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的2010年,谁都不敢说中国的改革已经结束了,担你去问一下任何一个捷克的、波兰的、匈牙利的以及俄罗斯的学者和政府官员,问他们改革进行的怎么样了,问人们对于它们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们都会很吃一惊,怎么还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改革是休克疗法看还是渐进式好,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他们国家的改革早都已经全部完成了。而中国到了2010年还是进行时,还没能最后下一个结论。 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比东欧休克疗法式改革要更优的人,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的结论为时过早,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局面呢?你通过渐进式改革,先改经济然后再考虑改政治。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 原来以为按照理想状态,先进行经济改革让很多人尝到好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上升,另外不同的利益群体也会出现。然后等经济发展好了,温饱问题都解决好了,生活的很舒适了,再来进行政治改革。听起来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应该是很的,但很遗憾的是,第一步也许是没问题的,就是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的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也增加很多,很多人进入城市,房子也比以前要舒适多了。但这个时候要再进行改革,动力远远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了。当初以为经济改革完了以后可以进行政治改革,但是现在发现政治改革没有动力去支持了。 新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时对于渐进式改革更好的判断是很片面的,跟我们今天已经经历的现实是不相符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头痛了,就是靠什么东西、什么压力来推动温家宝总理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我们看不出来。尽管我们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改变,但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那么依赖投资、那么依赖出口,从根本上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制度决定的。如果基础制度不能够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的话,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改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不会成为现实。 和讯网:现在人们对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非常关注,如果下一个10年我们不能深化改革的话,是否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陈志武: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恰恰说明渐进式改革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家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改革的动力就不会有了,改革走了一半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做出判断渐进式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更好的结论的人,他们的逻辑上欠缺的地方就在这儿,因为没有考虑进去人的本性。
实现“包容性增长”需改变政府主导一切的方式
和讯网:今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包容性增长”,你怎么看待“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 陈志武:实现包容性增长首先要靠市场经济,第二是要靠基于个人权利、法制和民主的体系。实际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包容性有些是最好的,当然我们知道,当初美、英等国推政府福利项目之前,很多人都很穷。但他们首先是通过私有制经济、自由市场和民主法制,给社会绝大多数的人一个共同富裕的机会,然后剩下的通过福利解决。这一模式不能够反过来,由政府主导一切,然后再来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据中国自己的经历和其他国家的经历,如果由国家主导一切的方式来做的话,恰恰使得增长没有办法包容。连自由市场经济首先能够实现的那么大范围的包容性增长都没有办法实现,最后社会只能按照目前的政府主导一切的增长方式,使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分享到更多的好处,只有少部分跟权力比较接近、跟关系比较接近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更大的社会成员跟这些好处是没有办法搭上边的。 和讯网:对,像现在国家对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视,但是讨论了很久也一直拿不出一个很好的措施出来,有些措施可能即便提出来也实现不了,包括整个福利水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现在我们的整体福利水平还很低的时候,一些高级官员却出来表态,说我们不能像西方那种高福利国家学习,但事实上是我们现在可能连最基本的福利保障都没有。 陈志武: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在提倡改变收入分配结构,这么多的文件、这么多的人提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我想这个话不是今天才开始有的,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甚至于过去更早的不同时期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这个来作为追求目标的。所以不在于是否有这些口号,更多的是要在基础制度方面设计好,把所有希望达到的包容性增长和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愿望和目标,通过基础制度的安排来实现。很多人觉得美国社会的制度,私有制加上民主法制这样的制度安排,所实现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但是坦率的讲,实际的数据告诉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而美国的增长更加接近包容性增长。
众多转型短时间内同时进行对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
和讯网: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年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是国民的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你如何评价当前国人的社会价值观? 陈志武: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必须承认,过去30年中国所经历的是多方面的转型,可以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转型我们都经历了,而且是更长时间经历的。第一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是从农业为主的经济向工业化的经济转型,第三是从所谓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当然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就很多了。当然还有信息化社会的到了,包括互联网、微博等的到来,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型。 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的转型同时进行,肯定会让社会的每个群体、每个人人都会出现很多的断层和很多的阵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意料之中的,而价值观、文化方面被冲击的程度,肯定会很高、很多而且是很深的。这样一来,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社会跟原来确确实实是不一样了,在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之前肯定还会有一段阵痛的过程。不过我觉得如果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度、人们的权利得到保护的程度如果更高的话,那么这种阵痛的时间可能会短一些,而且会调整的更快。
不讲诚信的正收益太高导致造假泛滥、信用缺失
和讯网:中国现在存在很多不好的社会现象,比如说造假泛滥、信用缺失,还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在中国盛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是否如有些人说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陈志武:消费主义在美国也蛮盛行的,但是美国跟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社会很崇尚多样化,崇尚个性、独立性。所以尽管表面上看美国社会消费主义盛行,奢侈浪费的有很多,但是同时我们又会发现环境保护主义、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些方面,在美国社会总体上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在中国,自由表达,无论是言论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尤其是在独立思考这方面都不是中国社会包括官方和民间非常欣赏的。所以在中国很容易出现大多数的人都追赶一个时髦,这样一来就造成大家在追求的目标方面,都过多的、过度的同质化,而不是多样化、个性化。 关于诚信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核心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像唐骏的这个事,有多方面的原因,唐骏的这个事被暴露出来后,他做CEO、做总裁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不仅仅没有因为它的诚信问题受到挑战下跌,反而还涨了一些。而且到现在还有一些机构、媒体办会议的时候照样邀请他出来。这一方面是体制问题,就是整个社会、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都知道,最后不管是行政部门还是司法部门,都很难去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这些投资者就没有理由用脚投票把唐骏做CEO的那个公司的股票卖掉,因为这个社会不会惩罚他,制度也不会惩罚。还有像陈进在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做院长,汉芯的造假那么严重,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把他的职务开除了,他没有因为造假、欺骗、欺诈负任何的刑事责任。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之下,没有人会认为造假和不讲诚信的代价是很高的,顶多被发现了以后就把你原来不该得到的东西还回去,甚至这一步都可能做不到。人们会看到不讲诚信、欺诈、行骗的正收益是非常高的,几乎没有负收益,那当然就会去这样做了。 和讯网:除了制度方面的问题,是否还跟信仰也有关系? 陈志武:那肯定的,在美国宗教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学校里面尤其是教会的学校,从很小的时候,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就一直灌输诚信方面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通过深化改革让我们从一些岔路、歪路走回正路
和讯网:现在中国两极分化、贫富分化是越来越严重,很多富豪是越来越富,每年各种“富豪榜”都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但现在富豪榜却成为了“杀猪榜”,大量富豪在攫取财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触目惊心。同时,虽然现在的富豪越来越多、越来越有钱,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慈善捐款的乏善可陈甚至是为富不仁,那么你认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财富获取方式、什么样的财富观? 陈志武:我觉得这些做企业的人,有的人可能本来就是比较坏的,但是我不相信所有这些做企业的和亿万富翁本来就很坏,或者说现在还是很坏的人。很多人最终的行为和做法,肯定是整个社会制度架构、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的国有资产太多,政府对方方面面的控制太强太细,会逼的好多人通过坏的方式、坏的做法去获得财富、获得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会把好人也逼成坏人。 而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那样一上了富豪榜之后可能马上就成了被杀的对象。这样一来如果你捐赠太多了以后,明显的是自己花钱吸引社会和官方的注意,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也逼的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做太多慈善和公公益捐赠的举措。 和讯网: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缺少一种核心价值观,在未来10年我们是否需要进行核心价值观的重塑,如何重塑这种核心价值观,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陈志武:中国今天的价值体系的错位或者是混乱、颠倒,本身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渐进式改革的后果之一。因为改革应该怎么改,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歪路,按照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来讲,先不用去问清楚。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社会不管是小孩、年轻人还是大人;不论是普通百姓、学者、商人还是官员,都不去追究什么是正、什么是歪、什么是邪。 当社会不问对与错、正和邪这样问题的话,怎么能有好的价值观,有好的价值体系呢?所以要我看的话,今天价值混乱的这种状况,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的后果之一。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可能需要经历更多的阵痛,现在的阵痛已经很厉害了,如果这种阵痛再恶化的话,可能会将整个中国社会逼到物极必反的境地,让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开始呼吁,开始要求宪政改革、政治改革。通过一些更基础性的政治制度改革,把整个体制给扶正了以后,社会其他的方方面面才可能有空间从一些歪路、岔路走回正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