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牛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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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巫术
——疯牛病小传(五)

3. 及时的DNA重组技术

　侏儒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生长激素分泌或者合成不足都将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发育，其病症尤其表现在身高方面。1958年10月研究人员证实通过注射生长激素的方式可以使患者长到正常身高，全球迅即掀起了一股获得生长激素的热潮。在DNA重组技术成熟以前，尸检后的尸体是生长激素的唯一来源，为此很多国家均制定了一套用以从脑下垂体中提取生长激素的标准操作规程。20年间，美国、欧洲、亚洲、南美洲各约有5万共计20万儿童受惠于此种治疗。

　　1976年10月的某个夜晚，英国遗传学家迪金森突然意识到该疗法可能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CJD综合症医源性意外的发生，意味着从尸体中取得的生长激素可能被致病因子污染，因为各国的标准规程中并没有禁止使用那些患有此类退化性脑部疾病的尸体。而全球每年有数千名儿童接受生长激素的治疗，如果发生大面积的污染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迪金森就此可能性立刻对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发出了警告，委员会于是委托他的实验室评估从脑下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的标准程序的安全性。然而CJD综合症发病缓慢，实验最快也得等到1983年才能出结果。

　　经由基因工程获得生长激素还不够成熟，尚需数年时间才能完善，而供应市场需要则更需时日。委员会权衡利弊，在继续使用来自尸体的生长激素还是立刻中止所有的治疗的选择上，委员会认为值得冒险维持现状。后来，迪金森苦涩的回忆道："要知道，治疗效果令人非常满意。即没有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又能大幅度改善生活质量。一方面是高度的满足，一方面是一种含糊不清的怪症……"。

　　迪的实验室故意污染一批样品，经由标准程序提取生长激素后，开始了漫长的动物实验。颇让人宽慰的是，似乎标准程序能够将致病因子排除在外，然而以后的事实表明这只说明迪的实验人员操作技术确实过硬，并不代表其他的地方也能做到这么好。

1984年6月17号，一位母亲给斯坦福大学小儿内分泌专家辛茨（Raymond L.Hintz）打来了一个不祥的电话，她发现她的儿子——一个从两岁开始长期每日接受大剂量生长激素治疗的年轻人--动作笨拙而怪异。辛茨安排他在大学医院的急诊科检查，发现病人的语言与肢体协调能力均已受损，于是他安排病人接受一位神经学家的治疗。然而病情发展超乎想象的异常迅速，病人智力很快严重退化不得不接受入院治疗和护理，疾病毫不留情，6个月内病人终因不断发生的各种状况而死亡。1985年2月尸检确认患者死于CJD综合症。由于CJD综合症几乎不见于年轻人，辛茨不由得开始怀疑生长激素制剂被致病因子污染是导致病人患上CJD综合症的罪魁祸首。考虑到仅全美每年就有数千人接受此类治疗，若污染大面积发生那不仅意味着目前正接受治疗的数千名儿童未来的命运危在旦夕，而且曾经接受治疗，目前看似正常的年轻人其将患或者正患CJD综合症的风险比常人而言大大升高。基于此辛茨上书相关机构，建议审慎的追踪过去25年来所有接受生长激素治疗的病人状况，看看情况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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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H负责生长激素计划的主管在接到辛茨的报告后立刻开始行动，召集相关官员与科学家于3月8号举行了会议。会议最后决定警告所有医生相关的风险，并取消在非治疗性情况下使用生长激素。但对于治疗性的使用暂时不建议停止。毕竟辛茨的病人也有可能是经由其他原因接触到了致病因子，在这个可能性无法排除前，全面停止使用生长激素对病人而言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警告发出后，辛茨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很多小儿内分泌科的同行认为他反应过度。4月19号，NIH安排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会议，这时出现了两个新的病例扭转了局面。这两个病例早先都没有通报，医生没有把CJD综合症列如考虑，因为两个病人都很年轻。在通报发出后，治疗这两位病人的医生回溯病历，发现临床表现与病情发展都与辛茨所报告的病例异常相似。

　　在短短几个月内，三位使用生长激素的患者均死于CJD综合症，这实在是太巧合了。NIH至此不愿继续冒险，下令美国境内所有使用生长激素的治疗全部暂停。然而很多小儿科医师对此非常不满，毕竟一切并不十分清楚。就在这一切沸反盈天之时，来自DNA重组的生长激素的上市，化解了一切纠纷，因为重组技术生产的生长激素遭受污染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至1996年，全球追踪发现曾接受过来自脑下垂体生长激素治疗的病人，共80人死于CJD综合症，部分生长激素被污染再也无可怀疑，尘埃到此落定。加德赛克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事态没有演变成20万人死于CJD综合症实是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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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极 巫 术

——疯牛病小传(六)

4、诺贝尔奖竞赛

加德赛克曾在日记中推测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与他在Kuru症研究上的不懈努力关系密切。事实上，到这个时候，该领域的同行几乎都认识到，只要谁首先阐明kuru症作用机制，肯定能获得一个诺贝尔奖。众所周知，最终生化学家兼神经学家普西纳独拔头筹。虽然很多人认为普西纳过于热衷名利，并且颇为冒险，但不得不承认他的赌注下对了。

普西纳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担任神经科住院大夫时，他的一位病人死于CJD综合症，普西纳由此对这类疾病发生了浓厚兴趣。多年后，他告诉记者，当时在查阅相关资料时，他发现这个领域正是生化学家发挥能力的领域，寻找致病因子的化学结构。初次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虽然学校给了他适当拨款以研究CJD，但资金实在是远远不够。于是他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向卫生研究所申请大笔实验经费，当然卫生研究所拒绝了他，很显然，研究者必须具有病毒学方面的经验，才有资格，毕竟研究一种致命可传染疾病，不是闹着玩的。普西纳是铁了心要进入这片大好天地，于是他想法去到瑞典一家实验室去学病毒学方面的实验经验。学成后，转往落矶山与哈德罗合作。他们用比山羊更快得到结果的老鼠实验，全力寻找致病因子。

　　几乎同时，一位勤奋的博士生也正在逐渐逼近真相，20世纪70年代晚期，纽约州立发育迟缓研究中心，Partrica Merz 在此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中心于1969年成立，以研究脑部疾病为主，尤其是会传染给儿童的疾病。鉴于各种传染性脑部疾病都很相似，因而观察一种疾病或许就能取得所有这类疾病的基本资料了。牟丝(Merz)对羊搔痒症有兴趣，虽然科学家们已经在实验室中对老鼠已经做了广泛的定性研究，但还没有人看到过它的致病因子。牟丝对抽象论说没有丝毫兴趣，她决定直接用电子显微镜找到它。但要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先学会操作这种了不起的仪器。后来牟丝对记者说，“在操作过程中，你会逐渐熟悉细胞膜、细胞核的长相。你可以研究书里的相片，研究这个，研究那个。但如果你处理的是液体和微粒子，染色就完全没有原则可循，你必须花很长时间来建立辨识物体的架构，它们应当是什么，该是什么，可能是什么。真的吗？是不是毫无意义的残屑？是不是它该是的东西？一切全靠你跟电子显微镜，没有其它指引。”


　　即便在电子显微镜上，牟丝算很有天赋，但她也花了两年时间，才真正掌握了它。1978年，牟丝终于作为准备，这一年她和同事萨默维尔合作，用电子显微镜观察萨默维尔的标本。牟丝所用的电子显微镜上带一个小小的绿色荧光屏，但荧光屏的光线很暗淡，必须装在暗室里，但在这种环境中呆长了会削弱人的感观能力，甚至会产生幻觉，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还需要照相。牟丝后来回忆到，初次观察是在1978年2月，当时她照了很多照片，冲洗完成后照片上有很多棒状物，这是在屏幕上从来没有被注意到的。她说这证明我们多么容易视而不见。

　　没有人知道，牟丝相片中的棒状物是什么。萨默维尔倾向于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牟丝为了追查个究竟，干脆搬到电子显微镜室去住，一次又一次，棒状物只出现在于羊搔痒症的标本里，每种类型都适用。而标本都做了密码，在观察时牟丝根本不知道哪些标本是正常的而哪些是异常的。牟丝非常想知道的是，它所看到的棒状物究竟是不是50年代末克拉索在加德赛克送检的Kuru症患者大脑里发现的淀粉样蛋白。但牟丝请教的所有专家都认为不是，因为牟丝的棒状物没有通过刚果红的检验。淀粉样蛋白检验的金标准是样品经刚果红染色后，以偏光照射会散发绿光。但无论如何这东西不正常，毕竟健康的脑子里找不到它的踪迹。最终牟丝和萨默维尔把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德国的一份病理学期刊上，牟丝仍然坚持认为，棒状物必定与淀粉样蛋白有关，她给它取名为“与羊搔痒症有关的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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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丝知道她发现了好东西，于是她规划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现在她和耶鲁大学的马努利迪斯夫妻合作，他们供给她感染 CJD的人类组织，不仅仅是大脑还包括脾脏。这时大约是1980年左右，牟丝已经结婚并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在洗晚餐的盘子时，牟丝突然对她的原纤维有了新的想法——从来没有人见过致病因子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所谓羊搔痒症原纤维，说不定就是致病因子——这个巨大的可能性让牟丝当时就胃部抽搐，把晚餐全吐了出来，多年的困惑，突然出现了朦胧的曙光般的顿悟，让人极度兴奋。

　　普西纳也没有闲着，他回到加州大学他最初的起点，改进了传统的实验方法。改用比一般老鼠发病周期短一半的仓鼠来做实验，而且症状一出现就进行统计，不必等它们死亡。据普西纳自己估计这差不多提高了一百倍实验速度。在这段时间中，普西纳还两次去新几内亚拜访了加德赛克。加德赛克后来回忆这件事，还觉得有趣，因为普西纳的步行能力很差，不得不雇人抬着他翻山，即便如此，当他到达加德赛克所居住的村庄时，也经半死不活了。在1980年的二度拜访中，加德赛克和普西纳都认为羊搔痒症病原不含核酸，这种革命性的见地基于如下考虑，能破坏核酸的化学药品和处理方式，对羊搔痒症毫无用处，反之能破坏蛋白质的处理方式，则可以减少或预防感染。没有人真的知道，这两次朝圣般的拜访对普西纳到底有多大影响。然而，普西纳不愿意在继续等待下去了，毕竟加德赛克已经有了一个诺贝尔奖，他等得起。而普西纳于1982年4月——在合作者均认为证据过于草率的情况下纷纷退出论文署名，以唯一作者身份——抢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布论文《引起羊搔痒症的传染性新蛋白质粒子》，并在根本没有和加德赛克商议的情况下抢先命名为普利子。虽然对这件事，加德赛克有所不满，但大体上来说，加德赛克对普西纳还是颇为宽容甚至不乏某种欣赏。但其它的同辈的科学家显然不这么看。

　　抢占先机固然是颇为聪明的一招，但要是猜错答案可就没有奖赏了。普西纳在论文中刻意闪烁其辞，在普利子的定义中补充了一个条件，称目前的知识尚不足以完全排除该微粒内部或许含有少量核酸的可能性。加德赛克后来大笑着说在80年代他比我还会闪烁其辞。可以想象英国科学家读到这篇妄自尊大的文章时的恼怒，迪金森在《柳叶刀》的社论中狠狠挖苦道“发现DNA之前，一般人都认为病毒是种蛋白质，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半符合事实，本末倒置……”他提醒普西纳，核酸可以很容易的解释那些相竞争的羊搔痒症病原类别。后来怀恨在心的普西纳在一次偶遇迪金森时宣称“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分类克言”。然而无论普西纳是否相信，至少在论文中他猜测不同蛋白质的多基因密码可能是致病因子种类变化多端的肇因。而坚持认为致病因子是核酸的迪金森与同事欧特兰于1983年，提出了朊病毒假说。

　　接下来几年里，普西纳的实验室全力以赴加紧寻找致病因子。1982年12月，普西纳和他的两名同事，从感染羊搔痒症的仓鼠大脑中精炼出一种似乎只与感染有关的蛋白质，并且成功的将之用刚果红染色，起先他把它命名为杆状淀粉样蛋白，后来又改称为杆状普利子。为了推广使用普利子一词，普西纳煞费苦心将一本面向大众介绍有关羊搔痒症等有关研究的书就命名为《普利子、普利子、普利子》。显然这个所谓的杆状普利子就是牟丝所发现的原纤维，但普西纳根本不愿意承认是牟丝最先发现了这种蛋白质。数年后牟丝用相应的普利子蛋白抗体终于完成她的研究。1984年，牟丝、加德赛克、吉布斯等几名同事，终于公开了牟丝最初在老鼠脾脏里找到的羊搔痒症原纤维的重大发现，同时他们也宣布在Kuru症与CJD综合症患者大脑里也发现了该纤维，但在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等其它一些退行性大脑疾病中则找不到此种原纤维。此后在组织标本中找寻羊搔痒症原纤维就成了海绵质脑病变的标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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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普西纳幸运的遇到精力旺盛的瑞士研究员维斯曼，他们合作解开了普利子蛋白的遗传密码，并利用这种蛋白的基因顺序在基因库中找到了对应的DNA排列顺序。他们发现普利子蛋白的基因存在于感染了羊搔痒症的细胞中，这是意料中事。但真正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它也存在于正常仓鼠和正常人的细胞中。接着他们证实，正常和患病两种形式的普利子蛋白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密码。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么到底正常和异常的普利子蛋白到底有何差异？结果他们只发现一处，但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常的普利子蛋白很容易被细胞内一种蛋白消化酶分解，而异常的则完全不能。但是潜在患者体内原本正常的普利子蛋白为什么会变成病态的呢？一种可能性是变化是病毒或者朊病毒造成的，就像在肺结核之类的疾病中有时也会导致细胞中产生淀粉样蛋白一样。这也可以方便的解释不同类别的羊搔痒症。虽然多年来，无论是寻找病毒还是朊病毒的努力都无功而返，但找不到不等于就真的不存在！至于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普西纳提出的，在异常普利子的诱导下使得本来正常的普利子蛋白改变为异常形式，而且一旦改变发生，细胞似乎就只产生异常形式的普利子蛋白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不需要复制核酸而致病因子数量还是会不断增加的原因，这理论听起来基本上就像格里菲思的第二种复制方法。正如加德赛克常引用的他的授业恩师鲍林的话说，“观念是富于创造力的脑子拉的屎，所有人都在拉，但功劳通常不属于创意者，而是属于那些致力于将之变成事实，并为世界接纳的那个人。”

　　20世纪80年代末，所有从事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人都很沮丧，努力了这么多年，不了解的事情还是那么多！有人继续寻找病毒或者朊病毒，有人试图发明一种可以确切证明致病因子是否只有蛋白质的实验。这种焦躁情绪，被托马斯（没错就是你猜的那个——刘易斯.托马斯《水母与蜗牛》等作品的作者）发现，在他的《深夜聆听马赫第九交响乐》一书中，托马斯略带调侃的称羊搔痒症致病因子是“生物学上最奇怪的东西，在某个研究者搞清楚它是啥玩意儿之前，不妨视其为一个准现代奇观”。然而几乎没有谁准确的料到是，这种可怕疾病正以一种新的形式成型，俨然要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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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巫术——疯牛病小传

（七）

５、疯牛漩涡

　1985年4月25号这个日子对英国兽医惠特克（Colin Whitaker）来说是难以忘记的，可以追溯的英国第一例疯牛病案例就来自于他的记录。这天位于肯特郡中部的普仑顿庄园农场的奶农给惠特克来电说一头奶牛行为怪异，请他过去看看。惠特克检查后认为是卵巢囊肿导致它出现攻击性并且丧失身体平衡，初步治疗似乎很成功，但数周后病情开始呈进行性加重，最终它还是死了，被宰杀后送去做了饲料。接下来18个月中，庄园里又有7头奶牛生病死亡。到 1986年，英格兰西南部的三个郡中都发现了相似病例均无法救治。消息迅速在相关产业中传开。

　　接获消息后，英国农渔食品管理局实验室展开了调查。到1987年夏季，他们终于在患病奶牛的脑组织样本匀浆中找到了“羊瘙痒症原纤维”。这项结果以简短报告的形式刊登在在10月份的英国《兽医记录》期刊上，并将之命名为“牛脑部海绵化病”，不过显然疯牛病这个名字更适合媒体的口味。那时候人们还并不害怕这种疾病，许多漫画家用这个题材表演自己的才华，一时之间英国疯牛形象传遍世界。然而这种疾病是绝对不能当笑话看的。

　在报刊终于厌倦了疯牛的形象后，疾病也完成了它的积累阶段，爆发已经不可避免。到87年底，这种疾病已经广泛的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的牛群，只有苏格兰似乎仍然无恙。每个月病例都在上升，传染趋势显示疾病将呈指数式增长，中央兽医实验室终于按捺不住了，组织了一批精干传染病学家巡回全国查找原因。专家们发现，疯牛病几乎同时在英格兰各地爆发，而所有早期的病例都是指标病例。由此可见感染有共同的来源，那么分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奶牛之间有什么共性呢？如同破案般在逐一排除可疑因素后，食物污染就是唯一可能的原因了。疯牛病较常出现在奶牛而非肉牛中，这提供了线索，有什么东西是基本上只喂给奶牛而非肉牛的呢？排查之下，专家们得出结论是肉骨粉——一种蛋白质补给品——是最可疑的对象。

　　奶牛产奶需要消耗大量蛋白质，自古以来奶农都有些偏方。自二战始，方法基本固定，每天给奶牛补充两顿额外的蛋白质。黄豆粉富含蛋白质，一直是奶农喜欢的补充饲料。但不幸的是黄豆粉在英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产量都不高，无法满足奶农的大量需求。这时候肉骨粉就成了大多数国家可供奶农选择的替代品。肉骨粉的制作原料基本上来自报废的不能出售的牲口以及动物内脏等。为了满足大量人口对蛋白质的需求，我们饲养的家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同类相食的动物。高品质的动物蛋白是稀缺资源不容随便浪费，所以肉牛乳牛等家禽真可谓全身是宝，要么被人吃掉，不能吃的部分也得加以循环利用才是，成为下一代动物的食粮或其它商业产品。

早在1980年，吉布斯、加德赛克等就证实了库鲁症、羊瘙痒症等可经由口腔传染。但是使用肉骨粉已数十年，都不曾发生过疯牛病，那么在生产肉骨粉的程序有什么地方发生改变了吗？为了给调查一个起点，传染病学家得推算一个疾病开始得起点，这个时间大致上被定在1981到 1982年之间。三位熟悉肉骨粉生产工厂的兽医于1988年秋季开始对英国境内所有此类工厂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位于英格兰的许多工厂采用了一种美国式的连续处理法以降低成本，这种处理方法比原来的分批处理法的温度低，这是一个重大改变。而另一个改变则和萃取溶剂的弃置有关，为了延长肉骨粉的保质期，需要尽可能的把肉骨粉中的黄油萃取出来，一直以来工厂都使用的易燃的脂肪溶剂。易燃的脂肪溶剂是个危险因素，1974年一家工厂终于发生爆炸事故，伤亡多人，导致政府设立了新的严格标准。新标准无疑会增加成本，于是很多工厂逐渐放弃了萃取程序，而通过更有效的销售管理来避免产品变质。到1981－1982年，市场上萃取过黄油的肉骨粉比例下降到10％，而肉骨粉中的脂肪含量则从5％上升到12％。脂肪给致病因子提供了保护，专家们认为正是这两个因素的改变，使得本就强韧的疯牛病致病因子安然度过了处理程序，继续活跃。而位于苏格兰的两家工厂保留了萃取程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苏格兰的疯牛病爆发得最晚，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专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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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春季，牛津大学动物学教授索斯伍德（Richard Southwood）被政府委任率领一个委员会研究相关问题，并建议政府如何处置。委员会立刻建议全面禁用反刍动物炼制的蛋白质充当反刍动物的饲料，于是政府在7月颁布了禁令。不幸的是，这个禁令的目的并非为了保护人，而是为了保护牛。索斯伍德领导的委员会和中央兽医实验室的基本假设是疯牛病等于羊瘙痒症，他们还认为疯牛病并不能在牧场中平行传播或者经由母子关系垂直传播。考虑到数百年来人们吃患病的羊从未出现过感染事件，英国政府难免认为虽然疯牛病让养牛业损失惨重，但还不至于传染给人。禁令颁布后，患疯牛病的牛自然是不能在市场出售了，但同一牛群中的其它牛仍然可以继续上市。糟糕的是，政府并没有适当的补偿的养牛人和家畜尸体处理工厂业者的损失。这导致养牛人一见牛有所异样，即马上屠宰运往市场销售。而应该被禁售的肉骨粉实际上仍然在地下流通。环境健康官员斯塔塞（David Statham）后来告诉英国电视说，一切都混乱不清，很多措施都只是装装样子，并没有当作真正的公共卫生事件来处理。

　　索斯伍德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1989年2月公布，4名委员中，3人早已退休，不再参与积极的科学研究，而且所有人都不是海绵质脑病变的专家。报告中委员们再次强调了羊瘙痒症与疯牛病有关的假设，以及羊瘙痒症不可能传染给人类。一句话，牛肉是安全的。在报告中委员们乐观的估计，疯牛病会继续每个月感染 350－400头牛，到1993年累计到1.7万到两万个案例后开始衰退，到1996年左右消失。利兹大学的医学及微生物学教授雷熙（Richard Lacey）首先表示对报告的不满，同时也是最早公开谴责政府处理疯牛疫情不当的人之一，他在1994年出版的《疯牛病》一书中，大力挞伐政府对索斯伍德报告的反应。事实证明雷熙是对的，就在该报告问世时，每月病例就达500例，89年末更升高到900例，累计到95年2月共确认143109件病例，与报告中的两万件相去甚远。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府显然误导了民众，让他们相信牛肉很安全。兽医主管梅德隆（Keith Medrum）从疫情一开始就坚称疯牛病不会感染人类，政府的态度大大激怒了迪金森，早在1976年，他就指出：“以我们目前的知识，不能假设羊瘙痒症不会从肉品传染给人类。”后来迪金森尖锐的指出：“野心勃勃的官僚所受的训练，一言以蔽之，就是训练他们对自己不懂的事情作决策时，把良心放在旁边。他们光读读文献就成了专家。‘建议’是啥玩意儿？哈，就是他们在总结报告里写的东西，事先就把所有不合时宜的措施都剔除了。”政府对待疯牛病的基本态度是保护养牛业，而象迪金森、弗雷泽以及其它研究羊瘙痒症数十年的专家们都被摒斥一旁。

　　很多专家都发出了警讯，雷熙认为年轻医生霍尔（Tim Hole）与营养专家菲利普斯（J.Philips）1988年6月发表于《英国医学期刊》的文章，最先唤起大众注意疯牛病可能危害人类。兽医主管梅德隆则大力否认，声称就目前所知，动物脑病变与人类脑病变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无视加德赛克实验室多年来研究传染过程的成绩。89年5月，有位声誉卓著的神经学家，在一个全国性的广播节目中警告大家小心，并宣称他自己和家人已经不再食用牛肉。政府开始对这些声音施加压力，弗雷泽后来回忆说，此后我和许多资深同事接到警告，不得与媒体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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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情已经开始逐渐失控，到1990年1月，官方确认前一年共发生7136例，较88年增加了5051例，媒体开始叫骂了。英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提高对养牛业者的补偿金，销毁病牛可得到100％健康牛市值的补偿。同时政府试图淡化疯牛病可经由接种或喂食而传染给其它牛和老鼠的实验报导，农渔食品管理局发布的新闻稿说：“实验结果显示，使用不自然的感染途径，可散播这种疾病。这必须在实验室环境里执行，却从未在现实世界发生过。”雷熙对此勃然大怒的问道：“如果实验与现实无关，我们又何苦去做这些不自然的实验呢？”而欧盟的看法和英国政府截然相反，从3月开始就对英国牛外销设限了，但肉品除外。

　　同年5月一只名麦斯的猫的死亡，使媒体和大众终于开始真正重视相关专家的“危言耸听”。这只五岁的泰国猫于89年12月开始出现症状，到5月时症状严重影响其基本生存质量，主人只好给它做了安乐死。以前可从未有过猫患海绵质脑病的先例，一时之间在全英国掀起了一场恐慌，伦敦的牛肉消耗量锐减了1/3，学校的午餐也暂停供应牛肉。主管兽医梅德隆仍然坚持这只是一个意外，在5月10号的电视上，他更是夸张的故作轻松的宣称：“不必担心，英国有700万头猫，才死了一只而已。”接下来的4年中，英国共有62只家猫死于海绵质脑病，政府才承认问题可能出在遭到污染的宠物食品上。

　利兹大学仗义执言的雷熙身材健壮肥硕，麦斯死后他关于疯牛病的谈话才第一次引起全国关注。雷熙告诉《周日泰晤士报》的编辑，这种病在英国的牛群中越发猖獗，它会经由母系与平行方式传播，因此整个牛群都必须销毁。《周日泰晤士报》用雷熙的话当头题：“知名食品科学家呼吁屠宰600万头母牛。”农渔食品管理局用地毯式轰炸般的新闻稿作出回应，再三向民众保证牛肉的安全。年轻的面颊红润的农业部长冈默（John Gummer）来自于保守党，更是当着众多电视台摄影机的面亲手给自己的女儿喂食汉堡包，以此向大众证明对英国牛肉的信心。1990年雷熙出席英国国会农业委员会作证，提出若干重要论点。其中之一就是，即使有禁售内脏废弃物的禁令，已感染疯牛病的动物的肉也不安全，因为已知道密布肌肉组织中的淋巴管和神经同样会传播疾病。另外更重要的是，没有证据显示疯牛病和羊瘙痒症有关，事实上，有充分理由相信疯牛病有其完全独立的起因，因为牛羊混合饲养已历经许多代，却从未出现过传染迹象。雷熙指出，在发明检验疯牛病感染的方法之前，惟一可行的政策就是扑杀全部感染的牛群。

　　后来在面对记者时，雷熙沉重的将一份政府报告中的官腔翻译成清晰的语言，显示出政府在处理疯牛病的问题上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参照世界各地许多大规模的传染病研究，已获致羊瘙痒症与克－雅二氏综合症无既定关系的共识。我们亟需同样地保证疯牛病对人类健康无碍，最好的办法就是密切监视未来20年内，英国境内所有的克－雅二氏症病例。……”
　　泰瑞尔（Tyrell）报告

　　雷熙说：“在我看来这份报告遗漏了某些东西，第二个句子和第一个句子衔接不起来……我觉得很难让我相信一群独立的科学家曾说,我们需要向公众保证什么事，而办到这点的最好办法，就是统计未来20年的克雅二氏综合症病例。他们是在建议一项规模最大的、坐视多少人会死掉的实验。我不敢相信诚实、独立的科学家会有这种想法。我认为这份报告经过其它人窜改了，我就是不能相信任何科学家会说：‘为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就等着看会死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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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巫术——疯牛病小传
（八·完结篇）

　1995年9月，在爱丁堡国立克－雅二氏症监督小组中担任病理学家的艾恩塞德（James Ironside）大夫在一个死于克雅二氏症的十岁男童的脑部切片中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不寻常特征——大块的如盛开般菊花的淀粉样蛋白斑。花朵型蛋白块在英国或许是前所未见，但是在新几内亚却是库鲁症的诊断依据。艾恩塞德大夫立刻把结果通报了监督小组的主管威尔大夫。威尔立刻动员起小组全部成员，他们立刻发现了另外6个可疑的年轻案例。小组成员开始遍访全国以剔除家族性克雅二氏症，以及生长激素或手术而引起的克雅二氏症感染的可能性。到1996年2月底，威尔所领导的小组已掌握了一组流行病案例：8个年轻的克雅二氏症患者都出现了新型的花朵状蛋白块神经病理，都在患病初期就丧失了行动协调能力，后期则出现痴呆症状。威尔就此向“海绵质脑病变顾问委员会”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新发现。

　该委员会是英国政府任命的，就疯牛病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由一批科学家和医生组成。委员会安排艾恩塞德在3月8日举行听证。会议的氛围十分紧张，多数委员都意识到这很可能证实了疯牛病已经传染给了人类。委员会决定在3月16日再次开会进一步讨论这项发现到底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威尔领导的小组又发现了第九个病例，委员会开始考虑建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销毁全英国约1000万头牛。3月19日，委员会在卫生部和高级政府官员开会，这时又发现了第十个病例。激烈的辩论持续到午夜时分，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包括销毁全英国所有30个月以上的牛。但就是否向公众公开克雅二氏症出现新型态一事出现争执，不过卫生部长坚持公众有知道真相的权利。3月20日星期三，杜瑞尔在众议院作报告，向全世界宣布疯牛病可能会因食用牛肉传染给人，世界舆论一时之间为之哗然。

　　30年来，加德赛克对于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起因，始终提倡一种别出心裁的假说。假说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为出发点：致病因子复制的时候，必然需要某种携带相关信息的东西。在所有生物界，这个东西就是核酸。但是用辐射线等可以破坏核酸的方式来对付它却都无法消除它的感染性。这说明，它的复制程序必然与众不同。加德赛克认为，致病因子的复制方式是结晶。

晶体是物质分子有组织的集合体——相同的模式有秩序的一层层堆积。如果条件合适，它就从液体溶液中凝固出来。晶体的一切性质都决定于结构。同样是纯炭，在不同的条件下，既可以结晶成昂贵的钻石也可以是平凡的石墨。晶体遵守着一个微小的模式，模式就是晶体间代代相传的信息，通常由前一代的晶体提供。提供模式的样板——结晶信息的核心——通称晶核。结晶程序经晶核的种子启动后，就自动生生不息，新结晶就会从前一批生成的片断中拷贝而成。而同一种物质，若遵循不同的晶核模式，就可能拥有截然不同的物理性质，而导致灾难。

　　库尔特.冯.内格特(Kurt von Negut)1963年出版的小说《猫的摇篮》，讲述了一则晶核感染毁灭世界的虚构故事。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形式的冰，它的结晶模式和普通冰不一样，物理性质也不同：

　　布雷德博士自鸣得意地笑着说：“现在假设……我们在上头溜的冰或搁在高足杯里的冰——就叫它冰一好了——只不过是若干种里的一种。假设地球上的水凝固时永远只会形成冰一，是因为从来没有种子教它如何凝固成冰二冰三冰四……再假设……有一种形式，就叫做冰九——它的结晶根这张桌子一样硬——熔点嘛就算摄氏55度好了……下雨的时候，下的就是一颗颗冰九的小钢钉——那时世界末日就到了……。”

特深沉

《猫的摇篮》里就制造了一次这样的事故：一个冰九的晶核意外落进大海，于是地球上所有冰九的过饱和溶液——都冻得硬梆梆的，许多靠液态水维系的生物功能都完全停顿了。记述者追忆道“有一个像是一扇天空那么大的门轻轻合拢的声音，那是天国的大门，响亮的一声‘轰’。我睁开眼睛——所有的海洋都成了冰九。滋润的绿色大地变成了一颗泛着青光的白珍珠。”

加德赛克相信，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感染方式与此类似。致病因子是一片异常的淀粉样普利子蛋白(prion)，即牟丝发现的引起羊骚痒症原纤维的一个单位。羊骚痒症原纤维就是这种异常普利子蛋白结晶形成的长条状集合物绞纽在一块儿。库鲁症蛋白块则是堆积在患者脑部的原纤维，集结成较大的团块。加德赛克主张，异常普利子蛋白的结晶晶核就是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致病因子。它侵入神经细胞膜制造普利子蛋白的所在后，就取代了正常普利子蛋白的晶核地位，教导蛋白质原料模仿它的模式，生产出更多的异常普利子蛋白。此后细胞仍旧生产普利子蛋白，但异常已经取代正常了。异常普利子蛋白即不溶解也不能被细胞消化，它不断积累，妨碍或毒害某些细胞的基本功能，破坏细胞直至它死亡。然后身体会清除掉死亡的神经细胞，造成海绵质脑病变典型的空洞。星形神经胶质症中出现棕色星状物，也是因为星形神经胶质细胞主司对抗脑部的感染，脑部遭受奇怪的感染后，星形神经胶质细胞也相对增生了。

　　加德赛克根据这一别据创意的模型，不再称呼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的致病因子为慢病毒，而改称为感染性淀粉样蛋白。这个新名词不仅是涵盖这一种罕见的疾病，得益于加德赛克和他的同事对海绵质病变的研究，阿耳茨海默症的研究在1980年也有了重大突破：阿耳茨海默症已证明是脑部堆积了无用的蛋白质，形成了淀粉样蛋白块病变，因而就呈现出了淀粉样斑点。阿耳茨海默症蛋白又名‘纤维先驱蛋白’（APP），根普利子蛋白不同。它的特征是特定染色体上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基因，而且从未证明可以传染。但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与阿耳茨海默症的发展过程，却有很多雷同之处：两者都涉及到异常晶核形成，并导致淀粉样斑点累积而致命。

　忽然之间，加德赛克和他的同事发现，他们观察的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脑部淀粉样蛋白：传染性的(海绵质脑病变)和非传染性的（阿耳茨海默症)。加德赛克开始自豪地谈到了微生物学‘新纪元’：日益增加的证据显示库鲁症、克—雅二氏症、羊搔痒症、疯牛病以及其他海绵质脑病变的致病因子，可能都是‘传染性的淀粉样蛋白’。它们引起的疾病显然都是脑部淀粉样蛋白的堆积，跟身体很多其他部位遭受大规模感染时所出现的淀粉样蛋白斑块并无不同。加德赛克说：“同样的，神经学的新纪元也已来临了：我们发现阿耳茨海默症和正常衰老的大脑可作为非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的实例。
　　加德赛克说，他们在传染性淀粉样蛋白质疾病——亦即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中发现了“一种要求我们扩充生物学基本信条的新型微生物”。按照加德赛克的构想，DNA还是制造RNA，由后者负责制造蛋白质——他并不打算推翻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教条—但有一种异常的蛋白质介入，改变了制造中的蛋白质的最终形式。简而言之，这种新的致病机制跟化学的关系比跟生物学的关系来得密切。
　　加德赛克的异常蛋白质晶核模型，在说明疾病发展过程上，固然找不到什么漏洞，但作为致病原因，却还缺少确凿的证据。例如布朗就喜欢跟加德赛克唱反调那样，他曾经把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称做‘伪装成病毒的上帝”。他告诉我说：“致病因子性质的问题显然是关键，但很多人并没有把它恰如其分地分成两个有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跟我们所谓的病原学有关。也就是说，一旦病发，什么样的机制使它持续?它如何自给自足?它如何发展成看得见的淀粉样蛋白?但若就事实而言，更有趣的一个问题是，它最初是怎么开始的?”已经没有人怀疑异常普利子蛋白就是海绵质病变的罪魁祸首了。但很多人仍然怀疑传染的媒介也就是具有传染性的蛋白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仍无法排除致病因子是传统病毒或朊病毒的可能性。
　　建立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与阿耳茨海默症的关系，使得一系列罕见的疾病扩大而包括了人类最易患的失智症，促成了许多新研究者和新研究经费投入到了这个领域。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新一代的分子生物学家加入了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的研究。熟知结晶过程的高分子化学家也相继参与了进来(高分子是许多较小而相同的分子重复结合而成，很多种塑料、蛋白质、核酸都是高分子化合物)。上述这两种科学家，再加上微生物学家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医学专家，都希望达成突破性的发现，一举确定这类疾病的致病因子为何。他们的实验别出心裁，都非常优秀。
　　确知普利子蛋白是一种既有蛋白质后(由神经细胞制造，而非入侵的病毒制造)，就可以从这种蛋白质倒推回制造它的RNA，然后从 RNA回到DNA。1986年就解开了老鼠、仓鼠、人类制造普利子蛋白的DNA序列——基因——密码，而且发现它们很像，在分子的层次上证实了加德赛克的先见之明：所有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基本上是同一种疾病。这些DNA序列可作为探讨这种疾病的不同形式之间奇异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