成了行政权一权独大，大到顶天立地的境地。直接导致官员的腐败不可遏止，官员成为国中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阶层。也许还有法制建设的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当然，因此而带来的所有的社会矛盾，包括严重侵犯人权所带来的社会观感的危机，也只能由官员来承担。当今之世，官民矛盾如此激化，民间不惟逢官必反，而且对官的恶感达到了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地步。稍有风波，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而且每次官员无论怎样解释、弹压，都无济于事，非得出动警察和武警不可，有时，即使出动了警察和武警，也摆不平。如果我们说中国模式行政拉动现代化的效率，就势必要面对这个效率背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带来的维稳压力和付出的成本。

    所谓中国发展的优势，一向为人称道的，就是低工资和无工会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农民工。按秦晖的说法，这是一种低人权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是广大农民因城市户籍门槛而造成的非国民待遇，以及这个体制本身具有的种种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管制甚至压迫。农民工在工作待遇上的劣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显然，如果给了农民国民待遇，允许他们组织工会。那么，我们所谓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能剩下多少呢？如果说，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算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事实上不可能不算），那么，随之带来的中国问题，其实是不值得吹嘘的。

    中国的举国体制，也是鼓吹中国模式的人所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去凡诸科研，体育甚至教育，都有这种模式的实践。甚至，今天资源垄断性的大型国企，也可以说是一种举国体制，把一国的资源都集中到一个或者几个公司手里，让全国人民忍受这些企业的垄断性盘剥。如果说，在威权体制下，这种举国体制还能有点效率，在今天中国力求跟世界接轨的情况下，这样的举国体制，所暴露出来的弊端，跟它所能带来的所谓好处比，实在是得不偿失。无论科研还是体育，举国体制带来的只是表面的繁荣，体育无从推动全民的运动水平，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变成了昂贵的“金牌战略”。科研则更是表面文章，发表量可以上去，但科研的水准却在下降，严重缺乏原创性的成果。至于垄断性国企的举国体制，就更不用说了，它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正在被民怨沸腾而导致维稳成本所抵消，还让执政者落下恶名。

    拿掉上面三个东西，中国模式还能剩下什么呢？中国人的勤奋？还是中小企业的求富活力？抑或领导人的责任心？这样的一些要素，即使成立的话，还谈得上模式吗？所以，谈中国模式未尝不可，但在谈这个模式的时候，别忘了这个模式背后的问题。那些越反越多的腐败，那些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那些因强拆而层出不穷的自焚事件，那困扰每个中国人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难题，那些逐年增加的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其实都跟中国模式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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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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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放大炮的教授，不怕被关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