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对学术不端行为一定要严查严办 对学术不端行为一定要严查严办
——访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邹承鲁 《科技中国》2006.8 近年来，涉及学术腐败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现状急需整饬，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公众主体意识的强化，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公众事物。“科学打假人士”方舟子已经成为冲出科技界走向公众视野的明星式人物，其文章、评论常见诸于《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科技报》等主流媒体。这多少反映了公众对此类事件的关心、迎合程度。最近还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几大官方机构，教育部、科技部、科协等，在学术腐败问题上也将打破坚冰，开始有所行动。 对假冒伪劣的打击从来就有，也不仅限于学术领域。中国消费者协会这些年的“3.15”行动搞得轰轰烈烈。但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更揪国人心，特别是科研学术成果代表一国科研实力，有关国家颜面，也反映国家一年几千亿的科研学术投资的效率和效果，更影响国家的学术声誉乃至长期学术走势和格局。 然而儒家文化下明哲保身的行为习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术腐败面前，缄默的多直言的少。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也让官方机构在处理此类事件时，行为畏缩裹足不前。 在“沉默的大多数”反衬下，有几个名字更加凸显，方舟子、何祚庥，还有——邹承鲁。 邹承鲁，现今依然活跃在学术打假前沿，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此领域的一面旗帜。 他，已经83岁。 当七月初记者去邹承鲁家采访他时，去年左腿骨折的邹老还需拐杖支撑行走，消瘦的身影从偌大的房间一角缓步走来。这位以敢怒敢言盛名在中国学术界的人，仍然尽己之力痛斥学术腐败。他近年接受采访，也谈生平和学术，但学术腐败谈得最多。 当邹老和记者面对面时，他以他这个年纪特有的平稳语调说着中国学术腐败的特点。他甚至对“学术不端”这个词也不以为然，“不端得厉害就是腐败，而且必然牵扯经济、利益问题。” 作为这个领域的一面旗帜，从邹承鲁发表第一篇相关文章起，距今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20多年来，邹承鲁一直关注着中国学界的学术腐败问题，并多次亲自参与打假。平心而论，邹承鲁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对学术腐败的观点和态度和之前相比也没有多大区别，但平缓的语速下你仍能强烈感受到邹承鲁对反学术腐败的执着和一贯的强硬立场。 涉嫌学术腐败传闻的人或事都需调查（小标题） 《科技中国》：最近学界又出现了几起涉及学术不端行为的纷争。其中有一场论战直接把您牵扯了近来，在方舟子质疑并发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肖传国教授后［1］，肖传国在今年的6月8日发出了“致全国媒体，学术界同仁和方舟子的公开信”［2］。其中的几句话肖传国这样表述“你（指方舟子）可以从你发表的数十篇攻击我的文章中，随你选多少篇，附上你的‘证据’，一式二份，分送给邹承鲁院士和‘总是支持方舟子’的何祚庥院士，如果他们二位一致同意任何一项指控属实，肖传国的确‘造假’，我将毫无保留地同意他们的结论，将立即辞去中美所有教职，并在你赖以生存的北京科技报头版登整板广告向全国人民道歉，从此退出学术界，如何？……顺便声明一下：我从不认识这两位院士。……我相信他们不会说假话。”您看到过这个消息吗？ 邹承鲁：这个我看到了，肖传国让我和何祚庥两人做裁判。但具体的事情涉及专业的问题，我的专业还稍微接近一点，何祚庥专业则离得更远，因此，对肖传国事件很难裁判。 《科技中国》：这个事件多少反映出现在很多人都将您和何祚庥老师当作一面反学术不端的旗帜，涉及到学术不端事件中的人，无论持什么观点和意见，都希望你们出来说话。就此事您之前是否表过态？您愿意回应肖传国的公开信中涉及您个人的部分吗？ 邹承鲁：我还没有公开表态过。在这里我可以做一个原则性的表态：凡是有学术腐败传闻的人或事，都应该接受调查，按照事实下结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我收到有关肖传国事件的全面材料，我将尽力而为。 学术不端需要媒体干预（小标题） 《科技中国》：更早的一些时候，今年5月初，以美国印第安娜大学医学院免疫学教授傅新元为代表致信教育部部长周济、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对中国科学研究中的诚信表示了关注。这封信不仅收信人是中国四大有关科研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发信方的联合署名更惊人，120位留美华裔生物界人士在上面联合签了名［3］。您怎么看这封信？ 邹承鲁：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前也找过我签字，我没有签。信中有不要媒体干预学术不端的表述，我不赞成。中国需要媒体干预学术不端。 整个事情中，傅新元打了一个比方，拿媒体干预和文化大革命类比，我觉得也不恰当。这些人都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以为群众提意见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提意见，是上头要你提意见，你不能不提，上头要你打倒谁，你不能不打。文化大革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回事，他们不懂得那些。 傅新元我也认识，见过一面，他做的有些事情我也觉得不是很妥当。他提的六条建议里面有合理的部分，但是不要媒体干预，这是不行的。中国要是没有媒体干预，只是政府制定一些法规，我觉得是不够的。 《科技中国》：傅新元公开信中关于媒体是这样说的，“在缺乏适当调查的情况下，任何企图误导公众或利用新闻媒体去求得偏袒支持，或匿名进行公开人身攻击或传播谣言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加以制止。”您刚才表示不同意这一条，希望媒体的多方介入。但您也曾说“科学成果只能由同行审查予以评价。以种种手段造成政治上或新闻上的压力，都是极不正常的。”这是您在1980年10月9日《科学报》“科学的成果究竟由谁来评价”一文中说的话。那么，您怎么看媒体的角色？什么是媒体的正当介入？ 邹承鲁：我过去反对的是媒体参与宣传伪科学。如果是公平、公正、陈述事实，谁都不会有异议。媒体不能偏颇的相信一些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的判断和观点。 反学术不端不能“光说不练”（小标题） 《科技中国》：最近官方机构有些动向，科协要建立“科学家行为准则”，教育部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科技部要建“科学家诚信数据库”，您对此如何评价？ 邹承鲁：数据库如果公开，谁都可以上去查，可能会对反学术不端有作用。说到建立规范，其实早都已经建立过了，科学院、教育部都有。但就是执行不起来。教育部前两个月曾说，“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4］。但前面提到的肖传国事件不知教育部查了没有，这是他们该管的事情。 《科技中国》：傅新元的公开信里也谈到了需要从国家正规渠道建立学术评判的标准。 邹承鲁：现在的国家正规渠道不是建立不建立的问题，而是执行不执行的问题。科学院、教育部之前都早已有学术规范的条文，但约束力很小。光说是不行的，需要真干几件实事。 像处理上海交通大学“汉芯”事件，真正需要出现一件查处一件，这样来几次以后，学术不端风气就可以刹住了。光规范这样那样，什么实质的事也不干，是没有用的。不能“光说不练”。 《科技中国》：120公开信、汉芯事件等都是近期比较打眼的事件，如果不以单个事件看，您怎么评价中国学术不端行为的总体现状？ 邹承鲁：百分之一二三。像毛主席生前老说，坏人是百分之一二三，我也学他这么说。我想坏的总是少数，但是你要是不查处，它就会蔓延，扩散，危险是很大的。所以一定要严查严打。 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还是理直气壮的说“只是极少数，有的话会处理的”，但现在我已经不敢说这个话了。 《科技中国》：您说后果很严重，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从外行看，套用现在的话是会引起国家创新能力的削弱。您怎么看？ 邹承鲁：这都有关系。什么东西上网去抄，比自个儿创作总是省事得多，抄了之后，名也有了，利也有了，还没有太大风险。这自然鼓励更多的人去干，真正搞学问的人得不到鼓励，这就造成不公平。一个不公平的制度就会促使学术水平的下降。 另外，我原来经常到国外投稿，也做过一些国外杂志的编委、编辑。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现在已经看出一些后果来了，国外的杂志对接受中国人的稿件很担心，也就是说中国学者比较容易被拒稿吧。中国学术界的名声不好，他们也怕。这就是少数害群之马给搅的。我感觉到确实有少数学术腐败的人影响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声誉，这是确确实实的事情。 中国的领导认识到这一点，就早应该下手重一点。何祚庥有一篇文章认为，对学术腐败光说没有用，要处分，还要严重处分。这一点我完全赞成。
方舟子对学术打假有很大贡献（小标题）
《科技中国》：现在方舟子是媒体的明星，被称为“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您多年支持学术打假，对方舟子和他的“新语丝”网站也一定很关注。但现在有人质疑他的做法，因为方舟子无权力、无公共资源。他的方式是在个人网站上揭露他人的学术腐败问题，欢迎有疑义的人回应。争论的焦点是，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自认法官、律师、警察、检察的做法是否合法？现在是法制国家，谁给了他这些权利？您怎么看方舟子的合法性问题。 邹承鲁：他没法当法官，他最多就是揭露，说说意见。他有他的看法和观点，但他没有做法官，也不能做法官，他没有这个权力。有人说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话不完全对。他在吹哨子人家可以不理睬他。他有什么办法？他没有裁判员的权力。国外对揭发腐败的人就称之为吹哨子的人。 方舟子的网站“新语丝”我是常常看的，不能说每天看，但常常看。他不是只登一方面的意见，他是把双方的意见都登上去。他最近在说川大的几个人，这些人的声辩和支持的消息他也同样照登。 我觉得方舟子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大贡献。 最近有裘法祖院士［5］批评方舟子，众多院士拍手称快的报道。我不晓得这众多院士是指谁，反正我没有拍手称快。据我所知，经常来往我们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院士也无人拍手称快。 《科技中国》：方舟子以个人的力量，确实很难保证对事情的全面调查，这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邹承鲁：方舟子没有什么大问题。有时候他出于对当事人的告诫或需引起旁人的注意，说话比较尖刻一些，但我觉得并没有说得过激的地方。 现在国内学术腐败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很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 学术不端不是阶段性问题（小标题） 《科技中国》：最近的世界杯让我想到了几年前中国足协打击黑哨。当时裁判龚建平获刑了，但他一直在问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获刑。这和学术腐败被攻击的人心理很相象，觉得冤屈。现在的情况是，漏网的人远比被揪住的人多，甚至问题更严重，因没有曝光仍然很体面的生存。北京大学的王铭铭事件［6］，他被免去了所有学术职务。有人就说这是杀鸡骇猴。 邹承鲁：王铭铭被处理之后，他自己就不服气。就是不平，别人干这些事都没事，为什么摊在自己头上。这个恐怕是难免的。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被抓住的小偷，认为自己冤屈，这么多小偷怎么就抓了他。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问你有罪没罪，有罪就要受到处罚。认为自己没罪的话可以举证，但不能因为有的小偷没有被抓住就判定你没罪。 目前往往是小人物得到处理，而知名人士就很难处理，个别的反而得到更大的重用，我认为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纵容了这些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科技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无序和混乱是难免的，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这些情况会有所缓解。依此推论，中国科技界的学术不端，是不是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这种行为也会有所减少？学术不端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吗？ 邹承鲁：我不这么认为。经济上的事情我也不认为会自个儿就好了，都需要努力和整饬。不管的话，越来越严重。现在的学术腐败情况和我20多年前开始关注时不是情况好转了，而是更糟糕了。 课题费不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小标题） 《科技中国》：提到课题费，中国科学院某所的所长曾这样跟我说“除了菜市场买菜不能报销，其他都可以报销”，这是课题费滥用问题。另一方面，科研单位给研究人员的个人待遇越来越低，甚至每月的固定工资只有千元左右。他们认为个人价值和这个待遇是无法配比的，所以课题费无法避免的滥用。您怎么看这些？ 邹承鲁：科研人员待遇比较低，不能说非常低。另外，我也不相信研究人员的平均工资是千元左右的说法。 我知道的我们所里的同事，并不是依靠课题费生活。应该说工资加上补贴，还是过得去的。课题费只能提成10％，高额的课题费也是极少数。 《科技中国》：也有人认为这是社会问题，您这样的年龄，过去是国家包干的，医疗、养老、住房等等国家全管了。现在市场化冲击下的科研人员和学者，医疗、养老、住房都没有全面保障。他们认为国家给的待遇低，只有靠课题，甚至商业化的一些收入。 邹承鲁：这个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我现在年纪大了，没有自己的课题，也不去申请课题。所以我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法回答你的问题。就我所知的我们所里的情况，靠课题生活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少。 在工资比较低的时候，靠课题拿一部分我并不是完全反对，鼓励申请课题也是可以的，但毕竟只能占很小的一个比例数。 另外，我反对把课题费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只拿到可怜的一点。这种分配不均并且和贡献不相匹配的情况，我是非常反对的。 国外很有地位的教授，跟他工作的人不过就是几个，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达到两位数的，不像咱们现在的“包工头”，动不动就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从他那里拿钱，为他工作。他只管分配，工作全记在他的名下，他只管在论文上签名，钱拿走绝大多数，名也有了，利也有了。 我带过几十年研究生，少的时候两三个，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六七个，上两位数从来没有过。我已经觉得带得很费劲了，他们动不动带几十个的，是精力过人还是根本不管？是培养学生呢，还是滥用学生的劳动力？ 有人说总比没人说强（小标题） 《科技中国》：您热心学术打假已经20多年了，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因为这件事您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他们对您没办法怎样，但听说您的学生在申请基金，评选院士时波折就比较多。您始终坚持在多种场合反复说这些事情，效果如何呢？ 邹承鲁：总的来讲，效果不大。 就拿揭露珍奥核酸来说，我写的文章报纸给我登了个小豆腐块，珍奥核酸广告都是整版整版的。所以它照样卖，卖得很好。最差的情况就是有时不给登，不报道，对我说的事情不理睬。 《科技中国》：如果效果不明显的话，以您这样的高龄，还这样的努力，值得吗？ 邹承鲁：有人说总比没人说强。 《科技中国》：这是媒体，学界呢？您所属的中国科学院也是学术机构，以您的个人地位，是不是可以说得上话呢？ 邹承鲁：我写过一篇关于候选院士信息公开的文章，据说科学院主席团决定要实施我的建议。去年他们也给过我电话，说我的建议主席团讨论了，觉得很好，但是今年的选举时间来不及了，准备下次选举再开始实行。 《科技中国》：您说的话对科学院领导和学界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您是不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善一些情况。 邹承鲁：就是，我是希望这样。 我反正尽量说，归结到最后一点就是增加透明度。大家都知道，都看得见，都有权评论。不光是我一个人评论，大家都评论，不要暗箱操作。 政府工作也应该是，温家宝曾在讲话里说到，“政府工作要增加透明度”，这句话说的很好。但是否能够做得到，还要看看。 《科技中国》：和上世纪80、90年代比较，学术不端问题现在已经超越了学界，引起了社会的共识。是不是可以说，现在有了一个把事情向前推进一个层次的总体环境？ 邹承鲁：我觉得现在已经到谷底了，应该有反弹了，火候应该是到了。
这话不敢说有根据，希望吧。
《科技中国》：我在有关您的一篇报道里看到，您说“中国科学前途还是很光明的”，但现在的情况如此堪忧。年轻学者，即使自己不参与学术不端的事情，也大多采取缄默的方式，您觉得这是有希望的一件事情吗？
邹承鲁：我相信，早晚这些问题会得到注意，会得到处理。事情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不一定看得到了。 《科技中国》：现在整个国家也没有几个人能像您这样反复说这件事情。 邹承鲁：少是少了一点，多有几个人说就好了。 ［1］2005年9月，中国科学院发表《关于公布2005年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的公告》后，方舟子指责院士候选人肖传国存在“脚踏两只船”、“用会议摘要冒充论文”，“履历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该文被《北京科技报》刊发后，搜狐网站予以转载。肖传国就此提起诉讼，将方舟子，以及牵扯其中的北京科技报、北京青年报、搜狐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等诉至法院。 ［2］有媒体报道此公开信最初源自武汉协和医院官方网站“协和新闻”专栏。现此信已被多家网站转载。 ［3］2006年5月4日，傅新元等120人发表公开信，这封名义收信人为教育部部长周济、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的公开信，对中国科学研究中的诚信问题表示了关注。信中没有涉及具体人物和事件，而是希望中国建立规范的机制，对全国有约束性、有调查权威的机构。随信附120位海外华裔生物学家的签名。该信发表后争议颇多，正面及负面皆有。 ［4］《中国青年报》5月11日报道说，“教育部5月10日表示，要从制度建设着手来保障学术道德。在评奖、晋升等过程中，实行学术道德一票否决制；要克服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要及时妥善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 ［5］裘法祖，中国科学院院士，1914年生人，著名外科学家。今年6月，肖传国状告方舟子一案在武汉开庭，92岁的裘法祖院士到场旁听，并对媒体说“方舟子在美国拿了学位，就回到国内以科学打假为职业。他现在用不准确的材料开始攻击众多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中国人的习惯是中庸、清者自清，科学家们大多忍气吞声。这次肖传国起诉他，院士们都拍手称快，说终于有人站出来说话了！”另外，对于肖传国的学术地位，裘法祖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6］2002年1月，某报刊发了《北京大学名教授抄袭国外著名教材》一文，该文中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王晓生公开揭露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剽窃国外教材一事。王晓生发现，王铭铭著作《想象的异邦》的第二编几乎与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王铭铭也是此书的翻译者之一）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分相同，甚至连结构段落顺序也没有改变。经计算，两本书有近十万字的内容雷同。该事件曝光后，北京大学免去了王铭铭所担任的学术职务，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职。王铭铭本人向《当代人类学》作者哈维兰先生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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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liver411
发表于 2006-8-6 0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