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跑者》

骑士岭

第六节

可是当我回到维拉诺瓦，置身于绷带码表的冷酷世界中，我的兴奋消失了。如果一夜性都可以如此销魂，那么和一个你真正喜欢的男人相爱只会更加美好。然而，我那独特的性逻辑告诉我，我只可能爱上一个运动员。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又偷偷溜去纽约几次。很明显那次在刘易斯-谢里丹剧院的艳遇象是中奖一般的运气。在那以后的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一个人能够象那个身着红色皮夹克的男孩那样，满足我的性欲望。也许那是艾米尼萃的作用，也许是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次。

我厌恶那些尖叫着的女性化的同性爱和变性人。我不接受任何女性气质。我想要的，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运动员气质的男子。在我周围，有成堆的这样的男子。如果运动员是异性爱男子形象的精华，他们也是同性爱男子形象的精华。对于一个同性爱来说，拥有运动员般的长像，就同拥有巨大的阳具一样重要。

不幸的是，就象我通常发现的那样，当我褪下他们的衣衫，我的那些性伴里没有几个是真正的运动员。你只需要瞧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否经过了艰苦的锻炼：好看的身材，粗大的静脉。大多数情人们是瘦的，可是肌肉松弛——仿佛我徒有其表的海军训练。我就在那里，在那些肌肉松弛的男子们的身体上，徒劳而绝望地搜寻着我的维拉诺瓦英里跑选手的形象，搜寻着克里斯的形象。我会很快结束这种性交。如果他们是男妓，则付他们钱。二十分钟后，回到大街上，赶上下一班长途车。我很快就学会不必在他们身上浪费我的温柔。我常常会想撞上那个身着红色皮夹克的年轻人。可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时不时地，会有男人要给我钱。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一个声音会说，“多少钱？”毕竟，我那时仍然是一个运动员。我只有二十八岁，看起来更年轻，并且，我的体重比我做赛跑手时，不曾重过一盎司。我甚至打动过不止一个同性爱的心。“亲爱的，你看起来真帅！”但是，我从没有过出卖身体的念头。

有时，我的那些无名情人们会问我是怎样保持身材的。他们意识到我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员。我会疯了一般地撒谎，告诉他们我是一个赛艇选手，一个长距离自行车手，以及其它的一切，除了真相：我是美国一支最豪华的田径队的助理教练。我是如此极端地害怕，以至于我从来没有摘下过我的深色太阳镜，甚至在床上。当我带队参加巡回赛时，我会设法避免被拍照，因为我害怕某个和我口交的家伙会看《田径新闻》。

那些是危险的周末。我总感觉象是一个间谍潜入铁幕国家执行某个九死一生的任务。一个错误就能致人死地。我并不害怕同性爱，尽管一个男妓偷过我的钱夹。我害怕的是那些捕猎同性爱的仇同者。法西斯般的男性狂热分子有时会搜索下城的街道，逮住并痛打同性爱者取乐。有两次，当警察闯入同性爱酒吧的前门，我以创造世界纪录的速度冲出后门。另外一次，我直接从卫生间的满是碎玻璃的小窗逃出去，不得不流着血去医院急诊室缝针。便衣警察潜伏在公园或公共厕所里。如果你在做爱时被抓住，你会被投入监狱。

不需要多久，我就感到一种迷惑，一种令人窒息的愤怒，那种同性爱才会有的感受。我们是被捕猎的动物。我们拥挤在黑暗的地下，仿佛地下墓穴的基督徒，藏匿着我们微弱的性信仰的火焰。什么时候君王能够下达赦令允许我们走出墓穴，走入阳光？我们究竟有什么危害？谋杀者和小偷伤害别人。可是我们，伤害不了任何人，除了——在我们的迷惘和罪恶感中——伤害我们自己。

我无法放松，直到我坐在驶回宾西法尼亚的长途车中。当我回到位于维拉诺瓦校园边上的舒适的家时，我会有一种奇怪的不真实的感觉。我坐在电视前喝着可乐，两个小儿子围在身边（凯文出生后两年，小马克出生了）。他们在起居室的地毯上跑来跑去，我的眼前却会浮现出某个陌生男子的身体。洗碗机在厨房里轰轰作响，而我仍然因为刚刚逃离了警察的追捕而颤抖着。

“爹地，凯文抢走了我的飞机，”小马克冲我哭嚷着。

“凯文，”我用我那帕里斯岛（译者注：海军新兵训练营设在帕里斯岛上）口气说，“马上把飞机还回去。”而在我眼前的，仿佛幻觉一般，是一个男人手里正喷射出乳状精液的勃起的阳具。

“和你的报社密友在一起很开心吧？”我的妻子用挖苦的口吻问道。

“哦，我们很开心。”我会说，“在莱昂老妈饭店吃了晚饭，然后在下城看脱衣舞表演。”

“你真恶心。”她说，“你从来不带我出去。”

“谁会带一个象你这样的讨人嫌出去？”我说，“如果你那么想出去，找别人。”

可笑的是，我试图用粗暴对待她的方式来隐藏自己。我的两个儿子在长大。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爱他们，正如我越来越恐惧自己有一天会暴露。某一天他们会发现。那会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在维拉诺瓦执教两年后，爱荷华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首席田径教练的职位。但我拒绝了。在那一片玉米田里，没有能让我逃避现实的地下同性爱场所。

一年后，我超人的耐心得到了回报。宾州大学给我一份首席教练的合同。对于一个才三十一岁的年轻教练来说，这无疑是令人晕炫的。一年三万美元的薪水，比我这一辈子挣的钱还多。那支田径队被前任教练弄得一团糟。那是个温厚的、宽容的家伙。管理层希望我能够把队伍扳入正轨。

我做到了。我是田径场上的帕里斯岛先生。我是长跑界的钻头指导先生。我是美国最粗暴吼叫的教练。

我的队员不憎恨我粗暴脾气的原因，是因为我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我根本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那种教练：腼着肚子，叼着雪茄烟，使唤队员们跑十五圈而自己却在一边喝上四杯啤酒。我和他们一起奔跑，而且他们知道我可以跑得和他们一样好。他们知道我深深地爱着这项运动，知道我真正在关心他们。我让他们渴望我的挑战。我让他们渴望挑战他们自己。我会为他们赴汤蹈火，而那些撑过了最初几周的运动员们，最终会为我赴汤蹈火。

那时水瓶一代（译者注：战后出生的婴儿潮）涌入了校园。我们与那些队员们争执于性、酒精、长发和其它。我是一头雄狮，我不向那些水瓶垃圾做任何让步。我赢得任何一场争执的胜利。我顽固地坚持平顶头和赛前禁欲。如果一个队员不服从，他只能退出田径队。

毫无疑问，我知道我是个伪君子。我命令他们远离女友，是因为我自己想要他们。我要求他们剪平顶头，是因为我在纽约花二十五美元抚摸男妓的头发，以满足我对那些赛跑选手的性幻想。

大约在1968年，在一支全美大牌田径队做首席教练的压力，和担心被发现是同性爱的恐惧，终于开始爆发了。我再也没有时间光顾纽约。那一年，我的田径队席卷全美大学田径赛的金牌，我再也无法象以前那样自由自在。

水是眼波横

辛苦了.
我在看.

骑士岭

第七节

那是1968年——准确地说是1968年三月——原子弹在我的世界里爆炸了。

那年的早春，一个二年级半英里跑选手，丹尼·法尔克斯，开始和我调情。我只能用“调情”来形容他的行为。他总是这样做，尽管他很小心，只在我们独处时。到那时为止，我接触过的所有赛跑选手中，只有丹尼能够看穿我的心思。

他总是来我的办公室要求单独谈话，假装他遇到了问题。丹尼似乎比田径队里的其它任何人都有更多的问题，家庭问题，身体上的疼痛，内心的痛苦，关于赛跑的心理问题。

我从未被一个赛跑选手追求过，我被吓坏了。

为了抵御他的诱惑，我对他尤其严厉。可是，他同样看穿了我的海军式的严厉。一次在训练中，他假装受伤了，呻吟着，好让我抱着他去更衣室，他用身体的那个部位靠着我。我感觉到他在装病，于是把他交给队医处理。

丹尼同样是性感的。尽管我已经强迫他减去了金色的长发，他仍然会在谢里丹广场引起一场骚动。我训练他，训练他，直到他倒地不起。我企图摧毁他的意志。然后，我自己会在早上四点半起身，跑上十五英里以扼杀我对他的欲望。

在那两个月里，丹尼尝试了他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引诱我的手伸进他的裤裆。然后，他做了许多因爱生恨的情人都会做的事：报复。

他假装不经意地告诉他的几个室友，“嗨，你知道吗？我想那个教练是个同性恋。”

“你开玩笑吧？”他们说，相当地惊讶。

“可不是，”丹尼故作轻松地说，“我在他办公室和他谈话时，他和我调情来着。”

流言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用不了多久就传到了系主任马文·费德曼的耳朵里。费德曼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了我正在传播的流言。

我目瞪口呆。

费德曼用一种冷酷而直率的口吻说，“那孩子说你想和他上床。”

内心震惊并且恐慌，但我仍然试图保持外表的冷静。“那绝对不是事实。”

“流言传到了校委会和校友会那里，”费德曼说，“我的压力很大。我们不可以有这种丑闻。我相信你理解我的压力。”

“可是这很荒唐。”我说。

“你准备以法律的方式澄清他的说法吗？”费德曼问。

我怎么可能澄清它？我害怕他们会澄清关于我的真相。我沉默着。

“那么你最好的选择是辞职。我注意到你最近看起来很疲惫并且紧张。你可以说是健康原因。”

因为这个谣言，和这段与系主任的冷酷谈话，我在宾州大学的教练生涯结束了。在同一天，我递交了辞职申请。

在我最后一次从办公室离开时，我看见了丹尼，美丽的丹尼，穿着他的汗衫，从楼里走出来。他正准备去田径场锻炼，吹着口哨。

可是，流言并不肯离开，它在继续摧毁着我的生活。流言传到了我妻子那里。她早就在等着一个借口与我离婚，现在终于等到了。她以一种被伤害者的面目出现，假装出巨大的愤怒。她得到了想要的离婚书，得到了房子、孩子、惩罚性的生活费，以及一年一万两千美元的孩子抚养费。她把流言告诉我母亲和其它家庭成员，他们都和我断绝了联系。（至少我不必忍受我父亲的非难——他已于年前去世。）

没有其它的新闻报道，除了宾州田径教练因健康原因辞职，以及对我打算回到新闻界工作的引言。流言在传遍了田径界后终于消失了。许多人说他们并不相信这个流言。“毕竟，他结了婚，而且看起来如此的男子气。”可是这个疑问仍然在那里，在人们的心里。

绝望并且愤怒，我逃到纽约，在下城的同性爱社区租了一间小公寓。我的存款支付了律师费和我妻子的首期生活费，然后我不得不面对要么找到钱要么进监狱的困境。“只要你欠了一张支票，”我妻子发誓道，“我就要警察逮捕你。”

布鲁斯·凯顿，纽约时报的老朋友，要帮我在城里找份报社的工作。可是我完全被吓坏了，觉得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知晓流言，人们会因为我是同性爱而拒绝我。而且，在这个时候，我最不愿意的就是进入一个大型机构工作，在那里所有人都能仔细打量我。所以最好的选择是自雇，这样我可以避开人们审视的目光，并且可以时不时地溜入地下的同性爱世界寻求慰藉。

所以我对布鲁斯说谢谢，打算依靠自己。

我并不具备多少技能去立即挣得需要的钱。我尝试自由写作，可是市场已经变得很难进入。我打广告做校对和编辑，可这工作挣得少得可怜——一小时四或五美元；而此时市场正因经济萧条而萎缩。教练生涯教会我做按摩，所以我尝试去做执业按摩师。我的广告，典型的一种，登在村庄之声或其它报纸上：“克里斯，运动按摩师。”（我不想用我的真名。）可是纽约充斥着按摩师，他们可以在白天和夜晚的每一小时为那些失眠的中年妇女提供按摩服务。我的顾客很少。

然后我尝试做模特。我的广告：“英俊前海军军人，运动员，英里跑选手体型，6英呎1英吋，159磅，腰围25英吋，胸围42英吋。”我确实接到一些电话，但加在一起还不够我需要的寄给我前妻每周超过200美元的收入。

只剩下几周时间让我做决定我将要做什么，我做了决定。

一天晚上在酒吧里，我遇到一个优雅的同性爱者名叫斯蒂夫·古德耐特，一个努力的严肃作家，他以写作情色小说为生。斯蒂夫与我成为了朋友，并非情人。通过他我结识了其它一些艺术圈和高档社交界的同性爱者。在这些人面前我可以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并且意识到宾州大学对我的解职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圈内的烈士或名人。一天晚上，一个圈内人所共知的富家好色公子想要我和他上床，而我正需要钱，于是我说，“我想那会花去你200美元。”

我就这样成为了一个男妓。

君子于役

阅！
楼主辛苦！新年好！

骑士岭

第八节

我是一个非常昂贵、非常高档的男妓。绝不是那种旅馆房间里二十五美元的妓男，也绝不是那种街头卖肉的。我不能冒这种险。没人能找到我，除非通过圈内的地下电话渠道。我通常要价200至250美元，有时更高。我值这个价，很快我的生意就多得安排不过来，但我不需要接很多生意。200美元一次交易，一周两次就足够满足离婚法庭和支付我自己的生活费。

人们说一个男妓的职业生涯一过三十就结束了，因为昭华开始消褪。而我在三十四岁的时候才开始做男妓，并且发现我的市场虽然小，却很稳固。我的客户并不想要青涩的男孩。他们想要一个坚强、愤怒、严酷而成熟的美男子。有时他们甚至要求我鞭打他们。在内心深处，我并不是一个虐待狂，但我不缺乏愤怒——我给他们顶级的值200美元的鞭打。这是纯利润，因为我不需要通过皮条客。

其他妓男生活的艰辛提醒着我，我是一个幸存者，还不会直接遭到直人的迫害。当我说“八英吋”时，就如同把美国国旗插在了硫磺岛上，那是我最初的同性爱自豪。我不在街上招客的原因之一是这比以往更危险，而我不想进监狱。在1969年6月28日，就在我到达这座城市不久，纽约警察开始对同性爱酒吧进行今天所知的著名的镇压。第一个袭击目标就是石墙。在那以后的十二个月里，他们突袭并关闭了族乌、左迪亚克和其它二十多家酒吧，大多数在巴罗街上。这是同性爱历史上的分水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的分水岭。

石墙遭到袭击的那个晚上，我正在附近做我的生意。有人给我的客户打电话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我们从床上爬起来，跑到那里去看，因为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条街上满是警察和闪烁的红色警灯。可更令人吃惊的是，那条街上聚集着成百上千的同性爱者，他们在同警察对抗。许多年以来，他们逃跑，被推挤到墙边，被骚扰，被逮捕，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可是在那个石墙之夜，他们做出了瞬间的本能的决定，他们已经受够了。那些“脂粉气”的男人，投掷出石块和酒瓶。他们赤手空拳同纽约警察搏斗。他们用血肉之躯承受着警察砸来的警棍。

我观望着，愤怒与悲哀在升腾。我并不喝酒，可是那些酒吧是同性爱者们无需掩饰自己的唯一的公共场所。直人们不会理解那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珍贵。我以前相信法律和秩序，支持警察。可是那些警察在迫害我，迫害我痛苦的生活。他们坐在高头大马上迫害我，把我的双手拷住，推入警车。

接着，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我拾起一块石头，用海军军人投掷手榴弹的精准度掷向警察。我，哈兰·布朗，一个骄傲的海军军人，向警察掷出了石块。我完全忘记了我可能会被投入监狱。我发现自己靠着一面墙，被两个高大的警察殴打。然后我被推挤在地上，被踢打和踩踏。有人骑着马越过我。

在恍惚中，我设法离开了，流着血，被打烂了，带着三根断裂的肋骨，破了的鼻子，和身上的几处蹄印。

那一夜，在我的意识里，在同性爱者的意识里，某种信念爆裂了。那一夜见证了战斗的同性爱。那以后，他们同身边的每一个人抗争，索求人权和公平的法律。我并不支持极端主义，但我醒悟到，我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那里的直人不允许我们的旗帜飘扬。

所以我继续男妓生涯。我本可以退出，如果我真的觉得自己在堕落。我当然可以找份体面的工作。或者，我可以象那些所谓正人君子那样：忍饥挨饿。

答案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堕落。出卖色相，也许吧。但我只不过象其它人一样挣钱活命。新教的伦理从没有这样清晰地照亮我的生命。通过出卖肉体，我可以比在宾州大学多挣很多钱。我的前妻总是按时收到双周支票。我甚至付清所得税的每一分钱。大多数男妓不付，可我不想召来收入署的麻烦。从我前妻那里可以查到我的收入记录，而我仍然足够爱国地认为支付所得税是我的责任。

实际上，在痛苦和愤怒中，我有些沉溺于我的同性性倾向。有一段时期我喜欢身着男子气的行头四处炫耀。可是，有时我瞥见镜子里的自己——黑色的皮革外套、金属圆钉和金链，阳具环，手里拿着长鞭，狠狠地抽打着那些快活得发抖的性对象——内心深处某种东西会痛哭：“这不是我。我其实是一个平和的男人。”我渴望某种简单的性愉悦。

电影制片人吉尔·哈克尼斯是我通过斯蒂夫·古德耐特认识的同志圈中名人之一。他不算是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对于同性爱来说，他就象英格马尔·伯格曼或约翰·福特一样重要。（译者注：英格马尔·伯格曼，瑞典电影导演，代表作：沉默。约翰·福特，美国电影导演，代表作：告密者。）他制作了最早的同性爱艺术电影之一，双重穿越，突破了那种只在九点至午夜在同性爱电影院播放的色情片模式。如果你曾看过这部虐待狂的经典电影（它有时仍在上城的艺术剧院播放），请注意那位鞭打性感耶稣的罗马军官。那就是我。我匿名在那闪光的金属头盔后面，而我的名声因此而传播开来。

以男妓作为职业，我很快就学会了把真实感情留在工作时间之外。有几个男人——两个和我同龄，其余的都比我年轻——我喜欢过。同他们在一起时，我才能够感受性欲中温柔和激情的一面。但我一直单身，从未真正相爱过。实际上，我发现自己总在踌躇着，好象在等待更好的出现。他们没有一个是克里斯的鬼影。

我每天去华盛顿广场或巴克利公园跑上八英里以保持身材。有时在整夜工作后，我会在下午跑。我穿着灰色汗衫，形单影只地跑过那些涌入广场的学生、毒品贩子、嬉皮士和无家可归者。有时我看着凯旋门上的乔治·华盛顿像，心想，“你这个婊子养的，看看你所谓的责任、荣誉和国家把这些人引向何处！”

有时候，为了犒劳自己，我会乘坐地铁去上城的中央公园跑，在那里树和草地伸展向远处的树林。有时我会北上至布朗克斯的范·柯特兰德公园，很多大学生越野公开赛就在这样树林间的陡峭岩石小路上进行。这样的小路上总会有奔跑者。我并不经常去那里——在那里我太孤独。我多么怀念，有时，怀念许久以前波科诺斯的那个夏天，怀念那些自由纯真的奔跑。

骑士岭

第九节

在曼哈顿的两年，我甚至保留了剩余的宗教信仰。同性爱者因为被主流的宗教所不容而愤怒。于是在大城市一些小型的同性爱教堂产生了，这里或那里会有几个足够勇敢的神父或牧师关心我们。

每周日我会去位于十四街的门徒教堂，我绝望地祷告。我并不祈祷变成异性爱，我祈祷获得认识我自己的知识和完全接受自己。作一个同性爱，我现在认识到，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于认知的问题。社会已经告诉我这是一种疾病，可我却认识到我因为自然的原因而成为同性爱。我祈祷拥有一个相爱的人，我祈祷能以一种体面些的方式维持生计。圣·约翰的福音抚慰着我的心灵——他爱我主，并把他的头枕在主的胸前。既然耶稣对小偷都如此仁慈，我不相信他不对同性爱施以怜悯。

我还对我们遭受的仇恨与偏狭想了很多。我曾经生活于美国的上流社会。我曾经对我自己不宽容，尽管我把它叫作“坚强”、“正直”和“洁身自好”。我曾经以为这些品质造就了美国的伟大。突然间我自己成为这些道德的目标。它们就象盐酸一样从我头顶倾倒下来。

有时我奇怪为什么美国社会对同性爱的仇恨如此的根深蒂固，如此的普遍，却又如此的不为人知。在学校里，我们学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美国的早期历史就是一部男人们对这个大陆的探险史。强壮而年轻的男人们，带着所有的冲动，就象我的在淋浴室嬉戏的运动员们。探险家、童子军、伐木工、猎人、与印第安人战斗的战士、牛仔、探矿者、开拓者。把女人留在千里之外的男人们，或根本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他们带着清教道德来到边疆。性需求使他们抛弃清教道德，在彼此间寻求性满足。当这种性需求得到满足，谁又知道有多少男子间的爱情生长于肯塔基的野地、大草原、或干燥的沙漠峡谷中呢？

他们是美国的先驱者。然而只需看一眼他们所处的环境，你就会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同性爱。有时我会认为，我们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疆域，是用这些身着鹿皮衣或楞条花格衣的年轻男子的身体换来的。那时没有同性爱社区——如果你出柜了，你无处可逃。在那个年月里，被发现是同性爱所遭到的惩罚，远比今天来得残酷。

因为害怕、无助和罪恶感，他们拒绝自己的感受，压抑它，叫它别的名字，比如伙伴。当他们到达城镇，他们蹂躏妓女们，或尽快把他们温顺的抹着香水的妻子们带来边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用这种方式拒绝自己。

虽然我不想过分夸张我在纽约时思想的转变，整个经历的确彻底地改变了我对美国社会的看法。斯蒂夫·古德耐特使我认识到自己多么无知，我开始读很多书。在生命中第一次，我开始怀抱着热情阅读《田径新闻》以外的书籍。

最重要的是，我变得憎恨暴力。当我变得暴戾时，那仅仅是因为我愤怒。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曾经那么渴望去朝鲜杀人。我甚至开始怀疑越南。真正使我消沉的是我远离了田径。当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大型室内巡回赛举行时，我渴望去看，但我没有。我和田径唯一的联系是体育杂志，和几个我仍然看望的朋友。邮报的布鲁斯·凯顿有时带我去吃午餐。阿尔多·弗兰柯尼是另一位朋友，一个长岛的教练和坚定的自由主义的业余体育联合会官员。

圈子以外的人只知道我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按摩师，有时出现在男性时尚广告中。布鲁斯和阿尔多怀疑过，但从未提起它。

我没有哭泣。在我的字典里，从没有眼泪。

骑士岭

第十节

如果不是乔·普雷斯科特不可思议地向我提供了这份工作，我恐怕还呆在曼哈顿。迟早，我对同性爱所遭受痛苦的愤怒会使我——不情愿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暴力的同性爱极端分子。也许我会进监狱。谁知道呢？近年来几个上帝恐惧帮派的成员已经进了监狱。再看看贝里根斯家族吧（译者注：贝里根斯家族的多名成员因发表和制作反越战诗作和电影被美国政府逮捕并判刑）。

所以当乔和我联系时，那是——我猜——上帝对我祈祷的应答。

乔正忙于建立普雷斯科特。他失去了运动系主任，需要一个高水平的替代者，但他无法从其它大牌学校里挖走他需要的人选。他记得我的故事。同时他也乐于帮助他人摆脱困境。他把美国清教式的节俭不仅应用在钱上，也应用在人才上。“如果你不浪费人才，你就不会缺乏人才。”他常常这样说。他的教员里充斥着出类拨萃的被遗弃者：前酒鬼、前罪犯、前毒品贩、残疾的越战老兵。

他通过布鲁斯·凯顿找到我，来纽约见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我们坐在我的位于西区九街的小公寓里。乔投出他的球。我踌躇。乔继续说。

我坐在那里，看着这个高大的、温和的吝啬鬼，浓密的花白头发，穿着松垮的灰色西服。他在喝威士忌酒，我在喝牛奶。

我想到回到学校，和赤裸的运动员们呆在更衣室，想起所有的痛苦。我现在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同性爱老兵，习惯于纵欲。也许当我面对性感的运动员时，我会无法控制自己。

“你看，”我说，“我想我应该对你诚实。有些事情你应该现在就知道，而不是以后。我被迫从宾州大学辞职是因为有流言说我是同性爱。”

“是的，我听说了这个流言，”乔说，“当我试图找你时。”

“那个孩子自己散布的谣言。我没碰他，这是事实。他是同性爱，他知道我也是。我对他没兴趣，他为泄愤散布了谣言。”

乔坐在那里思考着。

“当然圈子外没人知道事实，”我说，声音有些颤抖。“但如果消息传出去，你的学院也许会难堪。你的校委会、学生家长……”

他坐着又思考了一会儿。

“嗯，”他说，“我的教员中已经有几个同性爱。他们没给我带来任何麻烦。我对你只有一个条件。如果你和一个学生或教员同居，那是你的事——只要他不是未成年者。我不想召来法律上的麻烦。否则你做什么不关我的事，不关学院的事，也不关社会的事。并且坦率说，校园里也没人会注意。这是一个生活自由的地方，那也是我想要的。”

可是现在我是如此的害怕和小心，以至于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我对孩子们很严厉，”我说，“我不是你们那种说话转弯抹角的宽容大度的自由派。”（这是对保守主义者的另一种说法。）

乔看上去陷入了沉思。“我已经和你在宾州大学执教时的几个队员谈过。其中一个很善于表达他的看法，他说，‘哈兰·布朗是一个狗娘养的，但是那些退出的队员知道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不能将失败归咎于他的苛刻。’”

他喝掉了剩下的威士忌酒。

“一份四年的合同，哈兰。起薪两万美元。生活起居都在校园里，你不必额外支付生活费。考虑一下。下周作一个决定。”

我也喝掉了剩下的牛奶。“我不必再考虑了，”我说，“我接受。”

骑士岭

第十一节

在普雷斯科特，我找到了——自孩提时代起第一次——一个家。乔的妻子玛丽安就象乔一样善良。他们两个都教我自由主义的真正含义——一种坚强有力的自由主义。他们在最初的几个月给予我足够的耐心，在我舔着伤口愈合心灵的时候。

普雷斯科特的结构就象一个家庭。它是，如果你必须这样说，一个公社，并且运转良好。教员和学生混合着住在一起，没有明显的身份上的区别。学生运营校区，承担管理工作，甚至包括铲雪。乔几乎从不呆在他位于学校主楼核桃般大的办公室里（学校主楼曾经是他的家），除非他不得不在那里做一些工作。他总是在校园里，拿着他的笔记板，思考、倾听、交谈。有时他会外出旅行以获取灵感或人才。

在普雷斯科特，没有人去规范任何人的道德。学生和教员可以自由地建立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宿舍是男女同住的。我已经在校园里发现了其它的一些同性爱。学校里有一个微型的同性爱学生团体，大约四五个人，还有两个乔提到过的同性爱教员，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在教员和学生里已经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异性爱怪人，没人注意他们。

普雷斯科特不是一个花哨的地方。建筑物都有严格的功能，设备也物尽其用。乔只想要一个真正运转的学校，而不是一个闪闪发光却满是问题和高管理成本的展览品。因此，它是美国不多的几所没有财务问题，并且招生人数不断增长的私立大学。在我去那里时，学校大约有1500名学生，相当于一个奥伯林镇。

一个前海军军官能在普雷斯科特如此自在的原因，是我的许多观念已经改变了。我的顽固的保守主义遭到了彻底的颠覆。我再也不能用以前的标准去评判别人，亦或自己。我仍然深深地爱国，热爱国旗，相信美国的使命。但我的爱国主义中包含了对我们国家人权问题的忧虑，并且我开始认为这些错误应该被纠正。

我现在对运动员们宽容些了。我仍然象以前一样要求他们艰苦训练。但我不再对他们的头发指手划脚。对我来说这种争辩是浪费时间和精力。那些孩子们用他们的腿跑，而不是头发。

我也不再对他们的性生活指手划脚。我已经以一种痛苦的方式知晓，一个运动员抑制他的性需求会带来破坏性的压力。性是最自然的安眠药。如果一个选手在巡回赛前紧张得失眠，我会给他开药方，一个热水澡，一杯热饮料，和与他的女朋友共渡的温柔的半小时，他会睡得象一个婴儿。

我甚至对饮酒放松了约束。你怎么能在许多世界级选手享受啤酒的时候，要求你的队员完全戒酒呢？“弗兰克·肖特在他赢得慕尼黑马拉松的前夜喝了一杯啤酒。”他们会这样对我说。你如何争辩？况且现在在长跑后，啤酒替代了盐水。

仍然有许多事情我严格禁止，因为我知道无论我们变得怎样自由主义，这些东西仍然会伤人，比如吸烟、毒品、烈酒，等等。但总的来说，我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布朗教练正在迅速地变回一个“人”。

校园座落于一片900英亩的遍布树林和湖泊的山丘中，都是乔的地产。这里是奔跑的天堂。我探查了林中二十五英里的小径，和我的队员们一起奔跑其间，重新找回了一些波科诺斯那个夏天的愉悦。

在普雷斯科特渡过了愉快的四年后，甚至我强烈的性欲都消褪了些。“变老了，”我想，“也许性欲也老了吧。”我很忙碌，专注于我自身以外的事情，没多少时间顾及我那些无益的性幻想。除了普雷斯科特夫妇，校园里没人知道我是同性爱。我不同学校里的同性爱发生性关系，并且坚持我的“不碰队员”的原则。当我有性需要时，我驾车去六十英里外的纽约城寻求满足。

有几个家长抱怨过，但总体上对我没多少非议。在同性爱核心圈子外没人知道我，也没人知道我的男妓生涯，除了我的前顾客们，他们也不太可能谈起它。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就象是消失了几年。

当比利·塞夫来到普雷斯科特时，我刚过三十九岁，开始以为我那秘密的性幻想正在悄悄死去。但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在那一年最初的几个冬日里，他激起了所有过往的感情，强烈到我从未感受过。他不仅外型上性感四溢，而且是一个充满了感染力的人。我是那个孤独的成熟男人，同时我又象一个钟情的少年。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深深地爱上了。

可是，我知道我不敢触摸他。

飘水玫瑰

楼主辛苦了

骑士岭

第三章

第一节

这三个著名的赛跑选手在学校田径场的露面立即引起了一场相当规模的轰动。

学校的油印报纸，蔓陀萝日报，报道这件事时用了一个大标题。我听说一个好笑的传言，一个激进的学生，他的意识形态本应排斥这种情感，说道，“现在我们学校要撕碎曼哈顿和维拉诺瓦。”

我的田径队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们最美妙的时刻，到目前为止，是在布朗克斯的范·柯克兰德公园举行的全美大学体育联合会的东部越野锦标赛上。他们身上沾满了被曼哈顿、宾州大学和维拉诺瓦的赛跑选手的鞋钉溅起的泥浆，在团体赛中名列第七。

因此当象文斯·马蒂这样的超级明星从天而降般来到他们的队伍里时，队员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开始是得意。“现在我们要横扫整个美国。”然后他们感到威胁。“其余的人都会被忽略掉。”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我的男子新生田径队员们在跑道旁扎成一堆，穿着运动衫，观看俄勒岗的三个训练。积雪飞快地消融，裸露的煤渣跑道显得很清爽。阳光灼人，温度大约是华氏五十度。

当俄勒岗的三个跑过，他们的鞋钉碾过潮湿的煤渣地，队员们脸上的嘴都变成了O形。他们的眼睛转向我。

“老天！”其中一个说。

“把你们的屁股挪到跑道上训练，”我说，“也许你们也能跑得象他们一样。”

“是，布朗先生，遵命。”他们挖苦着说。不过他们接受了指令，慢跑着开始热身。

我站在阳光里，放下我的帕卡兜帽，拿出了秒表，看着这三个前俄勒岗选手跑过直道。他们把崭新的普雷斯科特运动衫扔在看台上，仅穿着背心，光着腿。他们彼此同步，肩并肩奔跑着，长发飞扬。我看得出他们正在享受奔跑。

他们跑过弯道，跑向我的方向。我能听见他们鞋钉的步点声。他们仿佛赛跑犬一样漂浮在长腿上。现在我可以听见他们鞋钉嘎喳声间呼吸的声音。然后他们闪电般掠过我。在那一瞬间，我忘记了诸如肺氧载量或肌肉乳酸一类的名词，只把他们看作是纯粹的奇迹。

一种令人不安的满足感溢满了我的胸膛，温暖却不稳定，就象这冬日的阳光。我潜意识里的美妙情感再次升腾起来，在这煤渣跑道上，在这甜蜜的冬日阳光里。

这三个结束了四百米加速跑，现在慢跑着以使脉搏降下来。我看着秒表。仅仅三十秒后，他们就又加速了。这是典型的林奎斯特要求他的队员们具备的超人能力。

在那第一个早晨，我仅仅满足于看他们跑。甚至他们跑步的风格都是不同的。文斯·马蒂一个劲猛冲，充满着原使蛮野的力量。雅克·拉方特则在一种有控制的牵引力下奔跑。比利象一匹脱缰马，轻松而毫不费力。

跑了几圈变速跑后，文斯和雅克放松下来，围着运动场慢跑几英里。但比利独自坚持着，60秒一圈的高速跑中间仅间隔30秒慢跑。我吃惊不小。他这是在消耗自己。你把四个60秒加起来，就是一个四分的英里跑。

坐在他随意丢在一边的运动衫旁，我用我的哈帕秒表为他计时。他以一种令人恐怖的精确度，跑了十五个这样的加速跑，每一圈之间的误差不超过四分之一秒或半秒。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从他脸上出神的表情看，他大概都不知道我在这里。

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游刃有余。他那长的、漂浮着一般的步幅有一种怪诞的、慢动作似的特征。他就象一个鬼影前行。他拥有非常轻巧、柔和的步幅——现在他从我身边跑过，我几乎听不见他的鞋钉撞击煤渣地面的声音。他拥有我所见过的最美妙的奔跑姿态——完全没有能量的浪费。他几乎不真实。他就是田径人心中完美奔跑者的幻像。

终于他结束了。当我训练其它队员时，他以一种明快的节奏跑了两个英里跑来放松。甚至他的放松跑都不是吊儿郎当的。

然后他慢步跑向我，笑了笑，表情仍然空洞，不过他现在看起来相当累了。我没说什么，只是把他的运动衫递给他，假装在我的笔记板上研究他的计时。

当他走近，他不是一个幻像。他令人心痛地真实。他散发着湿头发和湿衣服的味道。这种真实就象一记重拳击中了我。他看起来比昨天更加性感。

在日光下，他的脸上和四肢上隐约可见的雀斑就象鸟蛋。他白晳的皮肤晒了太多的阳光。仅仅看着他的皮肤就给我温柔的、痛苦的欲望。我想要抚摸它，但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那样做。他的眼镜是他英俊的脸上最具魅力的东西——那使他看起来象一个性感的、年轻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