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移植简史(附:本人肝脏医生照片)-->小南瓜转移-->可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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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移植简史 作者: 小江 　　 艰难开拓 　　今天，肝移植已经成为很多终末期肝脏疾病患者的最后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由于进行了肝移植手术而重获生命。自从上世纪60 年代以来，全球已经有8万例以上的患者接受了这一手术，每年 以逾千例的速度递增，许多患者获得长期而稳定的生存，不少原 本毫无希望的人们又回到社会中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一技术 已经成为今日外科中最为人称道的方法之一，肝移植技术也因之 而成为衡量一个医院乃至国家外科水平的标志之一。 　　1963年，美国医生Tohmas E Starzl遇到了一位棘手的病人。 这是位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的3岁男孩。先天性胆道闭锁是一种 原因尚不十分明确的疾病，由于遗传、发育和感染等可能的因素 导致患者胆道闭塞，没有通畅的胆道，患者的胆汁无法引流到肠 道而积蓄于肝脏，肝脏由于胆汁淤积而损害，最终导致患儿因各 种并发症死亡。在到达医院时，患者已经处于十分危险的状况： 重度黄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以及包括凝血功能障碍在内的各 种严重并发症。为挽救孩子的生命，Starzl医生想到了肝脏移植， 如果能够将没有胆道且已经严重受损的肝脏换成一个健康的正常 肝脏，那就能使患儿恢复健康。在此之前的1955和1956年，另外 两位美国医生已经在狗身上进行了肝移植实验，虽然并未成功， 但他们的探索为肝移植手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此后的数 年中，Starzl医生就一直在进行有关肝移植的动物实验研究，并 获得了初步的进展。因此，在经过慎重考虑后，1963年3月1日， 由Starzl主刀，为这位患者施行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例肝移植 手术。手术进行得异常艰难，由于广泛的组织粘连，仅切开和进 入腹腔就用了数小时（而在普通腹部外科手术一般只需十余分 钟）。由于肝脏病变使门静脉几乎完全阻塞，使得腹腔组织中小 静脉压力非常高，因此在对组织进行切割时，鲜血不断从切断的 血管中涌出，因为无法控制出血，患者在手术中不幸夭折。 Starzl在回忆这段历史曾经谈到“这是一次令人悲伤的手术，我 们手术前的工作丝毫无助于我们面对的如此巨大的风险”。尽管 没能获得成功，但毫无疑问这开启了移植外科的一个新纪元，这 一年也因此成为临床肝移植历史的开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Starzl又在同年为另外2位患者做了肝移植手术，手术本身是成 功了，但限于条件，最终两位患者都没有能够挺过手术后的严重 并发症。此后，又有一些美国和法国医生进行了尝试，同样由于 技术手段的限制，也没有1位患者存活超过1个月。 Tohmas E Starzl 　　为了使肝移植成为有临床意义的技术，Starzl和同事一道进 行了大量动物实验，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和完善了手术技术。 1967年7月23日，他又为1位1岁半的肝癌患者做了肝移植手术， 这一次获得了成功，患者平安度过术后的危险期，并顺利康复出 院，他因而成为历史中第一位成功接受肝移植的人。这位患者活 了400余天，最后因癌症复发去世。 　　60年代剩下的几年和整个70年代，肝移植仍然处于摸索之中， 由于这时还没有出现特异性较好的免疫抑制剂，手术后的排斥反 应仍然是困扰外科医生与患者的大问题；肝脏特殊的结构也使手 术和手术后管理困难重重。不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防治免 疫排斥的问题。 　　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肾移植时，医生们就在寻求解决 手术后排斥问题的办法。此时，二战刚刚结束，人们对原子弹辐 射造成的免疫损伤记忆犹新，研究者们受此启发，并尝试使用全 身照射杀死接受移植者（一般称为受者）的骨髓造血细胞，同时 采用输给供者骨髓的办法重建受者免疫系统。这一想法虽然具有 理论上的吸引力，但采用这种处理的手术无一成功。以至于1960 年的BMJ（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国医学杂志）哀叹到 “由于免疫学原因，同种肾脏移植可能注定要失败。” 　　在研究几乎陷入僵局时，1959年硫唑嘌呤的出现为器官移植 带来了希望。这是一个至今仍被临床使用的免疫移植剂，较之前 此曾经发现的类似药物，它的毒性作用较小，免疫抑制效能高， 临床使用相对安全。另一方面，人们早已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抑 制过度的炎症、治疗一些有自身免疫反应参与的变态反应性疾病。 因此，1953年以来，Starzl一直在尝试将强地松（肾上腺皮质激 素的一种）用于肾移植，并发现它确实能起到抗排斥的作用。这 样一来，将硫唑嘌呤和强地松联合应用于移植病人的想法就产生 了。1963年，Starzl在肾移植患者中开始联合应用硫唑嘌呤和强 地松，果然，这些联合用药患者的排斥反应被抑制住了。很快， 这一方法被用于临床肝移植，并成为在更有效的药物出现前“标 准”的实质器官移植抗排斥方法。但这两种药物的免疫抑制作用 是非特异的，也就是说为了抑制引起移植排斥的细胞，它们不加 选择的杀死或抑制大量与移植排斥无关的细胞，而这些细胞对于 防止感染、监视恶变细胞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因此很多患者虽然 得到了新器官，但最终却没能躲过由抗排斥治疗导致的感染和肿 瘤。直到70年代末，肝移植的一年存活率还很低，所以那时人们 的眼中，肝移植还是十分危险和不可靠的。 　　1979年，一个新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临床移植的面貌，它就 是环孢素A（CsA）。这是第一个具有一定选择性的免疫抑制剂， 它最初是作为一种抗真菌药物从土壤真菌中得到的，后来在实验 中发现它能通过打断淋巴细胞信号传递发挥抗排斥作用，由于它 主要作用在介导移植排斥的T淋巴细胞，相比之下显然具有更多 优势。1979年，Calne首先在临床器官移植中使用CsA，1980年， Starzl通过动物实验证实，联合应用CsA和强地松可以成倍的提 高移植肝的存活率。不久，人们发现，CsA的使用使肝移植的存 活率从前此的30%提高到70%以上——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70%的存活率意味着肝移植终于可以结束漫长的临床试验期，正 式走进广大医院的手术室。得出这些报告后，很快—1983年6月 23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贝塞斯达（Bethesda）肝 移植会议宣布，肝移植“已不再是一个实验性技术，应当在临床 应用中予以推广”。此时，临床肝移植刚刚进入他的第二十个年 头。 步入辉煌 　　20世纪80和90年代是肝移植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美 国和欧洲建立了完善公平的器官分配网络，以静脉转流和UW保存 液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全球范围内相继建立了多个大移植 中心，截至1999年，全世界已经建立的肝移植中心有125个，其 中尤值一提的当属Pittsburgh（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这个中 心的建立和成长与肝移植的一位传奇人物不无关系。1981年， Starzl受聘来到Pittsburgh时已是移植外科的元老之一。在他的 卓越领导下，Pittsburgh迅速崛起并成为全球最好的器官移植中 心，这里拥有全世界第一流的临床移植病房和移植免疫实验室， 其研究队伍包括从基础到临床的大批知名专家。在临床和实验移 植方面，Starzl中心占有最多的世界第一：1983年Starzl和同事 完成了第一例心肝联合移植；同年，他创立了今天广为移植外科 医生使用的静脉转流法，大大减少了患者的手术出血及相关的并 发症；1988年，他首先提出在有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患 者中使用抗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以防止移植后HBV复发；1989年， 他主持开展了新型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FK506）用于肝移植的 多中心临床试验，为肝移植找到了又一个安全有效的抗排斥药物； 同年，Pittsburgh移植中心完成了世界首例多脏器移植（包括肝 脏、胃、小肠等）……如果愿意的话，这个清单还可以继续开列 下去，不过，可能这里面最使人感兴趣的是1992年的两次非同寻 常的肝移植——狒狒→人肝移植。 　　虽然早在1974年Starzl就进行了第一例黑猩猩→人肝移植， 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免疫移植剂，患者很快发生超急性排斥反应并 仅仅存活了14天。1992年的这二例异种移植中，患者成功度过了 超急性排斥期，植入的动物肝脏不仅发挥了功能并迅速生长以适 应人的代谢需求。虽然两位患者分别于第70天和26天去世，但这 两次移植使人们认识到，异种移植并非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谈，只 要找到问题的关键，异种移植将成为解决目前移植器官匮乏的有 效方法之一。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一次手术中，Pittsburgh的 另一位移植外科医生引起了人们关注，他叫John Fung，是手术 的主刀医生，很快我们会看到，他将被誉为Starzl最优秀的合作 者和接班人。Fung医生生于美国，父母是中国人，他28岁获得医 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到Pittsburgh，很快就因其出众的手术技 术和敏锐的思维引起Starzl的注意，在Starzl的指导下，短短数 年中，他完成了500多例肝脏移植和200余例肾脏移植手术，并发 表了大量实验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才移植外科学家。 John Fung 　　1996年，为了纪念Starzl医生对移植外科的贡献，也为了表 彰他在Pittsburgh大学的卓越功绩，Pittsburgh大学正式将其器 官移植中心命名为Tohmas E Starzl器官移植研究所。同年， John Fung接替Starzl出任Pittsburgh移植中心主任，时年36岁。 在Fung的领导下，Pittsburgh中心在器官移植领域取得了巨大成 就，现在，Starzl研究所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包括实体器官和 骨髓在内的所有器官移植的中心，并继续保持在腹部器官移植中 的领先水平，尤其在肝脏和小肠移植领域更是无出其右者。众所 周知，由于发达的淋巴组织，小肠向来被认为是最难成功的移植 器官，然而，在经过多年探索后，Pittsburgh中心率先发现，采 用供者小肠照射并联合骨髓移植技术后，可以很好解决小肠移植 的手术后排斥问题，目前，其小肠移植存活率已可达到80%（欧 美国家平均为50%左右），截止2001年，全球 400余例小肠移植 中的半数是由Pittsburgh中心所施行的。 　　在肝移植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简要总结这一技术的发展 历史不难发现，如果不是整整一代移植外科和移植免疫学家的契 而不舍的努力，肝移植可能终归只是梦想而已。而其中Starzl医 生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不仅因其精湛的外科技术和不懈的探索精 神成为当之无愧的肝移植之父，也因其对移植排斥的发生机制和 防治方法的研究而成为移植外科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对异种移 植的尝试，更为我们解决供器官缺乏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他进行 的很多工作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称道，并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理 论和实践的基础。回首看去，的确很难想象一个没有Starzl的移 植外科会是什么模样。 　　参考文献 　　1. Transplantation of Liver. Maddrey C, Schiff ER, Sorrel MF.Lippincott & Willkins. Philadelphia. 2001 　　2. The Puzzle People:memories of transplant surgeon Starzl T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ittsburgh 1992 　　3. 移植免疫生物学 Duquesnoy RJ，李幼平 主编. 科学出 版社 北京 2000 ******************************************************** 题外话 搜索这篇文章时, 无意中看到1997年 Tohmas E Starzl 医生(左二)来西部开会时和以前共事的几名优秀肝脏/外科医生照相留念. 非常有幸的是其他三名医生都曾看过我. K医生(右一) 至今还是我的肝脏医生. [ 此消息由 liver411 在 2002-05-09.10:19:17 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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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健康报 　  
  
   
王其玲;李水根     
  
   本报讯（记者王其玲李水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郑树森院士带领的课题组经过10年攻关，终于成功地完成《原位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应用与推广研究》，并在肝移植的关键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迄今已完成肝移植185例，手术成功率达100％，一年存活率83.1％。近日，该研究通过由浙江省科技厅组织的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该成果居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当肝病发生不可逆性病变，成为终末期肝病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上一个健康的肝脏。然而，器官移植需要较强的医疗综合实力和技术水准。郑树森带领的攻关小组在过去的10多年艰苦探索中，创造了一系列临床和科研相结合的骄人业绩———全国最小年龄婴儿活体肝移植、国内首例成人扩大右半肝活体肝移植、台湾高龄患者肝移植、高难度肝肾联合移植等相继获成功。课题组还在肝移植的关键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果：实施非转流下原位肝移植，缩短了手术时间，出血少，恢复快；在胆道重建、血管吻合技术方面进行突破创新，大大降低了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探索了肝移植术后感染、免疫耐受、排斥反应、乙肝病毒再感染和复发等规律，总结了一套有效的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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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厦门晚报 　
   


　　本报讯 （陈彤 那伟） 12日上午，两例同天手术的肝移植的病人，同时走出ICU（重症监护）病房，这宣告他们的新生。他们说，如果生日从今天算起，他们可以称为肝移植“双胞胎”。

　　而参与肝移植手术的第一医院血管肝胆胰外科主任李滨说，如果有合适供体及受体，“三胞胎”的诞生也不是不可能的，即一天施行三例肝移植手术。

　　肝移植手术是器官移植手术中较难一种，而一天多台肝移植手术，它的技术含量体现为：技艺必须相当娴熟，且需医院多个科室多组人员配合，控制手术时间及风险，在第一时间为患者赢得生命。一天多台肝移植手术，对病人意义重大。它保证了多个病人在同时取得多个供体情况下，都可获得新生。

　　李先生与陈先生都是肝癌晚期病人，惟一的生存希望就是肝移植。第一医院通过与华东地区最大器官移植中心浙江大学附属医院联系，同时获得了两例供体，并邀请浙大附属医院的郑树森院士为“外援”，提供技术支持。医院为此专门成立肝移植小组及肝移植会诊小组，由院内血管肝胆胰外科、消化内科、心内科、呼吸内科、免疫科、血液科、检验科及ICU多学科多专家联合作战，这保证了一台肝移植手术在4小时的最短时间内完成，且每名病人出血量极小，只输血800毫升。

　　第一医院血管肝胆胰外科还与已完成200多例肝移植的浙大附属医院达成横向联合意向：供体共享及技术共享。浙大附院拥有的全国范围的供体网络与器官移植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础研究，都可借第一医院的平台，为厦门及福建肝病病人带来“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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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论坛报编者按 目前，全世界有３．５亿慢性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携带者。我国的ＨＢＶ携带率达９．７５％，慢性乙型肝炎病人约为３０００万。因此，慢性乙型肝炎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世界性疾病，也是我国当前流行最为广泛、危害性最严重的一种传染病。
　　由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拉米夫定与小剂量乙肝免疫球蛋白?ＨＢＩＧ?联合应用能有效预防乙肝病人肝脏移植术后的乙肝复发及移植肝脏的乙肝病毒感染。[摘自第５３届美国肝病学会年会汇编 Hepatology 2002,36(4)]

　　 尽管大剂量ＨＢＩＧ（１０?０００ ＩＵ／月）静注可以预防乙肝复发，但ＨＢＶ仍长期存在于血清和肝脏中，因而病人需要进行终身治疗。对ＨＢＩＧ小剂量（４００～８００ ＩＵ／月）肌注与拉米夫定联合应用的有效性先前已有过报道，本研究旨在对该治疗方案进行大样本长期随访队列研究，以探讨其对晚期乙肝复发及潜在的移植肝脏ＨＢＶ感染的预防作用。

　　 研究人员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乙肝相关晚期肝病病人在肝移植术后接受小剂量ＨＢＩＧ加拉米夫定联合治疗进行了观察。移植术前，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杂交或ＰＣＲ法）的病人接受了拉米夫定治疗（１００ ｍｇ／天）；移植术后，所有病人均接受拉米夫定（１００ ｍｇ／天）加ＨＢＩＧ（４００或８００ Ｕ／天）肌注治疗一周，然后改为每月一次。在移植前和移植术后定期进行血清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和ＨＢｓＡｂ检测，采用表面基因测序法检测ＨＢＶ的基因型。分别在拉米夫定治疗前和肝移植后１２个月检测病人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水平。在一个中心，还对摘除肝脏的乙肝病毒共价闭合环状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水平进行检测。对植入的肝脏也按常规每年进行一次肝活检（ｎ＝２５）。

　　 结果显示，①移植前：１９９６年２月至２００２年４月间，共有１０７例肝移植受者接受了小剂量ＨＢＩＧ加拉米夫定联合治疗，其中男性９６例，中位年龄为５０岁（２８～６７岁），亚洲人占４１％，欧洲人２６％，波利尼西亚人２４％，地中海人７％，阿拉伯人２％。移植前，ＨＢｅＡｇ阳性的病人为３６％，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者为６９％（中位水平为４６ ｐｇ／ｍｌ），移植前使用拉米夫定的中位疗程为６３天（２～１０９天）。到移植时，仅３３％病人的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所有摘除的肝脏均可检测到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与ＨＢｅＡｇ阴性的病人相比，ＨＢｅＡｇ阳性病人摘除的肝脏中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水平较高（平均为８．６拷贝／等值人类基因 对 ０．０３拷贝／等值人类基因，Ｐ＝０．０１８）。②移植后：病人的中位随访期为８０３天（７～２２９９天），有１４例病人死亡，均不是死于乙肝复发。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计算法得出的病人１年和５年生存率分别为９０％和８０％，与非乙肝的肝移植病人相似。病人的无乙肝复发１年和５年生存率均为９８％。２例病人（ＨＢＩＧ注射剂量为４００ ＩＵ／月）分别在移植后８和１１ 个月出现血清ＨＢｓＡｇ阳性、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１０００ ｐｇ／ｍｌ）和急性移植物功能衰竭。这２例病人均为基因型拉米夫定耐药，正接受阿德福韦治疗。另有２例肝细胞癌复发的病人在移植后１７和２１个月出现ＨＢｓＡｇ阳性，但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仍为阴性，无肝炎复发。其余１０３例病人血清ＨＢｓＡｇ和ＨＢＶ ＤＮＡ持续阴性，一年时ＨＢｓＡｂ中位水平为１１４ ＩＵ／ｍｌ（３９～１０００ ＩＵ／ｍｌ）。在移植１或２年后，所有病人的肝组织均未检测到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

　　 研究表明，拉米夫定加小剂量ＨＢＩＧ联合治疗能有效预防ＨＢＶ复发，其成本还不到标准大剂量治疗方案的１０％。另外，长期应用可清除肝脏和血清中的ＨＢＶ复制标志物，而无需考虑移植前是否存在ＨＢＶ复制。植入肝脏的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在移植１年或２年后仍为阴性的病人，乙肝复发的危险性较低，可考虑后期停用ＨＢＩＧ。


　　　　　　　　　　　　　　 作者　舒扬　　中国医学论坛报责任编辑 田晓青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8-15 20:08:0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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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 据中国香港学者报道，对于肝移植后采用拉米夫定预防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其可能自发出现抗HBs反应，抗体可能来自于供者。 　　香港大学医学中心玛丽女王医院的Chung-Mau Lo博士指出，慢性乙肝患者存在特异性HBV免疫应答缺陷，而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乙肝表面抗体（抗HBs）在肝移植后的自发产生情况。 　　研究人员选择50例患者进行研究，他们于肝移植后仅应用拉米夫定预防治疗。结果发现，其中21例（42%）自发产生抗HBs。平均在移植后8天（范围：1至43天），出现抗HBs的血清转化（>10 mIU/mL）。 　　连续血清标本显示，在不输任何血制品的情况下，每例患者的抗体滴度均比移植后第7天增加100%以上。抗HBs滴度在3个月内达到顶峰，10例患者的峰值滴度<100 mIU/mL，5例患者为100至1000 mIU/mL，6例患者>1000 mIU/mL。 　　研究人员指出，在移植后平均201天（范围：24至414天），12例患者的血清抗HBs消失；而另9例患者在平均221天（范围：94至1025天）内持续呈抗HBs阳性。产生血清抗HBs的患者的血清乙肝表面抗原（HBsAg）清除速度较快（log rank检验，P=0.011）。 　　另外，逻辑回归分析显示，产生抗HBs的唯一预测因素是对HBV免疫的供者（可能率：18.9；95%可信区间：3.2至112.4；P = 0.001）。 　　Lo博士认为，接受肝移植的慢性乙肝患者采用拉米夫定预防治疗时可能自发出现抗HBs免疫应答，抗体可能来自供者，这表明肝脏移植可能具有提供过继免疫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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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 发表在今年7月号移植进展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家族性淀粉样多发神经病患者可以在接受肝移植后，将自身切除肝脏用于其他肝移植患者。

　　纽约西奈山医院的Carrera MT博士指出，家族性淀粉样多发神经病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伴有甲状腺素运载蛋白突变，肝移植能够消除突变的甲状腺素运载蛋白，阻断疾病进展，显著减轻症状，是这种致命疾病的唯一确定性治疗方法。

　　研究人员进行病例研究，发现肝移植能够消除患者的主观和客观神经症状，避免患者死亡。

　　Carrera博士认为，多米诺式肝移植在治疗家族性淀粉样多发神经病患者的同时，还能为其他肝移植患者提供供肝，有效缓解供肝紧缺，是一种实用的肝移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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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研究人员报道，对于存在代谢性疾病的儿童，其肝移植后的存活率高于胆道闭锁患儿。

　　美国密西根州大学的Liise K. Kayler博士及其同事对大量因代谢性疾病行肝移植的患儿进行了评估，该研究旨在判断一些小样本研究的结果，即是否这些患儿的存活率较高。同时，研究人员还调查了代谢性疾病受者的高存活率是否与缺乏肝脏结构病变有关。

　　研究人员利用移植受者学术登记表的资料，分析了行肝移植的胆道闭锁和代谢性疾病患儿的预后。结果发现，代谢性疾病患儿的1年和5年调整存活率分别为94%和92%，显著高于胆道闭锁患儿的90%和86%。

　　Cox回归模型证实，受者为黑人（相对危险度[RR] = 5.1）、同时进行其它器官的移植（RR = 3.2）是代谢组死亡率的显著危险因素。另外，有或无肝脏结构病变的代谢性疾病患儿的1年和5年调整存活率均相同。

　　Kaylera博士认为，代谢性疾病患儿的移植后短期与长期调整存活率显著高于胆道闭锁患儿。他强调，结构病变并非预后差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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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是小肠和肝脏同时被移植到患者叶青体内的满月日。据悉，这是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成功实施的亚洲首例肝肠联合移植手术。

　　两年前的一次车祸使41岁的叶青小肠血管断裂，后经两次手术小肠被全部切除，只能依靠全肠外营养维持生命，但长期的肠外营养支持又并发严重的肝功能障碍，故接受肝肠联合移植是其惟一的生路。由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中青年专家及中山大学专家共同组成的手术组对叶青实施了肝脏、小肠联合移植，手术历时13个小时，周密的治疗方案和及时的救护措施帮助叶青闯过了出血、感染、排异、肠瘘等凶险并发症关。目前，380厘米长的全小肠和肝脏在叶青体内安然无恙，并具备良好的功能。

　　据介绍，由于小肠存在大量的淋巴结和细菌，移植后排斥反应极强，感染率高，移植后的肠功能恢复也存在诸多难题，因此小肠移植一直被全球移植界视为难度最大的器官移植手术。迄今为止，亚洲只有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能够开展小肠移植术。自1989年加拿大成功实施了全球第一例肝肠联合移植术以来，目前只有美、英、法等7个发达国家能实施此手术。经文件检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成功实施的此例肝脏、小肠联合移植术为亚洲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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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发表在最近一期移植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尸体肝移植相比，活体供者肝移植（LDLT）的长期费用较高。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James F. Trotter博士指出，LDLT的步骤比尸体移植复杂。为此，研究人员比较了LDLT和尸体肝移植的综合费用。

　　研究人员对24例LDLT和43例尸体移植的受者的全部医疗费用进行了分析。供者费用包括评价并接受/排除供者的费用、供者行右叶肝切除的费用和供者随访费用。LDLT和尸体移植受者的费用包括LDLT前90天的治疗费用、受者移植费用、包括再移植的随访费用。

　　研究人员以专用费用单位（CU）表示费用，1 CU介于500至1,500美圆之间。结果发现，全部LDLT费用为162.7 CU。与其相比，全部尸体移植费用为134.5 CU。

　 Trotter博士认为，尽管未见显著性差异，但LDLT的全部综合费用还是比尸体移植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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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今年7月号移植进展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完善的术前评估是保证活体肝移植供者安全的关键。

　　哥伦比亚大学肝移植中心的Rudow DL博士指出，由于尸体供肝紧缺，活体肝移植例数在逐年增多。活体肝移植能够立即提供供肝，避免尸体供肝等待时间过长造成的危重并发症。

　　但是，活体肝移植不会给供者带来任何益处，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潜在的风险。

　　研究人员认为，采用标准化的术前评估对保障活体肝移植供者的安全非常关键，包括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放射学检查和心理学评价的综合术前检查能减少供者的术后并发症，保证预后良好。

　　Rudow博士称，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学家应作为供者的独立倡导者，为供者提供关键的心理支持。而且，术前完成知情同意书有助于帮助供者理解活体肝移植的潜在风险，减少不必要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