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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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1879.9.14--1954.1.3）

余之倡言我国医学革命，十有余年于兹矣。所欲破坏者，旧医一切荒唐诞怪非科学之论。……

    吾之所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藏六府也……

    医家以此惑人，而保其饭碗，而皮相诸君不能洞烛其伪，随声附和，以为真足以独树一帜抗衡科学之医，是犹逊清之欲以拳匪敌列强、符咒抗枪械也。……

——余云岫《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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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

余云岫

《社会医报》 十八期十七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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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之倡言我国医学革命，十有余年于兹矣。所欲破坏者，旧医一切荒唐诞怪非科学之论。以为国人富于理解性，从实事求是方面揭示其学说之错误、方法之伪诈，必能憬然觉悟，舍旧谋新。乃于民国三年草《灵素商兑》，荏苒三载，于民国六年出以问世。方谓此书一出，世之盲从荒唐诞怪、迷信二千年来术士薪传之玄论者，可以唤醒其醉梦，恍然于旧说旧术之毫无根据，不可为训，而赞成医学革命之举矣。或谓吾国人根性顽钝，不易唤醒，余之所为未必成功。然余之所以望《灵素商兑》成功者，亦有前例可援，非梦想也。昔梅颐伪古文尚书，出于有晋，自唐及宋，传习最盛。迄于明季，天下士大夫、读书种子几不知其有伪诈，人人以为孔子删定之篇章、秦始焚烧之余烬，而为之注疏、为之集解。朝廷功令以之取士，社会诵习以之训蒙，其势力之盛、蔓延之广，尚在旧医所传黄帝内经、扁鹊难经之上。而阎氏百诗出而排击之（阎百诗，名若璩，1636—1704，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对东晋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辩出伪迹。——校点者），著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征引翔实，辨难明确，遂使梅颐伪造之迹显豁呈露。铁案一成，天下响风。当时毛西河辈虽有古文尚书寃词之作，为之强辨，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自是而后，学者皆晓然于梅氏尚书之非真古文矣。西河之作乃好胜之弊，意气之争，全谢山氏已发其覆，无救梅氏伪迹之败露也。此岂非国人从善如流之证，谁谓不易唤醒者乎？

    又有陈搏《先天八卦图》，邵康节宣传补缀之，南宋士夫笃信惟谨。朱晦庵作《易传》，乃以之冠于书端，传习至明，人人以为先天真有之妙理，易学不易之祧（音佻 tiāo）宗，其势力之盛、蔓延之广，亦与旧医所传皇帝内经、扁鹊难经相伯仲。而胡氏朏（音匪fěi，明）明出而排击之，著《易图明辨》一书，征引翔实，辨难明确，遂使陈邵荒谬之说摧败零落。铁案一成，学士咋舌，自是而后，学者之具真面目以言古验今者，不敢复取陈邵之图，妄谈易理。盖灼然知其非易之本原，为陈邵伪托先天，而朱晦庵等误信而误传之也！此亦国人从善如流之征，谁谓不易唤醒者乎？

    余鍳于此二事之成功，故著《灵素商兑》，以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藏六府之妄。实地上指摘谬误，以忠告国人，使学士大夫，拥皋比（音高皮 gāopí，虎皮）坐堂皇，号称教育指导之辈，得恍然于岐黄学说之非是，不至妄引曲护，以误后学。而有志学医者得恍然知岐黄学说乃自欺欺人之事，绝无学术上之价值。庶几不至堕入罗网，误用心力，开倒车、逆潮流、昧事实、废法则，以学习必在淘汰劣败天演中之谬学也。

    然旧医问题不如伪尚书、伪易图之简单，不能迅速扫荡。推原其故，有两大原因。其一为皮相问题，其二为饭碗问题。而最无价值者，门户之争意气之讼也。皮相问题尚易开导解释，使之彻底明了。饭碗问题则牢不可破，必尽力支撑，尽力抗拒，尽力破坏余等医学革命之计划，尽力阻挠余等医学革命之进行；不顾是非，不论曲直，不察国计民生之幸福，不计教育内政之前途，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不施，无孔不入，真莫大之障碍也。古语曰：“衣食足而知礼仪”。是非曲直之论，独至与其人之利害有切实相关，每不易于态度明了，此乃人情之常，亦何足怪！惟中人以上之品性，始能见义必为，临得不苟，有宁终身困穷而不愿做欺心之事者。要非可以望之中人以下之辈，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者也。

    夫革命有革命之目的，破坏有破坏之意志，而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吾之所谓医学革命上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也。岂漫然举措，以快目前之意而已哉？吾之所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藏六府也（说皆见《灵素商兑》），气运也（说见《与恽铁樵书》），六气也（说见《六气论》），脉学也（说见《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皆从实地上摘其谬误，一言一语，不敢苟造，皆根本自然科学之大法，铁案如山。旧医至今不敢撄吾锋镝，作旗鼓相当之论战。国中士夫凡具有学问思想，解学问径路者，见吾之说，亦皆不能为旧医辩护，固已深知旧医学说之不可信矣。使国人而皆有学术之头脑，则医学革命之举，已可如吹枯振落，迎刃而解矣。然而至今犹不能肃清，尚须奋斗者，不得不归其过于国人。在世俗方面，则皮相问题荧（惑乱。——校点者）其识；在旧医方面，则饭碗问题昏其智也。

    何谓皮相（只看表面，不深入追究——校点者）问题？曰：世人见旧医传习之广，就医之众，史册所载，口碑所传，亦往往有愈病之成绩，遂不思病之何以愈，及旧医对于病之根本智识若何。其所以挟以治病者，据何理、操何术，茫然不加审察，漫然以为旧医学说未可全废，而怀疑吾辈破坏之苦心。于是废弃旧医之主张，遂不敢公然赞同矣。夫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藏六府、五运六气之说，既不能成立；分部候藏之脉法又复荒谬不经，则旧医对于病之智识当然可以根本取消。其所据之理，当然无一顾之价值，所操之术，当然皆不合理。此不可移动之铁案如山之结论，皆可由前提而推知之，稍知论理学者，当无不明白此义。然则旧医所以愈病之道，当然非从学术产生而来。此不可移动铁案如山之结论，稍知论理学者，亦当无不明白此义。而吾辈破坏之苦心，乃出于万不得已，非有出主入奴之见存乎其间，此意亦可以明白于胸中矣。而犹态度暗昧、模棱两可，不得不咎国人之缺乏理解性，处事之不明，改过之不勇也。

    然则旧医之所以愈病者，与其学理方术毫无关涉。皮相诸君，若稍具有研求之心，当别寻径路，以明其真相，安可醉生梦死、胡涂到底。曩者余著《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已论及之。盖旧医之所以愈病者，其故有四。其一曰：贪天之功也。《周礼》医师曰：「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子，十失四次之。」《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曰：「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难经》第十三难云：「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八，下工十全六。」《灵枢》与《难经》，皆分医为三等，与《周礼》五等之制不同，而其以十全六为下工，则皆不异。可知此为古来稽核医事，判断下工之定论矣。夫十人全六，已过半数，何以定位下工？郑康成注曰：「五则半矣，或不治自愈。」孙仲容正义曰：「明十失五者，并不得为下医也。以其术疏，才能得半，即其所得之五，亦或是不治自愈，非所治之功，固不足数也。」此说最是。盖古者以勿药为中医，故班固《汉书艺文志》经方引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医即半数，即十失五，即十全五，此乃全赖生物自然自愈之机能，所谓天工也。而孙真人《千金方》序曰：「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由孙氏之言，则是晋宋以来，欲求十全六之下医，亦不可得，所号为名医者亦且完全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何尝有人治之绩加于其间哉？嗟乎！今日旧医竭力反对吾破坏之说，日以虚伪不根之论，以自夸大而欺庸俗。彻底思之，几乎笑不可仰，独不识世人之甘受欺绐（音待dai,欺哄——校点者）而曾不少加意者，具何心理也？俞曲园《废医论》曰：「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嗟夫！梦梦国人醒者几辈，谁为知学问爱真理者乎？

    其二曰：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也。鸟兽尚有择食远害之智，人为动物之灵，必有适于生存之条件与生俱来。是故穴处巢居，知所以避风雨；茹毛饮血，知所以疗饥寒；杂尝草木，久之而知何者可食，何者不可食，何者可常食，何者不可常食；何者有毒，何者无毒；何者能下泻，何者能发汗，而本草之学兴，上中下三品，乃区以别焉。是故药之初兴，单方而已矣；本草之初兴，单方之汇而已矣。《神农本经》渺以远矣，陶弘景《名医别录》所载多采自单方，其序例中所谓「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者也。考唐愼微《证类本草》藕实下引陶隐居曰：「宋帝时太官作血䘓，庖人削藕皮，误落血中，遂皆散不凝。医乃用藕疗血，多效也。」观乎此，则知药物用途之发展，多由此种偶然发明而来。盖《本经》之藕实，只谓主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至《别录》则始有散血之用，实因庖人而始知。前乎此者，虽生知之神农，神灵之黄帝，圣哲之仲景，其智曾不宋时庖人若也。又牵牛子下引陶隐居云：「比来服之，以疗脚气急，得小便利，无不差。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易药，故以名之。」观乎此，则知药物品类之增加，亦多由此种偶然发明而来。盖《本经》不收牵牛子，至《别录》而始增加，实因田夫而显。前乎此者，虽生知之神农，神灵之黄帝，圣哲之仲景，其智曾不田夫若也。此皆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留心民瘼（音莫mò，疾苦——校点者）者，采而集之，以成本草，前乎别录者如是，后乎《别录》者亦如是。是故掌禹锡等《补注本草叙云：「淮南子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明医方之兴，皆由于人类本能偶然发明之单方，无以异于庖人、野老也。艾晟《证类本草》叙云：「世之医师方家，下至田父里妪，犹时有以单方异品，效见奇捷，而前书不载，世所未知者，类盖非一，故愼微因其见闻之所迨，博采而备载之。」明本草之演进，亦由于人类本能偶然发明之单方，无以异于庖人、野老也。

    医师方家既得此人类本能偶然发明之事，利而用之；积之既久，而后药之利弊，愈能认识。然当试用之初，药性不明，伤人必多。故陶隐居曰：「今庸医处疗皆耻看本草，或倚约旧方，或闻人传说，或遇其所忆，便揽笔疏之；俄然戴面，以此表奇，其畏恶相反，故自寡味，而药类违僻，分两参差，亦不以为疑。脱或(倘或——校点者)偶尔值差，则自信方验；若旬月未瘳，则言病源深结，了不反求诸己，详思得失。虚驾声称，多纳金帛，非惟在显宜责，故将居幽贻谴矣。」据此，则当时医方多竞尚新奇，滥用本草以外之药，及医经以外之法，以为高明，竟用病人做试验动物，故被其害者不可胜数。谚所谓「学医人费」也！然此等胆大之人往往成为名医，因其意外之经验、偶然之发明，较多于拘谨守株者也。古人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嗟乎！一医成名何独不然乎！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褚氏遗书曰：「屡用达药。」左氏曰：「三折肱知为良医。」谚曰：「久病成良医。」岂非以其经验宏富之故欤？是故旧医之良者，纯粹由经验而来，无学说理论可言。世传叶天士更十八师，辄窃窥其秘以去，其名之大噪，亦利用经验，小技惊人之故也。观其《温热论》之荒谬诞妄，可以知其毫无学理可言矣。余尝诮旧医某君曰：公等所谓两脚之验方新编也。某君甚怒吾言，然亦无能解嘲。缘旧医所学，除一部分经验而外，悉皆自欺欺人之事，实无学理可言也。昔姚僧垣论文宣太后病曰：「臣无听声观色之妙，特以经事已多，准之常人，窃以为忧。」此乃姚氏由衷之言，亦即旧医之真面目，更事多者，经验富之谓也。要而言之，旧医以药治病，其幸而治愈，只知此药能愈此病，而茫然不知其所以愈之故。其不幸而不愈，亦只知此药不能愈此病，亦茫然不知其所以不能愈之故。积之既久，趋避之途渐熟，运用之法渐工，犹老马之能识途也。而其所以然之故，乃茫然不知，不过以阴阳五行、寒热升降之说，臆度之而已矣！昧者不察，一病之愈，辄以为药之工；一病之坏，辄以为药之罪；一若病非药不愈，亦非药不坏，不加治疗，则病将永久保持其现状，而亘古不进不退也者。以此论治验，以此评药效，以此自欺，以此欺人。又复文饰之以营卫气血、寒热温凉诸肤廓笼统之谈，于是去实愈远。并其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依赖经验之本相，亦皆汩没（汩没，汩音鼓gǔ，埋没。——校点者）矣。迷其本性、堕入魔道，宋元以还沉溺益深，至于今日，尚不知返本求真，轻视科学而崇奉巫道。于是乎，大黄去实、当归止痛，遂若有玄妙神奇之秘藏，不可测度者矣。即大声疾呼，耳提而面命之曰，药物之发明，赖人类之本能；药用之展开，实经验所弋获，与菽粟疗饥、汤水止渴了无异义，非有不可思议之因子藏于其中也。则至死不肯听信犹以为是生知之神农，尝草兴药，遇毒神化而后发明也；犹以为坐明堂，执赭鞭，威逼百草，抑勒所成之口供也；犹以为圣哲创造之灵迹不可思议，非科学之所能攻究也；犹以为金元诸家玄思冥想，钩深致幽之高论，所演绎而推阐者也。日取阴阳五行、四气、五味之说以说明医效，以自踌躇而满志，且复欲以之感受进化之人之头脑，餍足文明之人之思想，真大愚不灵者也。医家以此惑人，而保其饭碗，而皮相诸君不能洞烛其伪，随声附和，以为真足以独树一帜抗衡科学之医，是犹逊清之欲以拳匪敌列强、符咒抗枪械也。其谩骂新医，以为受第三国际运动、以为洋奴、以为汉奸，是犹慈禧之杀六君子、拳匪之戮三忠也，其智何以异此，不至覆亡，不肯觉悟。人情之愚，大抵如此，亦可哀也矣！

    其三曰，精神上之慰藉也。医家平日之信用卓著者，病家对于此医所施之疗法绝对笃信，以为真如神仙，有起死回生之可能，虽药不对证，或仅授以汤水之类，亦能愈病。今之神药、仙药、佛药之类，多属香灰、茶叶及平淡无奇之品，不能治病，不能害人，而服之者往往惊为灵验，其故何哉？其半数乃第一项所云贪天之功，其一部分乃病家精神之得慰藉也。此种疗法，施之于精神上有痛苦之人最为灵验。究其根本，亦不外乎催眠之类，吾人之所谓暗示疗法者也。余之诊室有一戒烟病人某，神经衰弱、思虑烦扰之人也。余用渐减法，已除净矣。令其断药，则病人杌陧(音悟涅wùniè，【心情】不安——校点者) 不安，若有重瘾发生者。余乃以健胃药授之，使其色味与前药相似，伪言尚未除净，其实已无戒烟药杂在其中。而病人服之，顿觉安适，精神恢复，行止如常矣。此亦暗示疗法之类也。

    其四曰，传语之过量也。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反而言之，尧舜之善，亦不如是之甚，众誉所归，歌功颂德者多，遂若巍巍荡荡，为历代帝王之冠，而莫能企及者矣。后世之人，以前古圣哲为不可及，借此类也。今之旧医，咸谓医道始于岐黄，视之如天神，则当彼之时，必能人无夭枉矣。然《素问·移精变气论》曰：「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汤液醪醴论》曰：「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为而不用，……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今之世不必己，何也？」由此观之，则所谓黄帝者，亦仰慕上古，而叹息于及身之时之治病不能必愈也。其次则扁鹊仓公，然仓公已自言时时失之。余少时，闻故老谈叶天士逸事，啧啧如神仙。及长而观其所著之书，谬误百出，无足惊人，正所谓名过其实者也。余忆前五年，有人突至余诊室，仓皇问曰：产后气促，不能卧，此病可医否？余以其问之怪也，应之曰，非亲自诊察，悉其病之何属，势之轻重，方可断其吉凶，定其可医与否，今不能漫然答也。其人曰：室人新产，今得喘病，更历多医，迄不奏功。有友人告我，谓先生医术极其神妙，亲见一妇所患之病亦与室人同，先生即用小针在其背上针出黄水少许，患妇病即若失。故敢冒昧走谒云云。余闻之，愕然久之，自思无此神术，亦未曾有此奇迹。因问之曰，君何处人？曰：南翔。（余）曰：君之友人所指之病妇为余所治愈者，居何地、何姓、年几何矣？曰：住闸北宝山路，姓黄年约二十余。余恍然知此病妇即老友黄君征贵之弟妇，而黄君燧唐之妻也。其病为产后罹湿性胸膜炎，发热气急、咳嗽、吐涎沫、坐喘不得卧者，有日矣。沪上旧医之妇科产科著名者，皆束手无法矣。黄君征贵邀余视之，则左侧腋下部及背部下方已皆有水贮满，知其为湿性胸膜炎。更进而察其水之性质如何，用试验穿刺法抽出少许之水视之，黄色澄明，不带血、不混浊、亦无脓，乃用普通湿性胸膜炎疗法治之，约三星期而愈。盖所谓针出少许黄水者，即余之试验穿刺也。此本寻常事，而传者遂谓：「针出少许黄水，病即若失。」乃忽变为神妙不测，莫可方物者矣。静言思之，凡病家及与病家有关系之人，对于某医有信仰心者、有好感者，则其批评之言，往往有溢实过量之誉；有不信任心者、有恶感者，则必有溢实过量之毁。人有过量誉余者，亦必有过量毁余者，余固不以为喜怒，然因此可以证明世人之论事，无论爱憎，鲜有不过量者。凡所说某医如何神化，某医本领如何高强，治某人如何不可思议，治某病如何别有秘传，以及某药医某病如何灵验，某病用某药如何神效，按之事实，类多虚誉粉饰之辞。听者不测，以为真情实据，即本之以批评医药价值，鲜有不误方针淆观听者也。

    凡此四者，皆吾人所当破坏者也。揭破其假面具，而后旧医之真相可见、价值可知。此后研求，所应唾弃者何部，所应保存者何类，所应整理者何事，所应提倡者何物，所应研究者何项，所应绍介于世界以光祖国者何种。真相一见（同现），诸事皆可判断，而建设之工，亦有所凭籍而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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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乃皮相诸君所以致误之点。凡此皆狃于所习，未之深思故也。吾之所解释者，自谓恳切诚挚，国人若非透心胡涂，读吾之说，平心静气而思之，亦可以恍然觉悟矣。至于饭碗问题，则只有个人之利害，无是非可言，无诚伪可说，无真理可喻，无学问可讲，其眼孔所注，心思所萦，曰利害而已。不顾国家，不察社会，不审时代，不综世界，其眼孔所注，心思所萦，曰个人而已。盖已逃遁乎公理，而沉溺乎私欲矣。夫人至为个人危害所驱使，逃遁公理，沉溺私欲，则其口之所主张，问心不能自安也；旦昼之所为，暮夜不能无愧也。颠倒黑白，扰乱耳目，混淆空气，欺惑愚蒙，以营其一己之饭碗问题。于是诪张之术益工，而良心之谳遂穷。欲解决此问题，必须维持其饭碗，继续其血食，或改造其职业，然后有所归而不为厉矣。

    今请言建设方面。我国医学之实质，大有建设之可能，特为不学无术、空言乱道者所混淆，遂成荒玄神秘，四大皆空。其新医中人，实事求是，具科学头脑，有研究本领者，对于我国医药茫茫然若无从下手；而旧医中人，为饭碗问题，出其死力以抗拒医学革命者，颇思有所树立以稳固其根基、光大其门楣。然而思想幼稚，能力薄弱，除阴阳五行、分派配合而外，不知实验研究之方法；除五运六气之外，不知疾病发生之原因；除五脏六腑、十二经脉、营卫血气而外，不知解剖生理之精意；除肾亏、肝旺、脾弱、血虚等等浮泛病名之外，不知病理组织之变化；除切脉、候藏、视色、听声而外，不知诊断疾病、认识证候之道途；除升降浮沉、寒热温凉、入肺入肝、属金属木之外，不知药物作用之实际及药物疗法之本义。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不知数理化，不知生物学，对于自然界之现象，无丝毫正确之智识。只识得焉哉乎也几个国文，读得《灵枢》、《素问》、《伤寒》、《金匮》几部旧医书，具此头脑、仗此本领，而欲高掌远跖、海阔天空，谈中国之医药问题，以保存国粹自命，如恽铁樵、王一仁辈，正所谓坐井论天，不度德、不量力者也。

    昔有清末造愤外国之压迫，欲以拳匪符咒扫荡枪炮，以伸天威而雪国耻，此乃清室贵胄不学无术之过。平素所读之书，不外《西游记》、《封神传》之类，最高者《三国演义》而已。耳濡目染，久而忘其诞怪，以为羽扇可以回猛兽，杏黄旗可以阻番天印也。而妖民又以扶清灭洋相标榜，于是志同道合、胶漆相投，本其素所信仰之工具，以发扬其保国卫种之目的，至于国破家亡。而后知所凭之工具，不但不能爱国，反而因此误国；不但不能卫种，反因此而辱种，悔已晚矣。嗟何及矣！其志何常不佳，而至今谈者，犹无不叹息痛恨于端王、西太后者，岂非以其智识幼稚、方法错误，以致丧权而辱国乎？要而言之，不信科学，而欲以神怪玄空凌驾之也。当是之时，余方弱冠，忆曾见村翁里妪手舞足蹈，老师宿儒扬眉吐气，以为天佑中国产此奇术，数十年大辱可以旦暮荡涤矣。同学友某君，驰书相告，亦道庆贺，遭余复书痛加驳斥，其意颇不为然。幸余生南方，若在燕京，此书岂不为祸，恐早被洋奴卖国之名，一道灵魂随吾浙三忠而逝矣。

    今旧医之欲保存国粹，恢张本有医学，其志非不可嘉。惜乎智识幼稚、方法错误，蚊蟁不足以负山，缘水不可以求鱼也！黄帝岐伯之书，亦犹孔明之羽扇，玉虚宫之杏黄旗，拳匪之符咒也。

    然则欲建设我国医学保存国粹，如何而可？曰：第一步办法，当如曾国藩之开广方言馆，刘省三之建议造铁路。先尽彼之所长，后去我之所短，有真本事，有实力量，有知人之哲，有自知之明，然后可以言改革，然后可以言保存。

    矿之出土也，金银砂石混而成质，必待简汰陶铸，而后可以有用。我国医学，由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有上工大师所经验之成绩，则金银也。又有巫祝玄学所臆造之虚谈，有末学浅识所穿凿之理论，则砂石也。亦必待简汰陶铸，而后可以立于地球之上。吾意中国医学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请论之于下。

    所谓历史上之陈迹者，盖我国医学虽为纯粹之经验学术，然历年已久、更事已多，其中观察颇有精到之处。若能平心静气、实事求是，根据科学之眼光，严守论理学之法则，旁搜远绍，撷其精英，以发表之于世界，使世界文明各国，知某某事项，我国先进已经注意；某某事项，我国先进已经论及。此事虽于现在医学之进步无甚利益，然于医学史上有重大之意义，且能使世人注意我国医学之经验，而起其尊敬之心，亦不可谓非建设也。

    如《中藏经》曰：「吐血，其脉浮大牢数者死；衂血，其脉浮大牢数者死；泻血，其脉浮大牢数者死。」《脉诀》曰：「唾血之脉沉弱吉，忽若浮大死来侵。」又曰：「鼻衂吐血沉细宜，忽然浮大即倾危。」此谓血证脉宜沉细，不宜浮大也。所以然者，血为液体，流行于血管之中，如自来水之有水管也。水管不破，则管中之水涓滴不能出外；血管不破，则管中之血亦涓滴不能出外。是故一见血证，无论其为衂血、吐血、唾血、便血、泻血以及外伤之出血，苟有涓滴之血出外，必其血管有破损无疑也。虽然，血之为物，一出血管之外即能凝固，故血管破损之处，往往反被凝血之块所封锁，而得天然之止血效能。此时苟将息得宜、病势顺利，外不摩擦、内不冲决，则凝血之块永不脱落，封锁固而血即从此止矣。若其脉浮大牢数，则血管内之压力（血压）必高，血压高则冲决之力大，凝血之块不能封锁完固，必被掀揭而去。而管内之血又溃围而出矣，此血证之脉浮大难治之真理也。脉牢者，乃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证也，多于老人见之。硬化之血管必松脆，易破而难合。故老人往往少遇倾跌即发卒中，此乃脑中血管受震荡而破损，发为脑出血也。此血证之脉牢则难治之真理也。脉数者，血行必速，血行速则血压亦必高，而冲决之力大矣。此血证之脉，数则难治之真理也。凡此所以然之故，虽非伪造《中藏经》脉诀者所能知，然观察之所得，确合自然之真理。后学者所当表而出之，阐而明之，以崇古人之功绩也。

    又如《外台秘要》骨蒸方，引崔知悌《别录》曰：「骨蒸病者，……无问少长，多染此疾，婴孺之流，传注更苦。」以今日言之，骨蒸即痨瘵，即今日之结核病。其传染之初，多在小儿之期，且小儿最为危险。唐代崔氏已观察及此矣。又曰：「其为状也，发干而耸，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块，或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则乃至五六。」此言大有价值。盖自今日学者所研究言之，结核之传染，多在小儿之时。结核菌既入体内，即营成初期病窟。初期病窟多在肺表面膜下，此为传染之第一期。随即蔓延于血液道、淋巴道，能令淋巴腺肿大成小结。（小儿瘰疬，即属此证。）故谓之结核。迨此期终熄，为全身过敏期，最为危险，结核性腹膜炎、脑膜炎皆发于此时者也，是为第二期。至第三期，则全身之传染终熄，独归于肺，而为肺结核之初期，即成肺痨。故痨瘵与瘰疬，其病同也。崔氏所谓腹中块者，肠间膜淋巴腺之结核也；所谓脑后近下两边之小结，即瘰疬也，颈淋巴腺之结核也。而与骨蒸同论，是唐时已知瘰疬与痨瘵同源矣。欧西之言此者，始于林匿克Laennec氏（法兰西人，一七八一至一八二六）姓名喧赫，知医者谁不仰慕。而《崔氏别录》乃能发之于千二百年前，虽林氏以解剖而得，崔氏以观察而知，然慧眼慧心自足千古。此疾此论，崔氏当得优先权也。

    余于民国十四年，出席第六次东方热带病学会于日本，曾演说「中国结核病之历史的研究」一题，于崔氏大加表扬。其中有曰：「今代医家，不知林匿克之名者几无一人，而崔氏已于千二百年前发同样之论，对于此事，西洋人不必论矣，即同文之日本，恐未及周知者亦必有其人。即我国医家，不知崔氏伟论者，亦尚不少。对于古人，抱辜良深。」此言一出，满座学者警为创闻，鼓掌雷鸣。演说既终，东京帝国大学医科部长林春雄氏，尚就余座殷殷询问崔氏详情，乞余演稿。余以尚未完善，靳而不与。今春大阪有马赖吉博士结核研究所落成，函乞余之演稿为陈列，不得已与之，且为登诸《结核》杂志中。其实余尚以为未善，再加研究而后发表。登之《结核》杂志，非余志也。然此举实足以为我国医界吐气，而发崔氏千年之潜德也。

    余演词中所谓「恐未及周知」、「不知崔氏伟论者亦尚不少」，皆是谦词。若据实言之，直谓无一人知此可也。新医壹志研求科学，其不知此尚无足怪；所可怪者，旧医先生日日为饭碗问题，思有以扩张声誉，维持血食，出死力以奉五行六气之说，大开倒车，以冀达其进步之目的，南辕北辙，愈行愈远，独不知于此等处访寻古人伟绩，宣传之于世界，以光大国誉。反被彼等所唾骂为洋奴、为丧心病狂、为受第三国际运动之余云岫，攘此工作，不知彼辈读何书，作何事也？此无他，所谓思想幼稚，方法错误也；智不足以知此，力不足以致此也。具若头脑，仗若本领，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岂不轻国家、羞当世士耶？

    敬告旧医，宜去其夸大妄想，实事求是，以科学眼光搜讨医籍，以显扬古人、发表国光。此实有益之事，实保存国粹之不二法门也。不宜牺牲大好光阴，大好脑力，作开倒车之行，此在必失败、必淘汰之列，与逊清之用拳匪符咒无以异。明眼人皆能见之，奈何公等竟懜懜耶？苦口婆心尚肯听纳乎？

    所谓国产药物之功用者，杨泉《物理论》？曰：大黄去实，当归止痛。自今言之，当归确有止痛之功，大黄确有下便之效，不可诬也。又如麻黄之为药，我国古方多用以发汗，用以治喘，越婢青龙之类是也。而近日之安飞特灵Ephedrin（即麻黄素——校点者）即实为麻黄中所含之植物碱质，乃治哮喘之新药，东至日本，西至欧美，风行于世界各国矣。始发明其物质者实在日本，后证明其作用者多属欧美。盖此物之发明，乃日本长井长义氏也，时在日本明治十八年，为西历一八八五年，距今已有四十三年。当时曾托高桥顺一郎、三浦谨之助等诸大家试验药效，只知其有散瞳作用而已，未甚重视也。近年以来，欧美人试知其有治哮喘等种种功效，极类肾上腺碱（即肾上腺素——校点者）。于是声价日高，盛行全球矣。向使日本长井氏当发明之初，诸大家试验药效之时，参考我国医书，于治喘发汗等方面实行检查，则此药功用当早显扬，此药流通当早兴盛。何至历三十余年，被欧美人所提倡，而后乃始风行乎？于此可见研究国产药物，对于古人经验之陈迹决不能轻视，往往可于其中得最良之道线，亦犹矿师寻觅矿苗，往往籍古老之传说、樵牧之巷谈为导线也。今日我国药材之为外人所研究者，为物不少，然其功用与我国方书有相合者、有不相合者，大有研究之余地。即我国药材之可以研究者，为数亦尚不少，如苦参子、如附子、如半夏、如余近年所用为祛痰剂之皂荚等，皆可为学者用武之地，可以扬名，可以赡利，可以光国，实大好之活动场也。

    余以为不欲保存国粹则已，如欲保存国粹，舍此从实建设外，殊无别法。其它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新发展之希望。盖错误之根苗，不能产生真正之花实也！近来新医学界、新药学界中，有此建设思想者颇多，然有许多窒碍，至今尚未成为事实。一为设备不完全，二为生计工作忙迫，此乃其主要原因也。新药业界中，宜若可以奋发为此。然皆专心壹志于广告卖药之物，至于真正学术上之作品谦让未遑也。旧药业界中，宜若可以奋发为此，以救危亡。然皆智识幼稚、方法错误，惑于旧医门户之说，愿出资以办中医学校者，颇有其人，未闻目光远瞩，奋然起而行改良研究之法也。往者粹华集十余万资本，颇欲有为，惜以方法错误而遭失败。其错误之点，大端在不以研究为本位，而以营业相号召也；不以深湛之科学为工具，而以提炼花露之手段为武器也；不以发明新药品为目的，而以简便旧煎剂为方针也。自粹华失败以后，旧药业界不闻有继思改良者，惟闻其大开倒车，助旧医以斩绝国粹，消灭本业而已，可哀也夫！日本欧美研究我国药材之风尚，日高一日，吾国人若不急起直追，恐此项事业之优先名誉皆被攘夺。吾愿新医学家、新药学家、新药业家、旧药业家以及旧医之心地明白、经验富足者，合成此举。政府亦宜提倡奖励以促其成，则我国医学之真理建设，庶可望乎！   （选自《余氏医述》二集卷一。更新日期：2004年1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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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团结[/B]
余云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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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跑到北京一趟，参加了两个全国性有关政治性的会，就是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和科代大会。此外参加了卫生部召集的编审委员会和全国中华医学会。自八月一日从上海出发，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归到上海。不但不觉得劳瘁，而且似乎更加鲜健一点。这个原因：在政府方面，对于年老的人，招待细到，卫护周密，这是人民政府长技，自不必说。而在我个人方面，生活方式的改换，周围空气之变迁，也是原因之一，而精神上之愉快，实是支持健康的重要原因。至于象心思暗合，志趣多同，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参加了几个会议，我的感想中，值得提出来做报告的，只是“团结”两个字。在卫生会议上三大主题：第一是向工农兵服务，这就是向大众团结。第二是以预防为主，这就是和健康大众站在同一战线上，抵抗疾病。第三是团结中西医，这是已经正面提出团结两个字了。在分组讨论的时候，医疗和公共卫生团结，医政和药政团结，公私团结。不但卫生会议无往而不以团结相号召，且参加科代大会，也是号召工农理医互相团结，甚至四大科里面的各分科，也各各互相团结。参加中华医学会，也是号召团结。取消宗派主义，各学派更加密切地团结，打成了一片。再看看社会上，有叫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都是团结一起的话儿。总而言之：团结全国一切，造成伟大力量，站在同一战线上，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的剥夺。

    但是团结有难有易，若是道同志合，没有沽名争权投机取巧的成分在内，团结是没有问题的。我所参加的几个会，谈到团结问题，都很顺利，都是一致拥护，只有卫生会议当中，发生了小小波澜。这个波澜，是环绕着我的。但是我在大会中，除了出席会议之外，老是在所住的一间房子里休息，所以外面的风声，一点也不知道。自从八月七日开始会议，连日出席大会，听各首长和来宾的报告和演说。到了十二日开始分组会议。我本被派在中医组中，但临时又生出一个新组，叫做“公私关系组”，于是向各组抽调几个人来，合成若干员，别成一组，我被调在新组，到了公私关系的新组。不多时，颜福庆先生也来了。又过一天，胡兰生先生也来了。二三十人一个组，有了三个旧相识的人，觉得很不寂寞。

    到了十三日晚，我已经从新组回来，休息在房间时，华东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先生忽然降临，邀我明天参加中医组，殷勤劝驾，我答应了。宫部长去后，老友徐诵明先生来了，徐先生是中央卫生部医学教育处处长，说：“听说请你参加中医组。我看你还是去罢！”我告诉他：宫部长刚来过，我已经应允明天去参加。徐先生说：“很好”。徐先生去后，叶先生是华东卫生部邀请出席会议的上海中医代表，他是中医组的副组长，他说：“我奉组长钱部长的命，特来邀请你去参加我们中医组讨论，我们准备欢迎。”我弄得摸不着头脑，我问叶先生，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叶先生约略告诉我几句中央卫生部特别召集了中医代表座谈会的话，和卫生会刊第八期所刊载的“中医座谈会纪要”大略相同。我且把这个纪要，抄录下来，读者诸君，就可以明白这个事情了。

    中医座谈纪要说道：“八月十三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召开中医座谈会，出席者有李德全、贺诚、苏井观、林士笑、白希清、鲍敬恒、钱信忠、鲁之俊、周越华、王仲英、穆少卿、王华杰、李长春、叶劲秋、陆渊雷、袁平、汪绍笙、徐巩伯、唐构宇、谢炜南、李斯炽、张君斗、戴笙三、龚志贤、李精权、范英田、高仲山、曹靖宇、陆观虎、赵树屏等三十人。列席有谢汇东、卢晓。”

    李德全部长：“大家辛辛苦苦，来自各方，都是诚心诚意来研究中医问题，我们希望大家多发表意见。过去反动政府不提倡团结，那时许多医务人员，有的是为生活而工作，也有的是为大众服务的。今天全国解放了，大家都要为人民服务，使全国人民不受疾病的侵袭，乃是我们的任务。怎样做才对呢？我想应从本身做起，参加预防工作，站在医务工作者的立场，尽一切的力量预防人民不得病，这是最好的。苏联现在已不发生鼠疫、霍乱、天花了。因此，我们应向苏联学习，向苏联学习，也是中医的任务。

    “由于过去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我们中医的不团结、不科学。今天虽然解放了，但还不能一下子即全部转变过来，一切是基于我们全国的经济情况的。毛主席曾谈过，经济转好尚须二三年，我们中医的改进，也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时间。

    “中医数千年来存在于中国，但我们中医并没有把这数千年的经验和理论，加以系统的整理。这也是反动派造成的。苏联以前也有旧医，革命胜利后，即逐渐走上了医药科学化的道路。在中国呢，也希望中医能够把中国医学科学化，使自己提高一步。同时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把人民的健康事业搞好。这应该说是我们共同的志愿，也是人民的希望。”

    汪绍笙：“中西医过去主要是彼此都很高傲，因而产生了不团结的现象。余云岫批判中医近于巫神，现在解放了。中西医的心理也都改变了。应把中医经验结果，用科学的方法，很好地加以研究。我是主张中医科学化，但不主张中医科学装饰化。”

    陆渊雷：“听过部长的报告，我的思想上改变了不少。中医只有治疗，是没有预防的。现代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进展，仅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但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天上海的中医对预防工作，已经很愿意接受去工作。我是中医，不主张消灭中医，而主张把中医科学化。至于中西医的名称问题，我并不坚持意见。只是把中国医学的种子传下去，就可以了。改进中医的主张，在二十年前，我就提出来了。南京国医馆成立，整理中国医学大纲草案，我已拟就，但未能发表。现在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除去我过去著的几本书以外，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办法，也整理出来了一些东西，将来可以供给政府。再产生的中医，也不是旧形式的医生了。应该使中国医学，供献给世界。”

    高仲山：“从十几年前反对余去岫的主张对时，我就主张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可是现在，中医还没有什么成就。

    “科学是有规律的，有效果的，中医的主要特点是几千年文字理论毫无进展。而中医的优点，只是经验秘方。这样停止在现阶段的现象，是不对的，是不会使人民愿意的。毛主席说要有批判的接受中国旧文化，中医是要科学化的，而不是产生新中医。”

    李斯炽：“中医的学问，也是相当复杂的，是先有实验而后说明的。中医医案，都是什么病治好了就传下来，而没有把治死的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治好的呢？这只是经验。张仲景知道强心可以利尿，这种经验是合乎科学的。我主张要看经验长处，不要只看理论而抹杀它。”

    袁平：“中医数千年来作治疗工作，如果没有什么价值，根本早就不会存在了。中医在病理方面，诊断治疗方面，也都是累积的经验。”

王仲英：“西北药材多，医生少，在西北中药贱，西药贵。应该设立中药药厂，办医院。因为西北不如上海、北京西医多。”

    王华杰：“过去政府只来看热闹，根本没有想到人民健康事业方面，个人出风头。也为了升官发财。冯焕章先生早主张中西医好好研究中国中医。可是过去反动政府无力实现，也不能实现。

    中医做好预防为主，应先进行训练。中医科学化，是否用进修办法，就能完全解决，尚得好好研究。”

    叶劲秋：“在我看来，中西医高明的人少，看不起中间落后的中西医，故此不能团结。

    “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尽然。中医实效有，而经验未必可靠，科学二字误解亦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用批判的态度。 我一生主张是批判的。

    “中医是最需要科学理论的，其简易有效方法，如火罐、灌肠，应注意加以研究。总之，有价值的东西，是打不倒的。”

    龚志贤：“首长指示，使我们有了新的认识。中西医过去不团结，是由于封建社会造成的。现在中西医可以团结了，因为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一个共同的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中医学术有经验，但是由于旧社会的束缚，因而不能进步。但是中医有群众的信仰。中医今后要参加卫生宣传和预防工作，是事半功倍的。

    “中医要改造，使中医走上科学化。各地要迅速举办进修学校。”

    贺诚部长：“全国卫生会议上来谈中西医团结问题，是为了把全国人民健康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使大家都参加到全国的保健工作中，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准。中医在历史上有许多成就的。过去的中医，缺乏辩证和研究的精神，这一点也不能否认。今后卫生机关多了，希望中医的各位先生们，能参加到政府的工作中来。过去中西医的不团结，是过去反动政府所致的，今后在一致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了人民的健康，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为使每个人都能尽最大效能，改造是必要的。不单独是中医要改造，即西医也一样要改造，这样才能团结得更好。

    “刚才有几位同志讲过，中医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和理论，但是更主要的是要把这些经验和理论，如何用今天的科学方法，给以证实和说明，过去所做的，实在不够的。为使中医成为现代的中医，就需要补充科学知识，走向科学化。

    “为了把中医材料，用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保持中医学术的独立性，我们打算成立中医研究所，以便加以实验研究，把一些不够恰当的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都给以适当的解决。

    “中医研究所我们不只请中医，而且也要请许多在西医界有声望的先生们参加工作，整理中医的经验和成就。目的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医学加以研究，保持其固有价值，发扬下去。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讨论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研究才对。

    “中医学校问题，我们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如果办，那么需要将现代的科学和中医学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

    “为了解决中医的各种问题，中央卫生部设了中医科。为了更多做些事情，想把中医科扩大些，使各大行政区、省、市，也都有中医的行政组织，自上而下地，有系统地，来管理中医事情。这样，对于保健事业，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要求中西医团结得更好。只有提高，才能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很重要的。关于余云岫的问题，不应太狭隘，我们应该请他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以便使我们的意见一致起来，共同为人民健康事业而努力。”

    对于贺部长最后所发表的意见，博得了所有出席者的同意。这个座谈会，是在充分地表现中西医团结的气氛中结束的。

    以上我把中医座谈会纪要全文抄录，读者诸君，可以想到中西医团结的波澜本态了。这是这出戏剧的上幕。至于下幕呢，是欢迎我到中医组去，也有一段录载第八期卫生会刊上。但是“欢迎”我不敢当，所以我不想再抄录了。其中有我对于针灸的小小意见，然而太觉简略。隔日，补充一点，再发表罢。

    （原文刊登于《医药世界》1950年10月，第5卷第1期    转载自：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281－287     更新日期：2004年1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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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余云岫观点的真伪辩[/B]
余诞年  200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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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余云岫是反中医还是批判中医理论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人坚持并竭力鼓吹所谓余云岫“反中医”的观点,并摘引了余云岫著作中的一些话作为根据,的确是从形式上做到了“有根有据”,于是其后的引申、发挥也就“言之有理”了,余云岫也就被制造成为反中医的典型(《科技导报》2000（7）:15-16)。但任何科学的结论,起码的条件要禁得起推敲,禁得起事实的验证,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余云岫的这个结论却从来没有经过认真的推敲和验证,是靠着长期一言堂式的重复而得以持续的(《中华医史杂志》1955(3):161-163,以及“编者的话”;《新华半月刊》1956(93);《文汇报》1974.8.14.上海中医学院大批判组文章;《经络十讲》1976,上海人民出版社,P.17,《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言论摘录》〈油印本〉福建医科大学中医系编,1976.11.——其中摘录了卫生部大批判的有关材料的内容)。那么,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的批判,被说成是对中医的全盘否定,这个结论是否禁得起历史记载的验证呢?1928年余云岫在《社会医报》第18期上所发表的《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中指出“…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吾之所为医学革命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也…”同一篇文章中也指出“今旧医之欲保存国粹,恢张本有医学,其志非不可嘉,惜乎知识幼稚,方法错误,…我国医学有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有上工大师所经验之成绩,则金银也,又有巫祝玄学所臆造之虚谈,有末学浅识所穿凿之理论,则沙石也…盖我国医学虽为纯粹之经验学术,然历年已久,更事已多,其中观察颇有精到之处…”,而且1925年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首次指出唐代的《崔氏别录》已发现瘰疬与肺痨同源,比法国的Laennec的发现早1200年,震惊了与会学者。又撰文批评日本的长井氏虽发现麻黄素,但因忽视中国古代医药文献,竟不知其治喘功能,致使其治喘功能的重新发现被推迟了三十余年。更早在1913年,他在“世界各国新药集序”中就已呼吁重视中药的研究: “……本二千年经验进而行科学之研究,药理之实验,则所获之富,必可惊骇。好自为之,执来日之牛耳者,舍我国而谁属哉?”,不仅如此,他还是当时唯一能在处方中应用中药的西医,说明他不仅肯定中药的作用,了解中药的药理,并能付诸于医疗实践,是中西医结合的首创者。再何况他在争论中,致云铁樵的信就曾引用庄子的“运斤成风”来表明自己在争论中与中医学者共同探讨真理之心意(《与云铁樵论群经见智录第一书》,《余氏医述》初集 卷五,1928)。除非“云斤成风”可以作“全盘否定”来理解,除此之外,仅举上面数例,恐怕就难以用“全盘否定”来概括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的批判了。学术上的不同见解的争论,常常是针锋相对的,但自然科学史上学术之争罕见用“反”字来概括的,妨且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糟粕的批判,未必是毫无道理的,从当时起到现在,始终没有人对他的科学批判作出过旗鼓相当的应答,但也没有人再对中医理论的糟粕做过系统的批判或整理,至今阴阳、五行仍被视为中医理论的核心或灵魂,与现代自然科学哲学体系形成明显的对比。当时国民政府上层反对余云岫者有之,社会上对余云岫的科学批判回应无力却进行人身攻击者有之，甚至把新医说成“…受第三国际运动,以为洋奴,以为汉奸…”者也有之,何以这些历史现象在评述余云岫的文章中,竟未见着墨。到底是余云岫反中医?还是后人借机全面否定余云岫呢。

    2. 中医理论属于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有一种观点把余云岫放在近代史中中西文化之争的西化派一方,以佐证余云岫的观点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但中西文化之争的内容基本上是属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范畴,并非自然科学之争,医学科学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现象内在规律的认识和解释,结论是唯一的,自然科学的学术之争,并无中、西之分,只有正确和谬误之分,与人类思维活动所产生的人文现象相比,二者研究的着眼点是不同的。例如,对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的解释曾有多种(且不论其正误),在自然科学范畴内,化学元素说是唯一的,是否定其它解释的,并无中、西之分;但作为人文科学研究范畴而言,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长河中,可以产生各种说法,除了化学元素说外,尚有其它的解释,诸如“五行”说则不仅有中、西之分,诸子百家的观点也是不同的,这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历史痕迹,不仅有经验的积累而且也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所以二者对人类文化遗产取舍的角度是不同的。医学科学本是自然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为什么中医理论能凌驾于其它自然科学之上,惟独以“中、西”而分呢?中医是积我国汉族上千年医疗实践的经验形成的一种医疗技术,与我国的四大发明以及纺织、冶炼等技术,同属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但在历史上,无论四大发明还是纺织、冶炼,均被视为匠人之术、雕虫小技,既未能形成系统理论,亦不登“学问”的大雅之堂,惟独中医理论却可登堂入室,同样是技术,中医理论得此殊荣未必是巧合,与其理论体系包含有玄理内容,符合当时社会上层崇尚的理念有关。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我国虽有周髀九章、杨辉三角、圆周率、勾股弦等科学成就,再加上先进的珠算技术,却没有孕育出现代数学理论体系;我国的指南针和熏香炉(内有万向支架)虽均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没有在结构上组合成现代意义的罗盘仪;甚至长期作为经济主体的农业,其生产工具竟上千年来未见改进,农业技术也仍然落后……。历史事实证明这种理念与先进生产力相距甚远,造成了我国近代史上被动挨打的后果。在这种理念框架上构建的中医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我国东方文化的人文特征,但不具备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形态和要素,然而中医丰富的经验所积累的医疗技术,虽蕴涵有科学的萌芽,但没有归纳出科学的结论,正由于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状态,造成人们认识上的错觉。余云岫从科学立场上抨击中医理论中的玄理,当然只能按照自然科学的判断原则,以维护科学的尊严为重,这在学术争论中本来是正常的,相反地,在对余云岫的反批评中,科学因素却被完全淡化,在争论中不讲科学道理,而人文因素却被无限地强化,甚至上纲到阶级对立的程度。自然科学理论的目的是用于正确解释自然并指导生产实践,属于生产力,而不是研究观念或思维形态等上层建筑规律的科学领域,自然科学首先着眼于科学性,而社会学或人文学则首先着眼于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等人文因素,属于两类科学范畴的文化遗产,衡量和继承的标准或要求是不同的,用社会或人文科学的标准来判断自然科学学术之争的是非,显然会被导向错误的结论,然而至今仍然有人提出,评判中医理论的正误,要在现有科学的客观标准体系之外另行按中医理论逻辑建立“标准”。当年牛津大主教在与赫胥里的辩论中,就是企图用习惯势力和宗教情绪转移辩论的主题,用人文科学的命题来反对进化论的;上世纪40-50年代反对基因学说的李森科学派,也是打着哲学的大旗转换主题,用社会科学的命题来掩盖其理论伪、假实质的;更不用说哥白尼、迦利略和布鲁诺等学者的遭遇了。中西医学术之争,首先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学术争论,完全可以用现行自然科学的评判体系和标准来分清是非,不应归属到人文文化之争中去论高低,五四运动前后反封建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如果不谈科学,而将中西医学术之争,放到中西文化之争的框架下讨论,中医到底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呢?再说余云岫与史学中所说的东方文化派大师杜亚泉、章太炎二人都有师生之谊,特别是太炎先生晚年,两家往来频繁,交谊颇深,余云岫一度充当了他私人医学顾问的角色,而且与章家之谊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余云岫在中西文化之争中,未必象如今有些医史学家笔下那样极端,太炎夫人逝世前不久,曾经对余氏子女亲口说过,她一直不赞成当时社会上对余云岫的评价,这是历史当事者的感受。何以一些医史研究者的思路,与之相差如此之悬殊?这些史学文章所述究竟是历史事实全貌的客观剖析,还是更象一种反映作者情绪的文学描述。

    3. 余云岫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批判中医理论不科学和唯心的部分

    中西医之争中被掩盖的科学争论的内容究竟如何?是全面了解这场争论所必须的,也是至今未作正面答复的问题。余云岫当时对中医理论的批判,是从当时自然科学认识水平的基础上,对中医学说的理论中不科学和唯心的部分,进行的批判,内容主要集中在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和气运、六气、脉学等说。例如,对于中医学说中之病原理论,“六气”之说,余云岫曾在《温热发挥》(《社会医报》第二期,1928)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古代“学识”体系缺乏生物学知识,所以“不能知热性传染病之各有病原细菌,其知识中所有之物,不过自然界之变化而已,故遂妄意推测,以为疾病之原,皆由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而来,…”。又说“…由今言之,所谓伤寒,所谓温热者,无他,皆今日之急性之热性病也,急性之热性病,皆有细菌为之祟…”,并指出即使在中医文献中,对于“冬月受病,春夏始发”的说法,前人也早就批驳过,指出“…吴说(注:指吴又可之说)则独有真理,不可灭也,要其能知伏气温热之绝无其事,则皆卓识也,…”,而且根据亲身经历的事实说“余鬻医沪上十有余年,凡遇旧医方案定为温邪者,取其血验之,多是肠窒扶斯(注:肠伤寒),不但此也,肺炎,流行性感冒等病,旧医方案皆指为温,…故仲景之所谓伤寒,传染病也,后贤之所谓温热,亦传染病也,非细菌之毒为之祟,安得有发热久而且甚,…”而且还指出中医理论中的“风温即今之呼吸器传染病,…陈祖恭叙风温证象,最为详悉,见温热经纬卷四 学者取而观之,以新医书中之支气管炎及毛细气管肺炎对照可以知其为同病矣”。此类论述在余云岫的著作中颇多,不便一一列举,作者所以在此旧事重提作些引证,是因为余云岫批判中医理论的真实面貌被掩盖得太久了,多数人只知有“反中医”的余云岫,而不知有用医学科学知识批判中医理论的余云岫,被中医极力反对的《灵枢商兑》,除了批判中医理论不科学之处以外,本身就是一册当时罕见的,普及医学科学、讲解医学科学道理的作品。上述引证,虽仅只一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余云岫在批判中医理论时,批的是不科学的内容,讲的是科学道理,摆的是事实,其结论是否言之过激,尚可商榷,但与四十余年来批余云岫,先扣以“反中医”帽子、在大帽子底下又言之无物的文章相比,的确大相径庭,颇耐人寻味。古人限于当时的科学和认识水平,对自然现象提出各种解释,属于认知自然的一种探索,是理所当然的,而在科学已发达到如今水平的现代,人类知识面和认识的水平已大为扩展的情况下,仍然原封不动地坚持古人之哲理,甚至反讥现代科学之说,就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会不知道,自洋务运动以来,中西文化之争就错综复杂,先进、中间、保守各派观点纷呈,其中复古保守派对待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态度值得重温,余云岫曾对这种观念进行过概括,“…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株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舳舻千里,…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数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高言气化,穷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瀹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诸学,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二语见世补斋医书)…”(《社会医报》五十八期,1929),这是“五四”前后与科学对垒者理念的写照。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中医学解剖、反对数理化解绎生命现象的论调(《中华医史杂志》1955(3):161-163,以及“编者的话”;《新华半月刊》1956(93)),以及最近反对中医掌握现代生命科学基础,感叹中医院校学生“不西不中”的论调(《科技导报》2000（7）:15-16;《中国经济时报》2003.6.12.),三者相较之下,有似曾相识之感,恐怕读者也会不言自明的。余云岫在批判中,并没有一概抹杀中医的实践经验,该肯定的还是肯定的,例如,他提到中藏经脉诀说,血证之脉“浮大难治、牢则难治、数则难治”的结论,都是“确合自然之真理”,并对其因果关系作了科学的病理学分析和解释;又在一篇短文中(《社会医报》九期,1928)对于针灸则认为,针灸“…时有特效,未可尽非,其理须俟科学研究,而后可以明了,然不知消毒,是诚大危险事…”。自然科学理论及其探索和认知事物的科学方法和思维逻辑,是人类长期科学实践积累形成的,是全人类的知识财富,并无中西和国界之分,也无学科之别,在自然科学范畴内有统一标准,是普遍性的,对人体生理、病理状态的认识也不例外。中西医理论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为什么同一自然对象的现象,在没有充分科学实验依据的情况下,非要另设一套“准则”来认知不可呢?是要求“标准”要适合理论?还是理论应受标客观准的检验呢?就脏腑而言,本义原是体内器官,而近来出现的解释似乎演变成了一种生理功能的关系,显然与原来经典著述上的词义有了很大差别,即使作为术语,这种生理关系依然没有清晰严格的概念界定,例如“肾”的含义,究竟指主泌尿的功能还是指主生殖的功能?从现代生命科学的观点来看,生物体无论是器官、组织、细胞还是分子,结构与功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上述的功能关系却似乎游离于生物体的具体结构之外。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对骨髓的传统观念,无助于人们对骨髓功能的正确认识,反而成为对目前捐献骨髓的疑虑,成为建立我国骨髓库的思想障碍;“天人合一”的理念,却长期没有引导国人对改变随地吐痰恶习的重视,也没有改变饮食习惯上的一些不良习俗,更没有提高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我国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没有糟粕,对于文化遗产中不科学的内容是应该批判的。鉴于中国长期来受理学文化理念的影响,对于我国科学基础不深、科学意识不强的人群而言,十分容易接纳扎根于这种文化理念上的臆测,而且朴素地相信“眼见为实”的原则,习惯于凭经验、凭直觉判断事物,缺少严谨的科学思维和推理的习惯,容易在自然现象的认知上,混淆主、客观标准,不辨真伪地作出错误判断,因之误入歧途者也不乏其人。若按上述另行设立的“准则”下认知的人体结构与功能的理论,是自然科学的真理,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哲学准则应作出相应的修改呢?这是几十年来余云岫的反对者至今不能对他科学的批判作出正面反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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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批余云岫者对“旧医”和目前的“中医”作了概念的偷换

    与因循守旧者的意愿相反,医学科学不断地日新月异在迅猛发展,人们对自然对人体的认识也在与日俱进,目前的中医遇到伤寒、肺炎之类的患者,不再会将其病原诊断为“温热”“温邪”,用药方面也将以抗生素主治,而不会用薄荷、牛蒡、芦根、滑石作为主治之剂,但并不妨碍作为辅剂入药。从上世纪初视科学实验为“画蛇添足之举”,将医学科学教育视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的“旧医”,到现在具备数理化知识,掌握现代医学生物学基础,懂得解剖、生理、微生物学甚至遗传学、免疫学的中医,二者之间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也许这就是被一些人所指责的“西医化”现象。当年余云岫提出在医政管理上要进行登记,要进行资格认定,并非只针对中医而言,现在看来都是现代化国家行政管理上所必需施行的,并提出用医学科学基础理论进行培训,也是鉴于当时我国落后的医学科学现状和落后的医学教育现状,并非所谓要消灭中医的措施,如今也都施行了,中医中药非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有了发展和进步,而当时何以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分析一下当时旧医的技术传授方式及其知识结构,也就不难理解了。余云岫本着“运斤成风”的诚意,实事求是地批判了中医理论中谬误之处,并非为了彻底否定中医,如果余云岫的确认为中医一无是处,又何必化那么多笔墨,找那么多典籍,费那么多口舌,去论证其所以之“一无是处”?也没有必要化精力在他的医疗实践中运用中药,和发明中药制剂 (余氏止痛消炎膏)与泊来品对垒,中医对余云岫来说不是他前进的障碍,而是后进者,他完全有理由可以不去顾及落后者,而对其不屑一顾的,化精力去顾及后进,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对余云岫并无个人利益可言,他对中医的批判,可以说当时完全是出于他对科学的执著,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期望。余云岫的一些批判论点,在当时一些思想上比较开明的中医中,是得到理解的,而且也有与余云岫进行相互讨论、争辩和交流学术观点的著名人士。基于经验积累的,有效的实践甚至是精湛杰出的技术,并不意味着必定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我国古代的冶炼、造桥、建筑、纺织等技术都存在这方面的例子,在我国长期重文轻理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同样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对先天之不足理应揽众家之所长以补其短,妨且就医药理论体系而言,除了中西医两大体系外,我国的文化遗传中,还应包括有藏医、蒙医、维医等少数民族医药体系,都有其独特的医理和药理,对于同一类病的治疗和用药方法也不一致,都是取长补短的资源。另一方面,可见《内经》之说也不是唯一的,为什么如此容不得批判和争论?藏医尚能接纳尼泊尔和伊朗的医药技术融成目前的藏医体系,何况中西医乎?中西医之间不仅可以互补,而且也可以共同促进,这是中西医团结的宗旨,也是余云岫在解放后公开表示拥护的方针,一些著名中医对他的表态也是赞同的。与中医的进步和发展相对比的是,还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发展的大趋势,守病树而怨万木,踞沉舟而责千帆,不思与时俱进,期望通过改变自然科学的哲学原则,来原封不动地维持夹带玄学内容的医理,不可否认,余云岫的批判和主张,有可能阻挡了一些人的“路”,损害了某种利益,有人一开始就对余云岫怀有敌意,他们需要余云岫作为假想敌,把余云岫批中医的落后面,说成是“全面否定”,是“反”,是要“消灭”中医,混淆定义将昔日余云岫所批之旧医的概念偷换成如今的中医,甚至越出学术争论的界限,将余云岫描述成是与人民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依靠煽动无端的敌视情绪,转移主题来掩盖争论的实质,以维持其忽视数理化基础,又无视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理论”地位。自然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科学的真理都能经受得住批判和反对,如果坚信自己坚持的是科学、是真理,何须树立假想敌?余云岫并没有视论战的对方为敌,也没有视中医为敌,例如,当时与他对立之陆某,诊治某患痢老人不愈,转至余云岫处后治愈,患者怪罪陆,他则看了陆之处方,向患者解释,陆某处方按中医理论没错,是旧医无特效药之故(《柬陆某》,《新医与社会》一七八期,1931),反过来看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批判余云岫者,有此坦荡磊落的胸怀吗?那么对余云岫的批判,是批判了余云岫,还是揭露了批判者自己?在历史进程中,谁代表了先进,谁为落后辩护?其中的科学道理是真,是假?读者即可分辨。

    5. 关于中西医学术争论和“哥本哈根精神”

    中西医学术之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只有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辩之中,科学才能发展,真理才能清晰。特别是中西医之争,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学理之争,还附带有东西方文明相互碰撞所产生的争论。自然科学的学理之争,向来可以用科学实验的实证来解决,在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证明以前,任何理论性的归纳只能作为假说对待,只有得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充分验证以后,才能正式上升为理论,规则是严谨的,标准是客观的,要求是严格的。作为中西医的学理之争,同样不能例外,对于未知原因的现象,未被确定的理论,都应该平等地争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论证,在学术争论中,维护科学的尊严和纯洁,是所有科学技术人员的神圣义务,除了科学真理以外,是不存在什么“权威”的,除了每个科技工作者有其无私真诚贡献的领域外,不存在个人独占的“领域”或学术的“势力范围”,任何借助于宗教或权势干预学术争论争论占取上风的做法,都被证明是可笑的,但也是可悲的。自然科学的学术争论中,出现借助一时的政治或宗教权势干预学术争论的现象,说明学术争论中混有伪、假科学,存在着学术道德的败坏。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有心富家、无心强国”,“宁误子孙、勿误前程”的风气,也同样影响着学术界,其极端的甚至有堕落到为邪教张目者。而东西方文化之争,虽属人文科学领域,但学术争论也未必一定是剑拔弩张“斗争”式的,在我国戏剧、音乐、绘画等领域都有过很好的范例,就是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应慎重对待鲁迅笔下所描述的“人血馒头”、“原配蟋蟀”用以治病之类的文明“特色”是否保留的问题,回顾中西医争论的历史,却说明我们曾经走过的一条歧途,无助于医药科学的发展,无助于国家民族的振兴。为了未来,我们需要一个祥和、开放的学术氛围,面对21世纪的国际舞台,期望我国医学科学界,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重,挽回走歧途所浪费的时间,在中西医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应该呼唤诚信、坦荡的科学道德,倡导以集体讨论和自由探索为特征的研究风格,创建具有“哥本哈根精神”的学术氛围。 （作者为余云岫医师的儿子。 更新日期：2004年1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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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忾   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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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云岫医师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医学界提倡和宣传科学的模范和先驱人物，在他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就编写了《普通物理讲义》和《物理学教科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16年回国后，编写并在1917年出版了《灵素商兑》。该书系统批判了《黄帝内经》一书中不科学的内容，是其立志推动中国医学走向科学化、反对玄学的宣言书。1918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先后编写了，《内科全书》、《外科疗法》、《饮食防毒法》、《传染病》、《传染病全书》、《微生物》、《药理学》等书。同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宣传科学反对玄学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收入《医学革命论》第一集至第三集中。

    他是近代中国首先引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医学、医药的先驱，无论中医、西医都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对中国医药的贡献很大。1937年他组建了研究室，对许多中药材进行研究，以后又成立制药厂，生产了“余氏止痛消炎膏”、“余氏止咳糖浆”、“治下灵”等中成药。他是第一个研究和尝试使用中药的西医。

    1913年他在《世界各国新药集序》一文中说“欧美之旧药转而为新者盖已发露无遗，自今而后，用武之地，将在我国，地大物博，草昧未启，本二千年经验，进而行科学之研究，药理之实验，则所获之富，必可惊骇。好自为之，执来日新药之牛耳者，舍我国而谁属哉？”可惜他的满腔热情在当时不被社会理解，以至于在今天世界的中药贸易我国仅占5％，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余云岫医师在1933年《社会医报国产药物专号征文启》一文中说“我国地大物博，药品之富多为东西洋诸国所未有，而草昧未辟，宝藏未启，彼抱研究之欲者，日思挟其利器，凿我混饨。麻黄、防己、当归、车前皆为其捷足先登之蝥弧。我若再不努力，则货弃于地，楚才晋用，国有学者所当引以为耻也。”不幸而言中。他在1922年发表了两篇研究国产药物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和“科学的国产药物之刍议”。并将自己在研究防己一药的结果发表。可惜他大力提倡的事不被人重视，而他所反对的阴阳五行等玄学却大行其道。他自己虽然身体力行，一生努力而为之，然而在旧社会因为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加上资金人员的缺乏，他所力主在世界上宏扬祖国医药的宏愿最终落空。

    他的一生除了治病，把主要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传统医学上。并且有不少发现。如发现古之霍乱不是真性霍乱，我国真性霍乱始发于嘉庆二十三年（1819年）后。中国淋病医案第一例是《左传》载鲁昭公元年晋平公之疾。作《痢疾源流考略》，详细编述了各种医书中此病之名称及误解等。1925年到日本出席远东热病学会，发表论文“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指出唐代《崔氏别录》一书已经发现瘰疬与肺痨同源，早于法国林匿克氏1200多年，引起世界各国对中医的重视。从1938年至1943年先后撰写了《释名病释》、《方言病疏》、《尔雅病疏》、《说文解字病疏》、《广雅病疏》、《十三经病疏》，后总合为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1954年出版。

    余云岫医师又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辛亥革命时，他在日本参加赤十字队回国做救护工作。在饯别大阪友人的诗中他写道：“一身归国知悲愤，万死投艰在倔强，少别群公休怅怅，男儿事业本沙场。”1933年在“对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一文中说：“吾舌尚存，人心未死，中国尚未灭亡到净尽的时候，我的忧国热泪是没有一天干燥的，救国热血是不会一日冷却的。” 1929年在“至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中说“苟利于国，无不可以牺牲，身家性命视之如敝屣。”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解放以后他又焕发了青春，满腔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还报名参加赴朝医疗队。组织上照顾他年高未能成行，他又鼓励他的两个孙子参军，分别在陆军和海军服役。他满怀希望草拟了“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呈报中央。但是在学习了中央的政策后，在“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他是主席团成员）上发言时，他主动修改自己的偏误言辞，表达了他坚决贯彻中央政策精神团结中医、促进中西医学术交流的意愿。而且说到做到，亲自担任新成区第四联合诊所所长。上海的名中医章次公和中医李庆坪、宋大任、叶经秋等都成为他的好友和学生。更有一位湖南的名中医李聪甫大夫，原来写了一篇《对余岩“中医处理问题大纲”的批判》一文，后来在了全团第一届卫生会议”听了余云岫医师的大会发言很受感动，特地写来一封信，摘抄一段如下：“先生讲话认为，过去自己对中医观点之错误，嗣后愿为团结中西医工作而努力，愿为中西医学术交流而努力。先生翻然改图，此种独特之精神、伟大之毅力，非大智大勇者曷以辨之。不特西医界所当推重，中医同仁亦必热诚而拥护也。拙著批判印竟之日，早拟直陈，左右恐先生以为敌然。以今日观之，虽偶有锋利之词，为学理之争论，不特无损于先生，且播大名于海内。谅先生不但不以为敌，或更引为千里神交、忘年知己也。际兹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之开始，不妨奉呈一册，请作明日黄花视之。莞尔阅之，敬希不惜”。可见他得到了许多有见识的中医的拥护。

    但是，在他死后一年，有人在《中华医史杂志》上，说他担任所长的《中国医药研究所》是“敌伪所办”，这完全是恶意诬陷。该研究所明明是上海私立震旦大学和中国药物公司合办。当时的震旦大学校长、后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胡文耀先生在1955年6月22日曾复函证明如下“在上海沦陷期间震旦大学并未与日伪发生行政上或经济上的关系，并无日伪到震旦大学执行行政工作或掌握经济权”。而且后来震旦大学校舍被日伪占据，研究所也即刻被迫停办，人员亦解散。当时参加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土秉志先生和中华医学会秘书王吉民先生都可证明。

    在他的信函中有诸谊民的三封来函和复信的底稿，是邀请他担任《同仁医学院》校董的事情。他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邀请。而1951年他却报名去朝鲜参加医疗队。他的爱憎应该分明了。

    至于说他在1926年~1929年任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1934年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等不过是出于奉献社会的良好愿望。郭沫若先生、李四光先生等社会名流都有相似的经历。

    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坚持真理、大公无私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楷模。它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他第一个提出愿将遗体供病理解剖，并在1932年第二次全国医师代表大会上提出“劝告全国医师组织病理解剖有志会”议案。当时做出这种移风易俗的举动是不容易的。

    他也是第一个提出要保护母亲河黄浦江的人。他在《社会医报》七十二期（1929年）“垃圾”一文中说：“昔白圭之治水也，以邻为壑，今工部局之治垃圾，以黄浦为壑，何其无谋之甚也。苏州河，横滨已矣，恶臭难近，为大都市而牺牲其沦漪矣。至于黄浦，幸有潮汐之通，两涯之广，尚得保其清洁。今乃下水以污之，更加垃圾以填之，难乎其为黄浦矣。”可见他的环保意识已经超过了英国工部局。英国人如果有这点环保意识，也不至于让泰晤士河先污染后治理了。

    他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可以说是深恶痛绝。1930年在《社会医报第二周年感言》一文中写道“而要人大官或以头脑陈腐不知主张，或以请托恳挚情面难却，或以饭碗宝贵不敢声张。即如此蒋主席维护旧医之谕，明明是政客医客勾结而生。……。”1931年《读余子维先生遗嘱解剖尸体记事书后》一文中写道：“余向谓国人陷溺情感，藐忽理法，行事治学无不以模糊了之。徒讲粉饰，虚与委蛇，遂无实事求是之思想，循名责实的工作。宣传而外，能事毕焉。敷衍之后，责任尽焉。是非不讲，真伪不究。国无可守之律，学无可循之规。或以文乱，或以势劫，或以利诱，或以武犯。习而成性，活不知怪。及其末路，遂至黑白不分，寂麦不辩，痴愚顽冥，侪于蛮野。中国之亡大半由此。芸芸民众，沉睡不醒。吾为之大声而呼、垂泣而道，昏耄骄恣，无闻见焉。庄子有言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吾则回：‘祸莫大于民亡，而国亡次之。’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是那样的沉痛。”

    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就是因为坚持科学，反对《黄帝内经》所主张的阴阳五行等伪科学而长期被忽略。

    最近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国为什么在明朝后期科学技术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我看原因之一是哲学思想的落后。在科学领域明显地存在两种思维认识方法。

    唯物的方法可以表述为：

    l、对某一现象可以用假设来解释，例如把燃烧现象假设为燃素的存在。

    2、对任何假设都必须到客观世界中去验证，并用实验证明，如燃烧现象最终证明是氧化作用。

    而唯心的方法可以表述为：

    l、对某一现象用一套推想出来的理论解释，而这种理论往往出自“圣人”的头脑，因而也就不容怀疑。

    2、出现新问题，创立新学说也就必须到书籍中找到依据。对一个问题发生争论也不是用实验来证明，而是用引经据典或逞口舌之利，如中医寒凉温热两派争来争去谁也不能说服谁。

    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的差异导致我国在科学技术上大大落后于西方各国。

    近代我国几乎全面地实行唯物论的研究方法。只是在中医界还保留了阴阳五行等玄说，而且至今也没有人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证明这种学说的正确性。好象也不打算这样做。1917年余云峋出版了《灵素商兑》一文，系统地批判了《黄帝内经》一书，震撼了医学界，他高举医学革命的旗帜，驳得中医们无以言对，至今也没有人对他的论点进行过象样的反驳。

    历史上阴阳五行学说风行了两千多年，除了名家、法家和荀子外都被其渗入。儒家从子思、孟子开始也讲起了阴阳五行。成了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主要祸根。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现在我国的哲学界已经没有了阴阳五行的影子，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界也清除了阴阳五行等玄学，只有中医还把它当宝贝。当然还有巫婆神汉、风水先生、算命先生。老百姓把“医、卜、星、相”归为同类，就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相同的。

    臧振先生在《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一书中说：“医本源于巫，先秦典籍中医字写作‘毉’。中国医学始终没有超越巫理。”在书的结尾还说，“当一个民族的基本群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不能与巫术划清界限的时候，这个民族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我同意这个观点。

    余云岫先生是倡导科学，反对愚昧迷信的先驱，现在纪念他是很有必要的。希望他的真知灼见能为中国医药发展起点作用。

    他逝世后曾将大量中医中药古籍文献和其他古籍文献赠献给中央研究院中医研究所，经受人是龙伯坚，总计1519种，9216册。内有遗作手稿《国产药物文献》214册。我想这些文献如果能够研究整理出来，一定会有益于国产药物的开发利用。希望医学界的同志们能抛弃糟粕，发展精华，能够在世界重要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实现余云岫医师的梦想和他毕生的愿望“执来日新药之牛耳者，舍我国而谁属哉？”（作者为余云岫医师的孙子。 更新日期：2004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