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牛，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吧。

hbvererer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说：我采用了或者我亲戚使用了 某种药物（或者某种方法，或者某种养生之道） 治好了（或者减轻了） 我的某种病（ 比如肝炎，风湿，骨刺，癌症等）。
那么我认为这个药物有效。这样说对不对呢？

其实这样的推论是错误的。姑且假设你在使用了刘太医的方法后你的表面抗原转阴了（恭喜你），那么你的表面抗原转阴是不是和刘太医的方法有必然的联系呢？

不行的，因为只有你这样一个病例子。那么拿一堆人做实验是不是就可以呢？也不行。（顺便非常非常强调说两点：第一，乙肝是由于病毒引起的，必须消除病毒这个病原才是正道。第二，关于养生，西方已经非常成熟，营养，运动，心理健康等，没有什么神秘的，喝肉汤不是什么好办法）。


为什么要做临床对照试验
[网友评论]

·方舟子·

　　美国病毒基因公司在北京地坛医院非法试验治疗艾滋病药物一事，一年前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最近由于英国《自然》杂志做了报道，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见《北京科技报》2005年6月1日报道《艾滋病药物人体试验再受关注》）。病毒基因公司驻北京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份据称由“第三方”做的临床试验报告。记者将该报告拿给我看，我看后指出，没有必要太深地去看它的相关实验数据，因为样本太小（仅34名患者），而且缺乏双盲的对照组试验，结果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要试验一种药物的疗效，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只要找一批病人，对他们用药，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的病治好，不就得了？在以前，医生的确是用这种办法做临床试验的，有时也能够有很明确的结果。1885年7月6日，巴斯德做了一次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临床试验，给一位9岁的男孩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这名男孩在两天前被一头狂犬严重咬伤。在随后的10天内，巴斯德给这名男孩共注射了12次疫苗。几天后，男孩便康复回家了。第二年3月1日，巴斯德向法国科学院报告了他对狂犬病的治疗结果，呼吁建立狂犬病疫苗中心。到1890年，世界各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狂犬病治疗中心。

由于人们在得了狂犬病之后必死无疑，死亡率百分之百，而巴斯德治疗的狂犬病人却活了下来，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巴斯德的疗法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这个著名的试验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例。能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极为罕见。药物通常只是用来减轻、消除症状，减少病痛，降低死亡的危险。对绝大多数疾病来说，药物疗效并不是非此即彼、要么有效要么无效没有中间状态那么简单。这时候，要判别药物的疗效，就困难得多。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对药物疗效的认定。许多疾病都能够自愈，例如感冒、失眠症，不必治疗也会痊愈。甚至像癌症这样的所谓“不治之症”，也有一部分病人会自愈。还有许多疾病的状况受病人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很大，给病人服用并无药效的假药（“安慰剂”），也会出现一定的疗效，有时能达到30％甚至更高。有些慢性病，病情自己会时好时坏。而像心急梗死、中风这种能致命的疾病，其死亡率与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有关，波动很大，难以对个体做出预测。还有一些疾病的病情好坏，取决于病人的自述或医生的主观判断，其结果很容易受到病人或医生的主观愿望的影响而出现偏差。

为了避免上述因素，在临床测试一种新药的疗效时，就必须精心设计试验方案，进行对照试验。在对照临床试验中，一组病人接受新药治疗，其他组——对照组—— 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分成不接受任何药物治疗、接受安慰剂治疗、接受已有药物的治疗或不同剂量的新药治疗组，然后比较不同组的结果。其中最基本的对照组是安慰剂对照组，即使用外观应与试验的新药相同或相似，而又不含任何药理活性物质的制剂（其主要成分通常是淀粉或生理盐水），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心理因素对药物疗效的影响，是新药临床试验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做对照试验时，为了尽量避免主观偏差，还需要遵循其他一些原则。在有可能影响药物效果的各个方面，新药组和对照组的病人都应该相同或相似，例如所有的病人都必须患有相同的疾病，或处于同一疾病的相同发病阶段。而且，新药组和对照组的病人的年龄、体重、健康状况、接受其他治疗的情况等各个方面也应该尽量相似。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遵循“随机化”原则，即参加临床试验的所有病人被随机地分配到不同的组，病人将进入哪一组完全由随机产生的编号来决定，而不是人为地挑选哪些病人进入新药组，哪些病人进入对照组。如果参加试验的病人群体足够大，随机化分配的结果将会使新药组和对照组的病人有相似的特点。否则，如果由研究人员来挑选的话，就可能有意无意地把病情较轻的病人挑选入新药组，使得新药组的疗效过于显著。

在临床试验中，一方面，如果新药组病人知道自己吃的是新药而对照组病人知道自己吃的是无效的安慰剂，那么心理因素就可能对两组病人的疗效分别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为了能得到好结果，有意无意地可能会对新药组病人更精心护理或施加暗示影响病人，在判定疗效时，会倾向于更正面评价新药组病人，更负面评价对照组病人，只收集对新药有利的数据而忽视不利的数据等等。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偏差，在临床试验中还必须遵循“盲法原则”。

如果病人不知道但是研究人员（医生、护士和数据分析人员）知道谁服用的是新药谁服用的是安慰剂，这是“单盲”，但是如果研究人员和病人都不知道分组情况，则属于“双盲”。双盲是避免主观偏差的最好办法。在双盲的情况下，分组情况由第三方人员掌握，医生、护士在“盲态”下给病人使用药物或安慰剂，观察疗效和收集病人的数据，然后把资料交给同样处于“盲态”的数据分析人员去分析。只有在最后需要比较新药组与对照组的疗效时，才会解除“盲态”，让研究人员和病人知道分组情况。

有时候，通过其他方式（例如临床经验积累、仔细的观察）也能够发现药物的疗效，但是这样的发现往往是不可靠的，不足以得出科学的结论。随机的、双盲的、有对照的临床试验虽然不是发现药物疗效的唯一方法，却是能够确定药物疗效的最可靠的方法。

hbvererer

现代药物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http://www.jrj.com　 2006年12月09日 20:12  经济观察报
【字体：大 中 小】         【页面调色版         
                                                       
        】

　　在讨论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中医的疗效之前，我们先来了解现代药物是如何开发出来的，以及为什么临床对照试验是确认药物疗效的关键。

　　经常听到有人声称自己从来不上医院，但很少有人敢说自己从来不吃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会患病。生了病就难免要和药物打交道。现代医学已经为许多疾病提供了各种很有效的药物，但是同样还有许多疾病没有特效药甚至无药可治。因此，人们仍然需要不停地研发、寻找新药。每时每刻，电视、报纸上的广告都在向我们传播着某种不治之症有了神奇的新药物的福音，令患者及其亲友不能不怦然心动。然而，这往往不过是骗取钱财的甜言蜜语。要守住自己的钱包，不要受虚假药物广告的蛊惑，避免既破财又失望，有必要了解一点新药开发的常识。

　　以前，发现一种药物往往都是碰运气，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针对某种疾病有意识地设计、研发新药。现代药物的开发是大军团作战，需要众多不同领域学科的专家的通力合作。它需要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在细胞、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理、病理和设计药物，有机化学家合成药物，毒物学家研究药物的毒理，药理学家研究药物的药理，计算机专家的模拟和分析，医生对药物进行临床试验和观察疗效，统计学家统计治疗结果等等。

　　新药开发的第一步，是从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开始的。生理学家研究人体在正常状态下的各种生理功能和变化规律，生物化学家研究生命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分子生物学家则研究参与生命过程的各种分子的功能和相互作用。这样，我们就能从分子、细胞、器官到人体不同的层次了解我们的身体在正常状态下都是如何运行的，而病变又是由于哪一方面发出了异常。某种疾病的发生，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在细胞、分子水平上破解这个过程，具体追踪到究竟是在哪一个步骤出了问题，就能够给新药设计提供思路：如果针对这一出现异常的步骤——靶点，添加某种具有特殊结构或性质的化合物，会怎样改变分子、细胞的生理活动，是否会纠正病变，达到治病的目的？

　　有时候，研究人员能很快地发现这种特殊的化合物，这是很幸运的。更多的时候，研究人员需要筛选成千上万种化合物，才能发现有效的少数几种。现在，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计算机模拟靶点，设计出针对它的化学结构，告诉化学家应该合成有什么样的结构和性质的化合物，从而缩小筛选的范围。

　　对药物化合物的测试一开始都是在试管和离体培养的细胞中进行的。在离体实验中，药物直截了当地作用在靶点上，容易产生明显的效果，但是却不一定也会对人体有效。药物可能无法被人体吸收，如果能够被人体吸收也不一定能够发挥作用，而且还可能对人体产生不良反应。这些是无法在离体实验中观察到的。但是，出于人道的考虑，我们也不能就直接拿人来做试验。因此，下一阶段，研究人员需要做动物试验。

　　常用的实验动物有小鼠、大鼠、兔子、猫、狗、猴子等。在做动物试验时，需要用到两种或更多种的动物，因为不同种类的动物对药物的反应可能会不同。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药物会对身体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在动物身上测试药物化合物的效果，有什么样的毒副作用，多少用药量是安全的。其次，我们也需要知道身体会对药物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例如，有多少量的药物会被吸收到血液中，它在体内如何代谢、分解，它的代谢产物是否有毒，药物及其代谢产物被排出体外的速度有多快等等。如果一个药物的有效成分不能进入血液，或者虽然进入血液，但是代谢、降解、排泄的速度太快，那么它是没有用的，这时候人们就要考虑是否要改变药物的化学结构或添加其他化学成分，以帮助药物被吸收或减缓其代谢、降解、排泄速度。有时候，人们会发现，一种药物的代谢产物甚至比药物本身还更有效。

　　但是动物和人的生理毕竟还是有所区别，对动物有效、毒副作用小的药物，对人体并不一定如此。只有临床试验才能最终决定一种药物是否对人体有效和有何毒副作用。一种药物一旦通过了离体试验和动物试验，看来有希望成为新药，就可以向药监部门申请做临床试验。临床试验一般分成三个不同阶段，分别称为 I、II、III期临床试验。

　　I期临床试验为短期小规模。试验对象通常为20-100人，健康志愿者或患者都可以。其主要目的是观察新药是否会出现急性毒副作用，检验合适的安全给药剂量，并初步研究人体对药物的吸收、代谢和排泄。时间持续数月。如果没有严重的问题，如不可接受的毒副作用，就可进入II临床试验。大约70％药物能成功地通过这一阶段的试验；II期临床试验为中期中等规模。试验对象是病人，通常为100-300人。主要目的是观察新药是否有疗效，也对短期的安全性做进一步观察。时间持续几个月到两年。大约只有33％的新药能成功通过这一阶段的试验；III期临床试验为长期大规模。试验对象是病人，通常为 1000-3000人。目的是确认新药疗效和安全性，确定给药剂量。时间持续1－4年。约25％-30％的新药可通过这阶段的试验。

　　在完成III期临床试验之后，制药公司就可向药监部门提出上市申请，由药监部门组织专家鉴定。在美国，最后经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上市的新药，只占最初申请进入临床试验的新药总数的20％。

　　有时候，在临床试验过程中，一种药物被发现能够有效地治疗恶性疾病，会提前中止临床试验而直接用于治疗病人。例如，第一种治疗艾滋病的新药 AZT的临床试验在只进行了106天之后，发现它能显著增加病人的存活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立即提前中止了该临床试验，并在批准其上市之前允许它被用于治疗4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新药被批准上市之后，通常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药物在大范围长时间临床应用时的疗效和安全性，并与其他已有药物进行比较，称为IV期临床。由于在做临床试验时，儿童、孕妇和老人常被排除在外，因此在新药上市后，特别需要观察药物对这些群体和某些特定的病人群体的安全性、疗效和剂量范围，以获得更全面的资料。如果发现长期使用后会产生未曾料到的严重副作用，该药物有可能被立即从市场上召回。

　　开发新药是一个非常费时间也非常昂贵的过程。在美国，一种新药从开始研发到获得批准，平均需要8.5年，花费数亿美元。每5000种候选药物，只有5种能够进入临床试验，而最终只有1种能够被获准上市。

hbvererer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勇气，而约翰·戴蒙德毫无疑问是最具有这种勇气的人之一。这就是智力的勇气：坚守你的智力原则的勇气，甚至是在濒临死亡，强烈地被廉价的安慰所诱惑、似乎就要背弃的时候。从苏格拉底到大卫·休谟再到今天，被理性引导的人们避开非理性迷信的安心毯。他们总是受到挑战。“你现在这么说，没关系。就等着你临死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改变你的说法了。”（博斯韦尔以一种病态的好奇心对休谟进行了临终探视，我们从中知道）被休谟礼貌地拒绝的那种安慰，在他那个时代是恰当得体的。在约翰·戴蒙德，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当正统医学似乎要失败，甚至可能要放弃我们的时候，恰当得体的安慰则是是“另类”奇迹治疗。

　　当病理学家宣读了他的咒语；当病人听到了X光、CT扫描和活组织检查的神谕，而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的时候；当外科医生走进了房间、身边伴随着一个“有点夸张的人，看上去很窘迫——戴着兜帽、穿着长袍，肩头扛着一把长柄镰刀”的时候，“另类”（alternative）或者“补充” （complementary）的秃鹫就开始在你身边盘旋了。这是它们的好时候。这就是它们盛行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可以赚到钱：病人越绝望，它们骗到的就越多。公正地说，许多最不诚实的疗法的推动者，他们是被想帮助别人的最诚实的愿望激励的。他们固执地缠着重病患者，他们冒昧而急切地拿出药丸和药剂，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掩盖了他们所推销的骗子对金钱的贪婪：

　　你试过鱿鱼软骨吗？当然，医院的医生瞧不起它，我的姑妈两年前被她的肿瘤学家诊断只能活6个月，但是靠鱿鱼软骨她活到今天（啊，是的，既然你到问了，她也接受放疗）。还有一个奇妙的信仰疗法医生，他通过把脚放在病人身上来治疗（译注：把手按在人身上以治疗疾病，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效果很神奇。显然，这完全是一个把你的整体（或者叫做全息？）能量调整到有机（是叫有机吗？）宇宙振动的自然频率的问题。你不会损失什么，你最好试试它，一个疗程500 英镑。听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当你生命垂危的时候又要花多少钱？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约翰·戴蒙德感人地亲自记述了他的癌症的可怕的发展，他听到的这种海妖的歌声可不止是一般的多：大量出于善意的建议和奇迹疗法的提议猛烈地淹没了他。他检查了这些主张，寻找支持它们的证据，但是没有找到。他更看到了它们所唤起的虚假的希望事实上可能是破坏性的——他至死都抱着这种诚实和清晰的洞察力。到了我临终的时候，我可未必能展示出约翰·戴蒙德1/4的顽强——尽管他本人不承认有这种顽强。但是当谈论智力勇气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能够把他作为一个模范。

　　对戴蒙德的明显而直接的反击，是指控他的傲慢自大。约翰·戴蒙德难道不是无理性吗？他的“智力勇气”其实难道不是在科学上的不理智的自负吗？他的“智力勇气”难道不是盲目和固执地拒绝思考另类世界观和人类健康观吗？不不不，他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把赌注押在正统医学上，仅仅是因为它是正统，避开另类医学，仅仅是因为它是另类，那么这个指控是有效的。但是他当然不是这样做的。对他（以及我）而言，科学的医学被定义为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它们接受实验的严酷考验。另类医学被定义为一系列不能被检验、拒绝被检验或者始终不能通过检验的实践活动。如果一个治疗技术在正确对照的双盲实验中被证明有药效，它就不再是另类了。正如戴蒙德解释的，它就变成了医学。相反，如果皇家医师学会的主席发明的一项技术始终不能通过双盲实验，它就不再是“正统”医学的一部分了。它是否会随后变成“另类”，取决于它是否被一个有足够野心的骗子所采纳（容易上当的病人总是不缺的）。

　　但是，要求我们的检验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这不仍然是一种傲慢吗？可以说，尽可能用科学的实验去检验科学的医学。但是“另类”医学应该用“另类”实验进行检验，这难道不也很公平吗？不，这不公平。不存在另类的实验。在这个问题上戴蒙德表明了他的立场，并且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说一种医学有效，这个说法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不可能在正常的意义上是假的，但是在某些“另类”意义上是真的。如果一个疗法或者疗程不是一种安慰剂，正确地进行了双盲实验，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它将大获全胜。许多等待被认可成为“正统”医学的候选疗法，没能通过实验，立刻就被抛弃了。“另类”的标签不应该（但是，唉，它确实如此）让它们避免同样的命运。

　　查尔斯王子近来号召政府投入100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研究“另类”或“补充”医学的主张。这是个绝妙的建议，既然最主要的“另类”医学技术已经被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被检验——并且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政府是这笔钱的恰当来源——政府在各种相互竞争的优先任务上疲于奔命。约翰·戴蒙德告诉我们，英国的另类医学生意的营业额可达数十亿英镑。或许这些医学产生的利润的一小部分，可以投给检验它们是否可行的实验中。这毕竟是 “正统”制药公司就被要求这样做的。是否有可能另类医学的传播者非常清楚地知道正确进行的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出钱自掘坟墓，就非常能让人理解了。不过，我希望这个研究的经费来自别的地方，或许应该来自查尔斯王子自己的慈善基金，而且，如果我被邀请，我将很乐意在审批经费的咨询委员会里担任职务。实际上，我怀疑，1000万英镑的研究，把绝大多数更流行和能赚钱的“另类”疗法否定，根本是绰绰有余的。

　　这笔钱应该怎么花？让我们拿顺势疗法作为例子。让我们假设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组织一个中等程度的大规模实验。在取得了1000个病人的同意之后， 500人被分到实验组（他们将服用顺势疗法药物），另500人分到对照组（他们不服用）。实验严格遵守“顺势”的原则，即每个病人都必须进行个别诊疗。我们不应该坚持给所有的实验对象相同的剂量。没有什么比这更粗略了。实验中的每个病人应该被一个合格的顺势疗法师诊察，并且应该根据个人情况开出治疗方案。不同的病人甚至不需要服用相同的顺势疗法药物。

　　但是现在到了最重要的双盲随机化问题。当所有病人的处方都写好之后，一半的病人被随机分配到对照组。对照组的病人事实上不会得到他们的处方上的药物。相反，他们将会得到与处方上的药物几乎完全一致的药物，只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在制备药物的过程中，所谓的有效成分被忽略掉了。随机化由计算机完成，这样就没人能知道哪个病人是实验组，那个病人是对照组。病人自己也不知道；开方子的人不知道；制药的人也不知道，而判断结果的医生也不知道。能把药瓶识别出来的，只有一个不知道含义的数字代码。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人能避免安慰剂效应：认为自己获得了有效治疗的病人，比认为没有获得有效治疗的病人的感觉更好。

hbvererer

当正统医学似乎要失败，甚至可能要放弃我们的时候，恰当得体的安慰则是是“另类”奇迹治疗。

病人越绝望，它们骗到的就越多。公正地说，许多最不诚实的疗法的推动者，他们是被想帮助别人的最诚实的愿望激励的。他们固执地缠着重病患者，他们冒昧而急切地拿出药丸和药剂，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掩盖了他们所推销的骗子对金钱的贪婪：

　　你试过鱿鱼软骨吗？当然，医院的医生瞧不起它，我的姑妈两年前被她的肿瘤学家诊断只能活6个月，但是靠鱿鱼软骨她活到今天（啊，是的，既然你到问了，她也接受放疗）。还有一个奇妙的信仰疗法医生，他通过把脚放在病人身上来治疗（译注：把手按在人身上以治疗疾病，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效果很神奇。显然，这完全是一个把你的整体（或者叫做全息？）能量调整到有机（是叫有机吗？）宇宙振动的自然频率的问题。你不会损失什么，你最好试试它，一个疗程500 英镑。听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当你生命垂危的时候又要花多少钱？

hbvererer

当正统医学似乎要失败，甚至可能要放弃我们的时候，恰当得体的安慰则是是“另类”奇迹治疗。

病人越绝望，它们骗到的就越多。公正地说，许多最不诚实的疗法的推动者，他们是被想帮助别人的最诚实的愿望激励的。他们固执地缠着重病患者，他们冒昧而急切地拿出药丸和药剂，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掩盖了他们所推销的骗子对金钱的贪婪：

　　你试过鱿鱼软骨吗？当然，医院的医生瞧不起它，我的姑妈两年前被她的肿瘤学家诊断只能活6个月，但是靠鱿鱼软骨她活到今天（啊，是的，既然你到问了，她也接受放疗）。还有一个奇妙的信仰疗法医生，他通过把脚放在病人身上来治疗（译注：把手按在人身上以治疗疾病，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效果很神奇。显然，这完全是一个把你的整体（或者叫做全息？）能量调整到有机（是叫有机吗？）宇宙振动的自然频率的问题。你不会损失什么，你最好试试它，一个疗程500 英镑。听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当你生命垂危的时候又要花多少钱？

hbvererer

怀疑论者的审判（终结中医三）
　　迷信和伪科学的支持者像怀疑论者一样怀有真实的情感，他们同样试图探索
宇宙和人生的奥秘，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意图和科学是一致的。如果文化和教
育没有赋予他们从事伟大的探险所需要的必备工具的话，我们应该善意而温和地
向他们提出批评，毕竟那不全是他的错，没有一个人生来是全副武装的。

　　但是，怀疑论者被认为是无理的，科学被认为是冷酷而令人讨厌的，严谨的
思考被认为是乏味和不合时宜的。毫无疑问，达到一种审慎的理性需要智慧和磨
练，如果这一切必须开始，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一、 吃过中药病好了，并不是中医有疗效的证明。

　　大部分疾病，有一种自动平息的倾向。比如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可怕而又
顽固的疾病，很少有人得了这样的疾病不去治疗，西医疗法被证明是无效的，中
医宣称有效。事实上大约35%的病人是注定要康复的——无论你看中医、看西医，
或者请巫婆跳大神。那么一个人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吃过中药好了，这一事实能
够证明中医有疗效吗？当然不能！白虎汤能够驱除瘟疫也是同样的道理，瘟疫从
来没有消灭过人类，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有的范围大，有的范围小，但是
终究都是要过去的。无论你喝白虎汤还是黑虎汤，无论你喝不喝汤，瘟疫都要结
束。这样一个单一的事实，有可能是其他成千上万种因素造成的，不是中医有疗
效的证明。要证明中医有疗效很简单，做一次对比试验就行了，找一个国际上信
誉良好的实验机构，把钱和药方一交，能不能治疗关节炎，三两年后结果就出来
了。如果他真有疗效，全世界立刻就会承认。中医毫不费力，就立即成为全世界
公认的第二医疗体系，中医就可以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开门营业，不必要像现在
这样在国外躲躲藏藏，抓住了就判刑坐牢。 但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中医绝对
不会做的。为什么？我不说，大家想。

　　二、 个别药材和技术有疗效，并不是中医有疗效的证明。

　　黄连可以抗病毒，麻敷散有麻醉作用（据说针灸也有一点）等等，这是事实。
但是几千种中药材，针对那么多种疾病，全部没有疗效是不可思议的。你就是闭
着眼，随便在这个世界上抽取几千种物质，肯定有几十种、上百种物质对某些疾
病有疗效，肯定有几种具有抗病毒的作用。特别是动物、植物这些有生命的东西，
他们已经在地球上与细菌病毒抗争了几亿甚至几十亿年，他们都有抗击病毒细菌
的一套方法。绝大部分生命物质都有抗击病毒细菌的作用，你的唾液、头发、指
甲，都有抗病毒、抗细菌的疗效。黄连等少的可怜的几种药材被证明有疗效十分
正常，相反，如果所有的药材都没有疗效，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肯定会成
为一个重要科研课题。

　　现在我们知道：中医具有疗效这句话，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而他阴阳五
行的理论基础早已被大多数人抛弃，虽然没有人能够证伪，但是我das可以证明
他和所有的迷信本质是一样的，我告诉你怀疑论者常说的一句话：不能证伪并不
是不存在证据。

　　不要责怪怀疑论者太苛刻，科学就是在这样一步一步追问下发展起来的，每
一个科学理论，都经过怀疑论者长期检验，这是科学发展的唯一动力。要想通过
怀疑论者的检验确实很难，但是只要不能通过怀疑论者的检验，就是对人类没有
意义的理论，能够通过检验的，一定是闪亮的珍珠。

hbvererer

关于相信：好的理由和坏的理由

理查德·道金斯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科普作家，动物学家

　　亲爱的朱丽叶：

　　现在你10岁了，我想写给你一些对你很重要的事情。你是否曾经想过，我们是如何知道那些我们知道的东西？例如，恒星看上去好像在天空中刺出的小孔。我们是如何知道恒星其实是像太阳一样的大火球，并且它们离我们非常远？我们是如何知道地球是绕着这些恒星中的一颗——也就是太阳——运转的更小的球体？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证据”。有时候证据的意思是亲眼看见（或者听见、感觉到、闻到）某事是真的。宇航员航行到了离地球足够远的地方，用他们的肉眼看到了地球是圆的。有时候我们的眼睛需要帮助。“昏星”看上去就像在天空中的明亮的闪光，但是借助一架天文望远镜，你就能看到它是一个美丽的球体——这个行星我们称之为金星。有时候，通过直接的观看（或者听，感觉……）进行学习，这叫做观察。

　　很多时候，证据并不是一个观察本身，但是观察总是在证据背后支持它。如果发生了一起谋杀，通常没人观察到它（除了凶手和被害者！）。但是侦探能够收集起许多其他的观察，它们可能全都指向一个特定的嫌疑犯。如果一个人的指纹与发现在[凶器]匕首上的指纹相符，这就是他接触过这把匕首的证据。它并没有证明他进行了谋杀，但是当它和其他许多证据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能起作用。有时候，一个侦探能思考一大堆的观察，然后突然意识到，如果是某某人进行了谋杀，这些观察到的东西就有了条理、可以说得通了。

　　科学家——发现地球和宇宙中什么是事实的专家——常常像侦探那样工作。他们猜测什么可能是真的（称作假说）。然后他们对自己说：假如它们是真的，我们应该看见某某。这称作预测。例如，如果这个地球是圆的真的是圆的，我们可以预测一个旅行者一直向一个方向运动，最终应该发现他回到了出发点。当一个医生说你患了麻疹了时候，他并不是看你一眼就看出了麻疹。他对你最初的观看，让他产生了一个假说，即你可能患了麻疹。然后，他对自己说，如果她患了麻疹，我应该看到……然后，他针对一系列的预测，用他的眼睛（你的身上起了斑点吗？）、手（你的额头热吗？）和耳朵（听诊肺部有麻疹的表现吗？）进行检验。只有做完这些工作之后，他才能做出决定并说：“我诊断出这个孩子患了麻疹。”有时候医生还需要作其他的检验，诸如验血或者X光。这些检验能帮助它们的眼睛、手和耳朵进行观察。

　　科学家使用证据学习这个世界的方法，比我在这封短信中说的更机敏也更复杂。但是现在我想继续谈谈证据。证据是相信某事的一个好的理由，它让你对相信某事的坏的理由产生警觉。这些坏的理由叫做“传统”、“权威”和“启示”。

　　首先说传统。几个月前，我去电视台和大约50个儿童参加一场讨论，电视台邀请这些儿童，是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宗教中长大的。一些孩子被作为基督徒培养，其他的作为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或者锡克教徒。拿着麦克风的人问了一个又一个儿童他们信什么。他们的回答恰恰显示了我说的“传统”是什么意思。他们的信仰和证据无关。他们只是炫耀着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信仰——这些信仰同样也不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的。他们这样说道：“我们印度教徒相信某某”； “我们穆斯林相信某某”；“我们基督徒相信的又是某某”。

　　当然，既然他们全都相信不同的事物，他们不可能全都是正确的。拿着麦克风的人似乎认为这很正确和合适，他甚至不会试图让他们相互争辩他们的不同点。但是这不是我现在想要说论点。我只是想问，他们的信仰从何而来。它们来自传统。传统的意思是，信仰从祖父母传给父母，再传给孩子，然后继续传下去。或者意思是一些书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流传下去。传统的信仰常常起源于虚无；或许起初是某人创作了它们，就像关于托尔和宙斯的故事。但是它们流传了许多世纪之后，仅仅是因为它们如此古老，所以它们就显得特别。人们相信一些事物，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些事物已经很多世纪了。那就是传统。

　　传统存在的问题在于，不管这个故事创作了多久，它仍然像原始的故事一样真实或者虚假。如果你创作了一个假的故事，让它流传很多个世纪，丝毫不能让它变得更真实！

　　在英国，许多人接受英国国教的浸礼，但是它仅仅是基督教宗教的一个分支。还有其他分支，诸如俄国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卫理公会派。他们全都相信不同的事物。犹太人的宗教和穆斯林的宗教更加不同；并且还有不同类型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一些人相信的东西稍微有点不同，他们因为这种意见不合而进行战争。因此，你也许会认为他们一定有些很好的理由——证据——去相信那些他们所相信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同的信仰完全是因为不同的传统。

　　

hbvererer

让我们谈谈一个特别的传统。罗马天主教相信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非常特别，以至于她没有死，而是活着升上了天堂。其他基督教传统不同意这个说法，它们说玛利亚确实像其他人那样死去了。和罗马天主教不同，其他的教派并不太谈论玛利亚，并且他们也不把她称为“天后”。玛利亚的肉身升入天堂的这个传统并非很古老。圣经没说到她是怎么死的；事实上，这个可怜的女人几乎没有在圣经中被提到。玛利亚的肉身升入天堂的这个信仰，是在耶稣时代之后的6个世纪才被发明出来的。起先，它被人创作出来，创作的方式和任何其他故事一样，比如《白雪公主》。但是，经过数个世纪之后，它变成了一个传统，而人们开始认真接受这个故事，仅仅是因为这个故事已经流传了这么多代。传统越老，就会有更多的人认真接受它。它最终以文字的形式称为正式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只不过是近来的事——在 1950年。那时候我的年龄和你现在差不多大。但是，这个信仰在1950年并不比在玛利亚死后600年这个信仰被创作出来的时候更真实。

　　在这封信的末尾我还要谈传统，并且是用另一种方式看待它。但是，首先我必须谈谈另外两个相信某事的坏理由：权威和启示。

　　权威是相信某事的理由。它的意思是，因为你被某个重要的人告知要相信某事，所以你相信了它。在罗马天主教会，教皇是最重要的人，人们相信他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他是教皇。在伊斯兰教会的一派中，重要的人是蓄着胡须的老年男子，称作阿亚图拉。这个国家的许多年轻穆斯林准备进行一场谋杀，仅仅是因为一个遥远国家的阿亚图拉告诉他们这样做（那时候对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死亡追杀令是很著名的新闻事件。——原注）。

　　当我说到仅仅是在1950年罗马天主教才最终说他们要相信玛利亚的肉身升入了天堂，我的意思是，在1950年，教皇告诉人们，他们要相信这件事。就是这样。教皇说它是真的，那么它就是真的。现在，或许教皇一生中说的一些事是真的，而另一些是假的。并没有好的理由让你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胜过相信其他人说的一切，仅仅是因为他是教皇。现任教皇（1995年）命令他的信徒不要限制生育的数量。如果人们像教皇希望的那样，绝对服从这种权威，结果将是可怕的饥荒、疾病和战争，这都是由人口过多引起的。

　　当然，甚至在科学中，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发现证据，并且我们要接受别人说的东西。我自己没有用肉眼看到光以每秒18.6万英里（30万公里）的速度运动的证据。相反，我相信告诉我光速的那些书。这看起来像“权威”。但是，实际上它比权威好多了，因为写书的人看到了证据，并且任何人无论何时都可以自由地查验证据。那很令人欣慰。但是即便是牧师，也不会声称玛利亚的肉身升入天堂的故事有任何证据。

　　相信任何事的第三个坏理由称作“启示”。假如你在1950年问教皇，他如何知道玛利亚的肉身在人间消失，进入了天堂，他可能会说上帝已经“启示”给他了。他把自己关在他的房间里，祈祷上帝给他指导。他全靠自己想啊想啊，然后他内心越来越清楚。当教徒内心感到某事一定是正确的，即便没有证据表明它是正确的，他们就把他们的感觉称作“启示”。声称拥有启示的并非只有教皇。许多教徒也这样做。这是他们相信那些他们所相信的事的主要理由。但是这是个好理由吗？

　　假设我告诉你，你养的小狗死了。你将非常难过，你或许会说，“是真的吗？你怎么知道？它是怎么死的？”现在，假设我回到说：“事实上我并不知道佩佩（Pepe）死了。我没有证据。我只是在内心深处有一个可笑的感觉：它死了。”你会因为我惊吓了你而非常生气，因为你知道一个内心“感觉”本身不是相信一条惠比特犬死了的好理由。你需要证据。我们有时候都有内心感觉，有时候它们是对的，有时候它们不对。总之，不同的人有相反的感觉，那么我们如何认定哪个感觉是正确的？确认一条狗死了的唯一方法，是看到它死了，或者听到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或者某人看到或者听到了一些真正的证据表明它死了，这个人告诉了你。

　　人们有时候说你必须相信内心深处的感觉，否则，你永远也不会相信诸如“我的妻子爱我”这样的事。但是这是一个坏论证。可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人爱你。你和爱你的某人经历的全部时光中，你看到和听到许多小小的珍贵证据，它们加在一起就能说明问题。这不完全是像牧师称之为启示的那种内心的感觉，有一些外在的事物支持内心的感觉：四目相交、温柔的语调、小小的关怀和亲切；这才是真实的证据。

　　有时候人们内心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认为某人爱着他们，尽管这不是基于任何证据的。那么，他们很可能是完全错了。有一些人内心强烈感到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爱着他们，尽管这个电影明星事实上根本没有见过他们。这样的人的精神有问题。内心感觉必须被证据支持，否则你就不能信任它们。

　　内心感觉在科学上也很有价值，但是仅仅在它给了你一些想法，你后来通过寻找证据检验了它之后，它才是有价值的。一个科学家对于“感觉”一个想法是对的有种“预感”。这种感觉本身不是相信某事的好理由。但是它可以成为花些时间做个特定实验、或者用一个特定方式寻找证据的好理由。科学家总是用内心感觉获得想法。但是直到这些想法被证据支持，它们才有价值。

　　我刚才答应你再谈谈传统，并且是用另一种方式。我想试着解释为什么传统对我们如此重要。所有被（一个称为进化的过程）造就的动物都能在这类动物能生存的普通环境中生存。狮子被造就成可以在非洲平原上生存得很好。小龙虾可以在淡水中生存得很好，而龙虾被造就成能在海水中很好得生活。人也是动物，并且我们被造就成能在一个充满了……其他人的世界中很好得生活。我们“游”过“人海”。就像鱼需要用鳃在水中生存，人们需要大脑，大脑让他们能够与其他人打交道。证据海里充满咸水，人海中充满了需要学习的难事。就像语言。

　　你说英语，但是你的朋友安—凯瑟琳（Ann-Kathrin）说德语。你们都说能让你们“游过”你们各自的“人海”的语言。语言是由传统传递的。没有其它的传递方式。在英国，佩佩是一只狗（dog）。在德国，它是“ein Hund”。这些词哪个都不更正确，或者更真实。它们都只是被传下来的。为了能够善于“在他们的人海中游泳”，儿童需要学习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以及关于他们的人民的其它一些事。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吸收大量的传统信息，就像吸墨水纸。（记住，传统信息仅仅意味着它们是从祖父母传给父母，再传给儿女的。）儿童的大脑是传统信息的吸收者。并且不能指望儿童把好的和有用的传统信息（例如语言的词汇），从坏的和愚蠢的传统信息（例如相信女巫、魔鬼以及永生的处女的存在）中挑出来。

　　这很遗憾，但是事情只能是这样，即因为儿童是传统信息的吸收器，他们很可能相信任何大人们告诉它们的事情——不管真伪对错。大人告诉他们的很多东西是真的，并且是基于证据的，或者至少是通情达理的。但是如果大人告诉的某事是假的、愚蠢的，甚至是邪恶的，也没法制止儿童相信它。现在，当儿童长大之后，他们做什么？当然，他们会把它告诉下一代儿童。因此，一旦人们强烈的相信某事——即便它完全是假的，首先也从来没有任何相信它的理由——这件事就能一直存在。

　　宗教也能发生这种情况吗？相信有一个或者多个上帝、相信天堂、相信玛利亚永生、相信耶稣从来没有一个人类父亲、相信其道者能得到回报、相信葡萄酒变成了血——这些信仰没有一个得到任何好的证据的支持。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相信它们。或许这是因为在年轻得足以相信任何事的年龄，有人要他们相信这些事。

　　前，先非常仔细地思考一下。

hbvererer

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截然不同的事，因为在童年有人告诉了他们不同的事。穆斯林儿童被告知的事不同于基督教儿童的。他们长大之后都彻底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其他人是错的。即使是在基督教内部，罗马天主教徒、英国国教徒、圣公会教徒、震颤派教徒、教友派教徒、摩门教徒和圣滚者信仰的东西也不一样，并且他们都彻底相信他们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他们相信不同东西的原因都来自同一个理由，和你说英语、安—凯瑟琳说德语的理由一样。这些语言在他们的国家都可以使用。但是不同的宗教在他们的国家中都是对的，这就不是事实了，因为不同的宗教声称一些事物，但是它们是相互矛盾的。玛利亚不可能既在南爱尔兰的天主教信仰中活着，又在北爱尔兰的新教信仰中死了。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做什么都不容易，因为你只有10岁。但是你可以试试这样做。下次有人告诉你听上去很重要的某事的时候，自己想想“这是那种人们或许是因为证据才相信的事吗？或者它是那种人们仅仅是因为传统、权威或者启示才相信的事？”并且，下次有人告诉你某事是真的，为什么不这样问他们：“有什么证据支持它？”如果它们不能给你一个好的答案，我希望你在相信他们说的哪怕一个字之

特深沉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极低概率事件可以视作不会发生。
这是很重要的数学与物理规律。
很多物理规律都是建立在大样本统计基础上的，比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比如光电效应的量子解。
在低样本数量的时候，热力学第二定律与光电效应量子解释均不成立。
而我们熟悉的世界却是建立在大样本数量上的宏观世界。

比如，预测明天有一艘蟹状星云来的贸易飞船访问地球会给大气层带来什么影响，不是科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