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落后挨打，还是腐败挨打？（斑竹不射，天理不容）

与乙肝共舞

    究竟是落后挨打，还是腐败挨打？　　

  
    ——近代中国屡遭外来侵略原因探　　

  
    作者：钱昌明　　
  
    长期来，我国史学界与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一种为人熟知的传统观点：近代中国所以屡遭西方列强侵略，是因为“落后挨打”。　　
  
    1999年1月，本人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不是落后挨打，而是腐败挨打》一文，首先否定了这个传统结论，并第一次提出了“腐败挨打”的命题。文章立即引来了广泛的批驳与质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XX先生的反驳文章（发表在《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6期）《腐败也是落后》，指责本人提出“腐败挨打”，在学术上是犯了“随意性”的错误，认为“腐败也是一种落后”，因而，只有落后挨打才是科学的命题。　　
  
    其实，吴的文章没有一点说服力。众所周知，腐败与落后根本不是同一概念，而是因果关系：因有腐败之因在先，才会有落后的果在后。决不能以落后（表象），来掩盖现实腐败（实质）造成的历史责任。显然，“落后挨打”与“腐败挨打”两个命题的含义是不能混淆的。　　
  
    为了回答吴文的责难，我又写了《再论腐败、落后与挨打》（发表于2000年第2期《探索与争鸣》），对腐败与落后、挨打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述。此后，虽然再没有人作文来与我商榷，但事实上一种错误观点一旦被人们接受并长期流传，就不能寄望它会在短时期内就得到纠正与消失，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阐述与宣传。　　
  
    “落后挨打”论的由来　　
  
    那么，史学界和思想界怎么会出现“落后挨打论”的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三种情况造成的。　　
  
    第一种情况，受近代历史上在抗击外来入侵的战争中屡遭失败的历史表象的影响。　　
  
    打自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率先把中国打败后，紧接着西方侵略者接踵而来，什么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甚至连并不是西方人的日本人，也挤进了西方人的行列，积极发动或参与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从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等，清政府在这些战争中屡战屡败，丧权辱国。从一系列失败中，不少人（包括史学界一些人）仅从表面现象看到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与中国军队大刀与鸟枪之间的差别，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落后挨打。　　
  
    第二种情况，更多的人是受一些领导人为了激励国人奋进、尽快改变祖国落后面貌之词的影响。这种“落后挨打论”本该是积极的正面的认识，但如果把“落后挨打论”作为一种历史观，那同样可能陷入荒谬。　　
  
    俄国曾是历史上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发展经济，改变落后面貌，1931年斯大林在一次《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中，在强调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必要性时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旧俄历史特征之一就是因为它落后挨打。蒙古可汗打过它，土耳其别克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斯大林选集》）　　
  
    在这里斯大林罗列了不少历史现象，得出了一个“落后挨打论”，其初衷是为了激励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无可非议，但所得出的历史观却是错误的。首先，他没有分析上述战争的性质；其次，也没有分析导致这些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沙俄政府的腐败；再则，打败过俄国的国家如土耳其、波兰、日本等国也未必比它先进。　　
  
    事实上，沙俄在历史上是个侵略成性的扩张主义国家，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历经两个多世纪，它从一个内陆小国——莫斯科公国，扩张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国土面积为举世第一的大帝国，根本不存在“落后挨打”的问题。　　
  
    第三种情况，受投降派琦善、李鸿章、汪精卫之流炮制的失败主义谬论的影响。　　
  
    其实打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贯穿着整个的中国近代史，在怎样面对外国列强侵略的问题上，中华民族内部始终存在着抵抗派与投降派两种主张。也就是说，在严酷的对外民族战争中，在侵略者武力威吓与诱惑收买政策的作用下，必然会从内部分化出一股民族投降主义逆流，从而在统治阶级中造就了一批民族败类——汉奸。这些投降派为了实现自己的妥协卖国的政治主张，竭力散布失败主义思潮，而“落后挨打论”正是他们用以吓唬人民、解除被压迫民族反抗的思想利器。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人物琦善，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鼓吹“落后挨打论”的人物。　　
  
    1840年8月，当英国侵略军的舰队沿海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的时候，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受命前往“受书”谈判。这个终日养尊处优不知世事的腐败满洲贵族，当看到英国的巨舰与大炮后，全然被敌人气势汹汹的侵略气焰吓破了胆。于是，他一方面向侵略军头子懿律献媚，派人送上“20头阉牛、200只羊及许多鸭和鸡，2000个鸡蛋”（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以表“慰劳”，并答应英军只要撤回广东，则英人的要求均可满足，“定能代伸冤抑”；另一方面对道光帝则竭力宣扬英人“船坚炮利”，主张接受英军的侵略要求，否则就会“边衅一开，兵结莫释”，并压道光要改变政策，对林则徐“重治其罪”。以后，他又在取代林则徐到广东以后，更是一反林则徐之所为，自毁防务，逐一答应英人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完全扮演了一个内奸的角色。直闹得天怒人怨，最终被道光帝问罪锁拿进京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帝在问罪《上谕》中除列举琦善的“擅与香港”等卖国罪状外，还着重提到琦善“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危言要挟”，“不知是何肺腑，辜恩误国，丧尽天良。”（《清史·琦善传》）　　
  
    琦善竭力宣扬英人的“船坚炮利”，突出敌方的所谓“先进”面；同时把中国讲得一无是处，胡说“地理”、“军械”、“兵力”、“民情”均不如人，力陈己方的“落后”面，从而得出结论：只有屈服投降一条路。这不是典型的“落后挨打论”又是什么？　　
  
    琦善以后，李鸿章又成了“落后挨打论”衣钵的继承人。　　
  
    李鸿章自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开始，直至1895年因签订《马关条约》引起全国公愤而去职（后又先后受命于1896年使俄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长期掌管、过问清政府的外交。期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重大的丧权辱国条约，无一不是由他亲手签订的。正因此，他在历史上是作为被公认的卖国贼而遭后人唾弃的。　　
  
    1982年9月24日　，正如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讲过一句名言：1997年香港必须收回，“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李鸿章办外交继承了琦善的“落后挨打论”的理念，并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失败主义逻辑，即：中国与外国打仗，中国必败；即使暂时不败，最终还是要败的。　　
  
    最典型的事例就表现在中法战争中。1885年老将冯子材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正规军对外国侵略军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法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发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然而，就在这种胜利的结局下，李鸿章却唱起了“乘胜即收”的调子，还是由他与法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中法新约》。根据就个条约，法国拿到了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中国不仅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还允许法国侵略势力进入云南、广西，取得优先修筑铁路、开埠通商等特权，从此中国的西南门户洞开。由于李鸿章头脑里“落后挨打论”的作祟，中法战争对中国成了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对法国却成了一场“不胜而胜”的战争，创造了世界军事政治史上的咄咄怪事。　　
  
    近代著名的大汉奸、大卖国贼汪精卫，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卖国谬论，美其名曰：“和平救国”。其实，这一蛊惑人心谬论的“理论”基础，也是“落后挨打论”。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以后，汪的媚日投敌的面目日益暴露。同年10月，他从巴黎返回南京，逢人便散播日本如何强大，中国是如何羸弱，“弱国”不可抗战的谬论。说什么“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抗战。应该到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候我们再打。”（杨玉清：《我所知道的汪精卫》）南京陷落后，汪又进一步胡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等失败主义言论，从而把“‘弱国’不能抗战”论发展到“抗战亡国论”。为了鼓吹这一投降主义思潮，他还与一些追随者组成“低调俱乐部”，一再散布“再战必亡”谬论，并要求蒋介石“联日反共”。　　
  
    汪精卫以“落后挨打论”为前提，认为：“弱国”不能与“强国”相抗衡，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侵略，中国惟一的生路是“求和”；“亡国的原因”是抗战。为了所谓“和平救国”，他决定把个人毁誉置之度外，不惜被国人骂为“汉奸”，于1938年底逃往河内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最终堕落成为地地道道的民族败类。　　
  
    三种情况，尽管动机与目的各不相同，但却都在讲“落后挨打”，这就往往容易混淆视听。那么，“落后挨打”的提法究竟对不对呢？结论应该说是断然否定的。因为“落后”未必一定“挨打”。相反，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却随处可找到“先进挨打”、“落后”打败“先进”，野蛮征服文明的例证。如中国历史上金灭北宋，蒙古入主中原，清兵入关定中华；外国史上西罗马帝国之亡于日耳曼人，拜占庭之亡于奥斯曼土耳其，如此等等。对此，我将专文另行论述。　　
  
    既然近代中国屡遭侵略不是“落后挨打”，那么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腐败是近代中国挨打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存在着落后挨打的现象，然而，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落后挨打论”来，甚至把它上升为一种历史观，并以此来解释近代中国屡遭失败的原因。　　
  
    其实，“落后挨打”仅是历史的一种表象，而在这一表象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与事物的本质。因此，我们决不能单凭某一历史现象或某些历史现象，而不作具体分析去简单地推导出某一结论。以致让“落后挨打”这一表面现象掩盖掉历史的真相。　　
  
    战争，从表面看来是双方军事实力的一种较量。这种军事实力包括军事组织(指部队的组成、士气与指挥)与军事装备两个方面。甲方在军事组织与装备上先进，占据优势，甲方就能获胜；反之，乙方在军事组织与装备上落后，处于劣势，乙方就会失败。其实，只要稍作思考，人们就会发现，军事实力并不是孤立地形成的，它实际上是受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其中政治因素的制约，尤其占有主导地位。因此，说到底，战争是双方总体实力的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双方政治因素的较量。　　
  
    近代前期我国一再挨打、屡遭失败的事实，从表面看它是军事上落后的表现；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它却是政治上腐败的反映。就以这一历史时期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所发动的五次侵略战争而言，是不是历史注定我们都是要失败的呢？否！君不见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当时的督办台湾防务的刘铭传不是在基隆击退了气势汹汹的法国侵略军吗？老将冯子材不是更取得过镇南关大捷吗？黑旗军刘永福也在越南境内谅山大败法军吗？这一系列胜仗对法国的侵略者来说无疑是决定性的失败，特别是镇南关大捷，它直接导致当时法国的茹尔·费理内阁的倒台。那么，既然中国已经在其有决定意义的陆战中打了胜仗，为什么清政府还要跟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清政府腐败。正是主持清政府和战大政的大臣李鸿章的“乘胜即收”谬论，才造成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　　
  
    即使是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是不是就必定要失败呢？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改写已经发生的历史，但可看看对战争与军事理论颇有研究的恩格斯，在1857年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恩格斯写道:　　
  
    “如果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他们……英国人又怎么办呢?”“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外国人的普遍起义，(按:指1842──1849年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但“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英国人能把广州城完全毁灭，能攻占沿海的一切据点，可是他们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夺取和扼守广东和广西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引文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显然，恩格斯在这里已为中国政府指出了在鸦片战争中争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之路。然而，腐败的清政府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必然采取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鸦片战争期间，琦善之流解散“民勇”，自毁珠江铁锁链防务设施等愚蠢做法，不正是这种腐败的表现吗?!)。也正是这种腐败的政治，决定了清政府担负不起组织“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重任。这才是鸦片战争、包括中国近代史上列强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中国一概失败的真正原因。　　
  
    如果我们能从这一角度看问题，即可断言：近代中国与列强交战所以屡战屡败，与其说是落后挨打，还不如说是腐败挨打更为确切。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是满洲贵族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也是一种最腐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只要我国一天不能改变这种腐败的政治，中国就一天不可能改变在军事上屡遭外来侵略的挨打局面；也不可能改变各个方面的落后状况；一句话，一切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可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历史上许多爱国人士看不到这一点，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只看到“落后挨打”的历史表象，只想从改变方方面面具体的“落后”现象着手，于是提出了许多诸如洋务(实为军事工业)救国啦，实业救国啦，教育救国啦，科学救国啦，以至体育救国啦，等等一系列救国主张，尽管他们的愿望是那样的美好，许多人的动机也是那么的纯真与崇高，但因为始终未能触及腐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最终却都摆脱不了一一破灭的下场。　　
  
    直至进入到近代后期，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者，才真正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腐败政治这一本质所致，于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通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腐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来的受侵略、挨打的局面。　　
  
    事实证明，腐败政治是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落后、挨打只是腐败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在认清了“腐败”与“落后”的因果关系以后，今天我们的许多认识就再也不能停留在“落后挨打”的水平上了，而应该深刻认识腐败挨打的历史教训。　　
  
    事实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向它的对立方向转化。原本先进的会因其腐败而向落后转化；原先落后的亦可以因其获得生机而向先进转化。一部中国史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部转化史。古代中国一度领先西方几千年，但终因其封建制度的逐渐腐败导致近代的落后；反之，正因为中国革命改变了这种腐败政治，从而又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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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乙肝共舞

   其实落后倒并不可怕，因为它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的；可怕的乃是腐败。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落后倒可以激励人们的斗志，树立起改变“一穷二白”面目的雄心壮志，从而改变落后，创造先进。但如果说是腐败了，那将会是最大的灾难，且会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人们不会忘记国共两党斗争双方力量的消长史吧！1946年6月，当着国民党向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蒋介石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时候，那时的国民党一度是多么的强大!它的400多万军队多为美式装备，可谓是“飞机加大炮”，是何等的先进！而共产党的军队不仅在数量上不足100万，而且在军队的装备上只是“小米加步枪”，可谓是落后得很。然而，恰恰是这样落后的军队硬是打败了先进的国民党。　　

  
    人们也不会忘记，1950年6月，当着美国悍然干涉朝鲜半岛内战，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家门口的时候；为了竭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保家卫国，同年10月，当时成立刚一年的新中国，毅然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进行神圣的抗美援朝战争。就双方的力量来说，当时的美国正处在二战以后的顶峰时期，它又控制着联合国，无论是在军事、经济，还是科技力量方面，它无疑都是先进的，是强大的；而当时的新中国正是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当然是落后的。然而，结果怎样呢？偏偏是落后的新中国硬是打败了号称世界上头号强国的美国，硬是把武装到牙齿、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迫使它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画押。　　

  
    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和新中国在政治上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腐败性。它是新生的，清明的，是生机勃勃的，积极向上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才弥补了自己在军事装备上的劣势，终于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从而战胜强大的敌手。　　

  
    可见，表面落后的事物未必一定会失败，关键要看它是不是代表新生力量？相反，那些表面强大的旧事物，只要它具有腐朽的本质，结果就一定会失败灭亡。历史是一面镜子，但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本质，准确地总结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能对史鉴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个时期来，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里，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把现象当作本质，搞出了一个“落后挨打论”来；并把此当作自己解释近代历史现象的一种基本史观。更可悲的是，居然又从这种错误史观中派生出诸如：“落后理该挨打”论，“落后理该失败”论，“落后挨打无奈”论。更有甚者，有人还有意无意地从这些“理论”中推导出：“‘强国’侵略‘弱国’有理论”，“西方侵略有功”论（因为据说侵略给落后国家带来了“先进”），“清政府投降有理”论，“弱国无外交”，李鸿章之流签订卖国条约“情有可愿”论，等等。　　

  
    可见，谁如果把某种历史表象当作历史本质来认识，到头来必然会闹到混淆是非、颠倒历史的地步。　　

行动才行

未来，谁把握互联网，谁就是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