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的方向是什么？—

谷子地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25年，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怪胎社会。

一边讲三讲教育，三个代表，不知再过几年有会讲什么，光讲不做，每天空讲，讲过就忘了。简直是《皇帝的新装》

一边是人民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到处都是失地农民，拆迁户，肥了特权阶层。

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权利损害后司法救济的途径

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人民没有耐心再等待了。我替我们的党和政府着急呀！

我始终坚信：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就象两点成直线，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这就是我的信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9-23 13:23:55编辑过]

谷子地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李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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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已久的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回顾前瞻，喜忧交集。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江泽民同志年来几次讲话，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过，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大家都记得，当年在延安他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著名谈话。可惜，他的晚年悲剧正是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影响及于全党全国，导致十年“文革”灾难。邓小平有鉴于此，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认为“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位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战争年代，我们倡导过三三制政权。关于党的领导作用，1940年，毛泽东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I年，邓小平撰文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我党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与民主的常识。“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有人闻之沾沾自喜！）”。60年过去了，毛泽东与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仍有现实意义，即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改革几十年的积习，难于一步到位，须分阶段、有步骤进行。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民主化自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关于党的民主化，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干部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是一项重大决策。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故“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我以为不甚妥当，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

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和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基础。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所作决定的同时，有权保留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党章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宪法也已有相应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现在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几点建议，其中有的关系到宪法的修改。

一、50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

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司法独立审判应贯彻于整个司法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总之，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何严格地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关系改革和稳定的根本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

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1956年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现在已经注意三农问题，农民仍穷苦，增产不增收，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引发闹事风潮，各地时有所闻。村民自治现已推广，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认真落实乡民、村民自治，真心实行政务公开，自我管理，并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此向时，依据纳税人负担能力，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县以下公职人员。

我今年已满85岁，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忧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当．还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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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作者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

谷子地

李锐专访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特约记者王永治发自北京
原载2003年3月3日《２１世纪环球报道》

　　 ２月２０日下午?８６岁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在北京家中接受了《２１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围绕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谈了一系列敏感话题。
　　
　　曾经打算联名写建议书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去年十六大前给中央常委的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在今年第１期《炎黄春秋》上以《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为题发表，具体情况怎样？
　　李锐：《炎黄春秋》发表时，将最后一段删节。我先讲讲这个意见书的过程。我们有些老同志，平时碰面时很关心当前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十五大我不是做过长篇书面发言吗？十六大要召开了，因此就想到再写个东西。曾经打算找几个中顾委委员、中科院院士，联名写建议书。后来考虑这个方式是不是好？各人有意见还是各人提吧。
　　
　　小平为何未能实践自己的讲话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到，鉴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导致文革浩劫，邓小平于１９８０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报告，认为过去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但讲话被人所阻，没能贯彻下去，这人是谁？
　　李锐：当年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信中我是写了名字的，即胡乔木。那时出了波兰团结工会的事情，他坚持“左”的立场，趁机做文章。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小平讲话很明确，但您说他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为什么？
　　李锐：十五大的书面意见中，我曾建议总结改革开放２０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到七个问题。包括胡耀邦辞职问题，我讲这么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据说，第三代领导接班的时候，小平讲了这样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是４０年代在延安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认为在经济上小平是抓得很紧很正确的：“不要问姓社姓资”，“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很正确。试问：不搞市场经济，不进入ＷＴＯ，中国经济怎能出现当前的局面？小平在经济上坚决反对过去“左”的一套，看到苗头不对，才有１９９２年的南巡嘛，将经济滑坡向左转的局势挽救过来了。
　　但是在政治体制上，领导体制上，他认为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七嘴八舌，没有一个权威是不行的。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所谓三权分立，他是坚决反对的。“清除精神污染”匆匆停止后，又接受“左爷”建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
　　中顾委没有解散的时候，十三大到十四大之间，有一年，薄一波还传达过小平关于权威主义的讲话。这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大概小平是赞成李光耀那一套的，认为没有权威不行。胡耀邦辞职，实质上是政治体制不改革上出了问题。
　　１９８０年小平那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是由于当时李维汉跟他一次长谈，讲我们过去的问题还是封建专制主义。毛搞个人崇拜，专断独裁，根深蒂固，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实际上苏联垮台，大家知道也是斯大林独裁所致。
　　为什么那篇文章又置之高阁？归根结底，除了胡乔木等影响外，还是他自己摆脱不了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我十五大那篇书面发言，要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就包括总结小平的错误在内。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才能避免重犯错误。

　　建议得到高层回应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你们认为《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新的中央领导所接受？
　　李锐：我的建议，好像接受得比较普遍，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我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必须民主化、法治化的问题，证明是一个普遍的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现在传出来，中央领导都赞成这种意见。这当然给大家一个希望。
　　
　　常委任期５年，十二大后已经解决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中央常委任期５年，连任一届。有实现的可能吗？
　　李锐：这实际上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十二大后已经基本解决。后来小平退出常委，已经身体力行了。胡耀邦早就讲过，他在十三大上要退下来。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还提出领导干部不能在党、政、人大、政协轮流转。
　　李锐：我认为这个不太好。这意味着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退嘛，实际上把人大、政协变成很次要的岗位，只有党的岗位是唯一的、最高的。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对现在各省、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怎么看？
　　李锐：兼任的利弊到底怎么样？我说不清楚。如果把人大当作立法机构，它区别于执政，那么一个地方党的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还是可以的。如果为了一把手说了算更方便，那就不好了。将来还是要用选举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的干部还是任命制，由上而下的决定制，并不是真正的选举制。党内也好，人大也好，各级政权班子，应该实行真正的选举制，这可以从基层开始。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和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有可能吗？
　　李锐：这个很难讲，也许有这个可能。５年中大家都希望有所变化。如果真正按宪法办事，即逐步实施宪政，当然有希望。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有报刊讨论人大和政协实行代表职业化制度，您认为其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锐：现在的问题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数太多。人大是立法机关，代表应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当然，代表要代表各个阶层，工人、农民都得有。如果难以一下子改变，那么人大常委会常任制，实行职业化，应该好一点。
　　
　　政法委书记统管公检法不合理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关于司法独立，目前议论比较多，党委直接干预公检法的事很多。您怎么看？
　　李锐：政法委是党内机关。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是不合理的，等于党直接干预司法。十四大还是十五大时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在我们没有真正把党政分开。我们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所以讲来讲去，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党。这个不改善，一切无从谈起。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似乎接触过执政党和一党执政好不好的问题。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出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六个措施，其中提出搞《政党法》和《参政法》。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锐：就讲一个问题。现在搞这么多干部，都是吃国家财政饭。一个政党在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负什么责任，怎样操作，包括其经费来源，等等，都要搞清楚。
　　谈到执政，我们国家现在是两张皮，党政不分、难分。上上下下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权大于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我的意见书开篇即说：“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日益盛行。”
　　
　　毛泽东七大讲话未公开的内容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提出要破除民主党派只任副职的陈规，可能吗？
　　李锐：民主党派任副职，实际上作用有限，甚至只是个摆设。任正职就不同了，有个责任问题。在开国之初还有民主党派任正职。但后来就没有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到“文革”就更不用讲了。
　　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现在已经出了书。他的口头报告，我当年听到的传达，讲有这样的话，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讲话，跟后来的文字稿，也截然是两回事。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这么说，反右并不开始于１９５７年，实际上酝酿于延安时期？
　　李锐：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都要听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和发展。最近，答罗稷南问，“鲁迅反右时处境如何”的答复揭露出来后，大家对毛的作风性格等，就更清楚了：他决不放过一个“异己分子”。（注：罗稷南当年与赵丹、黄宗英等知名人士接受毛主席小型宴请。宴会中，他问主席，如果鲁迅活着，在反右运动中会怎样，主席回答，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关在监狱里。黄宗英在会议记录中对此有专文记载。）
　　这个问题，我１９９２年写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９万多字，说得比较清楚。当时《桥》杂志整期刊登，后来收到《李锐反“左”文选》一书里。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治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还是在十五大的书面发言里，您当时认为中国面临七个危险：封建专制主义余毒依旧存在；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自己难以监督自己；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左右社会的力量出现；国外威胁；香港与台湾问题；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中国人多而素质不高的问题。现在，这七个危险是否依旧？
　　李锐：最大的危险是人治。只谈一件事情，现在全国错案、冤案很多，尤其是经济案件。有一个省的一件经济案，牵扯到香港的投资。上一届的几位省领导，将案件材料寄我，让我转交中央有关领导处理。从１９９８年开始，直到现在，转上去十几次信件，由于牵涉到现在的省领导，至今解决不了，错捕的人也放不了。我十六大的上书，提出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真正依法治国，是有自己几十年的切身体会而言的。
　　党内没有民主，国家也就难有民主。所以不能搞党高于一切，“一把手”高于一切。我为什么在十六大建议中引邓小平的话呢？他１９４１年撰文说：“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那时共产党没有得天下嘛，小平讲得比较合理。此文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提议的总结改革开放２０年的经验教训，做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估计何时能搞呢？
　　李锐：那要看以后形势的发展了。当然，教训都接受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不做出这个决议也没有关系。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这些建议的突破点是什么？
　　李锐：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是谈宪法，纪念新宪法颁布２０周年。他在讲话中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
　　宪法首先有一个修改问题，如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没有正式明确列入宪法。宪法的实质是监督政府，就是赋予公民监督政府权。西方几百年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所以我提出制定《政党法》和《执政法》，成立宪法法院，就是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党怎么执政，要有法律。政党本身要守法。
　　十三大报告提出党政分开，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在实干，要说到做到。
　　
　　对毛泽东继续造神，对党史继续造假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参与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独断专行，国际国内都没解决好。您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
　　李锐：１９８９年后，出现过“毛泽东热”，至今并未衰竭。如有关宣传毛泽东个人的各种著作，现在不下几百上千种。现在基本上在继续造神；在党史上也还在继续造假，把许多真实情况隐瞒，继续擦胭脂抹粉。例如，有关“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区。许多有关毛和党史及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的书籍，只能在境外出版。
　　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做法，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在西方，“个人崇拜”（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
　　我的看法，马、恩、列、斯、毛、邓，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哪些是对，哪些错的，哪些要发展，都必须搞清楚。毛泽东的阴影现在仍然笼罩着我们。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
　　总而言之，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讲自由民主，讲科学，必须法治，不能人治。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把个人抬得高高的。
　　要讲信仰，只能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个个人及其学说。信仰属于宗教。马克思的名言是“怀疑一切”。科学与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继续反思、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像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样的问题？
　　李锐：不会，毛泽东的正确东西不会丢。中国的农民不会起来推翻共产党。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比较照顾大局。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同过去大大不同了。现在的领导同过去毛的时代也相对不同了。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会不会导致洋务运动的后果？
　　李锐：也不能说政治体制完全没有改革。比如现在我就可以这样自由讲话。人大、政协还有不同的声音。估计各级领导到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才能有进步。
　　过去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刘少奇、周恩来都难有发言权。刘少奇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不同的声音，就导致了那样悲惨的结局。这种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干部四化”以后上来的，尽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但都是改革开放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现在私有经济的产值已经占全国一多半了。
　　不过，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不搞民主化、法治化，政治体制不改革，人治的问题不变，经济上也会有问题。腐败是不得了的，每年以千为基数的县以上的干部犯罪，省部级干部犯罪，已经上百了。这真不得了。问题就是领导的权力太大，党和国家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尤其舆论一律，没有舆论监督。
　　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关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宪法，要有言论自由。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炎黄春秋》没有挨批评，反受到称赞，希望这也是一个信号，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

谷子地

自杀式爆炸袭击不断 人人喊打哈马斯

2001-12-06 08: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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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组织首领亚辛被软禁

　　

　　相关专题：巴以冲突升级又酿血案


　　南方网讯　自上周末开始，哈马斯组织连续制造了多起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杀式爆炸事件，先后有数十名以色列人丧生，数百名以色列人受伤。美国总统布什12月4日把哈马斯称作“当今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个恐怖组织”，随后布什下令冻结3个被指责为哈马斯提供援助的机构的财产。布什表示，打击恐怖主义的法网正在收紧，现在又收紧了一步。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4日报道，布什政府将采取措施，冻结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慈善机构的资金，因为以色列方面称这家机构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牵连。

    这是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政府第3次冻结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的机构的财产，也是美国政府首次冻结与“9·11”事件无关的组织的财政援助。“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发誓要打一场反恐怖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要把拉丹捉拿归案，而且要挖掉所有恐怖主义的根源。美国国防部也早在11月2日就把哈马斯列入恐怖组织的黑名单。

    据报道，这家慈善机构叫“达拉斯圣地基金会”，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一直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都表示，该机构募捐到的钱全被用于哈马斯所管理的学校、自杀式炸弹攻击者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掌握大量资料，证明“达拉斯圣地基金会”向自杀式爆炸事件发动者的家属提供资助，并与其它暴力活动有牵连。美国和以色列还将采取措施，对巴勒斯坦Beit　El—Mal公司进行制裁。以方指出，这家公司曾向哈马斯提供资金支持。除此之外，以色列还怀疑约旦河西岸的Al—Aqsa银行也向恐怖分子提供经济援助。但“达拉斯圣地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称，他们“从未向哈马斯或任何其它宣扬、资助或发动恐怖主义、制造暴力行动的组织，提供资金、服务或任何其它形式的支持”。

人人喊打哈马斯

阿拉法特:　逮捕哈马斯成员
    自从以色列在上周末遭受连串自杀式炸弹爆炸袭击，造成25人死亡之后，巴勒斯坦保安部队已经逮捕了100多名哈马斯民兵组织成员，这是近年来巴勒斯坦当局对哈马斯组织展开的最严厉的打击行动。　　

沙龙:　暗杀哈马斯领袖
    以色列对哈马斯组织的自杀式爆炸深感头痛，决定对其领袖实施暗杀政策。最近两个月以来，哈马斯军事派别“卡桑旅”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阿卜杜拉赫曼·哈马德和哈马斯军事首领、被以色列军方列为头号通缉犯的阿布·胡努德先后被以军炸死，以军方领导人称这是“重大的军事胜利”。

国际档案：哈马斯

　　伊斯兰抵抗运动是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成立的激进组织，简称“哈马斯”，是由“伊斯兰”、“抵抗”、“运动”3个阿拉伯语词头字母拼写而成。1987年12月由巴勒斯坦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创立。
    精神领袖
    哈马斯成立后，在精神领袖亚辛的领导下，曾策划了多起针对以占领军的示威和恐怖行动，制造了多起自杀式爆炸事件，还不时袭击以边防兵，绑架或暗杀犹太人定居点的居民，在以国内引起极度的恐慌和不安。1989年哈马斯被以色列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取缔其一切活动，并将亚辛逮捕入狱。
    政治主张
    哈马斯主张暴力斗争，以武力彻底解放从约旦河西岸到地中海的“全巴勒斯坦”土地，实现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目标，拒绝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利。
    领导机构
    哈马斯的领导机构是由7人委员会组成，分管政治、军事、保安、组织、宣传和监狱等部门。哈马斯人员的构成分“公开”、“秘密”和“军事”三部分。公开部分包括具有合法身份的人员，秘密部分指负责组织、动员游行和斗争的领导成员，军事部分则是训练有素、专门从事暴力活动的武装分子。哈马斯正式成员约2万多人。

　　哈马斯与巴解从合作到反目

　　哈马斯组织与巴勒斯坦当局的关系长久以来既复杂又紧张。在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中，哈马斯曾一直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并肩战斗，是巴勒斯坦反以斗争中一支最积极的力量。但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哈马斯与巴解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哈马斯反对与以色列和谈并一直坚持反对以色列的暴力斗争。

    在过去14个月的巴勒斯坦反抗活动中，哈马斯组织和巴勒斯坦当局的权力平衡已经出现某种转移。在日渐激进的巴勒斯坦民众当中，哈马斯组织已经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今年10月17日以色列旅游部长泽维被暗杀后，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卡桑旅”等派别被巴勒斯坦方面宣布为非法组织。

　　美国眼中的“恐怖组织”


　哈马斯已被美国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其标准L是什么呢？从L1997L年起，美国国务院每两年要公布L一次它所认定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并发表L关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报告。其依据是L1996L年美L国国会通过的一项《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执行死亡L法》。确定一个组织是否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有L3L项标准：第一，它必须是在美国国外的组织；第二，它L必须开展了恐怖主义活动，如暗杀、爆炸、绑架、劫机L等；第三，它必须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包括国防、外交L和经济利益造成威胁。总之，在美国眼里是不是“恐L怖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损害了美国的利益，L而且不同时期认定的目标不一样。（编辑：邹强）

热爱和平

很遗憾，我只是一介平民，这几年来我是看不到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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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我们的政府做的有点慢，以至于由于一些原因，咱们有的人甚至感觉不道。

unpigdual

呵呵，说维权的问题，就不太应该跑题到美国怎么怎么样的问题上去。经过亲身体验，我认为在美国社会工作生活比之在中国更愉快一些，不过美国和中国的各种条件都不同，游戏规则也不可能一样，因此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实质上没有可比性。

在美国维权有在美国的路，但这条路在中国走，那就未必走得通，共产党政府有其自己的敏感点，不能不考虑这许多实际问题。

热爱和平

有道理

不再流泪

政府为老百姓做过好事？
我真的没看到哦！

忆风

呵呵，说的不错，乙肝的维权和美国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不过知道美国的的事，没有必要非得去过美国，就象讨论乙肝维权，不必非得是乙肝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