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澳抗阳性”吗？》(ZT)

安心

长江

《信箱里的故事》1：

　　蔡大夫：您好！

　　我是安徽省望江县的一名普通教师（男，32岁），患乙肝已经多年，曾四处求医问药，但病情并不见好转，现已发展为早期肝硬化。因为我的病，家中积蓄已经花光，家人长年累月担惊受怕；更惨的是，我五十多岁的母亲急得已经自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现在时时处于痛苦之中。我在家中是独生子，上有六十岁的老父，下有不谙世事的幼子，我好似没有尽完做人的责任，我不能死。如果我还能活上十年，父亲走了，孩子大了，我也死而无憾了，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工作多长时间。医生，请帮帮我吧，我把病历传给您，恳切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来为我看看，给我拟定一个治疗方案，我和我的家人将对您终生感谢！

　　《信箱里的故事》2：

　　尊敬的蔡医生：您好！

　　我是从网上知道您的，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有“大三阳”已经是9年的事情了，基本上没有治疗过，肝功一直正常，大学毕业后在青岛工作，前一段辞职，找了一份新工作，但单位体检很快查出我是乙肝“大三阳”，结果立刻丢了饭碗。现在更可怕的是许多公司招工都要体检，都要查乙肝“两对半”（就像故意和我们过不去一样）。那我就很难再找到一份差事，而我的父母一直是靠我养活着的，我没有了工作，我的父母怎么办？一家人怎么生活？难道今后我的命运就只有永远地呆在家中？我是多么期盼着您的帮助。

　　《信箱里的故事》3：

　　蔡医生：谢谢你在百忙中总是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肝功是正常的，可为何我的乙肝五项中会出现“大三阳”？目前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让我转阴吗？我体内有那么多的病毒，如何抑制，如何清除？况且我马上要参加研究生的考试，体检怎么办？我听说乙肝“大三阳”的人就不能读研了，心里很恐惧。我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转阴，如何转？或者说如何能够闯过体检关？我总不能辛辛苦苦复习、考学，到头来却因为体检不能入学。希望你能给我帮助。谢谢！

　　《信箱里的故事》4：

　　蔡大夫，您好！因为尊敬您我也就不再向您隐瞒什么了。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们谈了三年恋爱，感情很好，今年就准备结婚，可是两天前做体检，我的女朋友被查出是乙肝“小三阳”，我和她都很痛苦，因为这件事我们家都反对我们的婚事，我家里有两个亲人都是因为乙肝去世的，所以特别敏感，我现在想请问：“小三阳”能够治好吗？可以根治吗？我真的很痛苦，我父亲身体不好，我不想把他气死，可我的女朋友又很可怜，您快帮帮我，要快呀！

　　《信箱里的故事》5：

　　蔡大夫，收到您的回信我太高兴了！“一个烦恼的人”，现在又来麻烦您了。您知道我学的是计算机，在校期间我每年都是三好生，1999年大学毕业，进了政府机关，我很高兴，特别是我出身在农村，我们村就出了我一个大学生，全村人都以我为荣，但是我的肝有问题，根本不敢和家里说，怕父母伤心，我真没用，现在我十分害怕有一天单位体检查出我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把我给炒了，那我的梦、父母的、全村人的梦就都破灭了，求您赶快给我治一治，我在这给您磕头了。（10）

安心

长江

　　记得还是刚组建了《乙肝歧视》节目的采访小组，大家一起从办公室出发去首都机场，路上组里有人说：“乙肝其实就是一种性病，其传播渠道和艾滋病基本一样”，这个说法让我好不难受，心里立刻就蹦出来了一个字：“脏”，这个字后来我想它包含着很多难言之隐，也构成了所有“健康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嫌弃，更有理由让“乙肝病毒携带者”不愿意面对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

　　刚强，一个北方大汉，国字方脸，高高大大的身材，虎背熊腰，如果不是他也同意在这次《乙肝歧视》的节目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见了面谁都很难看出他也是个“病人”。

　　对刚强的采访一开始十分艰难，和安心相比，刚强没有安心的那一份悲凉的坦然，同是坐在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前，安心用的是真名，刚强用的是假名；安心面对记者还会强颜欢笑，刚强不会。他满腔愁苦，强压着愤怒，巨大的痛苦仿佛在他心里已经装载不下，不得不全部固化到了脸上，这让他的脸僵硬得像一块烙铁。

　　“从外表上看，我觉得你的身体还是挺壮实的”，采访前我故意和他先开起了玩笑。

　　刚强没有听出我的话是在有意缓和气氛，他的回答有一种敌视：“对，其实大多数像我这样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别人从外表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我随着他的话往下说，还是想使谈话尽量轻松一点：“那你平常干活有没有感到乏力，或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就感到恶心？”

　　刚强的脸紧绷着：“没有，从来没有！”

　　我又问：“那你感觉你和其他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刚强：“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我没有权利工作！”

　　连着给我几句硬话，我觉得刚强作为一个成年人有点失礼了，这是记者在对他进行采访，又不是叫他来和他吵架！不过我非常理解刚强，一个人连基本的尊严都失去了，礼貌对他已无关宏旨。

　　“咱们说的是你的身体，刚强，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别着急，我有时间听你慢慢把它说出来。”

　　也许是我的态度透露了我的诚意，也许刚强也感觉到了自己太过激动，嘴角轻轻被理智拽了一下，一丝不易觉察的歉意从他脸上飘出，算是道歉。

　　2003年刚强所在的甘肃某公司组织了一次体检，刚强告诉我自从他2001年婚检时查出了自己是乙肝“小三阳”，以后在单位里最害怕的就是体检，挺大的一个男人一听“体检”两个字心里就乱敲鼓。

　　刚强重新开口：“对不起，我刚才有点紧张”，话语软了许多：“要是您单问我的身体，我的特点就是怕热，总是出汗特别多，脸上有时出的汗跟下雨似的，这从中医的角度讲可能是肝不好，可我的肝功始终是正常的，饭不比别人少吃，活也不比别人少干，但那次体检我一下子就失去了工作。”

　　“那次体检是一次例行体检吗？”我试探着进入主题。

　　刚强：“不，那次是专门查乙肝的。”

　　“为什么你们公司要专门查乙肝？你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刚强：“我做的具体工作是给输油管路进行运行调度，每天接触的人并不多。公司为什么要专门查这一项我也不知道，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单位刚刚知道了我是个乙肝‘小三阳’，立刻就把我给辞退了。”（11）

安心

长江

　　看得出刚强的委屈并不是自己用敏感对了水，他的话表面上听起来软了，但心里还是能让人感到有一腔苦水被一个极薄极薄的玻璃容器盛着，那玻璃容器经不起任何一句比榔头重不了多少的话语轻轻一击。

　　本来，刚强在廊坊老家是一家劳务输出公司的人员，派驻甘肃工作才三个月，干得好好的，体检突然就被老板炒了鱿鱼，这让年轻的小伙子没法面对父母家人，也没有办法回来面对自己的新婚妻子。

　　“你被查出‘小三阳’以后同事们对你有什么反应？”我接着故作随便，提出了一个对刚强来说实在是要命的问题。听完我的话，刚强把愤怒紧紧咬在牙关后面。我知道这个提问对他肯定又是一记榔头，因为在采访前我已经知道了，在刚强30岁的人生经历中，最让他伤心的，就是他在甘肃“出了事”以后同事们和领导对他的态度，只是为了采访我不得不问。

　　其实刚强的未婚妻并没有因为婚检刚强戴上了乙肝“小三阳”的帽子就离他而去，在爱情上他要比安心幸福得多，他的打击主要是来自同事和领导。在甘肃，有些同事一听说刚强肝出了“问题”，马上就避他惟恐不及，这种回避对刚强雪上加霜。

　　“当我知道了我的体检结果以后，马上就打电话告诉了和我住在一块儿的几个人，我的意思是提醒大家以后多注意和我的接触。原来我以为同事们一定会多多少少给我几句安慰，起码不会一点同情也没有，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接电话的人立刻告诉我：‘哦，我们已经知道了，大伙现在就正用84消毒液消毒楼道和你住过的房间。’”

　　刚强的同事们躲避刚强就好像刚强已经是一个肝炎传染者，跟他同宿舍的一个同事，知道了刚强的情况后，除了睡觉，屋里就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儿。然而“小三阳”在医学上本来只是慢性无症状带菌者，没有什么传染性，可是作为一般人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也不会主动去了解肝炎和“小三阳”的关系。在一个单位，大多数情况下谁的肝一旦出了“问题”，谁在他人的眼里就会立刻成为“瘟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状。

　　事实上为了制作《乙肝歧视》的电视节目，我们摄制组曾经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做过两次街头访问。

　　我们在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分别找了几十位过路行人，向他们询问知不知道“乙肝病毒携带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具不具备传染性？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被传染？怎么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科学地相处？被问的过路人几乎百分之百的都做不出准确回答，有人说：“可能传染吧。”有人讲：“反正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吃饭。”有人很警惕：“听说唾液也可以传播。”也有人很谨慎：“即使不是那么容易被传染，也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中国老百姓大多数都知道乙肝很厉害，极少数的人懂得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怎么不是一回事”？几十位过路人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整个社会对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恐惧让人瞠目。曾经有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去一个单位食堂吃饭，排队到了窗口，他跟里面的服务员说：“对不起，我是‘澳抗阳性’要小心一点，您能不能给我一套一次性的餐具？”结果后面排队的人听到了，呼啦一下就跑了个干净。（12）

安心

长江

　　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最害怕逢年过年单位里聚餐，这种场合对于他们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有的单位搞联欢或晚会，“乙肝病毒携带者”总能正赶上被安排在那个时候加班或值班，大家都去欢乐了，他自己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独自品味什么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尴尬。

　　还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外伤需要手术，医生害怕伤者的骨头在手术中万一扎破了自己的手从而沾上他们带“毒”的血，竟找出种种理由不给患者实施手术。

　　还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得了阑尾炎、胆囊炎等急症不愿意去医院救治，他们害怕一去医院抽血化验就暴露了自己的“特殊身份”，直到阑尾炎穿孔或胆囊疼得自己在家里满地打滚儿也不肯出门。

　　还是在上海和北京，除了街头访问，我们又用电话分别采访了五家用人单位，咨询如果我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有没有机会到贵公司应聘？

　　上海的五家公司或企业异口同声地表示：“那我们就不能考虑了。”

　　北京的五家公司或企业其中只有一家明确回答：“我们倒是可以考虑，因为我们公司不是搞食品的，但能不能录用就得靠你自己去竞争了。”

　　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背上的十字架太过沉重，“健康人”把他们视如洪水猛兽，他们自己也在人面前活得太累，难怪刚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曾经毫不掩饰地倒出了他对周围世界的彻底绝望：“‘乙肝病毒携带者’一般都不具有传染性，但人们对此置之不理。对于我的同事，我甚至把他们拉到网上去过，让他们看看乙肝专家怎么说，可人家不去，去了下来也还是躲着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我和一切‘健康人’之间就有了一堵墙，一堵怎么也推不倒的高墙。”

　　因为乙肝“小三阳”刚强被炒了鱿鱼，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工资，现在他和妻子在廊坊老家只能靠每个月政府支出的二三百元“最低生活保障费”来艰难度日。作为男人他的尊严已经被一个“小三阳”搞得荡然无存。为了能给自己讨回一个“说法”，为了能重新被派上工作岗位，刚强两年来曾上下找过公司的各级领导，陈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告知专家的意见；可领导们只有一句话：你是“小三阳”，“澳抗阳性”，我们公司不能用，就是我们极力推荐了你，用工单位也不会要。现在健康人还用不过来呢，何况又是市场经济，买方市场？

　　专家的解释在“健康人”眼里可看可不看，可信可不信，而同事和领导们对刚强的态度使刚强的眼前慢慢地幻化出一堵“墙”，很快这堵“墙”就把刚强和“健康人”分成了两个世界。（13）

安心

长江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以为我和刚强的关系已经很友好了，他应该认为我这个记者大姐是能够理解他的，但是当我还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你现在觉得我在你面前也有一堵墙吗？”没想到刚强的回答依然是硬邦邦：“有！”

　　刚强的“墙”看来实在是太坚挺了，看来为了推倒这堵“墙”，我们也只有依靠社会的巨臂。

　　我觉得我有责任试着去揭开敷在“乙肝病毒携带者”头上神秘的面纱，不管这层面纱是轻轻地覆盖在他们头上，还是长期地、死死地已经将这些可怜人裹住。

　　从北京到杭州、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北京，为了制作《乙肝歧视》的片子，可以说十多天里我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始终搅在一起，眼前“1．2亿”的庞大数字慢慢地在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确切，心一直在往下沉。

　　肝炎是一种传染病，人们一提起这种病，朦朦胧胧地也许听说过甲、乙、丙、丁、戊各种类型，这当中“甲肝”和“戊肝”确实是可以通过被病人污染了的水、食物、餐具等传播给他人，医学上称之为“粪—口传播”，但是其他“乙肝”、“丙肝”、“丁肝”其实并不容易通过接触传染，而乙肝的传播渠道主要是通过血液，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知道乙肝的传播渠道和性病差不多的大致原因。

　　平心而论，中国人害怕乙肝，躲避“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应该一味地受到不够善良的谴责，不应该统统地被送上道德的审判席。正常人保护自己的健康天经地义。但是，在中国，相当多的健康人都不明白“乙肝病毒携带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实在说不过去。弥漫在全国上下的“乙肝歧视”目前正客观上给了“乙肝病毒携带者”巨大的心理压力，究其原因，我们的政府、媒体对此关注得太少，恐怕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种疏忽。

　　为了驱散笼罩在众多“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头上的阴云，我走访了在北京的一些医生和乙肝专家，其中北京地坛医院院长徐道振就是其中的一个。徐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回答我一见面就提出的一大堆有关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疑问时，一边引经据典，一边深入浅出地讲解，他的解释让我在沉闷了许久之后第一次有了些许的舒缓。

　　首先，徐教授告诉我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中间不能直接用等号连接，但是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体里都有病毒；这是事实，不同的是：同是感染了“乙肝病毒”，有的人是以急性肝炎的形式出现；有的人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力会发展为慢性乙肝；而有的人带了“乙肝病毒”可以一直不显病或终生不发病，这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那么‘乙肝病毒携带者’会不会将病毒传染给他人？这种传染是不是和性病传播途径一样？传染了会带来什么危害？”“怎么发现？”我想这是我见到徐教授后最想得到的答案。徐教授听完我的一堆问题，他老人家摇了摇头，笑了。

　　我不知道徐教授为什么笑，能感到的倒是他的笑很轻松，同时又很有内容。（14）

安心

长江

　　徐教授告诉我：一般的条件下“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不会轻易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道理既复杂又简单：“乙肝病毒”的传播渠道确实是和艾滋病大体一样，通过血液、母婴和性的接触。其中母婴传染是先天的，这在过去很让人无奈；但是现在新生婴儿只要在出生后的24小时之内接种了“乙肝疫苗”就可以基本上阻断传染，这个问题变得不需要再争论；第二个方面，血液用品和血液接触可以构成传播，但乙肝病人不能够献血，他们的血液不会出现在正规医院的血库里，一般也和“健康人”离得很远；第三，性伙伴之间有机会相互传播，但一方有毒，另一方没毒，“没毒”的一方如果提前注射了“乙肝疫苗”，身体里也就有了抗体，就不会再被传染。就是没毒的一方没有及时地注射“乙肝疫苗”，一旦染上了也没有什么可怕，一般人会很快产生抗体，这样有了抗体的一方也就不会再得乙肝，效果比注射了“乙肝疫苗”还要好。

　　我不知道我所转述的徐教授的“说法”是不是100％的正确，但大意错不了。根据数字记载：中国现有人口十几亿，60％的人实际上已经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得过了乙肝，自己并不知道，不知不觉地也就好了，好了就有了抗体，也就没有机会再被感染。徐教授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已经得过了乙肝的人，什么时候得的，他不知道，已经好了，体检有证明。“我这一辈子几乎天天和乙肝病人、‘乙肝病毒携带者’打交道，我没有再被感染，也一点都不担心再被感染。”

　　现在的问题就是剩下的40％。

　　按徐教授的说法，这部分人如果所有人都进行了“乙肝疫苗”的注射，那么这些人也就都没有必要再担心被周围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拉进乙肝的泥坑，但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轻松。40％？这不是10个人中的4个，也不是100个人中是40，是十几亿人口中的4成。

　　我问徐教授：“那么这么说，我们‘健康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是不会被传染了？”

　　徐教授：“轻易传不上！”

　　“‘乙肝病毒携带者’摸过的东西如果我们再摸，比如书本、电脑、抹布，甚至餐巾纸、卫生纸也都没有事？”

　　徐教授还是笑：“轻易没有事！”

　　“那么道理既然这么简单，为什么‘乙肝病毒携带者’会把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爱人吓得如此恐慌？”

　　徐教授：“那原因就很多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们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常识？这点常识普及起来还不容易！”我有点激动，也有些莫名的气愤。

　　徐教授：“道理是这样。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就没有哪个部门去专门做这个解释工作，对这件事我们也很无奈。我们医生能有几张嘴，一天里能把道理说给几个人听？！”

　　按照医学的解释：“乙肝病毒”（HBV）本身并不是病，它对肝细胞的损伤主要是由人体免疫反应所引发。我们的机体抗病毒的免疫应答在清除HBV的同时最容易使肝细胞受到损害。如果人的机体对受感染的肝细胞产生了过强的免疫应答，肝功能就必然会受损严重，这个时候人就会得上重型肝炎。而一般人感染了“乙肝病毒”，2／3的人可以正常携带，终生不发病；1／3的人会发展成慢性肝炎，这1／3的患者中又只有1／3的比例有继续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可能。（15）

安心

长江

　　“那么什么情况下‘乙肝病毒携带者’会变成慢性乙肝？1／3的又1／3又是怎么会走到肝硬化或肝癌那一步的？”

　　形象地说，“乙肝病毒”就像潜伏在我们人体里的“特务”，一些人感染了乙肝但不显病，这就是“乙肝病毒”在我们身体里一直和我们“和平共处”。“小三阳”就是“乙肝病毒”在我们身体里和我们处于相对的“冬眠期”，这个时候“乙肝病毒”几乎完全无复制（即繁殖），病人的病情相对稳定，传染性所以很小。

　　往往一个小孩儿小的时候是“澳抗阳性”，大了，免疫功能增强了，身体里的良性细胞容不得HBV在自己的身体里存在了，于是良性细胞就开始要赶走躲藏在肝脏里的“乙肝病毒”，免疫过程即开始。“乙肝病毒”和人体“和平共处”的时候医生是很难帮助患者治疗乙肝的，但双方一旦在身体里“开战”，医生倒有办法借助药物帮助患者打胜仗。所以在医生看来一个人得了乙肝并不纯粹是一件坏事，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什么时候在身体里已经“开战”，他自己必须随时知晓，不然有些人的身体已经开始自行清除“乙肝病毒”了，转氨酶也高，又没有及时治疗，慢性肝炎就会出现，而慢性肝炎一旦持续了5到10年，“乙肝病毒”还没有完全得到清除，这种状态下这个人就有可能出现“肝硬变”，癌也有可能产生。

　　采访完徐教授我心里既透亮，又窝囊。透亮的是我终于从专家的嘴里听到了以前很多次从“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嘴里听到过的“我们轻易不会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说法；窝囊的是关于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医学常识并不难懂，也并不难普及，可是中国截止到今天还是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科学是人们战胜“乙肝”和正确对待“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最好指南。

　　撩开一层“神秘的面纱”并不难，但这项工作不能只靠医生、专家，社会各方面都应该施以援手，“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应该到了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利奔走、呐喊的时候！

　　2003年11月10日，一个在网上使用“松月”、真实姓名叫做张先著的男青年来到了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将一份以反对“乙肝歧视”为内容的《行政起诉书》递交给了法庭，被告则是芜湖市人事局，此后很多媒体都争先对这起“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做了报道。

　　张先著，2003年大学应届毕业生，2003年6月参加了安徽省芜湖市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在其所报考的近百位竞争者中排名第一，然而在随后的体检中他也像周一超一样被查出感染了“乙肝病毒”，被芜湖市人事局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取消了录用资格。

　　“乙肝病毒携带者”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应不应该和健康人有着相同的生存权利？

　　国家招募公务员应不应该把“乙肝病毒携带者”严格地排除在外？

　　用人单位体检专门检查乙肝五项（即“两对半”，乙肝病毒血清学标志），这样的体检合不合理？（16）

安心

长江

　　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哪一份工作，究竟谁最有发言权，是用人单位还是负责体检的医生、大夫？从2002年4月浙江嘉兴的周一超因为“小三阳”被拦在了国家公务员大门之外，一怒之下行凶杀人，到2003年年底安徽省芜湖市的张先著因为“小三阳”被拒聘，打起了维权的官司，应该说，中国人今天对“乙肝病毒携带者”问题的关注，已经突破了往日的波澜不惊，我们的政府和宣传机器，此时再也不该对此动向保持沉默。

　　据了解，安徽省芜湖市人事部门，之所以取消了张先著国家公务员的录取资格，根据是1999年安徽省颁布的《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翻开这个细则，人们很容易在规定中找到这样的行文支持：“只要携带了乙肝病毒，包括‘大三阳’、‘小三阳’，不论其传染性大小或无传染都不能录用为公务员。”

　　“传染或不传染都不能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这样的规定出于何种考虑？它的依据是什么？是医学的界定？惯常的做法？领导的意志？还是出于对某种“国情”的需要？

　　早在嘉兴采访周一超的时候，为了了解用人单位的真实想法，比如在如何选人的问题上是不是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摄制组就曾专门来到了秀洲区劳动局。秀洲区劳动局局长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后来经过反复申明意图，局长终于答应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

　　秀洲区劳动局局长这样告诉我：首先对于乙肝“小三阳”或“大三阳”适不适合做国家公务员，我们到目前为止听到的医学说法也就是一些很大众化的传说，没有人看到过什么来自上面的正面介绍；至于“乙肝病毒携带者”到底传不传染，有人说不传染，也有人说传染。我们确实存有疑心：一群人在一个单位一起工作，大家总是感觉这个单位没有“澳抗阳性”要比有更能让人放心，这是一个考虑；第二，现在社会上学历高、身体健康的人有的是，哪个单位招聘恐怕也都要择优上岗；第三，现在的事业单位资金一般都很紧张，万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进来了，在人们的概念中他总是要去医院看病、检查，哪天再转成了正式的肝炎，单位也不得不考虑医药费的支出。

　　这就是用人单位的真实想法。面对这些“想法”，我不知道秀洲区劳动局局长所坦言的三个理由中哪一个是主要的，或许三方面的因素都对拒收国家公务员在发挥着作用？但是有一个结果是明确的：那就是截止到2003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国家公务员不接纳“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并不是少数，它的样板作用已经在其他企事业单位，尤其是私企、合资企业蔓延。

　　唐建光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云集了2000多家中外企业的苏州工业园区，是理想求职之地，但在HBVER的眼中，这里却是“声名狼藉”。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经理证实：（在苏州工业园区）所有的企业都不会录用乙肝“大三阳”。“因为那已经是属于有病了”；相当多的企业（求职者称是几乎全部）不会录用“小三阳”，或者与员工明确约定，如果带菌者后来引发了疾病，费用和后果均由员工自负。（17）

安心

长江

　　一位本身也是“小三阳”的人曾经陪同另一位HBVER去医院体检，这位“小三阳”说：（在医院）“当时我感到很震惊，也很屈辱”，体检第一关就是照数码相片，并通过电脑联网与体检中心的每个科室共享。在抽血时，医生会仔仔细细地端详你，看你是不是替检的。如果发现带菌者，马上备案到园区所有的企业，“这就意味着你失去一份工作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在这里的所有工作（机会）。”

　　我忘不了在嘉兴见到周一超的妈妈—这位刚刚50出头的母亲，因为儿子杀了人，已经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容和心态。

　　记者摄制组刚到嘉兴，周母就要和我们见面。我当时的内心真是又想见又怕见她。在我揣摩中周母一定是来找我们要求帮她儿子说说话，保住她儿子的一条性命的。可是作为记者我们能说什么、又能做什么呢？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法理的最基本信条。法律不管你作案是不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的歧视，杀人总是对人类文明的无视与践踏。然而见到了周母，我知道我的揣度太功利了。周一超的妈妈从离我们住的宾馆很远的地方找到摄制组，是应编导的请求给我们送她儿子小时候的照片的。那天晚上十点多，她进了屋，这是一个年轻时体态和容貌一定娇小、标致的美人，她的脸盘、眉眼、皮肤都凝聚着西子湖曾经造化于她的纤细、和顺与妩媚，但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艰难人生，含辛茹苦一个人带大了惟一的儿子，当儿子就要走出大学校门，工作、挣钱了的时候突然杀人，这位母亲从外表到内心已和年轻时判若两人。见面时我眼前的她身体消瘦、面孔焦黄、说话软弱无力。她的声音不知从身体的哪个地方发出来，轻得即使我就坐在她的对面也要时常欠起身来问她：“对不起，您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清。”

　　周母并不是来求我们的，她并不给儿子叫屈，问她什么她说一点，不问也不多言。我猜想那是一种大悲之后无言的静止，一种大苦之后无声的缄默。

　　放下照片她几次都要起身离去，说太晚了，别打搅了你们休息。我按下她不让走，想尽可能地给她一点安慰，但是我倒了一杯水给她，这杯清水她始终都没有喝，手指头碰都没碰一下杯沿儿。

　　在等待周一超判刑的几个月前，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周一超的妈妈写给法官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让天下所有的母亲和女人都受不了：“别人可能有时也会做噩梦，但是做过了也就过去了，而自从我的孩子出了事以后，我的噩梦就永远也不会再有醒来的时候———”

　　2003年9月4日，周一超一审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死刑。

　　在中国，目前1．2到1．5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当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母婴感染的，对于把“乙肝病毒”无意识地传播给了延续自己生命的第二代，每一个母亲都有说不出来的内疚。（18）

安心

长江

　 毛老师，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也不愿意让观众看到她面孔的广东妈妈，她在坐到我对面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她自己，她自己并不害怕在亿万观众面前袒露真实面目，但是为了儿女她只能这样做。

　　“70年代我生下老二（儿子），医院说你这个孩子是‘乙肝’，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得的，后来老大（女儿）也查出来了，我就知道是我的原因，从此心里像坠了个铁砣，这铁砣越坠越重，经常让我晚上睡不着觉。后来两个孩子好不容易先后考上了大学，儿子因为‘大三阳’中途还休学了一年，以后大四快毕业了要考研究生，招生办的老师说：我们学院入学是一定要查乙肝‘两对半’的，如果是‘澳抗阳性’就不能接收。那一次我儿子从在北京的学校给我打电话，长途啊，整整40分钟，孩子一直在哭，我的心你知道是什么滋味？母亲把孩子带到了人世，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受苦受罪，这种事对于母亲就是一把插在心上的刀！现在我儿子在一家公司打工，二十好几了也没有处对象，躲了好几次体检，可是现在社会上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歧视越来越重，老这么躲着，总有一天躲不过去啊，到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客观地讲：人类是“乙肝病毒”的惟一宿主，全球3．5亿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中中国就占了1／3，我们的国家对这种现状并不是熟视无睹，政府近年来相继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想从根本上消灭乙肝。

　　2002年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全国儿童计划免疫。

　　据科学估计：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可以杜绝“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染，这对甩掉“乙肝大国”的帽子不能不说是一个斩草除根的做法。

　　但是，目前中国依然每年还有50万新发乙型肝炎病人，众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正被社会歧视的目光所包围，我们的政府部门、舆论部门不应该只是坐等30年后中国通过普遍接种疫苗而使乙肝这个“隐形杀手”自然消亡，我们现在还应该站出来再多说些什么，挽起袖子再多做些什么，而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首先要让全体中国人人人都懂得乙肝，懂得“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怎么一回事，不要让1．2到1．5亿的庞大的人群每天生活在阴影下愁眉苦脸。

　　在蔡皓东大夫的《信箱里的故事》中我曾经看到有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如此抱怨：“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对艾滋病病人都能那么理解，关爱有加，而对我们‘乙肝病毒携带者’就视如洪水猛兽？”

　　中国HIV患者和携带者才100万，HBVER是一个多亿。

　　2002年12月1日中国有了第一个“艾滋病日”，国家从上到下至少从气氛上能够看得出对艾滋病病人和HIV携带者正倾注爱心，演艺界名人还有人站出来出任“爱心大使”，那么乙肝病毒携带者呢？他们可以自救，但当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明确的氛围对这个庞大人群的需求加以呼应，他们的自救会不会最终只能以尴尬的结果自生自灭？（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