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我：下一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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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对王振国的一篇宣传文章中曾经写道：“台湾岛的癌症患者中现在流传一句话：‘没用过王振国发明的药，就等于没有治疗到家。’目前，‘天仙’系列抗癌药在台湾有300多家连锁店出售。”但事实上，据方舟子调查，近几年，台湾“行政院”卫生署三令五申取缔、处罚“天仙液”广告，将其列为违规宣称疗效、夸大不实的产品；台湾的主要报纸《联合报》、《中国时报》都曾因为刊登“天仙液”的广告而受过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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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药费　　　　
在一些宣传王振国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让百姓能够吃得起抗癌良药，是王振国办企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王振国坚持在药品销售中舍弃中间环节，直接在全国各地联办、自办医院或门诊部，还经常免费巡回义诊。”　　
然而实际上，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患者和专家表示，王振国的治疗是昂贵的。“我老伴吃他的药，一年多一点时间，花了近4万元人民币，用‘冲击疗法’后更贵，每天用10盒共60支药，一天就是300块钱。” 杨啸说，王振国卖药不开发票，也只是开个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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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病故者童象炳的妻子说，他们同样吃了一年多一点时间的药，花了大约7万元。　　
还有更贵的。浙江省洞头县一个病人，2003年9月份开始，在上海接受“冲击疗法”，50天共花费近5万元，但病人还是去世了。“治疗费用很高，却没有看到效果。”病人的丈夫、现任洞头县人大助理调研员邱国鹰告诉本刊记者。　　
上海振国医院业务副院长朱宝宽证实了治疗费用的金额：“每个月大概花费四五千元，治好需要一年左右。一般大概要花四五万元。”　　
如此昂贵的“天仙”药物，其成本如何，患者和记者都很难了解到。记者采访时，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一位专家说，他的一个病人告诉他，在王振国的医院打一种注射液，一个疗程要3000元钱。“其实那种药一支成本也就几毛钱，”这位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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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7月份新华网刊发的一篇宣传报道中，声称王振国的系列抗癌药物已经被70多个国家的300多万患者使用，如果这个数据属实，每个患者花费以朱宝
宽所说的——四五万元计算，王振国起家的这十几年，其收入显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近期，王振国又连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分别投资上亿元，修建医院，振国集团一名员工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们准备从“散兵游勇式的门诊”为主的做
法，走向“正规军集团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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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因素以及国家在药品审批管理方面缺乏纠错机制造就了王振国的成功；最终使得患者要用他们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来检测那些被国家通过的“合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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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的成功三部曲
本刊记者/方玄昌 □/梅秦 陈吴
《中国新闻周刊》
2004年12月13日(总第2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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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事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他最初的“三步”：争取和通过“七五”
攻关项目；获得“尤里卡奖”；当选首届“十大杰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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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如何获得　　　　
1986年，王振国的“研究项目”通过国家“七五”攻关项目审批，这最终使“天仙胶囊”成为中国第一个经国家批准的抗肿瘤中成药。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两位肿瘤治疗专家，参与了当年帮助王振国申报“七五”攻关的工作，其中一位还是王振国项目申请成功后参与研究的专家之一。他们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对王振国和他的药物背景很清楚，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要求隐去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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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两位专家的介绍，王振国在文革时期念了4年小学，后来当了兵，在部队里当过卫生员，之后转业到吉林省通化市政府做文书工作，此后自称研制出
了天仙丸。　　　
一开始，王振国说天仙丸是根据他家的祖传秘方研制成的，但其实王家祖上几代没有人行医，他自己也不是医生。　　
后来王振国找到在国家科委工作的一个通化同乡，这个人正负责国家五年科技攻关计划。王振国说，自己的药抗癌效果特别好，想要争取国家科研课题。
这位同乡表示愿意帮王振国促成此事。按照常规，一个国家级的科研课题，要求研究单位具备一定的实力和基础。由于王振国不具备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不符合申报条件，必须另想办法——让别人来替他申报，而他作为主要研究人之一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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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广安门医院有两个要申报“七五”攻关的项目。科委方面便有人“传话”，要求这两个项目的课题组把“天仙胶囊”项目一起送交审批，否则另外两个项目可能批不下来，它意味着50万元的科研经费。　　
“那是1986年，50万的经费对我们来说是大数目。我们只好连带着把王振国的药也申报了，于是我们医院三个课题（包括天仙胶囊），都批下来了。”这两位专家说。　　　　
当时这件事的负责人是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的主任余桂清。为此，他的一位同事说，余桂清自责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