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yuer

[B]作者：罗宗强 [/B]

    百年来的中国古文论研究，论著的数量极大。要全面的深入了解，难度是很大的。近十馀年来，已有不少古文论研究回顾的论著，1  该说的似乎已经都说了；还没有说到的，正是很不容易说的部份。以一人之精力，要浏览一遍数百部研究专著和数千篇研究论文，就每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梳理出具体的研究进展，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够说的，只是一点印象而已。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0-7 10:55:57编辑过]

yuer

一
    中国古文论的研究史从何时算起，是一个界线不很清楚的问题。如果仅从对于已有的文论作解读和评论这样一个角度看，那么汉代就开始了。汉人对于《毛诗序》的解读，就可以看作文论研究。类似的研究历二千馀年而没有间断。它虽然没有间断，但也始终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零散、带着随意涉及的性质。有的还时常与其它的学科混在一起，如以经学的面目出现，或杂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中，在批评作家作品与阐述文学理论问题时附带评论他人的批评与理论。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以前，古文论的研究还是其它学科的附庸。但是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在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独立成科了。它开拓出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有了一个研究的疆界，建构起它的研究对象的大致范围、描述了它的史的大略的研究构架；而且，开始了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自觉探讨。它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它与其它学科的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使它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一切条件。

    这个学科建立的时候，并不称为“古文论”，而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关于这一学科的命名是否与它的研究对象相符合的问题，学术界不时有所议论。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按理说，就不包括文学理论。虽然在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述常常纠缠在一起。但是，除了这样的文学批评之外，也还有一部份不涉批评而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如《文赋》、《二十四诗品》等等，把这个学科命名为文学批评史，就应该把这一部份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排除在外，此其一。文学批评史，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批评作“史”的研究。但是这一学科从它萌生之日起，专题的研究就与史的研究并存着，越到后来，专题的研究所占比重越大。有的史的研究，可以说完全是在专题的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其二。至少因了这两点，这一学科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不准确的。或者正是因了这不确切，有的论著就称为理论史（如蔡钟翔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有的称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其实，如果要给这一学科一个较为确切名字，似乎还是称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更好一些。从研究的对象说，既可以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也可以包括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从研究的角度说，既可以包括史的研究，也可以包括专题研究。考虑到这一点，本书采用了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也未必能为学界所共同接受，既然约定俗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种种的名称，恐怕是还要并存下去的。

    对这一学科的名称作了必要的说明之后，就要来简略的说明它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经过。古文论研究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二十世纪初，虽已有零星的古文论研究论文发表，如：1910年陈受颐在《南风》发表《文学评论发端》，2  1913年廖平发表了《论〈诗序〉》，3  1916年刘师培发表了《文笔辞笔诗笔考》4  。但古文论的整体面貌如何，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二十世纪初古文论的专题研究也已经进入大学课堂，如：1914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讲《文心雕龙》，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同一时期，刘师培也在北大讲《文心雕龙》，部份讲稿曾由罗常培整理发表。但古文论作为一门完整的课程，也还是后来的事。到了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古文论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雏形才算确立了起来。陈先生在这书里虽然还没有对古文论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作出明确的论述，但他已提出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的不同义界。对于“文学”的界定，他举我国传统关于“文”的种种界说，并举西方三位批评家的见解加以比较，特别提到美国人亨德（Thevdore  W.  Hunt）的见解：“文学者，藉想像、感情、及趣味以表现思想之文字也。”在比较我国与西方对于文学的不同理解之后，陈先生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而对“文学批评”，他则列出了十二种的方式，而称自己将用其中的四种，即：归纳、推理、判断的与历史的批评来衡量我国的古代文论。他对于文学批评的了解，显然也受到中西各方的影响。在简略阐述他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解之后，他又简略的对中国的古文论的特点做了描述，并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概念，分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为八期，列专节的批评家九十三人5  。在体例上则专家、专著的论述与理论问题的论述交错进行。6  有研究对象性质的界定，有研究方法的选择，有总体规模的简略描述，有自己的体例，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雏形已经清晰可见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0-7 10:58:10编辑过]

小艾

以上列出的书目楼主都看过吗？有没有印象极深DI？说出来看看，互动性才强啊！[em26]

yuer

当然，与任何学科初创时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粗糙、幼稚和缺点一样，陈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带着草创时期的特点。他为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的规模画了一个粗轮廓，没有展开来进一步深入探究。全书仅七万馀字，唐前即占三份之二。我们知道，宋以后的文论在数量上占有更大的比重，而篇幅仅占三份之一，其简略可知。例如，介绍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观，尚不足五百字；三袁、钟惺、谭元春的言论一条未引，只引朱彝尊论此两派之材料各一则。又如，晚唐诗格，数量不少，而陈书仅言：“晚唐诗文，专尚格律，其评文之作，亦津津以格律为言。”至于有何种之诗格，并无任何之交代。可以说，陈先生此书，并未对古文论之资料做全面之搜集，只是粗列规模，点到为止。它的作用，是初步的奠基。进一步为这一学科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先生。1931年，朱先生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这一课程的讲稿在出版之前就在高校中流传。7  到1943年，才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书名正式出版。出版时，在序里说到它产生的经过：“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间，重加订补，一九三三年完成第二稿。一九三六年再行删正，完成第三稿。”1937年刚开始排印，抗战暴发，稿件丢失，直至1943年，才将第三稿的上半部与第二稿的第四部合併出版。朱先生的这部著作，虽名为“大纲”，实则较之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唯在篇幅上有了很大的扩展（近二十六万字），而且对于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性质，也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朱先生在书的序言里，说到他编写的三原则：一是以人立章节，而不对时代或宗派加以特别的标示。二是不对诗、文评分门别类的加以评论，而是对每一位批评家各方面的组合加以评论。三是“详近而略远”。  在这三个编写原则之外，他还有三个说明：一是对于批评家和批评材料的选择，不可免的带着主观的色彩；二是有自己的史观史识；三是对于文学观念的流变与批评家之间的比较，往往不能不加以判断。他说：“文学批评史的性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周勋初先生在评论朱先生的这部《大纲》时，除了朱先生序中提到的之外，又指出了《大纲》的另两个特点：一是参照西洋的学术对我国的古文论作阐释，观点更为明确；二是写入书中的文论家，都作了专题研究。由于有了专题研究的基础，因之也就有了很高的学术水准。8  在朱先生的《大纲》作为高校讲义流传之同时，郭绍虞先生也在清华与燕京讲授文学批评史；马鉴先生则于1936年在香港大学讲授文学批评。1934年，郭绍虞先生出版了他的批评史巨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下册因时局原因直至1947年才出版）。郭先生的《史》，洋洋七十馀万字，涉及的文学批评的面更为广阔了。对于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也有了新的思考。他更明确的论述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分期问题。他主张不以朝代而以文学批评的史的发展状况来划分不同的时段。他把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分为三期八段。第一期是“文学观念的演进期。”第二个时期，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第三期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第一期又分为三段，即：周秦“文学”与学术不分，是广义“文学”的时期；两汉“文学”与“学术”开始区分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接近现代的文学观念的时期。第二期又分隋唐与北宋两段。第三期则分南宋金元、明、清三段。9不论后来学术界对于古文论是否需要分期与如何分法意见是否一致，郭先生的分期说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上是一种进步.

yuer

它说明在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它的整体面貌、对于它的演变特点的认识是深化了。继郭先生之后是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出版了周秦汉魏南北朝部份，以后修改与续写，到1943年分《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册出版。五十年代，又重新编订为两册，于1957年出版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二）。后来续写的第三册两宋部份，是罗先生辞世之后的1961年才出版的。郭绍虞先生在为罗先生第三册《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时，对罗先生的书的特点作了十分确切的概括，他说：“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由于材料搜罗的宏富，也就拓宽了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领域，陈、郭两位先生还没有涉及的问题，罗先生涉及了。在体例上，罗先生也有所创新，罗先生自己说，他采用的是一种“综合体”的编写方法，“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之中的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在罗先生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时期里各种文学理论问题的发展脉络，前后变化；也可以看到不同文体的各种批评的不同特点；还可以看到不同流派的文学观念，可以看到大批评家的全面的文学观点。就是说，他的这部书的结构是多层交错的。可惜的是，罗先生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巨著，就过早的辞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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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陈、朱、郭、罗四位先生当之无愧的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是这一学科贡献最大的开拓者。这当是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同人的共识吧！与四位先生同时或先后而撰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还有1934年出版的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9年朱师维之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46年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方著大体是一部按史的顺序以人或专著立章的专论；朱著全书仅六万馀字，范围从文学批评扩及文艺的其它领域，而以思潮为主；傅著则是以理论专题展开的，如在《绪论》中论“创作与批评”；在《本论》中论“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在《结论》中论“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方、朱、傅著各有特点，在文学批评史的草创时期都起到了开阔视野，加深认识的作用。

    应该说，从陈钟凡、朱东润、郭绍虞、罗根泽到傅庚生等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完全成立了。以后在专题研究上不断得到拓展、深化，不断地提升其学术水平。但是，作为“史”，它的构架已经基本定型。后来的批评史著作，无论是拓展研究范围，还是扩大篇幅，都未离开草创时期建立起来的基本构架。

yuer

古文论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建立之初，除了各种《史》的编撰之外，大量的专题研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史》的编撰确立了这一学科的基本规模；而专题研究则把这一学科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必得承认，专题研究从一开始就接触到重要的问题，也表现出高层次的特色。如前所说刘师培1916年发表的《文笔辞笔诗笔考》，论述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文体开始，在文学观念上酝酿重大变化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1919年王肇祥发表《文笔说》，10  1926年章庸熙、胡怀琛相继发表同一问题的文章，11  1930年与1937年，郭绍虞又就此一问题再次辨析，12  待到1947年逯钦立的《说文笔》发表，13  那已是洋洋洒洒三万馀字的长文了。由于此一问题之复杂难度，不易一时辨析清楚，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也还不断有文章论析，但在学科的初创期，选题与解题的能力，就有如此的高度，我们必得承认前辈学者的学术眼光与识力。对于我国早期文论的研究，也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些重要的专题，如对《毛诗序》作者和诗六义的辨析，在学科建立的初期，就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1913年廖平发表《论〈诗序〉》，14  之后顾頡刚、黄节、胡韫玉、傅庚生相继发表论文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15  。这一时期，对于文质观、载道说、永明声律说和神、气、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境界等范畴，也都作了相当有水准的探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他第一次提出永明声律说之成立，是受到佛教梵贝颂读的影响。自陈先生之说出，中国古文论受佛教影响的种种问题就不断的提出来了。陈说之是否正确，虽然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但正因了这些争论，问题也就不断的深入下去。总之，古文论的专题研究在这一学科的建设初期就把它引向了深入

yuer

这一学科创建初期，从其已有成果看，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它的研究目的更多的带着纯学术的性质，而较少政治功利的色彩。陈钟凡在他的《史》中只提到“对于古今各派文艺，略事衡量。”显然是针对古文论自身的评估的。郭绍虞在他的《史》的初版序言中说他写文学批评史的目的是印证文学史。罗根泽提到文学批评家所编著的文学批评史，有两个目的：“一是根据过去的文学批评，创立新的文学批评。这与功利主义的史学家有点相近。一是为自己的文学批评寻找历史的根据。”罗先生说的这两个目的，其实只是一个意思，都是为了有益于当代的文学批评。方孝岳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序中，说得更为简单，他说：“不过是借他们的帮助，来引起自己的思想罢了。”“凡是研究文学批评的人，随时顾到自己的批评本能，那才是上上等。”他说的也是有助于自己的文学批评的意思。初创者们创建这一学科的目的，除了对于史实本身的了解之外，至多也只考虑到如何有益于当代文学批评的问题。它仍然限定在文学批评的学科范围内。即使这一类的考虑，似乎也只是停留在概念上，从他们后来的行动中，看不出有付之实践的意思。他们都是一些沉迷于自己学科之内的纯正的学者，功利目的并不明显。此种研究目的也牵涉到后来的研究，其中之是非得失，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二是此一学科创建之初，就接受了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一开始就把这一学科建立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史学科是在文学史学科之后发展起来的，文学史学科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学说的影响。从1904年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1912年撰写《宋元戏曲史》起，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就出现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传统学问中对于史料的高度重视，与西方的哲学、文学理论的观念与方法结合，使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了近代的形态。文学的《史》的形式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我国的文学研究史上，这样一种形式从未出现过。《文心雕龙》文体论部份，有各种文体的史的回顾；明人诗话，也常按史的顺序评论诗人与诗作。但是他们并都没有文学的《史》的撰述的严格概念。文学批评史的出现，显然也是西方观念影响的结果。从初创者的《史》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从他们的专论中，此种影响更为显著。如引进西方的文学观念，在论及文笔说时，提出纯文学和杂文学的问题；在论及文与道的关系时，提出文学与人生的问题；在论及先秦诗论时，提到真善美的问题；论及古代文论中的创作论时，提到灵感问题等等。更重要的，是初创期的古文论研究，普遍的采用实证的逻辑推理的方法，从我国传统文学批评常用的感悟式表达方法，向着现代的科学研究转变。这当然与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有关，但与初创者大多曾接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与他们广博的知识结构也不无关系。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这一学科在后来得到充足的发展。
    三是在研究的取向上，初创者们更趋于求真。他们之中，虽然有的着重于资料的清理与彚集；有的着重于理论的阐释，但大都着眼于古文论本身的解读，而更少理论的引申发挥以至附会，当然也就很少后来出现的将古文论现代化、以“古人注我”的偏差。除了傅庚生的《通论》带着较为明显的理论色彩之外，其他各家，更多的是着眼于史实本身的阐发。这使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平实，虽说不是非常深刻，但却更有历史实感。
    当然，与任何初创的学科难免幼稚一样，初创时期的专题研究虽也有像刘师培的《文笔辞笔诗笔考》、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陈寅恪的《四声三问》那样学术水准很高的论著，但大多数仍不免粗糙，无论在史料的搜集与解读上，还是在事实的梳理分析判断上，都还有待于深入。

冬瓜汤

专业性太强，看不大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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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冬瓜汤在2003-10-7 21:45:00的发言：
专业性太强，看不大懂

是比較專業的文章，後面還有，慢慢看，是導讀式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