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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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挺好听的

自然风雨

乡村的恩怨情仇（9）

施家也曾经是本村的大家族。我没有见过施家的辉煌，只听我伯父讲，施家曾经是本村的第一大户。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七十年代的时候，施家已经很没落了。印象较深的有两户施家，都住在本村的中部，那里是村部仓库和晒场所在地。

先说西面的施家。施家大伯大妈生有三子，正华、正亚和正星。平时，我们和施家几乎没有任何交往。到了八十年代初，打我记事时起，施家大伯就去了苏南的无锡谋生，工作不详，家中一贫如洗。三个儿子，挤在两间破瓦房中，两个哥哥在外面作帮工混日子，只有正星还在读书，因为当时农村小学流行留级，留了又留，终于和我成为三年级的同学。正星比我大四岁，三年级的时候，终于在期末考试时获得了较好成绩，在唯分数论的年代，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可惜的是，正星并没有去学校领奖，而是我帮他把证书和奖品送到他家。而且，正星后来没有能够继续上学，他家兄弟三人好象都没有能够上完五年制的小学，主要可能是因为经济原因。家中的贫困，可见一斑。

我们的乡下，有一句至理名言，“灶膛灰也有发达之时”。这句话就如此地应验在施家三兄弟身上。

首先发达的是老二正亚。八十年代中期，正亚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当时兄弟三人都大了，两家破瓦房住不下，就借了村里的仓库来住。印象中，村部的仓库有七、八间的样子，坐北面南三、四间，坐西面东也是三、四间，相连成“倒L”型，门前是晒场。老大正华先找了老婆，住进了破败的仓库。老二正亚，也住进仓库。当时正亚在某建筑施工队学徒做泥瓦匠，不知怎么被某经理的女儿看中。尽管经理的女儿有癫痫（本地俗称“羊角疯”），但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一个穷光蛋啊。于是，先做思想工作，再实行软禁。谁知一不留神，女儿跑到正亚的破仓库，几乎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就与正亚成了亲。正亚的岳父母暴跳如雷，扬言杜绝父女关系，后来看正亚对女儿实在是好，而且女婿精明过人，逐渐默认了小俩口的婚姻。后来，精明的正亚办了自己的建筑施工队和装潢公司，腰包不断地鼓起来。九十年代初，正亚在原仓库和晒场所在地，建起了当时本村最豪华的小楼，三间三层的别墅式，加上围墙，好大的一块地。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原来最穷的破落户一跃而为全村的首富，令人瞠目结舌。更大的传闻是，正亚的小楼是他打牌赢来的，只是他财富的九牛一毛。传闻属实否？俺没有考证。

老大正华和老三正星联手，在外面奔波折腾。原先也建了简单的三间两层的小楼，就在正亚的楼后面，但一直就是很简朴的样子，没有装修。九十年代后期，正华成为本村村民小组的组长，似乎想带头致富，承包鱼塘和养猪双管齐下，在村子东南面靠近九圩港的地方圈下了老大一块地，建了简易的猪圈，猪圈旁就是东西长达一公里的中心河鱼塘。但是，不知为何没有运作起来。2003年春节我下乡，看到废弃的未投入运营的一排排猪圈，以及东倒西歪的厚厚的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心中怅然若失。后来听说，正华和正星哥俩也发了，在外地承包鱼塘和荒山，赚下了不少钱。那个鱼塘和猪圈，本来就不可能赚钱，只是他任“组长”期间的政绩工程，“花架子”而已。

老施老实巴交，三个儿子在文化水平那么低的情况下，是什么原因，能够个个成为“老板”？难道真的是风水转了回来？或者运气好？我不知道。但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三兄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财富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辛勤耕耘，总有收获。

自然风雨

乡村的恩怨情仇（10）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东面的施家生活条件就很不错。老施大伯是某建筑公司的装修技工，据说还出国干过。我六岁的那年，经过他家门前，小伙伴们个个嘴里都在嚼泡泡糖——当时的农村极为罕见的。一问，是施大伯出国回来了。我因为到的太晚，终究没能分到一粒。

施大伯家也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秀华，二儿子秀明，三儿子秀春。秀春比我大3岁左右，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同学。三人全部是小学毕业。长大后，秀华娶的老婆颇有经商头脑，夫妻俩贩卖活鱼，发了点小财，日子还过得去；秀明后来成为本地的泥瓦匠，手艺还不错，就在本地干活；秀春特机灵，子承父业，在常州某建筑装潢公司做工，居然娶了个大学生做老婆，在外地成家立业。

值得一提的是小时候的一笔旧帐。1979年初夏的一天晚上，一直对我漠不关心的父亲突然问我拿了他的钱没有？我说没有。回到家，我还向母亲提起这事，问母亲拿了没有，母亲说没拿。谁知，父亲晚上回到家，一口咬定，不是你拿还有谁拿？快说，拿给谁了？于是，父母愣是教我跪下，轮流审问我，将我一顿狠揍，要我交待偷给谁了才肯罢休。当时，很多大叔大婶来我家看热闹，实在是因为我没有拿，交待不出来，遭了一顿狠揍。后来，学校的老师出面，从秀明突然大手大脚花钱的迹象入手，突击询问，终于查出来是秀明偷了。这小子真黑呀，一下子偷了5元钱和50斤粮票，当时够买几十斤大米啊！秀明偷的钱，除了已经挥霍的，其余全部追回给了我父亲。有一个赃物是铁皮文具盒，给了我，这是我唯一的收获，也使我高兴得在村里又蹦又跳老半天。

1982年，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看到同学都有零花钱，就想从父亲那里要一点。记得有一次，从父亲口袋里拿了一角钱，后来就经常“作案”，最多的时候拿了一元钱。因为在父亲的脏口袋里连续掏了好几天，就那张旧一元的，于是就偷了据为己有。最多的时候，我积攒了一元六角钱。新的一张一元的藏在一个装“百雀灵”霜的空盒子里，不知怎么就丢失了；另外六角钱藏在新华字典的封面套子里，不知怎么也不见了。可以推测是，我的某个同学拿了。我伤心之余，忽然良心发现，父母为全家人的生计，累死累活地干，我居然干起了偷窃的勾当！当时想想，死了算了。但是又心有不甘。于是，我在舅舅送给我的一个破讲义夹上，写下来“为五元钱”而奋斗。这是我最早的人生目标。心想，还了父母的五元钱，一了百了。不久，因为自己学习成绩好，几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尤其是五年级时，获得了2元2角的奖学金，终于还上了偷拿父亲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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