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头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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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过去，反思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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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
1893年5月4日，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来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里，又新添的一   
个男孩。这个男孩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龋蝴叫汪兆
铭。
汪兆铭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兆铭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后
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教汪兆铭读书，在汪兆铭5岁时就
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兆铭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
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兆铭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
明和陆游，每天让汪兆铭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
无形中培养了汪兆铭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兆铭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  
放文风，这些对汪兆铭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兆铭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汪兆铭13岁时，母亲病逝，14
岁时，父亲又病逝。从此汪兆铭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于家境
所迫，汪兆铭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1901年汪兆铭18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
，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
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  
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
当时公费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家是日本，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
地理位置近，留学费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   
义；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日文要比学欧洲文字省力很多。
特别是日本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一些学校，在日本教师讲课时，旁边配有中文翻译
，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听懂讲课的内容。当时日本比较有名的专门招收中国
留学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学速成科（汪兆铭母校）、宏文学院、同文书院和振武学堂（蒋  
介石母校）。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人
数为50名。清政府为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这比现在公派留学生的资助金
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和汪兆铭同时录   
取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1904年9月，汪兆铭
挤杂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时汪兆铭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
，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有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命运
真是不可预测的事。到日本后，汪兆铭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
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
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
汪兆铭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树立起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
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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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即使在课 
堂上，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到，教授就停止讲课，和学生一起朗读新闻。日本这种
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不仅使汪兆铭十分感动，也唤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激发
他们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

到1905年，仅仅在东京一地，就有中国留学生1万余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空前的
规模。中国的革命家们纷纷在留学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党派，使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大
本营。当时在日本主要有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和主张推翻异族皇帝的革命党。保皇党
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反对进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张承认清政府统治的合
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的立宪改革。保皇党在海外华侨中有不小的势力，但在
日本的血气方刚的年青留学生们，并不喜欢保皇党的渐进稳健主张，大多数都支持革命党
激进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时有很多革命党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这些革命党都建立   
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有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
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其中以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势力最
大。黄兴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气派”，很为年青的留学生们
所倾倒敬仰。而孙中山则身材矮小，说话慎重，在留学生中间的人气不如黄兴高。但孙中  
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比黄兴派的单纯革命相比，在海外华人中有更大
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孙中山从美国再次来到日本，汪兆铭和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同乡一起拜
访孙中山，加入了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
织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用。由于当时的革命党都是各自
为政，力量很分散，这次孙中山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派的革命党，组成一个统一的
革命党。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当时非
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出来没有见过面。
黄兴对孙中山的来访大喜过望，黄兴紧紧握著孙中山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时黄兴
2岁，孙中山40岁。可是孙中山和黄兴交谈不久，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两人语气强硬  ，
各持己见，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后黄兴破颜一笑说：“孙先生，我服你了
”，两位革命巨星终于达成了联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党派的大联合“中国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汪兆铭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
评议部部长。新建的同盟会最初设有三个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汪兆铭当选重要
职务的评议部部长，说明汪兆铭在革命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那时汪兆铭才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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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和制造舆论，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正式创刊。《民报》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则为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人
。汪兆铭从《民报》的创刊号开始，一直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铭以“精卫”的
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汪兆铭使用“精卫”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
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汪精卫的文章逻辑严密，笔锋锐利，有很大的影响力。
当时《民报》的主要对手是梁启超等保守派主办的《新民丛报》，汪精卫的文章以与保守
派的改良主张论战为主，宣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906年6月，汪兆铭从政法大学速
成科毕业，在260余名学生当中，汪兆铭成绩名列第二。本来公费留学生在学成毕业后
，有归国服务的义务，同级的大部份同学纷纷归国。但汪兆铭却不准备回国，决定留在日
本进行革命活动。由于逾期不归就没有了公费资助，必须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幸好汪精卫
日语较好，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
可以资助朋友。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的势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压
力，要求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尽管日本政府中，对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行动持同
情态度的人很多，但由于考虑到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开始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反政府
活动进行限制。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禁止中国留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
规定，但事实上对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1907年初
，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请”孙中山出国。

此后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出走越南和马来亚等南洋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汪精卫已 
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
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陈耕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经常为孙中山捐钱捐物，孙中山则
定期向陈耕基赠送《民报》等革命刊物。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常爱读《民报》，在孙中  
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汪精卫到槟城演讲时，台下
听讲的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风度和才识十分钦服。汪精卫因为革命的公事不时走访陈耕基家
，所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但每次陈璧君与汪精卫见面都是在母亲卫月朗的陪伴下，没有
单独谈过话。
1908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很  
有好感，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另外阻碍他们成为恋人的还
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陈耕
基为陈璧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让陈璧君结婚。陈璧君
读了《民报》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憧憬西方式自
己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结婚。陈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
。她的未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对革命也没有任何兴趣，他对陈璧君说：“革命是男人的
事，女人搞革命象什么样子？”。由于两人思想差距太大，陈璧君最后终于选择“退婚”
。陈耕基开始不同意“退婚”，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15岁时，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
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
出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
朝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
累他们整个家族。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
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汪精卫在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
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
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
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 
卫解除了婚约。
陈璧君退婚后，倔强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陈耕基只好同意陈璧君去日本。1908年
7月，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
报》编辑部帮忙，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编辑部的气氛一下活跃了
起来。本来《民报》的编辑们都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极少去饭店吃饭。陈璧君却
是个阔小姐，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
为开怀。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
于汪精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
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
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
生活无著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
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
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
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卫后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
大的婚礼。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汪精卫婚后也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
，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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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8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
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
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
：“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  
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有人写了《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孙中山
贪污革命经费2万元自用。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从不公开经费的使用情
况，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
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同盟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章
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
南派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
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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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之二：玉石共焚
1905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王朝。到
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
宝贵的生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
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  
命。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
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远距离革命
家”作风，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
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一些人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
孙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
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
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
0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
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1908
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诀别，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
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炳
麟批评孙中山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
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
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
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
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
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
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
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
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  
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
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
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
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
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 本帖最后由 用户帐号 于 2009-8-18 19: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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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26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
：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
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
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
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  
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
本留学的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胡汉民
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
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
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
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
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
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
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但
不管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
别，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
。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
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
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
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黄复生
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汪  
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
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
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
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油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油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
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
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
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  
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
照的烈女了。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到北京作好准备，然后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油炸弹到北京。
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
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郑毓秀经廖
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
行动。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
际花，觉得十分不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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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的结局
汪精卫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客死于日本名古屋，他的遗体于１１月１２日由专机运
回中国。汪精卫死后，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主任委员，周佛
海、王克敏、褚民谊为副主任委员。南京政府于１１月１２日发出公告：“国民政府汪主
席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距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
九年五月四日已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
，饰终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敬谨办理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六时，装载汪精卫遗体的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机场、陈公博、周佛
海、王克敏等一百余名官员到机场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卫生前的遗愿，把汪的陵墓建  
在国父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死后也要追随左右。由  
于汪精卫生前有过陵墓不要劳民伤财的遗嘱，加上南京政府的财政有限，所以汪精卫陵墓  
的规模不大。不过汪精卫的棺木外面用钢筋混凝土浇灌了厚厚的一层墓壳，倒是十分坚固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
  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
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
本的败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８月１７日，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
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历时５年４
个月的短命政权宣告结束。
陈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后，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难的意愿。此时日本已投降，但还是安
排让陈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于８月２５日秘密飞往日本。陈到日本后，化名东山公
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但不久陈公博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
提出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日本
前首相近卫文吕得知陈公博要被引渡回国，匆匆赶到金阁寺和陈公博道别，近卫说：“实
在对不起。。。“，陈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说：“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说不上
谁对不起谁。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３日，陈公博一行７人被引渡回中国受审。１９４６年４月４日，江苏
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陈公博对指控他的汉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
“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
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
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
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法庭判决陈公博死刑
，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３日执行。临行前，陈公博要求向陈璧君告别。在陈璧君的囚室外，
陈公博向陈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双手捧上自己用过的一把茶壶，说：“夫人，我先随汪
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茶壶，权做留个纪念吧！
陈璧君被捕后，更是表示坚决不服罪。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６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
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
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
，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
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
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
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陈璧君一直伴随汪身旁，但从来没有对日本
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１９４９年  夺取大陆后，蒋介石并没
有把陈璧君移往台湾，而是把陈留给  。１９５２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
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１９１２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
何香凝还曾作过陈璧君的伴娘。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
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
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７日，６８岁的陈璧君死于监狱中。
与陈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随机应变得多。早在日本呈现败迹时，周佛海就暗自与重庆联系
，为自己留好了退路。当年汪精卫与日本密谈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办，陈公博不仅没有
参与，而且还表示反对。最后汪精卫组建政府时，陈公博感到汪精卫正值用人之际，出于
与汪精卫的私人情谊才接受了汪精卫的邀请，到南京政府任职。如果论“卖国罪”的话，
与日本签定密约的周佛海，显然要大于没有参与密约的陈公博。但最后周佛海却比陈公博
罪轻一等，只判了一个无期监禁，而官职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
刑，可见当时的汉奸审判亦不公正。
尽管蒋介石抗战后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也多次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
谈。除了抗战初期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外，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蒋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军
统特务曾广冒充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与日方举行秘密谈判。日方对
此会谈十分重视，要求继续举行高级别的谈判。１９４０年３月７日至１０日，双方在香
港举行了高级别的秘密会谈，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
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副侍从长陆军少将张汉年。
会议开始时，日方出示了陆军大臣的证明书，而中方陈超霖、章友三两人只出示了最高国
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却没有蒋介石的证明书，说明蒋介石不愿直接承担和谈的责
任。但陈超霖说蒋介石亲自过问此事，并在他离开重庆前，特别嘱咐他三件事：（一）必
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本的条件；（三）会谈在秘密中进行。日方答应考
虑蒋介石的撤军要求，但提出了几项撤军条件：（一）原则上承认伪满洲国；（二）放弃
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约规定日军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驻军防共；（四）停战后与
汪精卫一派合作。
据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透露，这次会谈争论的中心是满洲国的承认问
题、撤军问题、以及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重庆方面表示：“满洲问题中国原则上同意考
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应将在华军队尽快全部撤退，不得另
找借口延迟撤退（撤兵步骤另细订）；“关于汪精卫问题，纯属中国内政问题。在恢复和
平后，根据汪氏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中国将适当处置，无须提为和平条件之一。”但后
来重庆方面表示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政府内部意见对立，要求会谈延期。后来重庆方面一
拖再拖，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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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月１１月２３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
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声明三国将联合向日本侵略势力作最后的反攻，在战争胜利后
，把中国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
塔举行制定最后对日作战方针的最高会议时，却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１９４５年８月，
美、英、苏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时，竟然也没有邀请
中国这个对日作战最久的国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这些使蒋介石感到一种屈辱感，也是弱
国无外交的另一种表现。
不过蒋介石又对美英苏三国不邀请中国参加最后对日作战方针会议表示担心：三国是不是
准备出卖中国的利益对日讲和？蒋介石最怕日本与三国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谈判，把保存汪
精卫政府作为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条件。另外蒋介石也担心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战场和
日军作战，这样中国就要成为  的天下了。在担心被美英出卖和担心苏联出兵的情况
下，蒋介石通过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赴日与日本秘密谈判单独讲和
。缪斌表面是汪精卫的人，背后却又是蒋介石的人。１９４５年３月，缪斌受蒋介石的重
  托，化名“佐藤”来到东京，开始了“佐藤工作”。日本对这次谈判非常重视，当时的首
相小矶国昭亲自领导与缪斌的谈判。
中国方面提出的与日本单独讲和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满
洲国国号，中国即可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小矶首相对中国的方案很感兴趣，有意接
受中国的条件。当时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几十
万大军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此外和中国单独讲和还有助于瓦解同
盟国阵营，在外交上也是一大胜利。但日本的军部却极力反对与中国单独讲和，小矶首相
最后遗憾地说：“错过这次机会，百年以后都要后悔。
抗战胜利后，缪斌被作为汉奸逮捕。缪斌本以为他很快就会被无罪释放，但不久却传来了
尽快执行死刑的命令。缪斌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１日被处决，比“第一汉奸”陈公博的刑
期还早。原来美军占领日本后，发现中国准备与日本单独讲和的“佐藤工作”秘密资料，
麦克阿瑟大怒，要传唤缪斌到东京法庭出庭作证。蒋介石赶紧向美国否认曾经和日本进行
过秘密和谈，另一方面却下令立即处死缪斌，这可以说是“杀人灭口”。缪斌作为南京政
府的考试院副院长，并非政府要职，缪斌本人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卖国行为，本来不应判死
刑。将缪斌如此迅速地处死，也反映出蒋介石害怕得罪美国人的心虚。不过在日本福冈久
留米市的有名古寺善导寺中，却有供祭缪斌的牌位；在东京中央区的稻荷神社，还有“和
平神缪斌显彰碑”，把缪斌奉为“和平神”，表示不忘缪斌的“和平工作”。
１９４６年１月，在重庆的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在重庆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必须将汪精卫
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１月２１日工兵用油炸药油炸开汪精卫的墓壳，打开棺木，见汪精
卫的尸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黑色长马褂，胸佩大绶
，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棺内没有任何陪葬品，只发现尸体的上
衣口袋里有一张３寸长的纸条，上书“魂兮归来”四个字，这是陈壁君在名古屋帝大医院
汪精卫去世时写的。
汪精卫的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梅花山的坟地由工兵铲平后建了一座
小亭，四周添植许多花木，彻底改变了模样。１９９４年时，在汪精卫的原墓地上面修建
了一座汪精卫像，似乎是模仿岳飞墓前的秦桧像供人们唾骂。但到１９９９年１月，
汪精卫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尽管人们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实际上往往是“成者英雄败者贼”。如果客观分析
一下当时的形势，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存续下来的可能性亦不算小。第一种情况是日本胜利
，美国放弃远东地区；第二种情况是日本有条件投降，从中国和南洋各地撤军，但日本很
可能把保留汪精卫政权作为撤军条件。如果美国没有及时发明原子弹，对日本进行本土作
战必然要付出巨大伤亡，美英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出卖中国的利益接受日本的有条件
投降。另外从反共一面来看，如果苏联参战的话，苏军的首先攻击目标肯定是在中国的日
军，这样中国就不免会共产化。而汪精卫政权是反共的，美英看来保留汪精卫政权总比苏   
联出兵中国强。第三种是日本向美英苏无条件投降，却不向中国无条件投降，这从美英苏
三国不邀请中国一起发表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
。如果这样日军就会给汪精卫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装备后突然撤军，留下汪精卫政府自生自  
灭，就象美国抛下南越政府撤军一样。由于汪精卫政府掌握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
数的人口，蒋介石要想消灭汪精卫政权也非易事。因此从“运气”的角度来看，汪精卫南
京政府的结局可以说是一种最糟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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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精卫的一生来看，汪精卫是个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于用笔而不善于用枪。孙中
山非常重视汪精卫的文才，孙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卫起草，孙中山阅后总感满意，极
少改动，汪精卫其实担任了孙中山秘书的角色。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
，黄兴任执行部部长，汪精卫任评议部部长，可见孙中山对汪的器重，也说明汪在同盟会 ,
里有相当高的声望。
不过使汪精卫在中国名声大振的，还是他以“精卫”的笔名在同盟会主办的《民报》上发
表的一系列文章。汪精卫写的《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 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一系列文章，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政论文佳作。１９０８年８月１
９日，孙中山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文章《论惧革命召瓜
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文中说：“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
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拜读精
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此文后来收入《孙中山全集》。
但汪精卫的命运和他的老师孙中山一样，都是只有威望却无实权的领袖人物。文人革命家
在夺取政权以前起著极其重要的舆论制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权到手，他们就被掌握军队的
军人政治家们排挤到一边。孙中山被袁世凯摆布，汪精卫被蒋介石摆布，都是中国“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的牺牲品。不过汪精卫对国民党建立和发展的“功勋”是无法抹煞的。现
在台湾的国民党，在召开重要会议以前必先朗读孙中山总理的遗言。然而这个遗言其实却
是汪精卫所写，孙中山不过签个字而已。这也表现出汪精卫对国民党的影响仍然“阴魂不 散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
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后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不过
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运气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
时抱著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清政府对行刺满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没有不处死
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卫时才破例免死。如果当时清政府成全汪精卫必死的决心处死汪精\  
卫，中国就会少一个大汉奸而多一个大英雄，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将代代朗读汪烈士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如果汪精卫在１９３５年遇刺时被打死，也会成为中国可歌可泣的光荣老革命家，而汪精
卫却只伤不死。如果１９３９年重庆特务不是错杀曾仲鸣而是打死汪精卫，人们也只是叹
惜汪精卫一时糊涂，不会使汪精卫背上史上最大级汉奸的恶名。但命运之神好象是在故意
捉弄人，汪精卫最后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在他６０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
措》的述怀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
，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
亦作一首。”元好问这样的亡国诗人之作引起汪精卫的共鸣，可见汪精卫的内心亦是郁郁
颓丧。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
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
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３０岁
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３０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
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作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
命后象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
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
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
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
，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
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
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
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