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6月，本报刊出报道——《一个民工家庭能抗多大风险》，讲述了一对农民工夫妇因付不起1859元药费，投闽江自尽的故事。时隔不到8个月，同样的悲剧又发生了，又一对民工夫妻因高额药费，命断长江。
他们同样出身贫困农户，他们同样外出打工不顺，他们同样丢下了一个孤儿……但不同的是，前者未参加任何保险，而后者曾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对那些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的农村家庭，此类社会保险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或许正如一位专家所说：“这是中国医疗保障最根本的问题——医疗改革没能和社会发展同步，医疗基金无法和飞涨的药价相比。”
陈正先夫妇
“药罐子”家庭
陈正先夫妇赴死显得非常坚决。丈夫留下了遗书：“……我和元香永不分离，以江水为家……”然后，两人用皮带捆在一起，再加一道绳子，拥抱着跳进长江。
事发2007年2月22日———正月初五。这已经是8个月内，媒体报道的第二起农民工夫妇因没钱治病而跳江的悲剧。生前，陈正先住在湖北荆州第三医院内科病房。根据医疗费用单显示，陈正先住院时预存的2000元，离开时只剩几十元。
死者是在大年初三住院的。据其姐夫江书义说，当时陈正先脸色蜡黄，似乎随时都会倒下去。初五上午，检查结果显示：至少3种病侵蚀着这个农民工的肌体———乙肝、血吸虫病、肾结石。其中，乙肝转胺酶超标40多倍。“你的病很麻烦，必须要多花点钱，慢慢治。”一位医生对他们说。
38岁的陈正先，是湖北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村民。他在20岁时就被乙肝缠身，但因贫困从未系统治疗。他的妻子姚云香，不得不承担起所有活计。但这个现年34岁的女人也有坐骨神经痛的毛病，一发作就无法下床。
而在2005年9月，他们的儿子陈泽彪又大病一场———乙肝引起了肾病综合征，让这个可怜的孩子不停尿血。他在荆州第二医院住了19天，靠用激素来排除肾脏上的病毒，共花费12000多元———相当于这个家庭8年的收入。那段时间，身体虚弱的陈正先包下了家里所有活计，姚元香则在医院照顾儿子。为省钱，她恳求医院允许她带小煤炉做饭。
“儿子生病欠债没还，是真正压在他心里的石头。”江书义说。那张写在门诊病历的遗书证实了这一点：“……陈泽彪的病，何去何从……”
他们曾参加“农村合作医疗”
事实上，这个家庭曾经被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畴。
2003年，作为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12个试点县之一，公安县大力号召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保险。万众村当时有四成农民参加，陈正先一家就在其中。
这种合作医疗规定，每年每人要交15元钱，中央和地方补贴40元。但参与者大都认为，报销的条件过于苛刻，只能报挂号费和检查费的30％，药费需要自理。“卫生院的药费要比药店贵，而且挂号费和检查费报销比较麻烦。”一些村民反映。江书义称，陈正先曾告诉他：儿子陈泽彪的病共花了12000多元，合作医疗仅报销了863元。
陈泽彪经常听到父亲叹息：“家里没有钱。”
虽然陈正先从2003年到2006年一直参加合作医疗，但在公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的网络中心，本报记者查不到对他本人的任何补偿记录。
陈正先的姐姐说，“小病不去看，大病没钱看，看不起病就硬扛着。实在病得厉害了，陈正先就在药店拿点药，或直接到卫生院挂吊瓶。”
“农民自付的钱，依然是个沉重的负担。”公安县埠河镇卫生院一位副院长说。对于一个农民家庭，这等于“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
有关专家介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鼓励农民从小病开始治，并且鼓励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这样做，一是为不浪费资源，二是大病国家也负担不起。所以越去大医院，报销的标准越低。
“而这正是中国医疗保障最根本的问题。”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冯桂林认为，“医疗改革没能和社会发展同步，医疗基金没法跟飞涨的药价相比。”
一方面由于不再信任保险；另一方面，全家3口人每年45元的花费，对这个贫困户也成为一种负担，2007年，陈正先没有再参加合作医疗。
特困帮助的遗漏者
对陈家夫妇的自尽，万众村村支书李全洪感到很懊悔。“我们干部有责任，没能及时了解陈正先的情况。”他说，“如果他是特困户，国家民政每人每月会发10元补贴，还可以资助他们参加合作医疗保险。”村里也会给特困户一些照顾———比如逢年过节，富裕的养殖户会送上几只鸡、鸭慰问。
“我不想欠公家的。”一向老实而低调的陈正先，曾对邻居刘文才说。在2000多人的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只有4家被定为特困户———他们的收入比陈家更少。村主任苏孝廉说，“陈正先家一年收入大约2000元，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特困标准。但他家的钱，大多都付了医药费。”
有调查指出，农村绝对贫困群体的成因主要有5种，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疾病。
“目前，农村特困户救助还在起步阶段，标准低了一点，范围也小了一点。”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说，“荆州市农业人口400万，受到救助的人口有12万，不到2.8％。”
“像陈正先这样的家庭，穷困、疾病，毫无抗风险的能力。对他们，社会应该多一些救助体系。”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说，“本届政府把‘民生’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应该有决心、有能力募集这种基金。”
孤儿陈泽彪的后路
陈正先夫妇的尸体是在3月10日被发现的。由于打捞尸体花费了数千元，陈家再也凑不齐安葬死者的费用。万众村村民得知后，自发捐款12000元。除去寻找遗体和安葬的花费，剩余的钱都给陈泽彪存了下来。当地民政部门也免去了陈泽彪的学费，并为他申请抚养措施。
“孩子的乙肝要看好，他才12岁。不能让他父母的悲剧重演。”村里的人感慨说。
目前，陈泽彪跟着大伯生活。但大伯和大伯母出门打工了，把3个孩子留给了73岁的奶奶照顾。
“这样的孩子应纳入农村孤儿救助。”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说。
而对于陈正先在荆州住院时的医疗费问题，3天内，这位病人共花费近2000元。荆州第三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叶洪平解释说，住院初期的费用的确要高一些，是因为涉及到患者的各项检查。一旦检查完毕，单纯的药物治疗花费并不多。
但在核对清单时，记者对“建立健康档案费”和“疾病健康教育费”产生了疑问。
“这属于社区卫生服务及预防保健项目，医院是不应该收取的。”荆州市物价局收费管理科科长付卫华说。市三医院审计物价科一位工作人员也承认，这两项是不该收的项目。
因病人从医院出走自杀以及部分医疗费不明，家属和医院发生了纠纷。最后，医院以“从人道主义出发”，免去了死者2000多元医药费。
乙肝患者陈正先的打工经历
虽然身患重病，但陈正先对“住着大房子”的生活仍然充满向往。“无论如何，要出门打工赚钱。”他曾对邻居说。
2005年2月，这个身高不足1.65米、像稻草一样瘦弱的男人，第一次外出打工。他和妻子跟着三姐夫妇来到广东佛山。
他们在一个瓷砖厂找到了自己的生计——夫妻俩每天工作12小时，把烧得烫手的瓷砖从窑里扒出来装袋，再堆整齐。他们的手被烙破了，但想着一个月能赚1100元，咬牙挺了下来。可不到一个月，陈正先的乙肝发病了——乙肝病人如果劳累，就会发作。
陈正先的腹部疼得厉害，但他不愿去医院。连村里的小医院都看不起，还敢到广东的医院？他实在承受不住，就因为病痛回到家乡。
妻子姚云香一个人再也无法承受那么重的体力活：一个女人，每次要把100多斤烧红的瓷砖摆整齐。她又辗转来到一个制衣厂剪线头，一个月有500元收入。
当陈正先第二次来到佛山时，以前的瓷砖厂怎么也不肯要他，说他有病。其他的厂，不是待遇太低，就是嫌他身体不好。
他在佛山找了一个月，什么工作也没有，就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家乡。他打工赚到的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在路上了。家里的田地，也已在年初租给别人种。没有任何收入的夫妇，只能在荆州打小工，或是捞点黄鳝卖钱。
“他不想拖累兄弟姐妹，自己身体又不好赚不到钱，就走了这一步。”跟陈正先邻居20多年的彭友荣说。
在湖北省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陈正先的房子在村里是最破旧的。那还是他的爷爷留下来的。1990年代垮了一次，村里捐了8000块砖，给他修好。前年刮大风，厨房刮倒了，没钱修，3间房成了两间房。
家里的4亩地后来又被他收回了，种着棉花和油菜，每年除掉成本，收入仅2000多元。劳作之余，他在江边捕捞鱼虾，再拿去卖钱，小的和死了的鱼虾，就自己“改善生活”。如果哪家盖房子要建筑工，喊一声就去，可以赚5块钱10块钱。
但他的勤劳也远远无法承受家庭的重担：3口人的生活、孩子读书以及全家体弱多病。
这几年，家里还总是不顺。2005年孩子生病，外出打工不成，2006年又遭遇稻飞虱和棉花的虫灾，农作物大减产———那场百年不遇的稻飞虱，农药成了大投入。陈正先家没钱买农药，只好在邻居彭友荣的农药店里赊了2000多元的农药，至今没钱还。
但陈正先很勤劳，地里的油菜到现在还长得很齐整。村民们也总能看到他劳作的身影。稻飞虱时，他给二三十户老乡打过药，一天打几桶，一桶赚5块钱。因为打药太多，他中毒又送进了医院……
这对夫妇投江自尽后，陈家兄弟姐妹开始漫长又艰苦的遗体寻找：先是请渔船打捞3天，花费了4000多元后，再也负担不起。他们只能每天沿江边步行，从清晨6点找到天黑。
2月里，春寒料峭，长江上大雾茫茫。12岁的陈泽彪用稚嫩的声音，在江上、在江边高喊：“爸爸，妈妈，快起来呀……”当地有个风俗，投江的人，只有亲人喊才会“起得来”。
他们还复印了寻人启事1000多张，从公安一直贴到荆州。
3月10日，公安县杨家厂镇上码头江段，有个渔民放牛，发现了随江漂流的遗体，给他们打来电话。江书义带着人赶到现场看到：夫妇俩用皮带把自己捆在一起，还加了一道绳子，相互拥抱着。就如遗书上说：我们永不分离。（录入：陈利明）
发表于 2007-4-14 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