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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打鸡血治百病 [打印本页]

作者: liver411    时间: 2011-1-23 18:23     标题: 打鸡血治百病


风靡一时的“鸡血疗法”


作者:海巴子


从1959年到“文革”后期,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打鸡血”这一如今人们用来形容某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令亿万民众为之癫狂的岁月。最早将“打鸡血”作为条目收集到书籍中去,还是在“文革”后期。下面的这段文字介绍显然较具代表性——


“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部分患者有进补后的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在一部分医药、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贫下中农们用它来替代某种免疫性药物。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据一些革命的患者同志们介绍,鲜鸡血对半身不遂、脑中风、妇科病、阴道瘙痒、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医疗科学工作者认为,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曾经发生过一些患者在注射后突然亡故的事件。但无论如何,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生的医疗成果,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已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肯定,但还需要广大革命的医务工作者以革命的理论和科学的临床试验去证实。使用它除了要到一些正规医院外,人民群众大多应该到街道诊所、县乡医院接受治疗。”——摘自《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1年版


如此莫衷一是的所谓“教材内容”,在今天看来,简直就像一场笑话。


现在人们对于当年全国人民“打鸡血”往事的记忆唤起,似乎源于1990年。旅澳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1965年,广东省的“上流社会”中悄然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说是有个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高级医官,因“解放前欠下命案,最后决定处以死刑”。行刑前,高级医官颤巍巍地提出,他有一治病的“秘方”,如政府对他网开一面留条生路,可以提供给政府,用来感谢政府“不杀之恩”。后来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劝导”,那个军统医官方才招供了这个打鸡血“秘方”;方法是:抽取一只大公鸡(4公斤以上)的新鲜血液50至100毫升,脱离有机体后,以最短的时间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还说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这些年就靠打鸡血活着呐!1966年春开始,这“秘方”仿佛秋风扫落叶似的让“全中国的大公鸡们,一下子遭了殃”。现在许多人还这样认为:盛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打鸡血”风潮,主要是因为那个军统医官的交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上海有个“打鸡血”发烧友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西苏州路65号的上海永安棉纺三厂,公私合营前是一家职工人数不满300的小型工厂,1960年8月,作为上海最后一批公私合营工厂之一,永安棉纺三厂改制为上海无线电三厂(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名于世的“美多”牌收音机的生产厂)。正是这家在当时看来很不起眼的小工厂里,竟出现了一位绝对的“打鸡血”发烧友。


1959年5月26日刚上班,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医务室已被一群工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厂医余长士一大早用厂里的有线广播召集来的,因为在此之前,大家都听说了一件趣事,并兴致颇高地跑来观赏一次奇特的表演,“余医生要往自己的身上注射活公鸡的鲜血,这样能包治百病”。五年以后,余长士当着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一位负责人的面,回忆当时那次“当众表演打鸡血”的感觉时说,“一早注射过鸡血,上午的饥饿感越来越强烈,中午的饭量也大了很多。”


不过这一天,通过余医生的亲身示范,开始只是前来看热闹的人们,很快就消释了心中的疑虑。这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共有45个熟识或不熟识的人前来,让这位传奇医生给自己注射鸡血,奇迹很快显现:“诸多荨麻疹患者得到治愈,有人以往频频咳嗽,注射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摘 自《鸡血疗法简说》)。


这已经不是余长士第一次给别人“打鸡血”了。其实早在1953年,余长士就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并且已经悄悄地搞过一些实验,出于一名职业医师所知晓的起码常识,他不敢轻易对外宣扬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到来,社会上的浮夸风气愈演愈烈,这让余长士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平添了一股“攻关”的勇气和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不可思议的“打鸡血”闹剧,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903年,余长士生于安徽南陵一个大地主家庭,但其简历绝对经得起任何级别的政治审查:1922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医科部学习,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很快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底入党。1925年暑假期间,回到老家,创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组织创建了当地第一个进步社团组织—民智促进会。


1931年,正是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期,余在赴武汉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的途中被捕。根据余长士“文革”中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驻扎在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一天晚上,只是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左右。于是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山西名医武之望(字叔卿,号阳纡,生卒约1564年—1629年)所著的《济阴纲目》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女病(即各种妇科疾病)的记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


那个时期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学苏联,所谓“组织疗法”便是仿效苏联的产物,它有点类似中国人老话里说的“吃哪儿补哪儿”的意思,就是说,将人体的相对组织(器官),如胎盘、胆汁、肺液等经提炼后成为针剂,或注射或埋入病人皮下,以求治病强体。余长士的解释是:“根据民间的这种偏方,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于是,他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他从一只半岁大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据《鸡血疗法简说》里的记载:注射当天“未见有不适之感觉,周身也没有出现疼痛、瘙痒和肿胀之感。”之后的三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甚至常年不治的脚癣和小腿上的皮屑病等痼疾很快痊愈了。


从第二个星期起,余长士开始大胆 地再打了几次,同时还说服周围的村民来试验。他的试验对象主要是那些经常腹痛的(即有痛经症状的村妇),长年浸泡在水稻田里的、大腿炎症、勾股部患有湿疹的农民,还有个患宫颈癌的妇女,据称,“基本都在短时内获得了很好疗效”。


1959年初,结束在江西农村的“三反五反运动”后回到上海的余长士,被分配到“社改”老大难单位—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也就从那时起,他又开始悄悄地在厂里的工人中进行试验。1960年1月,余长士在给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的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2月实施活鲜鸡血的注射,全年中为本厂和社会有要求人员,共计约三百余病例,大多数人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基本可见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报告所述,亦非诓言。


根据1960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静安区分局派员调查后拟出的《上无三厂医疗卫生工作并鸡血注射试验情况汇报》中证实,余的确在工厂里开展了“鸡血疗法”的实验,根据病历记载,他一共为203例患者治疗,“根据病历记录和病人口述,所得资料可作如下分析:该疗法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其余如荨麻疹、慢性支气管炎及高血压症,病人反映有改善者不到20%……”但报告中也强调,“其中有36%发生高热、过敏性皮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静安区卫生局认为,对于“鸡血疗法”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试验来得到证实。报告很快转到时任静安区委书记的李梅生处,并得到同意。


1960年10月,静安区组成了由区总工会、卫生局以及包括余长士在内的研究小组,并在区卫生防疫站内设置了实验室。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露出端倪。余长士本人因为被纳入研究小组,更是兴奋异常,踌躇满志,甚感如此气候,定能成全其一番大业。


大跃进下的“科学试验”


接下来,研究小组首先的工作就是将“鸡血疗法”进行动物实验,并取得数据;之后起草了《鸡血疗法实验性临床应用报告》上报给上海市卫生局,报告中称:“……提取的鲜鸡血中经过分离试验,可见有一定的血清反应,但与其他家畜如马、羊等鲜血血清反应做比较,鸡血清(反应)较弱。”

但如此数据并不能阻挡这股“试验”高潮的进一步推进。1960年底,用于人体的试验还是展开了。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通过筹备,试验在“具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于(1961年)1月9日进入临床半应用半实验阶段”。到1962年12月底,共为1300余人进行过治疗,其中17人主动要求退出。根据多次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短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满腹泻、腋下或咽部淋巴肿大、过敏性皮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


其中最突出的副作用反应,还是以发高热、淋巴结肿大等为主。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虚、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双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不良反应。但报告特别强调,“因事先有所准备,出现不良症状者,经急救而得到恢复”。


随后,实验小组发现,通过注射鲜鸡血,导致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上海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过程中,技术人员开始设想,通过使用原来生产胎盘干粉的设备,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以降低过敏性副作用。结果,“经试用后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对于实验性注射从原使用鲜鸡血的方式,改用经提炼后的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进行了约1.5万人次的试验,均无副作用,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但余长士对这份报告十分不满,认为实验小组里有个别专家故意“夸大副作用”,对于疗效也持保留态度,使“鸡血疗法”的研究机构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制成鸡血粉后,不仅大大失去疗效,反应并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制造工序繁复,一般工人无法操作,技术人员十分紧缺,每100克鸡血粉的生产成本超过60元人民币,成本过于昂贵,严重违背了党倡导的‘多快好省’的大跃进精神”。


据《鸡血疗法简说》对这一过程的说明,从1959年初春搞注射鸡血开始算起,余长士坚持每隔一两天必要注射一次,有时每天都注射,并未发现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基本可以达到‘有病治愈,无病健身’的祛病延年的目的。”甚至还可产生“返老还童”的奇效。其间,他动员自己的爱人、亲戚、朋友以及一些曾与他共过事的人,都来参与试验,基本“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鸡血疗法简说》所做的统计,自1955年到1960年的5年时间里,他连续为自己或他人注射鸡血,通过长时间临床检验,他有确凿证据证明,以往所展开的治疗至少对24种疾患具有明显疗效,包括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而且精神健旺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但据后来上海市卫生局有关“鸡血疗法”小组的总结报告称,1962年底开始,拉起“响应党的技术革命”的大旗,余长士不再愿意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自动脱离研究集体,开始把病人召到自己家中治疗。卫生局基层处有关人员曾数次上门,意欲劝阻其不要盲目进行这种危险的试验,但 他“听不进任何劝阻,把卢处长等赶出家门……”当时,市六医院 的陈中伟医生因完成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而获卫生部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余长士这里,他颇不以为然,称“这算不了什么,我只会比他做得更好,‘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赶超国际水平的新型技术”。


这期间,国家卫生部突然发现,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油印小册子,都是些极度夸大“鸡血疗法”疗效的宣传材料。据调查后的不完全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县、州)的医疗单位或个人都收到过这种资料,其中宣称,“至少可以治疗六十余种顽固疾病,是卫生工作者发现的、效果最佳的仙丹神药”。在这些散发的材料中,主要有两个问题,引起当时担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爱国将领冯玉祥的遗孀)的高度重视:一是小册子里宣称,“鸡血疗法已经可以证实,属于国际领先的技术”,所以,目前中央已作出指示,要求只进行“秘密研究”,因此尚未被外界和群众所了解;二是透露说眼下有相当多的“老干部”都在私底下悄悄使用。为此,李德全向上海市卫生局提出要求,责成上海方面在最短时间里“调查此事原委,并上报中央以待妥处”。

经上海方面四十余天的积极调查,并向卫生部作出报告,称,“这份名为《鸡血疗法》的小册子,是于1964年8月私下印制的,其中共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阅读其中的内容,让人想起如今那些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神药,宣传方式和内容仿佛如出一辙。此事出现在信息闭塞的几十年前,“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偏方”之说,其蛊惑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上海市卫生局后来在调查报告中说,“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前往各级卫生院、乡间医生处要求注射,求治情况相当混乱,甚至自己注射。目前,全国各地的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专人来沪了解。”


禁令反而换来康生的支持卫生部门在与试验小组的接触中,也常会与余长士打交道。余坚持认为:“几年鸡血打下来,总感到身上的力气用不完,有时还会产生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当然,也有人觉得我的脾气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感觉不出,如果真是那样,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雄鸡总是很好斗的嘛!”


1964年,当农村“四清运动”向城市“四清运动”转移的节骨眼上,一肚子怨气的余长士开始爆发。他在5月写的一份“思想汇报”的材料中诉说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从静安区(余家住江宁路)跑到五角场为病家注血,写材料,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粮食不够吃,勉强支持供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当此,党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要求党和政府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同年12月,又给新上任不久的卫生部长钱信忠写信,要求组织上尽快成立鸡血研究会,并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教研组,并投入临床应用。


而同一天,他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也是要求获得支持,对“鸡血疗法”的地位予以呼吁。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为了答复中央对此事的过问,特起草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为慎重起见,事先还专门召开专家座谈会,专家们的意见极为一致:鲜鸡血的过敏性血清反应在人身上很明显,这完全是因为异性蛋白的存在,因此在《意见》中上海方面明确表示:“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这一类型疾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所冒的危险更值得考虑。”呈送卫生部时还建议尽快出台“限令各地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禁令。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为此,余长士极为恼怒,他在此后的自述中诘问:“……仅以治疗妇科月经量过多的疗效,已达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鸡血疗法的药理是有根据的,明代医学家武之望的《济阴纲目》中就有记载,它是得到过广大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先进人士一致公认的。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就在卫生部发布《通知》的同时,余长士已不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且“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10月,余长士在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康生(兼任“四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一封信里,针对社会上普遍反对他实施“鸡血疗法”的情况大喊委屈,说:“……毛主席最近指出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最近党中央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现在的一些医生,只会在图书馆里游走于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赤脚医生查资料,老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科学技术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吗?很多人以尊重‘科学依据’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要知道,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我认为科学依据也不能一概而论,医疗上更要辩证看问题,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内经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进一步上纲上线,“……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余长士还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仍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倒非多余。


康生于1966年3月7日作出批示,给予支持并很快把这封信转到上海市委,一些曾公开表示反对的人,顿时哑言。


人们对“鸡血”的“文革”记忆


2009年初,笔者在一次采访中,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油印的《鸡血疗法》小册子,这是1968年3月由“上柴联司造反总部”(上海柴油机厂联合造反司令部)组织翻印并分发的。小册子里提到,1967年7月,在国家卫生部“红心造反大队”的支持下,北京的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联合组建“鸡血疗法”调查组,共派出15支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事后的结论称:“‘鸡血疗法’是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工作中的最大贡献。”


因为自此之前的1966年12月,迫于康生批示的压力,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1967年卫生部的造反派还成立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并于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回忆当时“打鸡血”的盛况:“我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年到1968年,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狂热造反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上海浦东有一位叫茅祥林的市民,回忆当年弄堂里的人们热衷于此事的一段“插曲”:1973年夏天,已经在江西插队快两 年了,终于获得了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他家住长宁区与上海县(后划为闵行区)交界处。到家后第一个凌晨,正想睡个懒觉的他,竟然被一阵鸡叫给惊醒了,“连我们插队的农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养鸡,上海人竟敢私自养鸡 ?”家里的老祖母告诉他,家里养鸡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秘方”:白色、无一点杂毛、叫声高亢有力、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抽点血,包治百病”。因为在江西农村当过几天赤脚医生,隔壁邻居听说后,纷纷跑来请他给大家打鸡血。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敢把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长宁区的武夷路地段医院了解情况,看见医院注射室门外排成长龙,人人怀抱一只公鸡,“这才敢往人屁股上扎鸡血。”


前前后后,直到探家结束回江西之前,茅祥林先后给邻居不下200人次打了鸡血。“肯定有一些副作用啊。但那个时候,老百姓也没办法,胆子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那时也的确是缺医少药,被逼无奈,也应了那句老话:病急乱投医 !”


结语


余长士,作为当年积极推行荒谬的“鸡血疗法”的主要历史人物,我们似乎在探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人日后的有关状况。据上海市检验检疫部门的一份档案显示,余长士全国解放初期的级别是行政13级,相当于如今的副厅级干部,按照其1903年出生的确切记载(《芜湖史志》1993年版),活至今日,亦当为百岁老人了。但据记载,他早已于1978年退休(后改离休),退休前,他究竟在干什么?靠什么生活?居住何处?可惜,笔者遍查资料,均无收获。按照上海市干部殡葬制度的规定,以正局级离休的他,即使业已作古,也可在上海的龙华陵墓内找到他的墓葬,但笔者三次前往寻找均无果。


历史上的这幕闹剧终于阖起了幕布,但闹剧中的主角竟然也被历史的尘埃湮灭了,如此结局令人始料不及,但又分明感到这幕闹剧中,竟然掺合了如此之多的悲剧元素。


原载《档案春秋》2009年12期



作者: 我随心动    时间: 2011-1-23 18:30

不会出啥危险吧,要不你自己先试试,效果好再说一声。
作者: liver411    时间: 2011-1-23 18:35

我随心动 发表于 2011-1-23 18:30
不会出啥危险吧,要不你自己先试试,效果好再说一声。

你打乌骨鸡的比较好 , 公鸡母鸡留给30以上的打...哈哈...笑死啦。
作者: liver411    时间: 2011-1-23 18:36

本帖最后由 liver411 于 2011-1-23 18:39 编辑

文革"打鸡血"荒谬疗法:人人抱公鸡等注射



     


从1959年到“文革”期间,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在“打鸡血”这个形容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是一段狂热的岁月。

    文/杜兴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五年后,他回忆这次“当众表演”时说,“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医生的亲身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从下午1时开始,四十多人让俞注射了鸡血,奇迹立刻显现:“有的频频咳嗽,注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这已经不是俞第一次打鸡血。在过去几年里,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而“大跃进”的到来,更让他觉得有了“攻关”的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看似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于安徽南陵的俞昌时,有一份红彤彤的革命简历。19岁时,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转为中共党员。“五卅运动”期间,他活跃在上海总工会。1926年底,回南陵创立中共南陵特支并担任书记,在南(陵)芜(湖)一带领导农民运动,还曾在武昌被捕入狱。
    据俞昌时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的他,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竟在42℃以上,又测了好多只,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在中医传统文献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俞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
    1950年代初,中国各地学习、推行苏联的“组织疗法”,把人体的某些组织,如皮肤、肝、脑、胎盘等作为注射液,或将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看。他从一只公鸡的身上抽了1.5cc血,注射进左臂三角肌,结果“一点也没有感觉——不痛,不痒,不胀”。其后一两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发现奇迹”,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
    “于是,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又打到别人身上。”俞的试验对象,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一个大腿发炎的农民,一个患阴道癌的妇女,“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社论,肯定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4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在这场报告中,周恩来强调,“……计划规模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潜力已经挖完了,计划指标再不能够超过了。在生产和建设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俞昌时的机会来了,藉着大搞“技术革命”的东风,1959年6月,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他开始在职工中试验,“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的确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卫生局认为需要进一步实践,经过时任区委书记李梅生同意,组成包括俞在内的研究小组,设置实验室。
    后来风卷中国的“鸡血疗法”,便肇始于此时。被纳入研究小组的俞昌时激情满怀,准备大干一场。



作者: liver411    时间: 2011-1-23 18:37

试验
    研究小组首先进行动物实验,“初步印象”是,鲜鸡血有血清反应,但比马血清弱。半年之后,“就在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开始了临床应用”。到1962年为止,共治疗1320多人。
    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数为发热反应。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愈、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两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况。但报告特别强调,“经急救恢复”。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试用15000多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俞昌时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使鸡血的研究机构工作停顿。而制鸡血粉,“不仅大大失去疗效,且仍有反应,而且制造繁复,成本高昂,正与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据俞自述,从1959年搞鸡血起,他坚持每隔一两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时每天注射,毫无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可以达到‘有病可以治愈,无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还童”。他还让爱人以及一些老友试用,“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他统计,自己5年来亲身注射鸡血的疗效至少有24种,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痊愈,而且精神健忘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称,不愿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的俞昌时,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打着“技术革命”的旗号,俞昌时听不进任何劝阻。“陈中伟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我也会做,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
    报告称,俞还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夸大疗效的宣传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俞的宣传资料,鲜鸡血疗法被说成“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鲜丹神药”。在俞散发的材料中,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在他印制于1964年8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其宣传方式与现今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几乎如出一辙。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求医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人来沪了解求治,情况相当混乱”。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说。

作者: liver411    时间: 2011-1-23 18:38

    禁止与质疑
    坚持打了几年鸡血后,俞昌时“老是感到我的力气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总想试试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又有些同事们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到,如果真的话,我想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由于雄鸡好斗!”
    1964年,一肚子怨气的俞昌时开始爆发。他在一份材料中诉说自己的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跑老远给病家注血,写鸡血材料,和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勉强支持供应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
    “当此,党中央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和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时节,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出来,要求党和政府中心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他在这一年5月写道。
    12月12日,俞昌时给卫生部写信,要求:早日组织中央鸡血研究会,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研究组,研究并临床应用。而同一天,俞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要求其组织人员,调查研究后大力支持并倡导“鸡血疗法”。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坚持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半月后,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仅以对妇科月经过多的疗效,可以达到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在俞的自述中,“鸡血疗法”当时也得到了“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前进的人士”一致“公认”。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固有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
    而且,俞昌时并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而是“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对于卫生部的禁令,俞当然不服气。
    10月5日,《武汉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刊载了一篇署名“红光”的文章,题目为”鲜鸡血注射真能医治百病吗?”副题为“鲜鸡血注射非但不是万灵药而且危险性很大”。 俞昌时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反驳。
    “老实说,我当医生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听过这个方法”。针对红光的第一句话,俞反驳说:这句话看来很容易误会,以为红光同志的思想中一切未听说过的新事物,都是要不得的,那么毛主席最近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红光同志难道没有学过?
    而红光文中所说请教老医生、查资料,俞反驳说:最近党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图书馆查资料,找老中医而不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甚至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还怎么能突破常规,有所前进呢?
    对于红光提出要尊重“科学依据”,俞认为,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样,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
    “医务界一般说安全第一,疗效第二,药理上看,反应超过5%就不能临床应用”。对于红光文中重申的这一常识,俞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旧框框,根据辩证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理论内经上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甚至举例说,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
    俞昌时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将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实证明,俞的忧虑并非多余。

作者: liver411    时间: 2011-1-23 18:38

蔓延
    2008年,北京收藏家赵庆伟得到一本《鸡血疗法》小册子,1967年7月由“小汤山革命造反大队”翻印。这本册子里提到,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
    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回忆当时“打鸡血”盛况时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一个网名叫“金师爷”的北京市民回忆,1971前前后,到西双版纳插队两年的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权利,回家后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鸡叫给惊醒,“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养鸡只?”听父亲介绍后,他才知道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一个广泛流传的秘方是,白色、一点杂毛都没、叫声好听、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因为我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卫生员,所以街坊四邻听说我回京后就请我给他们打鸡血。”“金师爷”说,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能将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宣武医院了解情况,看见注射室门前排成长龙,人人怀抱公鸡等待注射,“这就增强了我为人们打鸡血的信心”。
    “金师爷”先为邻居郭大爷打了鸡血,回到西双版纳后,“前后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还回忆,除了打鸡血外,他还用过当时流行的土法子,将一些中药蒸煮过滤后,“直接扎进病人屁股”。而不良反应,“怎么可能没有?那个时候,人们一是胆大,第二确实缺医少药”。

作者: liver411    时间: 2011-1-23 18:39

余音
    直到2004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出版的《一万封信》里,还收录了一封“骗子”来信,此人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我改为穴位注射,在鸡心脏采血,每次采50,间隔一天再采,鸡不会死。”
    1990年代,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到一九六六年春,这“秘方”,秋风扫落叶一般,“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遭了殃”。后来,许多人提到“打鸡血”一词的来源,都引自这篇文章。
    桑晔写此文的由头,是三本宣扬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的书,其中一本附着录音磁带,据说那磁带已被大师“注功”,气已转换成磁;买回家塞进录音机一放,磁又转换成气,治癌,没癌治杂症和消灭“隐生癌细胞”。这篇题为《国人梦已醒?》文章发表于1992年4月。文末,桑晔说,“我想已经说得够多了;只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国人梦已醒’之后,醒了就练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可别真像那坏笑话所言: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中央大国,上帝说:‘为的是在我寂寞时看看他们在玩儿什么’”。



作者: liver411    时间: 2011-1-23 18:42

心动FYI:打鸡血

打鸡血”,又被冠以“鸡血疗法”的美称,以期听起来更加“科学”和更加“专业”。 “打鸡血”广泛流行于1966-1967年间。据传说,1965年起,“打鸡血”便开始流行于某省“上层社会”:某国民党“中将”军医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秘方”以求自保。大家相信,“打鸡血”的疗效,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愈百病。
  “打鸡血”的具体操作方法:用白色、无一点杂毛、叫声高亢有力、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从大公鸡翅膀下的血管内,抽取鸡血液数十到一百毫升,皮下注射,每周一次。据传说,经过一定时期,一些人会显得脸色红润,感觉浑身燥热,精力旺盛。

打鸡血多在城市的街道诊所、县乡医院,高潮时候还需要排队注射,一时间竟造成了小公鸡因紧俏而涨价。在低工资、高就业、物价稳定的当时,成为极罕见的现象。据称,被抽过血的公鸡瘦骨嶙峋,烹饪、食用时没有香味。

事隔40多年,我对那时节的壮观景象,依然记忆犹新:包括父母所在的单位、我们家居住的街道、和所有的机关大院里,忽然间“洛阳鸡贵”。不少人着魔似的,不管有病没病,怀里抱着活鸡,天天跑卫生所,抽出鸡血注射到自己身上,相信可以医病增寿。于是乎呼和浩特全城,昼夜鸡声相闻,此起彼落,如歌如诉。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我的一个同事就是鸡血崇拜者,经常看见他提着一只咯呀乱叫的小公鸡朝医务室进发,等他出来的时候小公鸡已经蔫了,他却满面红光迈着公鸡般地步子回家去炖那只小公鸡,进一步全面地吸收掉它。他60岁退休后的第三个月就死于癌症,也许是打的太少了,抑或是打的太多了?不得而知。

但1966年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奇怪的是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也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卫生部的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原以为将公鸡血注射到人肌肉内,可以治百病、强身体,许多人都和疯了一样去打鸡血。但后来许多人出现免疫反应,发热、局部硬结、甚至坏死,一场闹剧也就平息。成为一场不讲科学的闹剧。
    从目前科学观点看,鸡血中是含有类激素性物质,也可能会刺激机体的兴奋。但鸡血是异种物质,对人而言它有抗原性,会引起人的免疫系统强烈的排异反应和过敏反应。
    越是容易迷信的东西,觉醒的速度也越快。后来不断有打鸡血打死人的说法传来,加上不少人对把鸡血打进身体有些忌讳,不到一年的时间,打鸡血风就嘎然而止了。

就在那个无产阶级彻底占领了上层建筑的阶段,科学家、知识分子、臭老九噤若寒蝉,一切光怪陆离的事情纷纷涌现。

那时宣扬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的书也卖的很火,记得其中一本还附着录音磁带,据说那磁带已被大师“注功”,气已转换成磁;买回家塞进录音机一放,磁又转换成气。大师说有癌可以治癌,没癌可治杂症和消灭“隐生癌细胞”。

还有人将一些中药蒸煮过滤后,“直接扎进病人屁股”,自称没有不良反应。怎么可能没有?那个时候人们因为缺医少药而变得异常胆大。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可以创造一切人间奇迹。”

有笑话说: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中央大国,上帝说:“为的是在我寂寞时看看他们在玩儿什么”。



作者: liver411    时间: 2011-1-23 18:47

本帖最后由 liver411 于 2011-1-23 18:4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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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橙子红也    时间: 2011-1-23 18:52

如果是我,要么就不打,一打就打牛红!
作者: liver411    时间: 2011-1-23 19:06

觉觉了,打完感觉好的明天知语一声...就是别“出事”,play safe  

作者: 新来山羊    时间: 2011-1-24 16:45

不服不行,就是凭那时的医疗条件救了多少的中国人
作者: 老胶东    时间: 2011-1-24 19:04


作者: 岩浆中的热带鱼    时间: 2011-1-24 19:27

好长啊,懒的看,不过现在打鸡血的人遍地都是。
作者: 橙子红也    时间: 2011-1-24 23:00

岩浆中的热带鱼 发表于 2011-1-24 19:27
好长啊,懒的看,不过现在打鸡血的人遍地都是。

不会吧?
作者: 岩浆中的热带鱼    时间: 2011-1-24 23:16

橙子红也 发表于 2011-1-24 23:00
不会吧?

现在说打鸡血是指引申义。

作者: 高血压    时间: 2011-1-25 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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