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澳抗阳性”吗？》(ZT)

安心

[B]《你，“澳抗阳性”吗？  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状态》

作者：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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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澳抗阳性”吗？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状态

[B]社会群体无意识的歧视[/B]

长江

　　澳抗阳性，一个无法顾名思义的名称，它专指这样的一类人———乙肝病毒携带者。

　　“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吗？”

　　“你，‘澳抗阳性’吗？”

　　说实在的，在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我真不忍心一上来就向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

　　“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上带着很难甩掉的乙肝病毒，这已经让他们懊恼异常，而与这种懊恼相比更让他们的尊严受到伤害的则是周遭飘渺而又明确的“乙肝歧视”，因此这样的提问无异于把一位残女当众剥光了衣衫。

　　当然，把“乙肝病毒携带者”比喻成残女这本身就极不恰当。客观地讲“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不发病的情况下往往和健康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在社会上不应该受到这样或那样暧昧的对待，只不过造成“健康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广泛歧视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无知。

　　“无知”，正构成社会人为笼罩起来的一片阴云。

　　整个社会群体无意识的歧视今天已经让众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生活在难以言状的灾难之中，更为费解的是，这片阴云其实并没有必要存在，稍微懂得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应该明白“乙肝病毒携带者”是轻易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的。因此我在走近这个人群的时候经常在想：为什么这片厚厚的阴云就没有人把它驱散？那样，“乙肝病毒携带者”不是就能够重新回到阳光下来生存？但是十几二十年这片阴云就那么一直笼罩着、翻卷着，压得“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喘不上气来，也让我们“健康人”往往陷于混沌与愚昧。

　　曾经，有人这样告诉我，这些人当然是“HBVER”（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对自己的称呼，英文原意HBVCARRIER），他们甚至不怕被病毒杀死，但人们歧视的眼光，有意无意对他们的躲避，有时真不啻为一道道无形的鞭子。

　　谁能搭救他们？你能，我能，他也能。这是我走访了众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和医生、专家之后得出来的一个肯定的结论。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

　　如果我们愿意，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这件事就成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有一天全体中国人都明白了拯救“乙肝病毒携带者”，实际上等于保护我们自己的健康时才肯举起双手高喊“我愿意”，今天，我就要说：那一刻不该再晚，起码，它没有理由再拖到明天———

　　2003年4月至7月，中国人谁都很难忘记的一段恐怖日子：SARS突袭中国，可是对于我，如果没有SARS，我不会重视“乙肝歧视”的话题，如果没有SARS，不经历它、感受它、采访报道它，我也许根本不会觉得“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多么需要关注的整体。SARS病毒使全体中国人乃至全球人都不得不面对一种新型传染病的威胁，不得不正视小小的病毒完全有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强大敌人。归根结底，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什么是最重要的？政治？战争？权力？金钱？还是健康？

　　SARS和乙肝相比，前者突如其来令人猝不及防，后者存在于我们身边已经旷日持久；前者是能够迅猛夺命的妖魔，后者也同样可以置人于死地；SARS被人称为看不见的杀手，是到处游动的靶子，人们瞄不准它、逮不着它；“乙肝病毒”则就在我们的肝脏里，医生、大夫看得见它，很想赶走它、彻底消灭它，但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尚无良方。（1）

安心

长江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准点播出了我和几位同仁共同采访制作的长篇新闻深度报道《乙肝歧视》，社会反响强烈，这样的结果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中国目前有“乙肝病毒携带者”多少人？1．2亿到1．5亿。这个数字如果展开来还原成密密麻麻的一群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它将意味着什么？“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那么当你挤公共汽车的时候，你身边的陌生人谁知道他身体里有没有乙肝病毒？当你去超市或上街买菜，人手传递的钱币谁知道在显微镜下会是个什么样子？当你几乎全裸着身子扑腾在游泳池、挪动在人动如蚁的海滩，不可避免的皮肤接触会让你感到有多少次感染的机会？还有当你坐在饭桌上请客或被朋友招待吃饭，有人从嘴里抽出筷子偏巧和你同时伸向了一盘炒肉片儿，你又不知深浅地把这盘炒肉片儿一次次地送进了自己的口中？

　　好多事情不能想，“乙肝”的事情乍听起来就不能想！

　　中国有“乙肝病毒携带者”1．2亿到1．5亿，这个数字还是十年前的统计。那么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显得异常突出，这就是：中国有多少人真正地了解“乙肝”？懂得“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怎么一回事？这种病通过什么渠道进行传染？能不能够治愈？会不会死亡？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一听乙肝，甚至一听“乙肝病毒携带者”早就被吓得躲得远远的，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我刚听说“1．2亿”这个庞大的数字时，第一时间的反应也是心头一紧，紧跟着就本能地去想：“我不会是这十分之一吧？”但我迅速确定了“我不是”，因为前不久单位刚刚组织了一次体检，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当时的感觉就好像谁在你的身边突然打碎了一个脏水罐，低头一看，脏东西没有溅到自己身上，谢天谢地，于是倍感轻松。我知道那种感觉叫“幸运”，但是中国人不幸携带了乙肝病毒的竟有1．2亿到1．5亿之众，这实在是个既可怕又让人不得不敬畏的数字。

　　众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是谁？

　　他们今天究竟在怎样的状态下生存？

　　他们离病痛有多远？

　　离死亡又有多大的距离？

　　刚刚接受采访任务我不怀疑我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害怕的，正常人都有理由害怕，因为编导紧跟着就告诉我：“乙肝病毒携带者”最恐怖的还有死亡三部曲，先是携带了乙肝病毒，然后是得乙肝，接下来：肝硬化、肝癌、死亡。说实在的，要上路采访了，我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接触。为了制作节目我不得不和他们见面，但是见了面我要不要和他们握手？要不要和他们同桌共餐？要不要在面对面的采访中悄悄地和他们把嘴巴错开？我心里是一片恐怖和茫然。

　　中国人，任何一个健康的中国人，突然被扔进“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圈子都可能本能地要产生自我保护，但问题是我们的害怕是不是有根据？如果事情的界定就是这样的非此即彼，一接触就传染，那么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如何保护可能的传染病患者捍卫公众卫生与健康的矛盾，但是如果问题并不是这样的尖锐，如果“乙肝病毒携带者”对“健康人”的威胁是有限的、有条件的，那么我们的“远离”和“躲避”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带来的尴尬与伤害就显得不仅夸张，而且没有道理。（2）



                                标题少打一个字进来修改一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13 8:25:49编辑过]

安心

长 江

　　带着一头雾水我走进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群，但是通过采访我又很快明白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确不会轻易把病毒传染给“健康人”，那片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云其实薄如蝉翼！

　　突然有一天我向自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假使我是个善良的人，假使我们“健康人”都应当是足够善良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下换位思考？

　　“如果我也是一个HBVER呢？”

　　“如果我们头上也戴着‘澳抗阳性’的沉重帽子，我们自己将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其他人对我们歧视的目光？又将在社会一片‘乙肝歧视’的喧嚣中躲进哪个角落？”

　　中国，因其人口基数大，我们无愧或无奈地一直成为着世界上这样或那样的各种“大国”。“肝炎大国”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口碑，让整个民族无奈。

　　摄制组最早的采访对象他叫周一超，21岁，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的莘莘学子，2002年4月报考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乡镇政府公务员，一路笔试、面试，过五关、斩六将，在二百多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排名第八。本来他以为自己这次一定入选了，已经在家里等着录用通知。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一关体检他被查出了是乙肝“小三阳”，随后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

　　周一超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不明白为什么“小三阳”就没有资格应聘国家公务员？同时他也怀疑用人单位是利用乙肝“小三阳”把他给人为地“做”掉了。

　　4月2日晚上周一超把自己关在家里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钻进死胡同，左思右想，感到没有出路，就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第二天他到超市买了一把菜刀、一把水果刀，于4月3日上午到秀洲区劳动局，在一座崭新又华丽的办公大楼里将两位人事科长（一女一男）刺得一死一伤。

　　从医学上讲“小三阳”、“大三阳”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澳抗阳性”，肝炎病毒HBV作为一种很小的病毒，它属于嗜肝脱氧核糖核酸（DNA）病毒家族中的一员，指的是乙肝表面抗原（HBsAg），由于这种抗原最早在澳大利亚发现，因此被称作“澳大利亚抗原”，又简称“澳抗”，其中“大三阳”指的是患者乙肝表面抗原（HBsAg）、乙肝e抗原（HBeAg）、乙肝核心抗体（抗HBC）三项指标呈现阳性，属于现症感染，传染性相对较强；而“小三阳”则指的是患者乙肝表面抗原（HBsAg）、乙肝e抗体（HBe）、乙肝核心抗体（抗HBc）三项指标呈阳性，被视为慢性无症状HBV携带者，传播性很小，对他人很少有威胁。周一超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我是在嘉兴市看守所高大又阴凉的灰墙内对周一超进行采访的。

　　嘉兴市看守所高大的灰墙墙头拉着好几条通了电的铁丝网，无声地向人们强调着国家机器的威严。

　　周一超身上戴着手铐、脚镣被狱警从“号子”里带出来沿着墙根低着头向我走来。他一米七八的个头，皮肤很白，两只手臂在胸前抱着手铐让他的上身看起来不容易摆动，下身则更特别，一副粗制的脚镣把他的双脚分得很开，双腿把裆下的空旷围出了一个高高的三角形，人走起路来就不得不怪异地一颠一颠。我知道这身“佩戴”是重刑犯的待遇，多年来经常造访监狱和看守所，一般只有死刑犯才有资格如此的重刑加身，可周一超在我眼前太年轻了，他的“重刑加身”是因为受到了乙肝歧视一怒之下杀了人，他的犯罪完全是另一种情由。（3）

安心

长江

　　我对周一超的采访是从他为什么要杀人渐渐说起的——

　　我问周一超：“你对那份国家公务员的工作很看重吗？”

　　周一超冷冷地说：“对，很看重。因为我父亲死得早，我12岁时他就病故了，母亲一直没有再嫁，就是上班，挣钱，做家务，照顾我，她把很多心血都放在了我的身上，很疼我。我一直想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尽快改变我和母亲贫苦的生活，让她晚年生活得舒服一点，所以一毕业就想回家乡，眼下学农的并不好找工作，而在家乡当个公务员对我是个很好的去处。”

　　我问：“那你知道一般政府部门都不能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吗？”

　　周一超说：“以前不知道，这次领教了。但国家公务员为什么不能容忍‘小三阳’？平常我身体一直都很好，我不会因为身体影响做任何事！”

　　我又问：“但是为了‘小三阳’没有被录用就动刀子杀人，这我也想不通，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周一超听后一时语塞，他的脸变得比我刚见到他时还要白。一张没有皱褶的白纸。一种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冷漠凝固在他的眼睛里。

　　慢慢地他又开口说：“要说理由，我最大的理由就是感到不公平！除了‘小三阳’我当时还怀疑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以前在学校时我也听同学们议论过说：‘现在考公务员黑着呢’，开始我并没有往这方面想，以为自己是第8名，录取9人，我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后来我发现这次公务员考试中相当一部分的考生都是我要报考的那个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子女。本来面试的时候我们是27人，体检已经剩下了13个，我注意到那些与工作人员有亲戚关系的考生都没有被淘汰，我就觉得这里面可能有猫儿腻，因此坚持认为如果我被淘汰，那肯定是因为不公正因素在起作用，就非常愤怒。”

　　我问：“那也不至于动刀子呀？！”

　　周一超说：“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感觉很气愤，觉得社会真的有腐败，自己被抛弃了。”

　　“但是你确实看到了你的体检报告证明你是乙肝‘小三阳’，不是吗？”

　　周一超说：“没错，但那天人事科长并不想给我看，说是体检报告不能随便给人看。我一开始也不是就想杀了他们，但那天和我说话的那个人态度非常不好，不仅不愿意给我多解释，一点同情心也没有。本来4月2日我脑子就乱了，一晚上根本没睡，人很焦虑。到了4月3日，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就这样坐在家里等下去了，一定要去和他们讨个说法！我就是不明白‘小三阳’怎么了？‘小三阳’就不能工作？这只是他们的一个自然借口。”

　　因为怀疑招聘中自己被人用“小三阳”的借口给“做”掉，周一超动刀子杀了人，这就是他所说的“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进一步的交谈中周一超还告诉我说：“我没有别的方式，我家里没有任何背景，如果我受了欺骗和耍弄，没有人能够替我说话。另外如果事先我知道国家公务员是不允许乙肝‘小三阳’进门的，我就不去参加考试了，何必自讨没趣？但是杀了人以后我请了律师，从律师那里我了解到乙肝‘小三阳’其实并不会对周围的人轻易造成什么危害，我们只是一种无症状病毒携带，不允许做公务员那是一种健康歧视。这样我们不是就等于被社会彻底排斥了吗？那样即使是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了。”（4）

安心

长江

　　尽管周一超应聘不成即报复杀人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顽强地认为以往听到的不公平现象终于现实地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但导致他没有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的直接原因确实是因为乙肝“小三阳”，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行为一方面赤裸裸地触犯了法律；另一方面也把所有因为乙肝“小三阳”或“大三阳”而一次次失去了工作机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愤怒表达到了极致。他的极端行为单从后果上讲于己、于他人都不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安心，一个让人听了心里一定会感到熨帖的名字，但是当她的背上背起了“乙肝病毒携带者”沉重的十字架后，一家人，包括她的父母、姐妹、爱人、朋友从此就谁都无心可安。

　　为了制作一期反映“乙肝病毒携带者”生存状态的节目，《新闻调查》的策划人员付出了良多苦心，其中医学道理、专家访谈都好办，最难的是邀请被采访对象。人们害怕知道自己的身边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害怕让身边的人知道了自己的“秘密”从此无法做人，因此确定被采访对象对于我们就非常之难。

　　为了说服大家勇敢地走到电视机镜头前来，《乙肝歧视》节目的策划庄勇志先生在我们《新闻调查》的网站上和众多的“大三阳”、“小三阳”们整整交了一年的朋友。小庄真诚地说服大家：要想消除人们的误解，摆脱社会的歧视，就得有人愿意站出来向大家倒出自己的苦衷。大多数“乙肝病毒携带者”非常感谢庄勇志的热心、关爱，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勇气当众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尴尬。安心是我们最后获得的少数几个愿意站出来向观众袒露心怀的勇敢者之一。

　　北京，《新闻调查》办公室。2003年7月，安心是专门从西安跑来和我们见面并商谈采访事宜的，第一次见到她时我觉得她根本不像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安心在我们办公室大大方方地和人见面，急急火火地上楼、下楼，当时我想她一定是属兔子的吧？不然怎么行走总是蹦来蹦去？单从外表上看我有理由猜想她小时候一定很活泼，青春期一定很招人。果然，她在23岁的时候就把自己给嫁了出去。她对爱人很好，爱人也非常怜爱她，因为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曾经“小三阳”又是“大三阳”，然后反复。

　　安心的活泼、可爱让人愿意听到她有一份温馨的爱情，如果有，她一定是属于那样的妻子：会把和丈夫的“二人世界”或者将来有了小孩儿以后的“三口之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儿，但是生活有时并不是人们愿望的镜子，现实中的安心和她给人的外表印象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婚后不久，安心怀了第一个孩子，丈夫提出不要了吧；第二个，又不让要；第三个，丈夫还是让她做掉，安心知道她的丈夫是非常喜欢小孩的，但是害怕她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将来生下孩子会被传染，而且是“胎里带”，于是就不让生。丈夫一再告诉她：“你不能太自私，不能太自私。”这让安心有一天终于脑袋里炸响了一句话：“他不是不想要小孩，只是不想要与我生的孩子，不想要和自己老婆生的孩子？”这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屈辱。（5）

安心

长江

　　我和安心的交谈是在上海，摄制组刚刚结束在嘉兴对周一超的采访后，安心就从西安经过北京来到了上海。

　　安心身上带着病毒，这并不是她的错。她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是怎么染上的？她自己并不清楚。

　　眼下的安心并不是没有工作，许多年前她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西安市某个研究所，那时候学校还包分配，她参加工作的那一年单位又正好没有新员工入所体检，所以用安心的话来说她是有幸“混”进了国企的一个部门。但是随后几年生活的打击使她复发了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曾经患过的精神抑郁症，身体里的乙肝病毒一会儿是“小三阳”，一会儿是“大三阳”也不断地跟她捣乱。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安心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家休病假，没事了就在网上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同病相怜地聊天，在“肝友”这个特殊的“圈子”里，她得到了安慰。2003年6月她年满32岁，“肝友”还给她在网上过了个热热闹闹的生日，这使她结束了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永无止境的暗淡生活，离开家在朋友当中这家住住，那家看看。

　　我对安心的采访非常地直来直去，我说：“安心，如果你不介意，我能不能在采访时把你称作‘乙肝病毒携带者？’”

　　安心的回答很像她的性格：“不介意，一点都不介意。我觉得既然我同意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就一定要使用这种字眼儿，让别人都理解，不然别人不知道，很容易把HBVER和HIV混在一起（HIV是艾滋病病人的简称）。您就直接点明乙肝病人、‘乙肝病毒携带者’吧，其实我在发病的时候就是乙肝病人，只不过现在我没有发病罢了。”

　　我很感谢安心的坦然，赶上这样的被访对象，我也许能够带着观众往HBVER心里走得深一点。我问安心：“你还记得第一次医生告诉你你成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吗？”

　　安心说：“那时候我很小，没什么感觉，好像也感觉不到周围的歧视，只是家里人很注意，就开始给我买药，买那些保肝类的药。我记得有一种药叫‘云之肝泰冲剂’吧，就开始喝，然后家里就把我的碗筷和他们的分开，以后我也没有感到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把病毒传染给家里人，慢慢地家里的碗筷就和我的不分了，但我妈妈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替我担心。高三时我的身体还一直很好，顺利考上了大学，可是在我去大学报到之前，忽然发生了失眠，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几乎睡不成觉，等我一入学体检就又查出了乙肝‘小三阳’。”

　　我问：“那时候你知道‘小三阳’意味着什么吗，心里有压力吗？”

　　安心：“那时候还没有，1989年，学校里对我们这样的人还没有太多的歧视。”

　　“可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听到乙肝、‘乙肝病毒携带者’这样一类字眼的？”

　　安心：“那是到了我上大学二年级，一次得了肠炎，到学校外面的一个比较大的医院去检查，做化验，结果就又查出来了。这次体检我已经是‘大三阳’了，很重，当时我记得是我姐姐去拿的化验单，我正在上课，她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跟我说：‘安心，你现在的乙肝已经非常严重了，医院说像你这样的情况要上报’，我当时脑袋就‘轰’的一声，像被判了死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在教室门口我浑身发凉，牙齿都直打哆嗦。”（6）

安心

长江

　　我问：“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一听‘大三阳’就像给被判了死刑？”

　　安心：“那会儿，因为，我虽然还不是很了解‘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怎么样一回事，但是我已经知道乙肝病毒一旦感染到了一个人身上，很难治愈。”

　　安心的痛苦从上了大学二年级，以后多少年，可以说到现在都始终和她如影随形。

　　“大学毕业以后，有了工作，特别是后来我结了婚，慢慢地，我觉得我的处境就越来越尴尬。”

　　我明白安心所说的尴尬主要指的是什么，也知道依着安心的性格从谈恋爱的第一天起她就会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给爱人，事实上，她也是这么做的。

　　我问安心：“那时候你爱人在乎吗？”

　　安心说：“那时候他并不在乎，可能是太年轻，恋爱的冲动压倒了一切，我的确是对他说了我从小肝就不好，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且我还得过抑郁症，但他当时什么忌讳也没有，认识半年多，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结婚了。”

　　我问：“可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毕竟自己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有没有一份沉甸甸的东西总好像埋在心里？”

　　安心：“开始没有，一点都没有，直到后来想要孩子了，怀了孕。”

　　安心告诉我她从来就很喜欢小孩儿，男孩儿、女孩儿她都喜欢。结了婚还曾梦想过生个龙凤胎。“可是第一次怀孕后他说不要，那个时候我小，他比我大好几岁，我就什么都听他的，可是到了医院去要手术，我特别害怕，怕疼，就又不想做人流了，他就说‘你不能太自私，你有病，万一生个有病的孩子怎么办？’这样第一个孩子就做掉了。到了第二年，我又怀上了，他还是不让要，1996年那次，是我第三次怀孕，那年我刚25岁，过了25岁生日的时候发现的，我当时真想留下这个孩子，可是他还是那句话：‘不能要，你不能太自私’———”

　　安心非常坦诚地和我聊着，本来，安心在同意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是要求不露出面孔的，我们也答应了，可是到了上海，我劝她：“你心里有这么多委屈，已经决定让观众知道了，为什么非得遮脸？还是勇敢地面对为好。”安心想了想，很爽快，说：“好，那我就不遮了。”这样我们就在我住的宾馆房间里拿出化妆品来给她化妆。

　　安心长了个娃娃脸，大鼻子大眼儿的，我是很希望她在屏幕上能够被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很用心地给她化妆。我先给她铺了粉底，画了眉毛，又描眼线，补了高光，又打腮红，最后该涂口红了，我还在跟她有说有笑，可是安心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看着我手里拿着的口红，连忙跟我摆手：“不，不，对不起，我不化，这可不行，您可能已经忘记了，我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用别人的口红的！”

　　“不能用别人的口红？”

　　安心突然像子弹一样从嘴里射出来的话肯定把屋里的空气顿时改变了，接着她迅速地躲进了洗手间，不知道去干了什么，而我愣在那里，拿着口红的手定格在半空，好像不会动了。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我俩化妆时我并没有把安心当成病人，可为什么一进入具体的规定情境，一条鸿沟就立刻在我们彼此之间喀嚓豁开？这件事情发生后很长时间我一直都在想：“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活得真不容易，平时也许看不出来什么，但真正的尴尬猛然出现在生活的细节里，顿时就会让人感到切肤之痛。”（7）

安心

长江

　　一会儿，安心从卫生间里出来，化妆时的尴尬明显地已经被她藏到了笑脸后面，不管我当时脸上还残留着怎样的忐忑不安，安心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随后我们决定到宾馆楼外的草地上去采访，安心又恢复了常态，跟着摄像师一蹦一跳地先我去了，把我一个人扔在敏感里，不得不费很大劲去调整自己。

　　草地上，夕阳中，安心继续在给我讲述着她的故事：“真的，大姐，1996年那次怀孕，我特别想留下那个孩子，我可以跟您说，自从我怀了孕以后，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找我能吃得下的东西，千方百计地想增强自己的体质。为了能有奇迹发生，我还去医院向医生咨询像我这样的人究竟能不能生下个健康的宝宝。记得有一次去医院，那天天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我丈夫那时候已经不可能再陪我。一个女专家给我看的病，那个女专家大约50多岁，她先问我怀孕了查体怎么一个人来，你丈夫呢？我没有向她解释什么，我不能说我丈夫根本就不同意我要这个孩子，我只是自己想对医生说说心里话，说我如果想要一个小孩有没有办法阻断病毒传染，问她如果继续妊娠是不是一定会给孩子带来麻烦？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太出乎我的预料了，那个女专家先是问我身体有什么不合适，开始脸上还满平静的，可是后来听我说我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脸一下子就变了，立刻对我喊：‘什么？你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快快，离我远一点，先别把病毒传染给我！’之后又补了一句：‘至于你要不要这个孩子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不知道！’”

　　我不愿意相信世界上竟还有这样的医生或大夫，面对病人不分种类，不问病医治，首先把自己先保护起来！但安心在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好一阵子，眼泪一直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一开始就跟您说过了，那天天上下着很大的雨，我被那个女专家羞辱了一通之后跑出来，医院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一个人撑着伞，用伞挡着眼泪，那天的经历真是让我终生难忘，老天爷也哭，我也哭—”

　　为了“乙肝歧视”，安心十年来不知流过多少泪，第三个孩子又被做掉了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母亲完全有可能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新生婴儿只要在出生后24小时内注射了“乙肝疫苗”，病毒就可以被阻断，其成功率高达90％。

　　我相信要是当时安心就知道有“乙肝疫苗”可以让她生个健康的宝宝，相信哪怕用她自己身上的肉去换她也会在所不惜。但是那个时候安心不知道，她也恐惧生孩子，又特别想要孩子。采访中我曾很严肃地问过她：“因为7年前你还不知道‘乙肝疫苗’可以注射，生孩子确实对孩子有伤害的，一怀孕，孩子和病毒的问题就变得很现实很具体了，你就从来也没有担心过真的把乙肝病毒传给后代？你爱人的担忧你当时就一点也没有觉得有道理？”

　　安心告诉我：“我承认我丈夫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7年前我想要孩子，我不知道有‘乙肝疫苗’可以注射，可医生也不知道吗？要是那个时候那个女专家肯告诉我有‘疫苗’可以阻断病毒，我的人生和现在就可能完全不同，这件事对于她就是多说那么一句话，可对于我完全可以换一个人生。当然，除非那个女专家也不知道。（8）

千草千心

我已整理好全文。给你发过去。

安心

长江

　　“后来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晚上10点多了打来电话，很远很远地打长途到我家，拿着话筒对准他们家的电视机让我听，当时中央教育台正在播放着一个节目，讲的就是乙肝在母婴传播的过程中怎样进行阻断，就是通过注射什么东西，我先生当时也在家，我就马上叫他来听，但是他不肯，他不相信电视，他就是一味地害怕。”

　　“是不是你丈夫认为两个人只要真心相爱并不一定要有小孩儿？”我尽可能站在她丈夫当时的角度来想问题，可是安心对我说：“大姐，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知道我丈夫是很想要小孩儿的，只不过他不想和我生孩子。”

　　安心又一次向我说出了作为一个女人最难启齿的这句话，采访中这句话像一颗钉子，她一次次从心里拔出，每拔一次，心就得流一次血。

　　我也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着可爱女儿的母亲，但是面对安心，在上海采访的那个黄昏，我知道无论我给予她什么样的同情，对于她，都是一片苍白和荒凉———

　　采访安心，我的心像被什么人用绳子一类的东西给系了个死结，安心最后留给我的话是那样的悲切：“我活得太累了，觉得怎么也走不出连自己的丈夫都对我歧视的阴影，最后还是同意了和他分手。”

　　安心的“阴影”有多大？它在哪里？作为一个“健康人”我试图感性地理解安心，理解所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是我知道那永远是挂一漏万，隔靴搔痒，人怎么能真正懂得他人心里的痛？

　　2003年7月，北京著名的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最后一批SARS病人还没有完全康复，我们摄制组就去会见了一位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都相当熟悉的女大夫蔡皓东。蔡大夫40多岁，本是一名传染病临床医生，近年来为了帮助乙肝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进行身体和心理咨询，她一方面继续在门诊为病人看病；另一方面又抽出时间来专门设立了一个乙肝网站。在蔡大夫那里我听说她有许多乙肝患者特别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从网上寄来的求助信，为了整理和留档，蔡大夫已经把它们一本本地装订成册，并给这些来信取了一个中性的名字叫《信箱里的故事》。

　　走进蔡大夫不大的电脑间兼办公室，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先看看网上的来信，蔡大夫一边从高大的铁制书架上给我往下搬着一摞摞的装订册，一边不停地替来信人抱打不平：“你快看看吧，你不看，我也得让你看，读了这些信你就知道这些人今天是在怎样的压力下生存！”

　　《信箱里的故事》简短、工整，没有手迹，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信纸、信封，但读着这些信我分明能够感觉得到一种整齐划一了的痛苦、悲伤、愤怒和渴望。这些人的心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千万张嘴诉说着大致相同的苦难，面孔却仿佛只有一张。网络减少了人们面对面的交谈，却解除了人们的禁忌，让人心与心的大门有条件彼此敞开。

　　下面是我从蔡皓东的信箱里随意摘出的几个故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