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西医模式帮不了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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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互相之推排，不是一朝一夕就成，愿发誓不碰中医的朋友也有所启示。中医路漫漫其修远兮，愿大家上下共求索。
从《内经》时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创立到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成熟，中医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发展步伐明显减慢。
　　中医落后论调的滥觞
　　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和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学发展的滞后益发明显。于是，当时的中医界形成了一股潜流，认为中医落后于西医，中医学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医学没有中西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之别。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主张全盘西化。
　　曾有人宣扬：“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种民族虚无主义论调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直接导致了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出炉。
　　时至今日，尽管无人重谈“消灭中医”的老调，但对中医的怀疑甚或排斥并未绝迹，不论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医药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实，给中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综览历史，认为中医落后，主张消灭中医思想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840年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炮舰的侵入，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天朝大国”美梦的破灭，迫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在传统文化的一切层面上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反思。在这股反思大潮中，中医学作为“国粹”的地位不受到冲击和震撼是不可能的，而且因为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这种冲击与震撼更为强烈。
　　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
　　中医学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尤为密切，二者唇齿相依，这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远古或较久以前在中国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世代流传至今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而来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祸福相倚，对立统一，沉静无为等思想；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均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起步与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
　　在科技发展受到很大局限的古代，人们无法把握微观世界，但对宏观世界的把握是准确到位的，并且这种把握甚至超出了肉眼范围囊括了整个宇宙世界。在中国古代的认知论中，微观就是宏观，“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宏观与微观等同，认知方式是一致的。宏观世界是人类能够认知的一切可想象事物的总和，所以传统文化强调认知的立足点、出发点，重视观察角度，以自我为中心，“格物致知”，穷究其理；以“心”为轴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这些观点直接渗入了中医理论。中医注重整体调节，阴阳调和，辨证施治，力求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诊治时对人不对病，审证再求因，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用药讲求君臣佐使，升降有度，出入有序，广用和法，慎用攻法……
　　然而，人的认知能力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总是有限的，由于认知手段的局限，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很局限的，充满怀疑、矛盾和力不从心的感觉，既无法用精确的语言准确地描述客观世界，更无法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从理论到理论，一路穷推。表现在中医学上，就是理论内涵的不确定和外延的无限扩大。理论上的自圆其说，无可证伪和解释的模棱两可、歧路百出，这些都长期为人所之诟病，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日益倾向于内省而外纳不足，中医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脱节，这一切都成为后来传统文化反思大潮中中医频遭非议的致命伤。
　　正因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当传统文化发生动荡时，中医的波动就无可避免。
　　传统文化反思大潮的兴起
　　19世纪40年代，西方文明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在对西方文明逐渐被重视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一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民主”面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从专制政体到经济体制，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由于国难当头及认识的局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能对中国文化分清泌浊，进行冷静的思考，这种对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的泛滥。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科学社会文化主义等纷纷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争高低。在一轮又一轮的激烈交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简单等同于封建文化、落后文化，糟粕被无限夸大，精髓被遗忘。这股缺乏冷静与深思的反思潮流一时间淹没了中国文化界。
　　中医在反思大潮中的处境
　　中医在这股潮流中身不由己，被重新审视，在偏激的眼光中，其理论构建的粗糙，诊疗手段的裹足不前一览无余。尤其是在西医进入中国后，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疗效都有了对比物。作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西医不断地抢占中国市场。
　　19世纪30年代，西方医生凭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大门，将西方近代医学引入了中国。西医讲求微观，要求眼见为实，力求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注重实效。建立在解剖学和微生物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理论严谨，疗效可靠，其注重定量定性分析和疗效观察的实验科学方法也让国人耳目一新。由于近代西医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所以其发展与科技发展同步，而与其传统文化基本无关联。西医认为中医是单纯靠臆想建立的理论体系，临床疗效缺乏实验依据，缺乏大样本的观察，没有推广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挂靠在科学大旗下的西医既有列强的保护，又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盲目吹捧，在与中医对峙的过程中，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军阀迭出，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为了自身利益，统治集团都或多或少地投靠西方列强，对列强刺刀保护下的文化侵略即使不是心甘情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默认态度。
　　当时的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有过留学经历，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由于他们大多早期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客观地讲，他们欢迎西医进入中国，目的无非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并非让国人顺天安命地作亡国奴，但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全盘否定及激烈批判，更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怀疑与误解，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社会表率作用大大加深了中医的灾难。如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把中医的辩证论治视为“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例而得其真也，”认为中医治病全凭“臆意”，凭空想象，任意捏造。鲁迅也对中医用药“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旁注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等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并且直言“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窍’，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鲁迅东赴日本学习西医的初衷与其对中医的怀疑与失望有直接关系。
　　科技的落后也直接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中医学初建伊始，科技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但由于中国自古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将其界定在“器用”层面，所以中国科技到明朝后期余威已逝，中医即使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无水可纳。科技的滞后导致了中医发展源泉的枯竭，中医的发展失去了生命力和动力。不幸的是，现代科技恰恰是一切学科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当西方科技涌入中国时，中医一则措手不及，二则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以妄自尊大为文化特征的抵触心理在国难当头之时的引发，使中医的发展错失良机，未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
　　中医在反思中求发展
　　在内外交困中，中医并没有自甘沦亡，一部分开明的中医人一方面坚持中医立场，一方面再次显示出中医海纳百川的气魄，欢迎西医的引入，在汹涌的反思大潮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开始了对中西医结合的艰难探索。中西医汇通派的兴起，中医科学化的勃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医人努力的见证和结果。他们从中医立场出发，剖析中西医的差异，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主张求同存异，互为补充；同时冷静地承认中医的不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正意见，要求中医走科学化道路，与时代发展同步，并且对中西医如何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老一辈中医人不可能从更深层次进行相关理论探讨，但他们在反思浪潮中的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医的无限热爱与执着，对中西医结合的探讨等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在看待近代中医发展缓慢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1）近代中医发展只是速度的缓慢而非落后。中西医各有所长，几乎没有可比性。在谈及中西医治病的疗效时，著名老中医干祖望曾说：“40%西医好，40%彼此彼此，10%中医好一些，还有10%的疑难病，西医束手无策，中医应付自如”。
　　（2）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不是传统文化的衰落造成的。从1840年至1949年，传统文化并没有衰落，虽然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国科学化运动等一系列冲击，但依然在艰难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断地吸收、沉淀、扬弃，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医希望之所在。
　　（3）近代中医发展缓慢是伴随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而产生的，与当时传统文化的反思大潮密切相关。由于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在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思过程中，中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同样的致疑与反思，在反思中求发展应是中医发展出路之所在。
　　（4）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也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落后、科技的停滞、西医的进入、中西医的巨大反差、统治者与社会精英阶层的鼓吹与提倡，中医自身某些劣势的长期积淀等。
　　（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文化的碰撞再次发生，反思不可避免，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在反思中一定要把握方向，避免历史重演。传统文化的基石地位一定不能动摇。1919年9月，章士钊在《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说中指出：“凡欲前进，必先自立于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
　　中医学从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和自我完善，这一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有时快，有时慢，但从历史上看，绝没有停滞不前。中医学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轨迹和规律，那就是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发展必然同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凝结的纽带、存在的价值、民族灵魂之所寄，决定着民族的种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中医学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发展核心，以现代疾病谱系的变化为发展导向，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发展手段，将临床疗效作为发展目的，遵循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在自我完善中不断创新发展，中医真正走向世界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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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医治疗乙肝之我见，非争鸣斗嘴，希与之共勉。
在过去的百年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西方医学的科技成分日趋占据主导地位，而人文色彩日见日见淡化，以至层现“跛腿”的发展态势。可以预见，未来的世界，是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中国中医文化的的意义也将得到新的“确认”。
1、先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不若干年后，现代生物技术和医疗水平如何发展，它依然不可能解决所有重大或急迫的医学问题。因此。不管主观、客观条件如何，当人们陷入医疗困境时，依旧会主动地寻找其它有效的疗法和保健手段，在中国，这将主要体现在寻求中医药学的支持，其实，这一方面在去年的非典已体现出来了。在乙肝的治疗上，也已体现出来，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尽管人们对中西医特点的认识并未达到一致，但在治疗上，有些异同却是显而易见的：即中医注重自身内在机能状态的纠治和调整，而西方医学更醉心于病因性治疗。相对来说，中医学对多因多果性错综病症、或原因尚未明了的病症的调整效果常较理想，而西医仅仅对一些病因已基本明确的，相对单纯的纯生物病症疗效见优。这种相对优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因此，即使是外部条件在变化，两大医学体系在治疗方面的互补性依旧是十分明显的。在乙肝的治疗方面，更是如此。同时中医临床调治这些病毒感染病症时，能常取得临床痊愈、症情缓解、控制发作等较为满意的疗效。事实上，在治疗上，好的西医从来不排斥中医的治疗。
3、当然中医的理论亟待重新认识和阐发，中医的基本理论包括藏象、气血津液、经络、体质、病因、病机、辩证、治则及方药理论等，这些既是中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最受令人诟病，最为“梗喉”的内容。现在，关于中医科学与否的争鸣，实际上都涉及了对这些理论知识的认识和评价差异。其实，中医理论是科学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一个“苦涩的酸果”，它既揭示了不少客观规律，很有指导意义，但却很难用现行的西方科学理论标准作出评价，也很难用相关的证实或“证伪”研究。但是，也正有了这些中医理论，中医学才显得如此不同，如此有特色，不同和特色又潜伏者发展之契机。这任务显然落在了我们这代人身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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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傅景华  中国中医研究院

　　什么是传统？传就是传承性，即道德的传承性，文化的传承性，思想的传承性；统就是大一统，通天彻地的大一统，古往今来的大一统，生命与自然社会的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律。孔安国序《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就是自然之道与生命之道。《黄帝内经》与《老子》、《周易》则是现存的三坟雄文，其论述的都是大道。大道是至高无上之道。
　　《黄帝内经》的宏篇巨制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大智慧创造的蓝图。《黄帝内经》不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医学文献，而是全面揭示生命大道的经典巨著。中华医道不是认识的原始或初级形态，也不是朴素或自发阶段，而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人类认识的高峰。是中华医道开辟了道法自然的天地，展示了生命之神的辉光，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奇迹。
　　中医之神与老子的心是相通的。中医之道与老子的道是相承的。老子论道，曰大，曰逝，曰远，曰反。大可包罗万象，无边无际；逝如流光飞过，无始无终；远则囊括时空，反则与物相反。无限过去，无限的有；无限未来，无限的无。无限的有无，是一个无限的时空，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道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对其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描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相成，有无相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震撼古今，石破天惊。
　　“反者，道之动”。历来多以道反为对立范畴，于是至今仍有以朴素矛盾论解者。道与反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而是如《通评虚实论》之“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一样，反是针对物而言。故其下文则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物之反即是道之动。在物质领域内，物之反是反物质。而整个物质结构领域之反则是过程领域，其中间是枢机领域。“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道之动是指过程所属的运动变化。中华医道所描述的即是自然过程与生命过程。其所属无限的自然与生命运动方式则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气。
　　“弱者，道之用”的“弱”也是针对物而言。物之弱即是道之用。道之用为德。《四气调神大论》载：“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物弱则进，物强则退。物性愈弱，德性愈强。弱可胜强，柔可胜刚。物性的不断减弱，也就是物的不断否定。物的每一次否定，都是道之用的体现。弱是两个勿字。物在否定之否定中生而又生，在渐变至突变中化而又化。《天元纪大论》载：“曰阴曰阳，曰柔曰刚……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就结构领域的认识而言，器官论否定整体论，细胞论否定机械论，原子论否定分子论，……虚子论否定粒子论，随着物的弱化，德的层次飞跃，正否定就是超越，道之用于是显彰。当至其物极必反之时，则进入道之动的自然过程领域。
　　“自然”不是现代所称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无限自在。自为始，然为终；自为因，然为果。从过去之始到过去之终，从未来之始到未来之终。从过去之因到过去之果，从未来之因到未来之果。有生于无，无生于有，自始自终，无始无终。自然喻含着相互关系，喻含着相互作用，喻含着有无，喻含着无限，喻含着过程。在物质范畴，粒子为有，场为无；物质为有，反物质为无。在空间范畴，实体为有，空间为无；空间为有，虚空间为无。在时间范畴，过去为有，未来为无；时间为有，虚时间为无。一切都在相互作用之中，一切都在无限运动之中，一切都在有无之中，一切都是过程。
　　中华医道囊括过程、枢机、结构领域，但以过程的描述、枢机的描述为主。景愈显而境界愈小，景愈藏而境界愈大。玄之又玄于天地之间，游行出入于万物之初。神气形相合实现生命的大一统，天地人相合实现自然的大一统。道、气、数、序、类描述自然过程、运动方式、作用方式、作用序列与类别同异，机、化、态、势、象描述变化枢机、变化发生、变化方式、变化属性与表征显现。自然及生命过程中存在美与和谐，中和通标识相互关系的最佳态势。道在惚兮恍兮的微妙之中，气在无形无限的动静之间，数是宇宙演化的韵律，象是时空运变的光华，……
　　道、气、数、序、类、机、化、态、势、象等是《黄帝内经》的基本概念范畴，也是中华医道的基本概念范畴。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则属于二级概念范畴；摄生、诊道、治道、本草、方剂、针灸等，则属于三级概念范畴。于是，抛弃其基本概念范畴，曲解其二级概念范畴，替换其三级概念范畴，则成为使医道改弦易辙的先决条件。因此，首先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登堂入室、直通医道的唯一门径；重新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弃旧图新、感悟医道的反归捷径；共同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正本清源、复兴医道的根本途径。
　　重新认识《黄帝内经》，重新认识中华医道，必如《移精变气论》所言：“去故就新，乃得真人。”不断抛弃已有的旧学，才能获得全新的医道。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不解决关于自然、生命本原及其时空层次的认识，不解决医道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沿用近年来形成的现代“中医学”思路、观念、成见、方法和价值标准，必将误人子弟而使其误入歧途。所以，探索医道的原理及其运用，重新阐发上述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乃是关系中医生死存亡的所在。
　　医道的认识领域主要在生命过程，而非人体结构。生命过程的主导在神气，而形器只是神气的载体。如《周易》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应象大论》中的“治病必求于本”。《生气通天论》中的“生之本，本于阴阳”，就是指人的生命过程这个根本，而不是指疾病本身，或作为其载体的人体结构。《移精变气论》之“标本已得，邪气乃服”，“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强调了标本相得的重要性。《汤液醪醴论》则谓：“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病人与医生之间，病人为本，医生为标；病人与疾病之间，病人为本，疾病为标。人和则无病，人失和则病。中医调于人而病自和。
　　医道的实践目标在于生命的全面自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与全面自我和谐。中医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调人的医道。中华医道在于摄生的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而治道亦在于促进其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每一个人都有调理失和与转化疾病的本能。医生的作用只是帮助与促进这本能的实现。所以，《黄帝内经》称摄生者为人，并将其分为与道同生的真人、通达于道的至人、顺从于道的圣人、符合于道的贤人。而称医治者为工，并将其分为“上守神”的上工、“守门户”的中工、“粗守形”的下工。
　　阴阳五行、三元六气不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而是自然过程中最基本的数序。各类数序不是指具体的“物质”、“结构”、“功能”、“形态”，而是对相互作用方式的归类，也可作为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的至简至易。至简才能通用。从而可用以标识标定多维时空方式、多维时空态势、多维时空效应，于是可包括现代理论物理关于闭合空间、绝对空间、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运变的全过程，亦可完成对现代生命科学关于物质、能量、信息开放系统的统一描述。
　　五运六气不是“封建迷信”，或“有一定合理成分”，或“古代朴素气象学”，而是人类关于时空运变节律性周期的认识，是中华民族的大贡献，是中华医道的大经纬。地球自转出现日节律昼夜阴阳之象，地球公转形成年节律五运六气之序。星拱天心，神旋魁柄，十二月指遍四方二十八宿，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乃合周天公度之数。五星会聚，日心自旋，沿周天三百六十公度而有六十年周期、三百六十年周期等。太阳系自旋、公转，银河系自旋、公转，乃有更大的节律性时空运变周期。天道轮回、地质演变、生命进化尽在其中，时空方式、时空态势、时空效应无所不包，岂止气候之应、形器之感、疾病之生区区微域。
　　五藏六腑不是组织器官，而是关于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的分类。所属经脉网络，则展示了过程及枢机领域中神气游行出入与转输交会的壮丽图景(当然也包括了能量、信息的传递、反馈、协调、演化、控发等生命活动)，而不是今人在实验室里千辛万苦地寻找的结构性“气血运行的通道”。《灵兰秘典论》、《六节藏象论》、《宣明五气篇》等揭示了生命三元神、气、形的藏腑归类。《三部九候论》中指出神藏、形藏之别，是作者已知千载之后废道异学的症结所在。因此在《素问》与《灵枢》中均反复强调神、气、形的区别。并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自然与生命过程合一，自然与生命时空相通。中华医道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人的生命过程的统一与和谐。中华医道营造的这一人与自然相应的诗情画意般的氛围，为实现形气的生化、神明的通达、摄生的途径、疾病的预防、治疗的思路、药物的应用、针刺的发机、导引的运窍等，提供了无限延伸的广阔世界。这是一个开放、协同、混沌、有序、多维、多元、非线性、非平衡、自组织、自和谐的大千世界。
　　中医病机不是定位、定性、定量，而是求因、求属、求势。中医病机不是关于人体结构、功能、形态异常的认识，而是关于生命过程、方式、神机失和的认识，其中自然包括微观物质的演变、能量的转化、信息的控发。求因属于相互关系的范畴，包括失中、失和、失通等(而不是拘于物质性致病因素)。求属属于运动方式的范畴，包括藏府、经络、气血津液等(而不是拘于人体结构及其功能)。《至真要大论》引《大要》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者，无者求之”，即指求其所因，求其所属。“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则是指求其势。
　　求势属于变化属性的范畴，主要是指神气的变化，包括局势、趋势与时势。局势是关于关系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是关于空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是关于时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伤寒六病、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等。治局势宜反而调之，治趋势宜引而导之，治时势宜随而和之。平其所因，安其所属，导其势以使其和，则是促治的根本大法。如《至真要大论》所言：“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黄帝内经》所揭示的自然原理和生命原理，也就是中华医道的原理。因此，中医不仅是与西医不同的科学，而且是与西医科学相反的道德文化。“道德”不是现代理解的道德观念，而是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道为本，德为用。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德。东西方对本原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的根本分歧。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才能生化，相同是没有意义的。中华医道对人体结构研究科学之超越，不仅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未来文明追求的长远目标。
　　量子论引发的“二十世纪风暴”席卷了物质结构性研究的岛屿，现代自然科学的“第三次革命”冲决了分析还原性科学的堤坝。一大批远见卓识的西方科学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伟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归复，是向中医理论的归复！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问：什么是中医？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中医是人类文明的大精髓。中医是人与自然、社会大一统思想的展现，中医是描述自然和生命过程合一的大道。中医是医道而超越世俗意义的医学。
　　两条腿走路的人类，以两种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古代的东方迈出了第一条腿，近代的西方迈出了第二条腿。当其潜力穷尽的时候，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就会到来。系统论对机械论的超越，信息论对结构论的超越，量子论对相对论的超越，突变论对进化论的超越，……复杂性对局限性的超越，不确定性对确定性的超越，非平衡态理论对平衡态理论的超越，非线性理论对线性理论的超越，……最终将是过程论对实体论的超越，中华民族文化对现代科学观念的超越。现代科学革命的每一次反之动，都是向东方之道的回归，都是向中医理论的回归。
　　千秋道统，天下谁御？中华医道由宏及微，由隐至显，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从金元争鸣到温病诸家，创造了肯定之肯定的辉煌历史；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从细胞说到分子论，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旅程。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交会和共震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智慧超越和包容的时代。完成文化的复兴与崛起，实现民族的光荣与理想！历史赋予了我们神圣的责任，未来呼唤着我们认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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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复兴  此其时矣——读《中医复兴论》引发的思考

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匡萃璋

　　读了李致重先生著《中医复兴论》（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一书后，不禁抚卷沉思，感慨系之。李先生在该书“后记”中两次提到利玛窦，笔者即借利玛窦为话题，抒发一点感想。
　　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10年（1582年）来到中国，1601年定居北京，1603年“畴人宰相”徐光启受洗入教，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就此揭开序幕。其时中国的传统科技正处于鼎盛的大综合时期，《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这四大科学名著体现了地理学、医药学、工矿学、农学各领域的最高成就。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利玛窦传来的西学是充满自信地虚心向学的。徐光启评价西学说：“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穷巧极妙者……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又推崇《几何原本》说：“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行囿，百家之学海”。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先后吸收耶稣会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参加，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写，使其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天文历象的百科全书，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诏西法果密……通行天下。会国变，竟未实行。”其时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科技从容吸纳的胸襟与视野，都无愧于汉、唐盛世。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与科学是充满自信的。
　　只可惜，明、清嬗代的“国变”使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势受到削弱，入清后，虽然康熙皇帝个人对西学颇感兴趣，却从未想到将西学推及士人，甚至也未传之子孙。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华耶稣会停止活动，中国士人回到文献考据的故纸堆中，天朝在盛世升平中“蛮貊四夷”。孰料六十五年后“英夷”就以其坚船利炮叩关虎门。自1840年开始，西方文化就以殖民侵略的强权方式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猛攻，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气氛与明末的平和、平等相较已大异其趣。起初，“天朝”仍然希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继而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甲午战败、“一战”“战胜”竟两蒙奇耻，面对“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才终于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传统作最后的决裂。
　　在与传统文化的沉痛决裂中，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道统、礼教、科举等重重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国势已亟，救亡不暇，在一片焦虑与惶恐的氛围中，知识精英们几欲将“腐朽落后”的传统文化连根拔除。比如，语言、文字原是文化的最根本的基质，而“五四”精英中的不少人却欲将汉语、汉字一并废除而代之以“世界语”。在这种氛围的笼罩下，中医受到胡适、丁文江等精英的笑骂自不足为怪，甚至鲁迅先生也有一段沉痛的名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倘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它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踏倒它。”其时，与中医一同受到鞭笞的还有京剧，可见“汉家”的语言、文字、科学、艺术事事不如西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已丧失殆尽，只剩下黄皮肤黑眼睛如何“改良”了。联系这一历史背景，来看三十年代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事件，就毫不足怪。
　　中医的未被废止其实并非由于中医人士的抗争，因为当时中医除了强调“有疗效”而外并不理直气壮，正如胡适所言：“西医知道病因，治不好病，是科学；中医能治好病，不知病因，所以不是科学。”一句“不是科学”已将中医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只不过由于当时“新医”尚未发展壮大，暂留中医自生自灭而已。
　　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主席并非医师更不是中医，作为一个革命导师与政治领袖，他的论断实际上反映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救亡图存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重新确立起自信。据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举措唯一不反对的，就是这“保存中医”一项，可见此举的“非政治”的文化性质。
　　中医界最爱用“枯木逢春”一词来形容五、六十年代的境遇，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所）、中医医院相继成立，西医学习中医班开办，中医进入综合性医院……一派欣欣向荣气象。但时过不久，许多中医老专家心底又有“花繁木茂非我春”的落寞，因为中医学院、研究院、医院、中医学院的本科生、硕士、博士、中医科研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姓中”令人生疑，中医学术是繁荣了还是变形了、异化了、萎缩了也令人生疑，于是又有人企图探究其间的原因，李致重先生的《中医复兴论》就费了许多篇章来进行分析。
　　应当看到，文化自信的重新确立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文化的自信还不能等同科学的自信，当毛泽东肯定“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需要“发掘”、“整理”、“提高”的时候，以什么为方法（或工具、或武器）就成了关键的问题，这时毛主席将目光投向了掌握现代科学方法的西医，于是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并期望从中产生几位“理论家”。这正说明，毛泽东虽然肯定中医之“用”却未承认中医之“体”。以现代的方法来研究中医，实际上是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主张恰相颠倒，在清末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被光绪皇帝奖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的时候，严复批驳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则以马为用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建国以来中医工作投入大而产出少，愿望好而收效差，事与愿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西医之体，致中医之用”。因此，笔者以为，必须打破“科学一元论”和“科学霸权主义”，重新认识中医“传统科学”“整体科学”之“体”，重新确立中医学的科学自信。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与文化共生的，有传统文化就有传统科学，中西方莫不如此，希波克拉底医学、吠陀医学、中医学同属传统医学。中医讲“五行”、西方讲“气、水、火、土”，何其相似乃尔。西方数学有毕达戈拉斯学派、西周有“畴人子弟”，初无高下之分。须知，人类智识发展之初，都是（而且只能是）从整体联系出发来认识事物的，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它各组成部分之和”，老子“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表述的都是整体方法的真理。只有当人类的智识经过千百年的发育和积累之后，才能进入分析、还原的认识阶段。这就是弗朗西斯·培根踵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之后撰《新工具论》的道理，也就是培根被尊称为现代实验科学鼻祖的道理。培根说古代“预测”方法所获取的知识是不可靠的、只有“归纳”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但未闻培根以“科学”为一已专利，更未闻培根斥亚里士多德前辈《工具论》“不是科学”或“无科学”。
　　现代科学是孕含于传统科学中的胚芽，在传统科学积淀的丰厚土壤中，经文化、经济、社会诸多条件的共同孵化而诞生的，它的“还原论”方法具有“整体论”方法所不可此拟的强大生命力。于是现代科学的蓬勃生长使传统科学的各个分支迅速被取代，唯有中医学一枝独存。中医学能孑遗至今有其内在的原因，首先，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人”具有最大的整体性，而这种“最大的整体性”恰恰是“还原论”方法的“盲区”。其次，临床疗效正反两方面的检验不断修正着中医发展的轨迹，使中医学在理论合理、实践有效的坐标中扩展成一个庞大而实用的理论、技术、社会体系。也就是说中医学之“体”得到了最充分的发育，中医学之“用”不但为其它传统医学所不可比拟，甚至也不为现代医学所能替代。这就说明，整体论的传统科学与还原论的现代科学是两个层次、两种属性的科学，彼此不能相替代，彼此不能相否定。
　　中医学之“体”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天人合一、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认识论（物我一体、主客交融、体物会心、司内揣外、司外揣内），方法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五行生克制化），逻辑学（辩证逻辑：包容矛盾、容中而不排中、矛盾转化——此也一是非;彼此一是非）。由此发展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八纲、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藏象、气化、经络）和物化体系（中药、方剂、针灸），以及社会体系（流派传承、药品产销）。唯其“体”强，方能“用”宏。由此可见，要发展中医就必须承认在现代科学之外还有传统科学，传统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观、方法论都具有目前现代科学所不能包容的真理性，因此中医学体系也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目前还不能包容的科学性。
　　《中医复兴论》所谈到的“百年困惑”，实际上是中医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中随势浮沉的轨迹：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势下，有“中西汇通”“衷中参西”说;在“打倒孔家店”“救亡图存”的大势下，有“废止中医”“中医救亡”说;在“救亡图存”任务完成的大势下，有“伟大宝库”说；在“现代化”的大势下，有“中西医结合”“新医药学派”“中医现代化”说。中医学随波逐流，不能自主自立的“困惑”令人三叹！
　　李致重先生家学渊源，精研经典，对中医学之“道”与“体”体味真切，故能在当前“中医现代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世界中医热”的“繁荣”中独存一份忧虑、真知与孤独。多年来他不厌其烦地研究、分析、探讨中医学术与事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与隐忧。“含辛茹苦，发为文章”，虽然这些文章与“大好形势”不太同调，但他的冷峻与洞察是令人深思的。而他对中医的热爱与钟情正深藏在这冷峻与孤独之中。唐人诗谓：“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李致重先生不沉浸于这份幽怨，而是奋然以中医复兴为已任，这种勇气与责任感更令人钦佩！
　　“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历史就在“大势”中激荡前进.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现代化的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逐步实现，中华民族必将能以更大的文化自信与科学自信面对灿烂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科学。中医同道更应该率先“强传统之体，弘中医之用”，使中医学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发展，使中医的复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笔者敢于满怀信心地说：中医复兴，此其时矣！

常青树

以下是引用xy13在2004-7-4 14:46:13的发言：
　　“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历史就在“大势”中激荡前进.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现代化的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逐步实现，中华民族必将能以更大的文化自信与科学自信面对灿烂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科学。中医同道更应该率先“强传统之体，弘中医之用”，使中医学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发展，使中医的复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笔者敢于满怀信心地说：中医复兴，此其时矣！

通篇充满了寄生虫的腔调，要抱政治的大腿，中医如果照这样复兴，是没有指望的。

常青树

我们不要各自说自己的看法，应该对对方文章看一看，那个更有道理。
那里有偏差和错误，我对你的引用文章中没有看到中医踏实、客观的一面，充斥了无力的豪言壮语，好似空中楼阁，我这里都是客客观观的事实，尖锐的问题，我不喜欢云山雾罩的中医推来档去的东西，你要么客观的帖些事实，要么对我的帖子正面评论！
争鸣而已，不在这里，那里还能更好？

特深沉

这个已经讨论过无数遍了。常青树贴的文章 ，liver411过去已经都贴过了。

bshh

赶快拉倒吧！别浪费比特

xy13

让中医在传统文化中升华

访北京中医药大学曲黎敏副教授

本报记者  佳 愉

　　人们一致认为学习中医一定要懂得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提高中医感悟能力大有裨益，但是多数人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真正弄懂传统文化并不容易，而有意识地深入浅出地将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应用于中医就更加困难。北京中医药大学曲黎敏副教授讲授“中医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课程已近十年，其间对中医和传统文化作了长期深入的探索，相信通过记者对曲黎敏的访谈中，读者们会再一次的另眼看中医。

　　记者：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浅一点儿的就会想到琴棋书画，深一点儿的就会想到儒道等，那么蕴含着中国人大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典黎敏：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道”，西方人总在问“道”的确切意思是什么，这种提问本身即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思维方式。每当西方人探询中国之道和何谓中医之道时，我们总是感到难以回答，因为它关系到一种体验，一种切身的感受，一种信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
　　当视中医学为“医道”时，我们便在方法论上与所谓的科学以及现代西医学发生了歧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两者在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概念范畴上都有极大的不同。“道”所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认识“道”需要理性与直觉，需要一种系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类比概念，描述的是事物本质“象”什么；而“器”为盛受之物，强调的是物质的结构性用与功能，认识“器”需要借助物理、化学等科技手段，需要一种还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具体概念，明确指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道的医学”从来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心”是什么，而是像“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也不曾告诉我们“肝”是什么，而是像“将军之官，谋略出焉”，强调的都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因此，理解医学也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差别，形而下有如“肺在上，肝在右”；形而上有如“左肝右肺”，肝在右而其气在左，主“升”，肺在上而其气在向下，主“降”，形而下重表象，形而上重气化；一个看现象，一个看本质。
　　因此，所谓中医特色就是中国文化，而文化形态无高低之分。如何求中华文化之根本，并在生活实践中加以应用，便是中医文化的最大特性。这是个大课题。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这个民族将走向危机。中医学术要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作根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甚至会出现危机。

　　记者：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它们各自有什么优点和劣势呢？
　　曲黎敏：千百年来，中西方都在致力于把这个世界弄清楚，弄明白，人类的目标是一致的，关键是他们求“道”的方式方法不同。在看待生命的问题上，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机器。于是他把人不断地拆解、分割，然后做到极致，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你认识的东西越多，你未知的领域就越大，困惑也就越多。比如，西方医学与病毒敌对的对抗态度，使得现代医学陷入了一场生物学领域的“军备竞赛”，那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无休无止的战役。
　　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则显然不同，中国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他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按性味、音声、方位等进行比类，把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他在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并建立自己博大精深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一种洞察生命的直觉力量。它把一种更宽广、更高明、更深刻的理解事物本质的方式摆在世人面前——那就是通过生活去理解。它是以高度发展的中国精神，和行之有效的洞察力为基础的，而非某种神秘的直觉。很久以前，西方人莱布尼兹就坚持中国与欧洲在知识上交换补偿，他坚信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该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记者：传统文化与中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说中医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呢？
　　曲黎敏：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医学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学问。而中医对于中国人而言却是几乎人人皆知，它深深地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日用而不知”，对于习医者，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要将中医上升到哲学与文化，而不是简单的治病之道。
　　其实，学中医远比学西医难，学西医，整个现代科学都在帮助你，但即便现在的检测仪器多么灵敏，茶叶与酒必须由品酒师和品茶师来定其优劣，因此，学中医，你必须启动你全部的感官与灵感，你必须让自己的感官非常灵敏，甚至比仪器还要灵敏，这样，你才能治病如神。
　　这个“道的医学”除了重视人的修为与直觉外，还非常重视其系统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学术领域如人体、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美术、书法、建筑、甚至军事、武术都是相互贯通的。研究人体时如果不研究人体以外的天文、地理、气候乃至音乐、美术等等，是研究不清人体的。就中医学来说，它的理论和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等许多领域密切相关。尽管现代西方也发现了音乐与人体甚至与动物、植物的生理状况相关，但只看到了现象，没形成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有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就在中医中，因此我们说中医是传统文化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股力量。
　　而整个中国文化领域“求道”方式的特点都集中体现了一种“象”思维，和“内向认知”。所以，佛为“内明”之学，道称“内丹”，医曰“内景”，武曰“内功”，儒称“内业”……这个“内”，就是反身求诸己，一求己，则所有的空灵思辩都落到了实处。中国古代文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神等核心问题都很好地体现在中医学中，不仅是有所体现，而且是有很好的物质基础的研究，并有可操作性。单说形气神吧，西医对“形”的研究可谓达到极致，但如果你只是胸闷气短、肩背疼痛，并无心脏器质性病变，西医便认为你没病，而中医则认为每一个脏器都有形气神三个方面，正是心气、心神的问题使你处在某种亚健康状态。在中医看来，任何情志的波动都不是偶然的，它与四时有关，与六气有关，与地域有关，甚至与你睡觉的床向有关……于是，医生的诊疗远远超出了四诊：望、闻、问、切，他综合了时空中的诸多因素，然后给你一个原因和结果。

　　记者：那么懂得传统文化对中医到底有什么促进呢？
　　曲黎敏：10年前，我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化与传统中医学》、《道家思想研究》等选修课，教授学生已近4000人次，其中感慨颇多。因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与联系始终是困扰广大中医学者的一个问题，是固守传统，还是坚持现代化？在全球化的热潮下，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个性等等问题，十分严重地摆在每一个中医学者面前。
　　学生们懂得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后，都变得非常爱中医了，这种狂热是对经典的狂热，对《内经》、《伤寒论》的狂热，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至少他们对中医的信仰加强了，对中医充满信心了。学中医的人，总是不可避免地困惑，这种困惑解决不好就容易沮丧和浮躁。我觉得学习传统文化重要的是训练大家一种中医学的思辨方式，说得通俗一点，让初涉中医的学生开窍了，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学中医并不是很复杂、很厌倦的事情，而是自得其乐。学习传统文化与中医的关系，可以让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知道中医是什么，中医医道如何发生，中医学最终将走向何处……。对传统文化了解多了，把各种知识关联在一起的能力就强了，当然临床技能也会提高了。而且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我经常和学生们讨论中国古代时空观、汉字与医学、取象思维等诸多问题，讨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鼓励学生不仅要学好中医，还要学好中西方文化和哲学，学好现代科学和西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不同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使命，中医不仅是救人之术，也是解决人类生命困境之道，如何用现代语言来诠释它，是中医向前发展的瓶颈，也是现代青年学子的历史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弘扬中医传统文化时，仍建议学生积极到临床中去体验中医，并积极学习现代医学。这都很重要，但关键是始终要用中医的思维来驾驭。

　　记者：您自己多年从事中医与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对于目前的中医文化的研究现状，您有什么感想和希望？
　　曲黎敏：中医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是很重要的，希望更多的人介入到这个领域中来。
　　记得一位美国总统在观赏西安古城后说：“中国要在几十年中建成美国那样的城市，是很容易的事，但我们建成西安和北京故宫那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要花上几千年”。
　　返观中国历史，我们常常可以感到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沟通所带给我们理智和精神深处的益处。中国文化的繁荣期每每都是在根植于内部的文化遭到周围民族的扰乱后，吸收外部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繁荣。如果在感情上能够容纳这种文化上的联姻，就往往会成为一种新文化的开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将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重要的机会，它将带给中国与世界以不同凡响的未来。但我们必须牢记，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现代化不必在价值取向上以西方文化为归依，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   

　　人物链接
　　曲黎敏  女，1964年生，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医史人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哲学与文化。著有《易道气功养生》、《中医与传统文化》（待版），论文有《中医学形成的文化背景》、《五运六气与流行病相关问题研究》、《中医抗击瘟疫史》、《天人合一的医学内涵》、《中医学——人的学说》等30余篇

天狼星

的确，用现代医学了来称呼西医比较好，更能突出与中医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