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硬化和慢性乙肝肝癌和监督的作用率：10年的随访病人673

maintainljj

他们有没有吃药啊?

Stephe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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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otal of 190 (35.3%) patients were prescribed some form of antiviral treatment. Of these, seven received interferon 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nucleos(t)ide analog or as monotherapy. The remaining 183 patients received nucleos(t)ide analog alone. The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88.7%) received antiviral treatment only after they developed cirrhosis. Entecavir was most commonly prescribed (45.4%), followed by lamivudine (40.4%). The 10-year cumulative rate of HCC development in patients on antiviral treatment was 5.4% (9/167).
总共有190（35.3％）患者处方某种形式的抗病毒治疗的。其中，七接受干扰素治疗联合核苷（酸）类似物IDE或作为单药治疗。其余183名患者接受核苷（酸）类似物IDE单独。大多数的患者（88.7％）仅接受后，他们开发的肝硬化的抗病毒治疗。卡韦被最常开（45.4％），其次是拉米夫定（40.4％）。肝癌发展的患者抗病毒治疗，10年累计率为5.4％（167分之9）。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415961/

Stephe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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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415961/

这项研究并无测量HBVDNA.

amy762173941

没看懂，意思是吃不吃药都要hcc吗，哎

doremifaso

讨论
在新加坡的首次前瞻性研究中，乙型肝炎患者发生肝硬化和HCC的概率分别为1.6％每年和0.8%每年，在肝硬化患者中发生HCC的概率为3%每年。这些结果可与全世界所报道的概率进行比对，其中亚洲、美国和欧洲为9-14。

包括6个月监测血清AFP和腹部B超的HCC监测实验显示，在针对816名患者的一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中，由HCC引发的死亡率降低了37%。判断一个病人是否进行HCC监测是由个人患HCC的风险确定的，这风险又与特定人群HCC的发病率相关。成本效益模型表明，一项行动如果能获得多于3个月的生命而每年的花费又不少于50000美元/年，那么这项行为就是合算的。一项针对儿童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的研究表明， HCC的发病率1.5%每年或更多的概率将能为肝癌监测所控制。HCV肝硬化和第四阶段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也有类似的发病率。即使没有肝硬化，慢性乙肝患者依然存在HCC发病的风险，一些主要的协会组织如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ASL）和美国肝病研究协会（AASLD）认为HCC监测若要有效则在慢性乙肝患者中监测的阈值（指的是触发某种行为或者反应产生所需要的的最低值）发病率为0.2%，这些患者为亚洲男性年龄超过40岁,亚洲女性年龄超过50岁,非洲/北美黑人和具有肝癌家族史的病人。肝癌的发病率在西方每年约0.1 -0.4%，相比之下新加坡更高为0.8%每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HCC监测对于慢性乙肝患者的合理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HCC发病率最高的时候是肝硬化被诊断的第一年，因为在被诊断为肝硬化第一年的期间有7个患者被检测到HCC，而在这7个患者中又有4名患者通过CT / MRI检测被诊断为同时患有肝癌和肝硬化。由于在HCC检测之前的不准确性，导致另外三名患者在没有被诊断出HCC之后的2、5和8个月之后都检测出了肝硬化。

第一年肝癌的发病率比较高可能是因为病人体内的普通的肿瘤并未在常规HCC监测中作为肝硬化而被预先诊断。这也可以理解为早期肝硬化监测的灵敏度有限或者是早期肝硬化常规监测的能力不足。肝硬化的变化可能也被误解为脂肪浸润，导致脂肪肝的发病与乙肝共存的虚假诊断。随着可用性和无创肝硬度测量技术的灵敏度的提高，肝硬化可能会更早和以更高的灵敏度和准确度进行检测。

传统上认为，HBeAg的阳性状态与HCC的风险增加是相关的。我们的缺乏e抗原状态对肝癌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与香港的一项研究报告结果是类似的。在那项研究中，袁和他的同事们对820例患者平均随访了76.8个月，呈阳性的HBeAg与阳性抗HBe（N = 464）的患者之间没有差别，其中356例患者组成的第三组中有144名患者实现了e抗原血清转换，而这一个组的成员的HCC发病风险与前面两组也没有区别。

在我们的研究中，患者年龄55岁以上有患肝硬化的更高的风险，因此也如预期一样，HCC发病率在55岁及以上患者身上的发病率要高，而在肝硬化患者身上，年龄并不是影响HCC发病的风险。

我们的数据还显示，患者AFP 为4.1 µg/l或者更多也是HCC发病率风险显著变高的因素。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尽管4.1微克/升的AFP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4.1微克/升或更高的AFP基线水平将带来HCC的更高的发病风险。我们希望发现是否能够将不同基线因子的阈值相互结合，包括4.1微克/升或更高的AFP水平来预测HCC发展的风险。

由于大部分患者开始肝硬化后才开始抗病毒治疗，所以在有肝硬化的病人采取治疗（和更高的演化为HCC的风险）同未采取治疗的人数在数量上相比具有极大的不平衡。因此对我们来说，无法得出抗病毒治疗是否会对肝硬化概率与HCC的发病率产生什么影响。此外，在我们随访期间，那些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也是在不同的时间段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因为拉米夫定、恩替卡韦、替诺福韦在我们的药店分别在2004年,2006年和2011年后才可以被使用。由于药物的昂贵和项目的完全自筹资金，我们无法为HBV患者的治疗提供一个标准化的治疗方案。——指出了该项研究的局限性。

与其他几个纵向研究相类似，男性也被发现在增加肝硬化与HCC的风险更高，但是它不是肝硬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我们研究的优势在于比较大的样本量和前瞻性随访持续时间的长。但是，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肝硬化的诊断比较理想的情况是进行肝组织活检来确定。然而，在本次临床研究中，肝硬化临床诊断是基于临床的成像技术证据而来的。另外，许多患者考虑到入侵性的检查操作的风险而拒绝进行肝活检。作为一个学术高等教育机构，人们对本研究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偏见。引发肝癌的风险因素如家族史，肥胖，吸烟等数据无法收集到这也使得研究无法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不过，尽管研究有局限性，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为新加坡这么一个有着较高乙肝感染率的国家的乙肝患者发展为肝硬化与HCC提供了额外的数据。一些强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如恩替卡韦和替诺福韦显示出了降低肝癌的发生和逆转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能力，随着抗病毒治疗的开始，逆转的几率也有望开始显现。

结论
新加坡的乙肝病毒感染者发生肝硬化的概率为1.6％每年，发生HCC的概率为0.8％每年。乙肝肝硬化发展为HCC的概率为3.0%每年。我们的HCC发展速度证明我们的慢性乙肝患者感染肝癌监测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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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理解】由于这项研究是由高校组织开展的，所以在搜集数据等方面其实是存在较多局限性的。如文中所说的，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担负对随访者制定统一治疗的方案，而很多时候是由随访者自己来决定是否去医院进行治疗，同时也难以搜集到关于随访者的家族病史、是否抽烟喝酒等等对HCC和肝硬化发展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数据。
因此我觉得本项研究更多的是像一个高校的研究课题，得出来的结论也是比较模糊笼统的、针对性不够强的，对于实践的参考价值也没有特别大。

doremif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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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不是医院的临床研究，而类似于高校的课题或社会调研一样，个人感觉不具有多大指导性。他没有得出抗病毒治疗与HCC发病率的关系，但是最后指出如恩替和替诺对于降低HCC的发生和逆转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是有所作用的。

doremif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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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的，通篇看下来，特别是看完“讨论”部分的内容后，更加觉得别太信论文，
观念比较笼统，没有特别实质性的东西。论文中对患者的家族病史、抽烟喝酒等等对HCC发病有较大影响的主客观因素都无法纳入考虑范畴。

42年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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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到HCC有多少是经过肝硬化阶段的，多少是没经过肝硬化阶段的数据。

amy762173941

42年才知道 发表于 2015-5-15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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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到HCC有多少是经过肝硬化阶段的，多少是没经过肝硬化阶段的数据。 ...

谢谢啦

jinpaiman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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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个概率，那岂不是20年就60%，30年就百分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