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军：一个现实的艺术“刺客”
文/韩雨亭
2004年3月2日，浙江乙肝青年周一超因故意杀人案，被法院宣布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9日，全国《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正式实施，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检查合格的情况下，允许进入国家公务员系统。这条消息让全国1.2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重见阳光”，这时，不少人开始想起了那名“刺客”周一超。 就在法院宣判对周一超执行死刑不久，也就是2004年7月，北京798新区艺术家吴晓军一尊名为《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说》的雕塑正式创作完成，而创作原型就是“刺客”周一超。
一个是社会事件，一个是艺术事件，然而，这两者却在某种默契的碰撞中狭路相逢。
吴晓军在自己的创作札记中这样写道，“经验告诉我们，一切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时效性就是事件未来的影响力。确切地说我始终期待着一个现实事件与‘内心’事件不期而遇，从而相撞，爆发的能量与想象力，足以分泌成巨能“毒素”并凝结成艺术。这种艺术也许就是即或我们精神的思想引擎。同时也是我们勘察社会危机的一台探测仪。”这或许就是它所倡导的“事件艺术”吧。
不管是在以艺术的名义来勘测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以艺术的手段来宣扬自己的时事主张，冒天下大不韪地为一名“刺客”塑像，这在很多人看来确实比较疯狂和“傻”,让人匪夷所思。
那么，吴晓军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为“刺客”周一超塑像？这个家伙到底想干什么？相信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猜想和疑问，甚至嗤之以鼻。
吴晓军是谁？
吴晓军的工作室位于北京798艺术新区最东南端的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那尊用动物骨粉作为主要材料制成的雕像《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说》就摆在门口，主角两脚戴着镣铐，衣着单薄，右手攥着一张已揉碎的判决书，双目仰视前方，给人传达出一种苍凉、绝望、又异常坚定的复杂情绪。对，就是他，一个携带病毒者，试图混进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小人物”，为了完成这个理想，他甚至持刀杀了“妨碍”自己的人事官员。正因为他太小，所以他的命运更易挑动我们敏感的社会神经。
为了能符合作品主角周一超的“小人物”身份，吴晓军有意识地把人体比例缩小了一倍，让人感觉到很有亲和力。吴晓军说“为周一超塑像不能像真正的大人物塑像那么高大威猛”。的的确确，在这个庞杂的社群里，周一超仅仅是一位为生计奔忙的“小人物”，在雕像的正前方，刻着周一超面对法庭最后的陈述“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说”，之所以要挑这句话，或许它正代表创作者对此事件的态度，也是创作者给予这尊雕像的中心意图，“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牛！”吴晓军说。
无论是从相貌气质、穿衣着装，还是其艺术行为，吴晓军看上去更像一个深入到我们整个社会肌体里的“观察家”，而非一名高处不胜寒的“艺术家”，他对发生自己身边的社会事件异常敏感，并且，对每一件自己感兴趣的社会事件都要发出自己的主张和独立态度。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自己皮肤与社会的进行激烈摩擦后，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同时，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唯一的出路。
吴晓军说，在上大学之前，他当过七年时间的工人，其中，干了三年纯技术工，后因他有一技之长，又被抽调到一家设计研究所当起了一名设计工人，但因学历不够，他只能算是研究所设计师的“帮工”，连助理都算不上。比如，他不能以工人身份参与各种设计，自己辛辛苦苦设计的作品，没有基本的署名权。这种因体制带来的非公正性让吴晓军记忆深刻，这也可能是他能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发现“艺术”的基础。
1984年，他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成为了油画系里一名大学生。1988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某出版社，成为了其下属文学刊物《开拓》杂志的编辑。吴晓军说，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甚至改变了他以后整个生活，至今仍让他迷恋的是《开拓》杂志里那种自由、开放、蔑视一切权威的氛围，不管是针对政治的还是文学的。在此之前，他的梦想很惟美，希望向所有画家那样单纯的生活，可自从到了《开拓》杂志之后，他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不再向往那种假惺惺伪善起来的生活了，因为它们很不真实”吴晓军说，如果循规蹈矩地在体制内生活，他现在起码也是一位国家副处级干部了。由于他厌倦办公室政治与体制内生活，所以很快便离开了原先的出版社，成为了一个仅为自己负责的“独立人”，也参与了不少知名杂志的创办。 为谁创作？
激发吴晓军创作的原始欲望基于一本以《1.2亿人的反歧视主张》的新闻时事杂志，周一超在法庭上撕碎了审判书，尤其是那句“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说”对吴晓军的触动很大。在这本杂志上，同时刊登了一张周一超在法庭里接受了最后审判的图片，后来，这张侧面拍摄的新闻图片成为了吴晓军创作唯一的参考。“为什么会有周一超的悲剧？这个悲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周一超到底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1.2亿的乙肝患者而言，周一超是一名“英雄”，但相对于社会公共安全而言，周一超的行为则显得过于极端。是与非，对与错，这些看似复杂的问题背后，答案似乎很明了，也很简单。但问题是，这个简单的结论背后却由种种隐藏着的复杂因素综合而成，“不管是孙志刚案，还是周一超案，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
中国青年报新闻中心副主任卢跃刚是通过照片看到这部作品的，他认为这既是一个行为艺术，又是一个雕塑，是一个“极为罕见的雕塑”。卢跃刚说“从内容而言，与其说他是在为一个“罪犯”在辩护，不如说他是在为这个‘罪犯’要获得一个正常人的灵魂，为他所应该的权利在辩护。不过，为了获得这个权利，周一超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方式伤害了别人，但更令我们深思的是周为什么要自毁前程，成为一名刺客？”
吴晓军在自己的工作札记里写道“四十年前马丁·路德说：我有一个梦想，消灭世界所有的不公正，……让所有人都拥有工作和劳动的权力”
那么，吴晓军到底是为谁创作呢？难道是为周一超创作吗？显然不是，因为周一超的刺杀行为的确给另外一个同样无辜的家庭造成了直接伤害，同样属“非正当性”。也有人曾分析主张认为吴晓军的创作是为了“在为社会尚存的某种非公正性进行创作”，但这个论点遭到了吴晓军的极力反感，他认为，作为艺术家，自己不能承担那么大的社会责任和包袱。“如果非要问为谁创作，我想我只是在为自己的艺术态度创作，周一超只是一名触动了我，而且勾起我创作欲望的素材而已。”吴晓军说。显然，他对别人试图给他戴上艺术家里的“社会良知”等高调帽子保持着相当警惕。
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他们关注的是通过周一超案件，我们应当如何建立一套保障中国1.2亿名乙肝患者的劳动与就业权，如何杜绝在不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更为和谐的社会与阶层利益关系。而对社会高度敏感的艺术家而言，他们关注得更多的则是周一超事件本身的艺术想象空间及所蕴涵的人文悲剧。在吴晓军眼里，周一超事件就是“一部完整血腥的真实戏剧，一幅沉闷幽暗的现实剪影，悲凉而忧伤。”而这种看上去灰色调的东西才是吴晓军的创作价值所在。甚至，他的这种“冒天下大不韪”的艺术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他只是表达了一位独立艺术家对于时事的观点和态度。“这种事件中的事件艺术是我最感兴趣和最使我疯狂的理由。”吴晓军说。而他要给大众所看到的雕塑作品，也已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名词概念了，而把传统的塑像的艺术和目的进一步虚构和模糊化，或许，作者只是偷换了“塑像”的功能和定义。
中国当代的艺术家，长期以来存在着与大众生活和社会现实隔绝的境况，而吴晓军则逼进了新闻事实，不过，他又采取与新闻事实不同的表达方式。
艺术批评家朱其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代，由转型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综合反应，而关于中国灵魂的堕落问题，我觉得应当成为艺术家们关注的焦点。但问题是，我们公众目前对社会事件表达的渠道确实太少了，那么，以艺术的方式与本土的社会现实事件进行“互动”，而不仅仅老跟着西方的艺术进行“互动”，这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很需要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再就艺术本身来进行讨论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它通过对社会的公正、法治、人类灵魂、阶级关系等话题的关注、剖析，来体现一个艺术家的公共关怀。这或许就是创作者之目的和价值。
作品给谁？
著名学者吴思说：“这个人为这件事死了，以后不会再有人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死了，创作者以艺术的方式去记录了这个事件，这可以让参观者看了有所思考。”
毫无疑问，《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要说》属一个非同寻常的雕像作品，吴晓军说，当他创作结束之后，一位工人朋友提醒他说“这尊雕像要摆在哪里呢？”，没想到，这句话让吴晓军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这尊雕像的归宿问题。此问题，曾一度困扰了他很长时间，在制作这尊雕像的时候，他没想太多，只是凭着冲动把它赶制出来，甚至，他可能都没考虑到，连在这尊雕像何时公诸于众，在其选择上都需要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程度才行。从2004年7月完成至今，这尊雕塑都一直安静地摆放在工作室进门的地方。直到国家人事部新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出台，宣布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进入国家公务员体系之后，吴晓军才缓了一口气，他向很多朋友打电话说“周一超的死终于有价值了”。
想来想去，他最终决定把这尊雕像交给周一超的母亲，因为他觉得让作品“回到周妈妈身边，也许是最终的唯一选择。”同时，他也希望这样能够给周一超的母亲一些应有的安慰。
当然，在产生这种想法的同时，他又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可行难度，他甚至考虑到了周一超母亲害怕勾起伤心的回忆，而不愿意接受的可能性，即便是接受了，她的房屋空间可能也都无法容下这尊雕像。但现在更紧要的问题是，周妈妈在哪里呢？周一超在少年时父亲便去世了，入狱后又央求母亲变卖唯一的房产以补偿自己的犯下的“罪过”，或许，周妈妈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再被别人打扰她的平静。
现在，那尊雕像仍然静静地伫立在吴晓军工作室的进门处，每天的人来人往，不断地有人来参观，但他们大多与雕像的归宿及命运无关。
问：为什么你不愿意把自己的行为理解成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良知？ 吴晓军：我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我只是想通过这种艺术的方式来安慰周一超的妈妈，让这个可视的艺术把精神凝固起来。有的精神是靠文字的，有的精神则是靠一个东西。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言，我所能做的只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态度。 问：那在这个所谓的“事件艺术”中，你身处一个什么立场？ 吴晓军：对于我所有的艺术而言，我不需要任何立场，有的只是一种态度。立场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它经常可以变成一个“道德制衡器”，随着需要，它今天可以站在一个富人的角度，来看穷人的恶习，明天也可以套在一个穷人的角度，来看富人的恶习。对于应处于中立的艺术家而言，这是不对的。
问：周一超的母亲在你此次的艺术行为之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吴晓军：整个事件都是充满悲剧性的，在这场悲剧中，有很多人其实都是无辜的。事情虽然过去了一年多了，但我想，留给这些无辜者心头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尤其是周一超的妈妈，所以，我的心愿很简单，只是想通过一个艺术家的方式，去安慰周妈妈，我也只能做到这些。我也期望能在传媒、我、周一超的妈妈之间完成一种互动，这三者架起来谁也不知道能讨论些什么，可能只能这三者的互动才能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对于当代艺术而言，让艺术与公共之间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亲密”，才能使当代艺术活跃起来。 问：你是如何认为周一超事件的？ 吴晓军：我觉得2003年是中国的民权很重要的一年，而且很多争取的方式完全是以个人的方式出现的，你可以说是中国弱者的一种集体性呐喊。周一超的要求其实不高，只是想要一份自己应当得到的工作。于是，从小到大，他的成绩一直都非常好，他以为自己有着优良的学习，便能换来一份好的工作与好的生活，但事实完全不是。仅仅是为了争取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还得用一条命去赌，在一种正常社会里，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很简单的看，用一条命去换取一份工作，这太不值了。
表面上，周一超事件的导火线是因为乙肝，但其实不是，这个乙肝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不公正。和他一起去考试的同学，几根手指头都没有了，但被录取了，可他健康得一塌糊涂，却没有被录取，这才是整个事件的真实背景。 问：在2003年，对中国民权影响深远还有孙志刚，那你为什么不选孙志刚作为雕像素材呢？
吴晓军：也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一时也无法给他们说清楚，对此，我有一个自己的价值判断、分析和定位。周一超的案例其实在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当中也都有，但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沉默，我知道他们表面上很沉默，其实对他们内心的影响却很大，他们的信心就是在这种一次次失望中变得绝望，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是大家都健康、快乐，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娱乐就把生活麻痹了。
孙志刚的确也是2003年中国民权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人物，但是他与周一超的性质完全不同，孙志刚是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的冤魂。周一超则不同，他完全是在一种有意识状态的选择，他很优秀，也很善良，但他一瞬间却干出了一个最大的恐怖，这恰好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当然，从表面上，他的行为看似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事件，他是杀人、过激，但我认为把他留下来的意义远比把他去除掉的意义更大。
问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你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当代艺术？
吴晓军：当代艺术其实就是艺术家对发生当代的每一件社会事件，都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以自己的想象力、疯狂、肆无忌惮，对一些老生常谈的惯性进行颠覆，像一根针一样直刺核心，它根本的精神就是批判。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入了一个困境，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的当代艺术如何往前走？怎么走。一个是经过了89时期在西方影响下的精神狂想，八十年代后，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变得很现实，由原来的纯粹的知识分子转向与投靠在了商业化的怀抱之中，以各种媚俗的方式希望被社会消解，但很多东西并非是你想消解掉就能消解掉的，反而很多东西在以毒攻毒的同时自己被攻掉了。
问：那你对艺术的态度是什么？
吴晓军：我觉得艺术家不能以追求某种影响力与效益为目的，只能拿它们作为手段。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真的有一种拿自己的皮肤，甚至是身体与社会摩擦的那种感觉，但八十年代以后，仿佛这种感觉已经没有了，有的到外海谋求发展，有的因为经济压力太大，所以不得不为了生存而软化自己的艺术主张和立场。金钱或者名誉不能成为统领的社会价值观，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应当是健康、多元、开放的，而不应当是单一的。你可以搞你的理想主义，可以搞你的金钱主义，你也可以搞你的偶像崇拜，因为，这些东西演变到最后也可以成为一种浪漫的乌托邦，只要不变成一个庸俗的社会学就完了。每个人至少应该有自己的梦想，而不是成为庸俗社会学的奴隶，也不应自己急切的目的把所有的梦想都放弃了。
商人也有自己的梦想，但可能因为他因为追求商业理想把自己的梦想给放弃了，而艺术家可能因为单纯的追求自己的梦想，而把其它的很多东西都放弃了，为此，甚至要付出很多代价，但艺术家可能因为自己的某些放弃，在实现自己理想的同时又替别人完成和实现着梦想生活。
（吴晓军，北京798艺术新区艺术家，198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童年至北京某出版社任职。1995年后至今工作生活在北京。多年来从事的当代艺术，主要涉足观念艺术，在摄影、雕塑、装置等领域实践创作。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及国际展览，同时作品也在国际及国际重要刊物、媒体发表传播。） 资料
周一超事件 2003年1月23日，周一超报名参加嘉兴市秀洲区政府招收9名乡镇公务员的考试。经笔试、面试，他排名第八。4月2日下午，周一超得知自己被检查出有乙肝“小三阳”，所以未被录用。第二天，他带刀前往嘉兴市秀洲区政府行政中心，在行政中心五楼行刺，导致一死一伤。
此事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由此衍生与引爆了社会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遭遇不公正性的大讨论，而周一超的命运也被进一步“符号化”放大。面对周一超即将承担的法律后果，很多感到惋惜的人在为他呼吁。为此，周的班主任、辅导员，大学同学、以及许多嘉兴市民写信给法院，请求给他留一条生路。情理与法理，再一次成为了摆在法院与公众面前的“戏剧”。
然后，2004年3月2日，周一超在嘉兴被执行死刑，周一超故意杀人案画上句号。 | 
发表于 2005-10-11 0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