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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际研究认为中国政府把经济发展放在环保之上，同时认为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控制是环保NGOs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WWF 认为这些对环保不利的因素也可以变成机会，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直接与政府一起工作便有了迅速和广泛的复制一种成功的实地经验的可能性”。在其年度报告中，WWF 指出，中国所有部门间（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的合作是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动力。（39）WWF的网站上列出了它在华与政府和非政府的合作伙伴达65家，另有17家中外公司加入了它的在华企业联盟。这些企业支持的环保项目包括环保教育、淡水项目、气候与能源、物种保护及林业项目。在基层，WWF 的很多工作是依靠与当地政府和NGOs来进行的。从1997年开始，WWF 与中国教育部和英国石油（BP）联手，开展了“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正因为有教育部参与，该计划得以在第一阶段就在10省34个中小学试点并在四所重点大学建立了环保教育中心来运作这一行动。这个项目举办了30个培训班，有两千多人参加，其中八百多人是政府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在此基础上，WWF 与教育部合作编制中小学环保教育课程，经中国政府批准，环保将成为两亿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NPO 信息咨询中心（CNPON ）。（40）CNPON是以北京为基地、以促进NGOs交流合作为主旨的NGO ，也是第一家为NPOs／NGOs提供信息服务的组织。早在九十年代一些中国NGO 的发起人就感到NGOs缺乏信息、交流和合作，为此他们动议成立一个专门为其他NGOs提供咨询和培训的NGO ，却因缺乏资金、经验和政府支持而不了了之。这一想法后来引起了国际组织的注意，在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和其他INGOs 的赞助下，CNPON 于1998年正式成立。此后，中心与福特、资源同盟、英国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等外国组织合办了多起NGO 领导和管理培训班，一些INGO专家直接参与了这些培训项目。同时它还面向中国NGOs出版了《交流》和《培训》刊物。CNPON 在国内NGO 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它的合作项目也已经走出北京。到2003年，已有90多家非常活跃的NGOs参加了中心的网络联盟。当中国NGOs日益感到自律的重要性时，CNPON 得到了专门进行能力建设和组织评估的国际组织Pact和INTRAC的支持，2003年开始了中国第一个NGO 组织能力评估项目，有六个著名的北京NGOs参加了评估。Pact相信这一评估将提供对中国NGO 部门动力、实力及所面临之挑战的深入了解。（41）CNPON的发展无疑是中国NGOs与国际组织合作的结果。

　　讨论INGOs 在中国的作用不可能不涉及这些组织带来的资金的影响。二战后，国际组织和很多独立的基金会对NGOs的资助不断增加，正如雷门指出的，这些资源是全球化政治结构影响各国NGOs发展的重要手段。仅以1992年为例，当年全球范围内的NGOs用于道义援助，发展补助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的花费总额达八十亿美元。（42）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新合作伙伴倡议”（1995）宣布美国国际发展局40％的援助经费将给予NGOs.（43）亚洲基金会估计，每年近五百个INGOs 和基金会给予中国项目，援助总额约为一亿美元。（44）这些援助对中国政府的NGO政策和中国NGOs的发展起到了直接间接的作用。下边通过对福特基金会的个案研究来分析这些援助的特点和对本土NGOs的影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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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基金会（以下简称“福特”）长期以来对中国很有兴趣。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它虽然不能进入中国却资助了许多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研究。作为第一批在改革后进入中国的外国组织，它最早参与的是向中国学者提供出国进修的为期两年经费四十万美元的奖学项目。在1978至1987年十年间，福特在华不算活跃，从其发放的援助看，当时它在亚洲的主要兴趣是南亚。以1986年统计来说，当年福特给孟加拉的项目经费是247万美元，给印度的是788万美元，而给中国的项目仅20万美元。转折点是在1988年。经中国党政高层领导人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福特的接待单位，而福特由此得以于当年即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46）八十年代一个外国非政府组织能在北京常设办公室无疑是一种特权。第二年，福特对华经费一跃而达到400万美元。从此中国成为福特在亚洲的工作重点之一。从北京办公室的设立到2001年，福特提供给中国机构及有关中国的项目经费总额达1.28亿美元。始于八十年代末的福特对华兴趣的突然高涨与当时美国民间组织对中国日益重视有关。如表5所示，福特并不是独一无二对中国有兴趣的美国基金会，自九十年代起这些基金会的资金大量涌入中国，但福特的投入遥遥领先。在所有介入中国的国际NGOs中，福特的中国预算也是最高的。同时它也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放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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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福特对华项目的特点，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多年来福特在中国的参与范围不断扩大，从当初的三个重点方向——经济、法律、国家关系——伸展到很多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如表6所示，福特现在的援助及项目重点包括：经济及发展援助、教育改革及文化多样性、环境、治理及公共政策、国际合作、法律与权利、公民社会、生育健康。这种变化既反映出基金会根据全球公民社会的关注趋势而作出的调整，又表明它对受赠国国情理解的加深和参与的开拓。

　　虽然任何在中国活动的INGOs 都要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督，但是拥有大笔经费的外国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宽松的项目选择余地，往往可以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图行动。以福特项目和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CANGO ）参与的项目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特点。CANGO 是由对外经济贸易部所属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建立的一个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NGO ，由CANGO 牵线的国际非政府援华项目集中在扶贫、妇女发展和社区建设，而且从区域来看则集中于前革命根据地（老区）。（47）很明显，从项目和地点的选择看，都与政府的经济发展和扶贫政策有关。而在福特的援华项目中，很多政府不资助或者较少资助的领域，如公民社会、人权、法治建设、社会公正与治理等都是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表6）。这与该基金会的宗旨有关。福特基金会明确宣布它的目的是“提高致力于和平与社会公正的公民组织的影响力，加强支持它们的慈善社会团体，鼓励公民监督公共及私有部门”。它说，“我们相信团体活动的价值，并把培育一个强壮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公民社会作为我们的愿望和目标。”（48）

　　其次，国际组织对华捐款或援助的接受组织是谁？福特的对华经费分析表明主要是以下三类：政府组织、中国NGOs、有中国项目的外国NGOs.首先，中国政府希望INGOs 将其资金和项目交给中国的组织，特别是政府的组织。前边已经讨论过INGOs 在中国登记的困难。然而，如果它们把项目交给中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建立的NGOs去运作，这些组织就可以不登记而在中国活动。（49）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政府的政策导向。然而，中国政府不一定清楚的是，（1）来华的大多数外国组织都是运作型的，也就是说，它们不但靠在中国的项目来募捐，而且必须自己来运作或至少与当地组织合作来办项目。（2）基金会或其他资金发放型的组织提供项目资金或赠款时，不仅受到受援国政策的限制，也受到本国法律的制约。以美国为例，根据法律，如果基金会捐款给一个不明确具有公共慈善机构资格的组织，基金会必须对其捐款的使用给予严格得多的监督。（50）这使很多基金会更愿意把钱给已有信义的公益组织。这种情况在INGOs 进入中国的早期非常明显。当时由于不了解或不信任中国政府或民间组织，大部分捐款都流入外国组织的对华项目中。福特1989年对华经费中的65％都给了美国或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NGOs的对华项目，到1995和2000年，这一数字仍占三分之一以上（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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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表7所示，福特从一开始就给予中国的政府组织以极大重视。1995年福特给政府组织的资金占其该年对华项目总额的65％。如果仔细察看福特的项目开支细目，可以看到福特历年来对它的接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种项目总是慷慨解囊。（51）大力支持政府组织和项目表明了福特的一种认识，即，它认为既然中国是一个政府说了算的国家，把钱给政府组织能有更大的影响和效益。

　　相比之下，福特对中国民间组织的了解与支持却经过了一段磨合。在其1978年来华后的很多年间，福特没有给过中国NGOs援助。到1995年，只有4％的项目开支是给NGOs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自发的NGOs直到1995年第四届世妇会后才开始发展起来，而它们得到有关福特这类的国际组织的信息就更晚了。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大部分中国NGOs知道如何向国际放款组织申请项目资金或组织发展资助。其次，外国基金会，包括像福特这样在中国经营了多年的机构，它们所了解的中国草根组织也很有限。由于中国一些名不副实的“NGOs”以非营利为名做不合其章程的业务并非新闻，这就使国际组织在批准资金时十分慎重。最后，每个基金会都有自己的项目重点，它们一般只会支持与它们的计划合拍的项目，这也是很多申请得不到批准的原因。然而，随着中国草根组织的发展，福特对它们的资助近年来逐步增长，到2000年，这方面的资助已将近四百万美金（见表7）。

　　最后，福特和其它INGOs 对中国草根组织的资金支持和影响是实质性的。中国政府对自治社团是不给任何经费的，而社会对第三部门的支持与实际需要的距离也很大。经费成为中国NGOs发展的主要障碍，对小的、自发的草根组织的生存这更是致命的问题。海外资金对于很多草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实际上成为了关键。仅以一些有名的自治NGOs为例，2000年，“地球村”85％的、“自然之友”52％的收入来自像福特这样的国际组织。（52）这是中国两个最知名的环保组织，如果它们尚且不能靠本国支持生存，其他草根组织的情况可想而知。武汉大学公民权利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北京红枫妇女热线、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等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开拓者，而它们的70—100％的经费依赖于福特的支持。（53）

　　而在这些组织的经费困难中，其生存所需的办公和工作人员开支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一般的资助都明确地规定是项目经费，其中大多不含操作这些项目的办公机构和人员的开支。针对这个问题，从2002年起，福特特地设立了组织发展资金，为一些自治组织提供为期三年的办公经费。这种做法受到很积极的反馈。（54）同时，福特给钱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创新，旨在培养模式，树立榜样。很多后来有影响的NGO 项目和模式最初都得到过福特的支持。从效果上看，这堪称是用有限的钱而得到最大影响的做法。福特对中国NGOs的交流和培训的支持不遗余力，由其经费支出可见一斑。2000年福特在华总开支的20％用于资助中国学者和NGO 活动分子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会议和培训。

　　四、在华国际组织的局限性

　　INGOs 在中国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对中国NGOs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冲击。这种外部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同时，它们在中国所能做的工作与中国的需要相比是很有限的，而它们所能从事的活动往往也未必能达到它们最初的设想。这种局限性来自中国的现况，也来自国际组织自身资源、能力及它们对中国问题了解的限度。

　　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对国际NGOs的态度逐渐开放，并且热情欢迎国际资源支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然而，缺少统一完善的国际组织管理条例也给INGOs在中国的合法运作造成困难。与此同时，INGOs 在中国可以参与什么工作，启动何种项目，进入那些地区，都要得到中国政府点头才行。因此，尽管有些INGOs对人权、宗教自由、民主治理、西藏问题以及中国政治改革等很有兴趣，但它们在这些问题上所能参与的程度非常有限。反之，这样的兴趣恰恰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安和戒心，使其加强对所有国际组织的管理、防范和限制。

　　与此同时，中国NGOs自身发展水平也影响到或决定了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工作。一方面，本土NGOs发展尚属初级阶段，这给INGOs 以更大的机会来扮演重要角色。譬如当本土组织尚不能发起跨组织、跨地区、跨领域或者跨国的联合行动时，国际组织常常越俎代庖。本土组织对全球公民社会动向、国际资源、非营利运作方式及原则的了解，其自身的管理能力和资源等都远远不能适应中国对NGO 发展的要求，因此更增加了对INGOs 的依赖。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NGOs形成中必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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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不少本土组织以非营利的名义进行营利活动，组织自律差，透明度低。有些组织不明确自身的使命是什么，只以获取国际资助为组织目的，因此被称为“项目资金专业户”。凡此种种行为难以取得国际NGOs的信任。同时，不少中国组织在竞争国际资助的压力下不愿意与其它组织分享有关国际组织的信息，这种情况不但不利于INGOs 对中国本土组织的了解，限制了它们的援助伸展到更多的、更需要帮助的组织中去，而且从整体上损害了中国NGOs得到更多资助的机会。

　　从与国际基金会的关系上看，中国NGOs由于难以从国内得到资金支持，海外的资助就成为很多运作型NGOs唯一的或主要的收入来源。这种情况至少有两个不利影响。首先，国际资金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国NGOs发展中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现在包括中国政府和NGO 活动分子在内的方方面面都存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自治的NGOs不应该向政府要钱，而向国际援助伸手是一种出路。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中，政府拨款是第三部门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55）；政府给NGO 组织拨款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很普遍。同时，国际组织的资助通常是启动式的，它们希望本土组织逐步开发国内资源来维持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国际组织已经考虑或开始将资金转移到它们认为更困难更需要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依赖国际资助的中国NGOs实际上已经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其次，有关NGOs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NGO 长期依赖单一的资金来源，它们的独立性就可能成为问题。以中国NGOs的情况看，为了生存，争取经费成为不少本土组织的首要任务。而要得到国际组织的援助，在选项上就难免受到后者关注兴趣的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在国际上最流行的一些项目成为中国NGOs最流行的项目。从理论上讲，本来应该是国际组织按照中国的需要来协助本土组织行动，但在实践上，由于本土组织得不到多样化的资助来源，反而不得不围着国际组织转。这种由国际组织来左右本土组织工作重心的现象是本末倒置。

　　同时必须看到，每个国际组织都有决定自己使命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在中国的工作也受到全球公民社会总形势的影响。因此，一个外国组织计划在中国某一地区开展的工作不一定适合当地最急切的需求。由于在中国的外国NGOs大部分是运作型组织，它们自己也需要申请资金来运作。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际组织与中国本土NGOs实际上是在竞争同一国际资源。从福特的资金分配就可明白这一点。在这样的竞争中，中国组织有优势也有弱势。与国际组织比，本土组织成立时间短，经验知识少，与国际NGO 社会联系少；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个时期国际组织的直接介入与示范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国际组织来中国进行项目有很多不利之处。其人员待遇高，流动性大，运作费用高，语言文化障碍多，因此往往需要花更多的钱而得到较小的效果。有当地人和组织把它们看成是路过的候鸟。从长远来看，只有本土组织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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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NGOs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成长，更需要各方面的培养扶植。国际公民社会和INGOs 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贡献。目前中国NGOs的发展受到很大挑战，其中包括如何确立自身使命和了解生存的大环境，即全球化和公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特点和国际组织的局限性，中国NGOs才能平衡自己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把握全球化时机来促进自身的成长。从长远来看，中国NGOs的健康和迅速发展必须依靠国内的支持，而这不是NGOs自身努力就可以实现的。政府与社会对NGOs的前途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只有本土与国际组织建立起平衡的关系，中国政府和社会对NGOs的意义有更明确的理解和重视，国际组织才能对中国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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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简言之，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同时，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正在全球化。全球性社团的崛起及公民社会的成长是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关键，在此形势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是必然的，而其九十年代以来的工作是实质性的和全方位的。它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作为其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与此同时，中国自开放以来处处强调与国际接轨，当政府希望借助NGOs吸引国际援助时，中国NGOs的发展不可能不与国际接轨。其结果是中国向国际非政府组织开放了自己的NGO 市场。INGOs 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中国改革深化及政府NGO 政策开放的直接结果，又是国际社会与中国NGO 相互作用的产物。INGOs 带来的资金、技术、人员及项目，对于中国NGOs特别是草根组织的成长至关重要。其影响是深远的，而且在总体上是积极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这些国际组织就没有中国新型NGOs的如此发展。然而，过去十年的发展也证实了中国本土NGOs与国际NGOs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尤其表现为大量有影响的草根组织对国际援助的依赖。这种依赖关系如果不尽快改变，将对中国NGOs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jangfly2000

很好很强大了
能看到这门精彩的帖子

北半球

原帖由 狐  园 于 2008-11-18 11:24 发表


比如呢？

铁  马说，国家给了政策；

我只听说过铁  马的维权事迹，别的并不了解。

北半球

每个人做事，要有自己的原则和良心。不同的陈述，不知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