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老乡亲

自然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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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童年就是养猪、淘气，死里逃生，那就算不上幸福了。童年的幸福，在我的记忆中，至少还有很多温馨的片断。

1976年夏季的一天，奶奶端一张长条凳到门前菜园旁边的空地上，带我和弟弟吃晚饭。当时奶奶和小姑妈一起过，与我的母亲有些小矛盾，所以伙食是分开的。每天，奶奶要我和弟弟俩去拣枯树枝和干柴，然后帮我们做饭，教会了我们从小要勤劳。奶奶的算帐也是很精细的。我们喜欢喝奶奶自己煮的绿豆粥，奶奶就叫我们回自家盛一碗白粥来换。那晚，未满4岁的我一时过于兴奋，碰翻了长条凳，饭碗翻了后，热粥又烫了弟弟，弄得我被奶奶好一顿训斥。后来，母亲回到家，奶奶就没有再唠叨。祖孙三人在一张长条凳上吃饭，却成为最温馨的画面，留在了记忆深处。

大概是1977年的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和舅舅一起到长江边放牛。比我大8岁的舅舅牵着牛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不远处，是当时汽车轮渡的老渡口，脚下是沙滩。忽然，舅舅从脚下拾起一个荸荠，擦了擦，放江水里洗洗，给我吃。时值傍晚，夕阳、晚霞、云彩，江水、海鸥、沙滩，老牛、舅舅和我，加上江上的船、对岸的远山和塔吊，构成了一幅和谐优美的图画，永远地印在记忆深处。

还是在1977年前后，我一个人在外婆家的竹园玩，那片竹园正对着外婆劳作的农田。我在竹园里发现了一个石头蛋蛋，误认为是鸡蛋，就大声叫外婆回来捡蛋。外婆叫我自己捡，我有点害怕不敢捡。后来，总算等舅舅回来了，捡起一看，不就是一个石蛋蛋嘛？闹了一个小笑话。但接下来的事不是笑话了。那晚，我梦见从老马路往外婆家方向开了一条新马路，有车往这边开来。这个梦在10年后成了现实。一条新公路穿过农田直通九圩轮渡，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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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雨

幸福的童年（5）[br][br][br]

大概还是1977年的时候。那年一个夏天的午后，忽然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场雷暴雨就快降临。当时，我和隔壁的美兰（比我大4岁左右，是我的本家小姑姑）正在村东头的猪行玩，请示母亲后，决定赶紧一起跑回家。猪行到我家至少有500米路。当时，两人跑得飞快，但到了村子中部的大晒场时，美兰超近路从屋后跑回了家，而我猛然发现美兰不见了，就赶紧停下来喊，等我确定她已经往回跑了之后，自己赶紧再跑的时候，已经晚了，天陡然间黑了下来，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倾盆大雨猛然间从天空直往下倒，一道刺眼的闪电过后，震耳欲聋的响雷直向我劈了过来，我眼前一黑，之后就失去了那段记忆。后来，我醒来时，是睡在奶奶的小屋里。后来，我听说，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蒋家的大妈救了我，将我拉回家中，让受了惊吓的我躺下休息。我在后来小学时的作文中提过此事。这是真人真事。一个未满5岁的男孩，在遇到恶劣天气等危险的时候，还想着照顾比他大4岁的小姑姑。那件事一直令我骄傲。蒋家奶奶是救了我弟弟的接生婆，已经仙去近二十年了；救我的蒋家大妈，是蒋奶奶的大儿媳，至今健在，身体很康健。上个周日，我回家祭祖（阴历七月半是本地的几个祭祖大节，我家提前祭祖），蒋家大妈看到我立即与我打招呼，近30年过去了，蒋家大妈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事。很令人遗憾的是，美兰已经故去10多年了，死于难产，母子双亡，她那贫穷的丈夫想省钱就未让美兰到医院生产。苦命的美兰，就在这里一笔带过了。[br]

正如古谚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之所以能记起很小的时候的事情，可能就源于令人窒息的贫穷吧。当年的穷，真的不是一般的穷。村里很多人家一个星期吃不上一顿饭，一日三餐喝粥，脸上都有菜色。我家因为母亲养猪，口粮稍多，吃饭的机会多，但菜就几乎没有了，尤其没有油。我清楚地记得父母煮的茄子，一大碗茄子等煮熟后才放几滴油，所以吃得嗓子口冒烟，无法下咽，但这还是有饭吃的。还有一个汤叫“酱油汤”，就是白开水加点盐和酱油，奢侈的时候放几滴豆油。有时蚂蚁爬进了锅里，就连蚂蚁带酱油汤喝下了肚。尽管如此，小时候几乎却很少生病。也有运气好的时候，就是村里的男女劳力正在干活，忽然田间窜出一只野兔，于是几十个人全都抗着钉耙喊打！这也就成为当时乡下的一个景观。有一次，全村人追赶一只野兔，从村西头一直追到村东头，最后受惊的野兔被朱大妈压在了身子底下，她紧紧地压住兔子不敢动弹，等她小心翼翼动弹了一下，想腾出手来抓野兔时，因为没有抓牢，野兔又猛地一窜就跑了，于是全村人都很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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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luyazhe

顶[em24]

自然风雨

幸福的童年（6）

“吃过了吗？”

一句简单的问候，道出了数十年的艰辛。

缺衣少食的年代，人们见面时常说的一句话，一直沿袭至今。

吃，是那个年代最大的问题。我的伯父曾跟我讲，他在读高中的时候，一顿能吃10个肉包子（馒头）、10碗汤粥（稀饭）。我怎么也不信，能吃这么多？后来，孙家的大妈说起过，请我父亲帮她家种山芋，当时煮了一小洋锅（铝锅）糯米粽子，她只尝了一只看看熟了没有，其余的都叫我父亲一人吃光了，那锅粽子怎么也有三斤糯米吧。当时乡下人客气，孙大妈尤其客气，总是对我父亲说，“你吃啊，吃啊，再吃”。于是父亲就吃了又吃，直到一锅粽子全部吃光。

长大后，父亲跟我说起过祖上的事。其实，在我太爷爷辈，我家也曾富甲一方。四十年代，在高桥街上，我家太爷爷开有米行、木行、面店、豆腐行等多家作坊，由于经营有方，赚下了至少三十多万大洋（银圆），当时至少能买下八个庄园。钱太多了无处存放，为了安全起见，请我家的姑爷爷雇人用独轮车推到六圩港换成“金圆券”，一个银圆换一元金圆券，仅仅点银圆的个数，十多人就用了整整一个通宵。这是我家太爷爷最大的失误。这批金圆券后来不仅越来越贬值，而且最终一文不值。六十年代，在拆老房子的时候，一大堆的金圆券被翻了出来，我奶奶就流着眼泪，用这堆金圆券烧火煮饭，据我父亲说，烧了好多天才用完。尽管如此，还是剩下了数万银圆，在五十年代的饥荒岁月，就拿它换粮度日，当时的换法是“十洋三稻”，即十个银圆换三斤稻谷，700个银圆换一大笸篮糙米，换了好多年，我家基本上没有饿死人，但银圆剩下的已经不多，据说我的伯父上学时曾经偷拿了一些去换烧饼油条吃，据说是一个银圆换三四根油条。终于，到我懂事时，真正的是祖业无存了。现在，在本地，一个银圆能值上千元甚至数千元人民币，还买不到。当年我家祖上的数十万银圆，就那么玩完，一个未留下，实在可惜。

打我懂事起，吃的实在是差。平时，乡亲们是不敢吃干饭的，因为怕吃了上顿没下顿，吃了上月没下月，只能量入而出。村子东头的孙家，发明了一周吃一顿干饭的吃法，就是每天两顿籼子粥一顿山芋咸粥，满一个星期了，吃一顿干饭。这种吃法很快作为经验在全村推广，因为既能吃饱（山芋青菜咸粥也耐饱），又有盼头（一周一顿干饭）。平时，是绝对见不到半点荤腥的，只有来了客人，或者祖宗祭日，才买一点肉和豆腐，要和卖肉的很熟，才能买到肥肉，因为肥肉能熬油。

当贫穷如山压在头顶，一切文明都是空谈。我的母亲当年养猪，还是很负责的，猪很少病死，但也有例外。有一次，终于有一头大猪不幸病死。机会来了！因为邻村就经常有猪病死后煮红烧肉吃。当时，本村里也有人提出，将这头大猪杀了吃了。居然一呼百应。当时，本村没有杀猪的屠户，但是，没有杀猪匠，不吃连毛猪。这头病猪终于变成一大锅红烧肉，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赶来吃。为了防止有人挑精拣肥，或者不吃连毛猪肉，又有人提出，把灯熄了吃。于是，在黑暗里，无数双筷子伸进大锅里夹肉吃。那年，我5岁，也吃了几块红烧病猪肉。当年的病猪实际上也就是普通的毛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已。

当然，也有天上掉馅饼的时候，能吃上海鲜。因为本大队归渔业公社管，所以村上的青壮年有时也跟着下海捕鱼。他们大有收获归来时，多少也分给村里乡亲一点。大概在我6岁的时候，有一次回家看到很多邻居家都在煮海蟹、乌贼鱼，但我家没有，因为母亲还在猪行里干活。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小伙伴们在津津有味地剥海蟹吃。那种滋味，如同过春节。到天黑之后，我的母亲总算回来了。我很扫兴地跟她说了这个事情，我家没有分到鱼和蟹。就在这时，同村的小姑夫荣民来了，送来了带鱼和乌贼，但大大的海蟹没有了，已经分光了。好歹能够吃上乌贼鱼，总算心理平衡了很多。后来，父亲在大队部工作，与一些领导熟悉后，这些带鱼、乌贼鱼、海蟹、昌边鱼、虾饼、海带等等东西，就不怎么稀奇了。小时候，能吃上这些美味的海鲜，实在是儿时最大的幸事。后来的近30年间，海蟹、虾饼等一直没再吃过。

本地的特产还有“长江三鲜”，指刀鱼、鲥鱼、河豚（本地又称“河鱼”），沿江一些城市都有，以本地江面的最为鲜美。小时候，吃刀鱼并不稀奇，但鲥鱼在记忆中好象没吃过，只听父亲讲过，他在结婚前到外婆家送礼，买了一条五六斤重的鲥鱼，外婆很不高兴，说了一句：买这么大的鱼，哪里有油来烧？后来，鲥鱼越来越少。八十年代还听说过有，要数千元一斤。近10多年长江鲥鱼好象绝迹了一般。河豚因为剧毒，父亲一直未敢给我们吃，只是听父亲自己讲他是少河豚的高手。我真正吃上河豚，是2000年江苏省棉纺织行业会议在本地召开的时候，我放心地吃到了鲜美的河豚鱼。2004年，俺老总曾自己出钱请我们吃了“长江二鲜”，清明后到新港去吃的，当时吃的每条3两多的刀鱼，已很大了，1200元/斤，河豚要便宜很多，至少也要几百元1斤。 今年的时候，刀鱼已涨价到2000～3000元/斤，很多地方的刀鱼冒充本地刀鱼，居然也卖到2000左右。因为长江沿岸污染严重，“长江三鲜”迟早会成为历史。

自然风雨

乡村的恩怨情仇（1）

有仇不报非君子，有恩不报枉为人。

恩怨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一根线，或明或暗，或多或少。

在我那朴实勤劳善良的乡亲们之间，甚至一个家庭的内部，居然会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吵架居然如同一出出戏剧那样，你方唱罢我登场。有外地人说，本地人吵架就象唱戏，这个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我选择的最先出场的戏，就是我家与姚家的恩怨情仇。

乡下人，多少有点迷信。在我家遭遇一些挫折和磨难，以及在我生病期间，母亲总要找瞎子（半仙）帮排排算算。于是说到我家屋后有“冤死鬼”。说得有鼻子有眼。据我的长辈们讲，在四十年代初的时候，确实发生过一些不幸的事。最不幸是姚家大爷的死。

当年，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俺们这方热土。鬼子经常下乡扫荡，无恶不作。有一次，鬼子从八位港经高桥街直奔俺们村子。大老爷们赶紧找地方藏身，妇女和儿童也急忙躲进了俺家屋后的地窖。当年还年轻的姚家大爷却跑到俺家来遛遛，据说是因为俺家很富有，想找几张红木的椅子和方凳拿回去用用。刹那间，鬼子进村了！姚家大爷拔腿就跑。如果他当时不跑，或许也没什么大事，鬼子对大老爷们不感兴趣。一跑，鬼子端着枪就追。姚家大爷慌乱中躲进俺家屋后的地窖，但因为当时地窖人满为患，只能躲在地窖门口。鬼子追过来，并没有发现地窖，只看到地窖门口树枝等遮盖物似乎有动静，就朝那边开了几枪，然后急急忙忙“扫荡”去了。这几枪，恰恰打死了姚家大爷。据说，是姚家大爷的鬼魂纠缠我家，后来俺家的诸多不幸似乎与此有关。这是迷信，抛开不谈。

但是，姚家与我家为此事结怨，可能也是事实。其后的恩恩怨怨，在我能记事时起，还是懵懂地记得一些。我的姑姑小兰，最终也嫁进了姚家。此前和此后，小兰姑姑和我母亲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既与姚家有关，又涉及婆媳、姑嫂矛盾，还涉及诸多隐私，不谈也罢。最后，在大家的相互谅解和忍让之下，数十年的恩恩怨怨，一笑而过。

小美猪猪

顶帖。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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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恩怨情仇（2）

我爷爷奶奶生有三子四女共七个孩子。爷爷40多岁就英年早逝，奶奶于1984年腊月病逝。我生下来就没见过爷爷。记忆中只有奶奶的点点滴滴。

我奶奶是乡村最勤劳的人，外号“老黄牛”，身材高大，干活从不马虎。正如谋文豪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与他的优点相对应的缺点。我奶奶的缺点是对子女的偏向袒护及脾气暴躁。而脾气暴躁又是我的家族绝大部分人都有的缺点。于是，矛盾在所难免。

我的父亲小时候，饭量特大，而又不知适可而止，于是不仅触犯众怒，而且引起了我爷爷和奶奶的强烈不满。我父亲后来在教育我时曾说过，有一天吃了两大碗稀饭，盛第三碗时，被我奶奶一记耳光打得趴在地上，几乎昏死过去。又有一次，他在睡觉时，听到爷爷奶奶商议，要将他装进麻袋沉到江里去，因为大家都吃不饱饭，而父亲又特能吃。这个我认为他是在做梦，虎毒不食子，父母再残忍，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的。但是，祖父祖母对我伯父、大姑、小姑的偏袒，以及对我父亲和三姑的厌恶，可能确实存在。正如前文所说，10个银圆只换3斤稻子，也就相当于2斤糙米，这根本不够我父亲一人吃的。您想啊，我父亲一天就吃掉10个银圆，还直嚷嚷肚子饿，吃不饱，无论谁也忍受不了。祖上传下来的部分银圆，我伯父和大姑、小姑可能多少得到一些，而父亲则一文未得。这也是事实。我的小姑结婚时，连竹园里的竹叶都扫走，也真是做得出来。

我父亲16岁时，就在祖父母的主持下分了家，先是带一扇门板做床，晚上睡在老屋的门背后，白天出去用趟网到河里趟螺丝，足迹遍布乡里。有时，能够趟到几条鱼，就近到村上人家换碗粥充饥，后来认识了母亲，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父亲在婚前还到本村的孙家做过短工。几十年前孙家是我家太爷爷作坊的伙计，后来我父亲做他家的短工。风水轮流转，世事沧桑，大抵如此。再后来，我的父亲举债建了瓦房，婚后又被推荐到大队部烧饭，母亲帮本村养猪，家境渐渐好转。

我的三姑小荣姑妈，当年到山东去闯世界，居然打开了局面。先是在泰安某纺织厂工作，后来嫁给了泰安城里有学历有单位有住房有户口的沈家，生活安定而幸福。他们的女儿出生后，叫我奶奶去山东帮助带孩子。于是，奶奶在他们的一再恳求下，于1977年去了山东。从此，我与弟弟就跟着妈妈，一起在村子东头的猪行混。我还帮助烧火，做点事情。弟弟则跟着妈妈去割猪草，满地里跑。有一次，天降大雷雨，妈妈急忙跑回猪行，问我弟弟回来了没有。我说没有。于是，妈妈很着急。登雨停了，弟弟浑身湿漉漉的从地里跑了回来。原来，雷雨前他在地里睡着了，雷雨将他浇醒，他也不急，等雨停了才跑回来。

自然风雨

乡村的恩怨情仇（3）

小时候，就在我快上学的时候，家中有了一件喜事——我的弟弟找到了干爸干妈。

乡下曾经有个习俗。父母帮孩子算命后，不知因为命中缺了点啥，要找个干爸干妈，否则怕孩子长不大。我的弟弟就需要找干爸干妈，本来是找夏家的，夏丰和樊英夫妇是最好的人选。夏家住在本村的“圆沟”馁，所谓“圆沟”，其实是归属本村的一个小组，四面环水，小河环绕，因此得名。因为夏丰是本地小学的副校长，门第较高。而当时我家贫寒，所以夏家找个理由就拒绝了。于是，我家弟弟只能过继给“桥”，也就是当时九圩港上夏家旁边的水泥桥，至今该桥尚在。

谁知数年后，我家由于父母起早贪黑，勤劳苦干，家道渐渐有了起色，不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略有存款。1978年，夏家正好建房需要借一笔钱，尽管只需几百元，但在当时的农村，已经属于大数字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夏家终于同意我家弟弟过继给他家，同时提出借钱建房。于是，两家的问题均得到解决，皆大欢喜。从此，我和弟弟对夏丰夫妇，都是“亲爹爹、亲妈妈”的叫着。夏家祭祖，我和弟弟都去拜祭。这样的友好关系，至少维持了四年。

两家就这样交往下去，本来是很好的事情，这也是当初两家的初衷。但分歧就在1982年春节的时候发生了。这年的大年初一，母亲带着弟弟去夏家拜年，夏家姊妹和她们的母亲出去了，只有“干爸”一人在家和村里人搓麻将。正在兴头上，见来了客人，说了一声“坐吧”，就继续紧张战斗。而母亲和弟弟见无人答理，很没趣，认为夏家看不起人，此后就赌气一直没再上门。其实，打牌赌博的人，怎么可能停下来招呼客人呢？是误会罢了。

夏家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后来成为校长的夏丰的权威，而是夏家的漂亮二姊妹。阿燕和阿云，绝对是村里的姊妹花。小时候，也只能痴痴地朦胧地想，将来二姊妹能够嫁给我们二兄弟。姊妹花和我又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同学。但是，不知为什么二人后来居然留级，掉了我二级，以至于我初三参加中考时，阿燕和阿云才上初一，这就错过了一起学习的机会。再后来，我去离家25公里的季市读书，接触更少了。

还记得小时候，我和干爸夏丰在一起吃饭时，他老讲了一句话，“将来两个丫头要嫁远一点，好走走亲戚。”但后来，二姊妹只上完初中毕业就辍学了，阿燕在其叔叔的帮助下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工作，阿云在其父亲的帮助下当了小学代课教师。阿燕招了女婿在家，却是一波三折，曾想到叫我的堂兄小根入赘，但被小根的哥哥小彬拒绝了。我一直想着阿燕，却错过相互沟通的机会，令人伤感不已。阿云后来也没嫁给我家弟弟，因为有了更好的归属吧。

自然风雨

乡村的恩怨情仇（4）

正如她的名字都没有被我记住一样，她的才能和富有如同过眼云烟，消失在乡村的炊烟和暮霭中。

她是老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姚的">姚的ersonName>夫人。虽然同村，我只与这位奶奶只有过两次印象较深的接触。第一次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老姚家刚刚在九圩港边建了三间瓦房，他们一家从村子中部搬到了村子最东面，老姚有一些家什临时放在猪行，而母亲恰好不在，于是我就作主了。我听姚家这位大妈说话，是本地“老岸”口音，这是本地的正统口音，在本地是很受亲睐的；而我们都是“沙上”口音，属于移民。而且，这位奶奶口才很好，我当时很小，但还是记住了。后来问了我的父母才知道，这位奶奶当年与老姚成亲的时候，除了丰盛的嫁妆，还带了10亩良田及很多现洋的陪嫁。

再见到老姚和他的这位夫人，已经是20年之后。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有一次老姚用三轮车拉他的夫人去医院看病，老妇人搬张小板凳坐在三轮车上。突然，一辆自行车撞了上来，老姚的三轮车翻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姚">姚ersonName>夫人猝不及防，也从车上斜斜地翻了下来，但跌得不重。很明显，应该是自行车的错。骑自行车的是邻县的出去作生意的人，只顾和同伴说话，不小心撞了人，知道闯祸了。老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姚连忙问">姚连忙问ersonName>夫人怎么样？伤着没有？于是姚夫人立即哼哼唧唧作痛苦呻吟状，而且作无法直立腿脚受伤状，那位倒霉的闯祸者只好陪同老姚夫妇去医院检查治疗。我亲眼所见，明知姚夫人受伤不重，出于乡亲的情面，也没有多管闲事。对姚夫人的做作，后来想到了杜甫的一句诗：“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老姚一家的生活，实在是苦，不是一般的苦。当年的大户，后来很快中落。姚家的两个儿子，长相都不赖，却因为贫穷，很久都没找到老婆。到了八十年代，在乡办某机械厂当保安的姚家小儿子玉如终于找了一个邻县的满脸雀斑的比他大几岁的女人结了婚，老姚夫妇如释重负。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年近50岁的做瓦匠的姚家大儿子福如，终于和邻村的一个寡妇结了婚，当了上门女婿。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家在村头开了个饭店，经常有地方痞子来骚扰，混吃骗喝，甚至还索要保护费，这个后面还有多章要讲到。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姚家的小儿子玉如，居然穿着某机械厂发的“保安服”，站在我家饭店门口，装成警察的样子，使路过的车辆不敢停车吃饭，生意大受影响。我的母亲很气愤，事隔多年，仍然跟我说起这个事情。我一笑置之。

我曾问过母亲，姚家奶奶那样能说会道的人，怎么就没能当上村里和镇上的干部？怎么的也能混上个妇联主任呢？我母亲没说话，只说当年这位奶奶成亲的时候，富甲一方，但早已成了过眼云烟。姚家奶奶一生体弱多病，而且是慢性病（具体不详），折磨了她一生。她多数时候卧病在床，很少和村里人说话，但一旦停下来和人说话，不仅笑容满面，而且铿锵有力，颇有领袖风采，没有一点病容，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没有人会记起这个贫病交加的妇人。一个曾经富足的家庭。一段伤心无奈的往事。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不知道姚家奶奶面对自己的命运，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

一切辉煌和凄凉，都消失在时间的海里。

自然风雨

乡村的恩怨情仇（5）

2002年春节后不久，本村姚家的朱奶奶70岁生日，我特地赶回家祝贺。因为朱大妈是小兰姑妈的婆婆，荣民姑父的母亲。

朱奶奶年纪轻轻守寡，加之体弱多病，这一生也确实是苦不堪言。好在晚来福气不错，真为她高兴。

小时候，姚家的顶梁柱——荣民姑父的父亲（前文老姚的弟弟）就生肝癌去世了。对姚家而言，不啻晴天霹雳一般。当时荣民姑父刚刚20多岁，荣民姑父的弟弟大林才上初中。顶梁柱倒了，生活要继续。按照乡下风俗，荣民姑父在一年内不能成亲，要么在其父断七后就成亲。于是在其父断七的时候，已经过多年恋爱的小兰姑妈进了姚家的门，举行了很简单的仪式，甚至没有举办酒席。当时，我奶奶正在山东帮助小荣姑妈带孩子，小兰姑妈回“娘家”，也就是从从村子中部往西跑几家，倒我的伯父和我家来，告诉她结婚的消息而已。

尽管小姑妈嫁进了姚家，但伯父的儿子小彬和小根并没有“改口”。因为姚家奶奶原来和我的父亲同辈份，小彬、小根仍旧叫朱奶奶“大妈”，叫小兰“姑妈”，这就是笑话了。倒是我和弟弟能够与时俱进，改叫原来的朱大妈作“奶奶”，尽管此前我母亲曾经和小兰姑妈有过很多的不愉快。朱奶奶为人很和善，当我们放学从她家门口走过时，小彬、小根叫她“大妈”，她答应着；我和弟弟叫她“奶奶”，她也答应着，笑嘻嘻的样子，一点不恼。很多年过后，小彬和小根才改叫她“奶奶”，是我的伯父批准的。

荣民姑父的父亲死于肝癌，此前可能生过乙肝，而且传染给了他的老婆——朱奶奶。据我的母亲讲，朱奶奶在四十岁前后就经常到乡卫生院住院治疗，而且早就已经肝硬化。与朱奶奶一起住院的多位农村妇女，早就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但朱奶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早几年的时候，几乎不能做事情，整天卧床休息，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但这几年居然身体健康状况好转，能够帮助家里做点事情。

荣民姑父接了他父亲的班，到西安搞建筑装潢，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掉回江苏常州某建筑公司工作，后来成了我弟弟的师傅。荣民姑父技术良好，脑子活，肯吃苦，赚下了不少钱，在本村拥有装潢一新的四间三层楼房，在常州城区也拥有住房，另外也挣下不少家产和存款。我的表妹燕子——小兰姑妈的女儿也嫁给常州一户富有的人家。荣民的弟弟大林后来携妻子去了西北某市做裁缝，承包服装制作等，这几年也发了财，到本村的南面搞到地皮建了三间三层的楼房。两个儿子的生活富裕，朱奶奶心里也高兴。

儿孙自有儿孙福，勿为儿孙作远忧。英年早逝的姚家爷爷可以含笑九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