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文学奖：一条汾河门前过

特深沉

一条汾河门前过

　　简杨

　　一
　　我后来追溯自己为什么会学了医时，象很多事情那样，仍然还是追到了大姐
的头上。 
　　我大姐丁汝兰在我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多天。我再见到
她时，她嘴唇干裂，脸色枯黄。除了头发和眼珠的那点黑色外，她整个人似乎都
被病房里的白色吞噬了。 
　　大姐问我：“强强，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会。” 
　　“往哪儿记？” 
　　“心里。” 
　　大姐见我拍着自己的胸脯，便微微笑了起来。 
　　我小心地问：“大姐，妈说你就要上路了，在给你做新衣服。什么是上路？” 
　　“上路就是死，”她凄然地说。 
　　我又问：“你不要我们了吗？” 
　　她没有回答，眼睛里又复归呆滞。 
　　我走出来，看见我母亲正向一个医生哀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医
生一边嗫嚅地说他会尽力而为，一边却退着走开了。我拉了一下母亲的手说：
“妈，大姐不会死，要救她还得靠我。” 
　　大姐重病痊愈之后，便开始和一个男人约会。男人叫黄国华，我和其他的几
个姐姐都不喜欢他，嫌他丑，矮，还有慢性肝炎，根本配不上大姐。 
　　大姐约会的时候常去看电影。她每去之前，别的姐姐就说她应该把黄国华踢
掉。每听到“踢”那个字时，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画面：我大姐正站在
南宫电影院最高的台阶上，黄国华则抱着头从上面滚了下来。姐姐们对黄国华很
不恭敬，一直到他和我大姐约会了好几个月后，她们还是当面叫他“喂”背地里
叫他“小黄”，要多野蛮有多野蛮。 
　　我大姐嫁的那一天，母亲把正要走出门去的大姐和黄国华叫住。她对黄国华
说：“小黄，我这个女儿受了很多罪，没有她，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她今天一走
出这个门，就是你的人了。我现在让你好好照顾她，我也知道你会一口答应。可
你把她带回去后，会把她怎么样，我却根本看不见。但我还是要请你看在我这把
年纪的份上，好好待我的女儿。” 
　　黄国华走回来，认真地说：“妈，我现在怎么保证你都没有用，以后你就知
道我的为人了。” 
　　他和我大姐下了楼，门口的鞭炮响得震天。我回来的时候，听见另外两个姐
姐在说大姐很傻，放着李家的大儿子不要，不知为什么，非要和人家崩。 
　　我这才记起，大概在一年前，有个年轻男子来过我家几次。他很英俊，每次
来的时候，母亲总有些手足无措，让人家在过厅里的饭桌旁坐着。他话不多，等
大姐的时候，一见我从屋子里探出头看他，便会笑一笑，叫我过去，让我玩儿他
钥匙链上的水果刀。等大姐出来了，他就会马上站起，对母亲说：阿姨，我们走
了，我晚上会把汝兰送回来。 
　　母亲有一次在他们走后说：人是个好人，但和你大姐终究是不相配。 
　　我的那几个姐姐正在贬低着黄国华议论着李姓的男子时，我母亲把桌子拍了
一下，大声呵斥道：“我以后要是再听见有谁提起那个人的话，我就会把她的舌
头剁掉！我以后要是再听见有谁背后不叫黄国华姐夫而叫他小黄的话，我也会把
她的舌头剁掉！” 
　　她这样发了脾气的三天后，黄国华陪着我大姐回门了。那几个姐姐齐齐地站
在门厅里，恭恭敬敬地向黄国华问好：姐夫，你来了？ 
　　可怜的黄国华却吃惊地把她们一一看过，又朝大姐和母亲看去，不知道出了
什么事。 
　　我母亲共有六个孩子——五个女儿，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我，老小。她
一生象我前妻那样非常头痛大家庭，不止一次说到如果不是我父亲当时坚持，她
在生完我三姐之后便会结扎。“这样一来，”她指着在三姐以后出生的我们说，
“根本不会有你，你，还有你。”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一直有些国王的感觉，有一次听见她又那么说时，便
自以为特殊地问：“连我也不要？” 
　　母亲笑：“尤其是不能要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咱们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
没有这么多人，大家就有皮鞋穿，有好衣服穿，有肉吃。你看你惹了多大的麻
烦。” 
　　我知道母亲说的是玩笑，但很多年后，却觉得那也是她的真实心情。我父亲
死后，一直没有出门工作的她，便开始做临时工：秋天时到菜窖里储存白菜，夏
天在居委会折叠书页，平时家里还总有大姐从纺织厂领回来的棉纱，母亲拆了再
让大姐送回去，增加零用。我相信母性伟大，但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种处境，我母
亲其实早就非常无奈了。没有大姐的帮助，她是无论如何也伟大不下去的。 
　　大姐结婚的时候二十六岁。她人长得非常漂亮，据说曾有过两个外号：纺织
厂皇后和大院之花。她出阁的那天，我们那个宿舍大院里，挤着看她的人很多。
一直到她四十岁以后，我一个在电视台当编辑的姐姐还羡慕地说：大姐，你怎么
能长成这样？大姐笑道：你不能什么都有，你得给我这个穷人一点儿活头。 
　　据说大姐正当年华的时候，追她的人很多。每一次对上门来找她的年轻人，
她总是说：我的弟妹多，我要是嫁了你，你必须帮我负担我母亲这边的生活，要
负担到我三妹有了工作时才行。我三妹今年才上初中。年轻人就退了。但听说有
个人这么问过她：我想娶的是你，不是你们家人；再说，你凭什么觉得别人就得
帮你？我大姐说：我凭什么你心里清楚得很。因为我长得比你见过的人都漂亮，
因为我如果不是家境不好，你连话都不敢跟我说。你就是帮了我的弟妹，你还是
得了好处。不过，现在你就是想帮我，我也不会同意了。那个人便落荒而逃。 
　　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象大姐那样的。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她就没有浪漫过。谁
要和她谈恋爱，就必须先和她谈她的弟妹，如果不谈她的弟妹，就没有恋爱。如
此简单。我曾觉得大姐古怪，那些年轻人可怜。我长大了之后还向大姐问起过关
于她当年的传言。她笑笑说：我不是不懂浪漫，我也不是不知道凭着自己的容貌
可以得到什么。我以前在大街上见过年轻人因为回头看我撞了车的，我也有在一
个周末收到过四五封情书的经历，我还常在背包里发现电影票和礼物。追我的有
高干子弟，也有大学生。我要是稍微自私一点，肯定会嫁一个比你姐夫有钱的人。
但那些都不重要。你想想看，如果我只顾自己嫁得好，你和你四姐，五姐后来能
不能都上大学？ 
　　我摇头。 
　　她然后直视着我说：强强，我不图你的回报。但今后你要是不好好做人念书，
我不会给你好看！ 
　　二
　　我在大姐家从初一时就开始住，一直到了高中毕业。如果不是遇见了我姐夫
那样好脾气的人，我不会住那么久，也不会住得那么心安理得。 
　　我家住在汾河西岸一个工厂的宿舍里。桥西是太原人对迎泽桥西边那一大片
地方的统称。太原市的桥，在当时有两座最为有名。一座是迎泽桥，从我记事以
来就立在那里。在太原，被称作“迎泽”的地方和东西很多，如迎泽大街，迎泽
饭店，甚至连一种肥皂的牌子也用了迎泽。这一切的得名全是因为一条叫作迎泽
的大街。那条长街据说是专门为了迎接毛泽东到太原视察而建的。街道宽阔笔直，
两侧建筑整齐划一，从太原火车站开始，一直通向汾河东岸，长达十华里，确实
有些帝王气度，因此，太原人有时候会叫那条街是小长安街。把汾河东西两岸连
在一起的那座桥，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叫成了迎泽桥。迎泽桥的北边，有一座古朴
的水泥桥，是日本人占领太原期间造的，大家都叫它是洋灰桥。与迎泽桥不同，
从那里经过的多是农民的马车和拖拉机，桥身窄小，一辆卡车就可把桥面占满。
汾河在我的记忆里，大多时间是干涸的。自六十年代汾河水库上马之后，汾河在
太原境内的流段就成了“浊汾”和“干汾”，只有在水库偶尔放水和雨季来临时，
浑浊的河水才会缓缓溢满半个河床，艰难地流向远方。而那两座桥，相伴于干枯
断流的河床之上，岁岁年年，虽经风吹雨打，陈旧不堪，但却依然顽强屹立。 
　　大姐家在太原市的后铁匠巷，从繁忙的大南门左转，那条巷子就藏在迎泽大
街一连串建筑的阴影里。小巷里有一所在很著名的中学，叫作太原市三中。我上
小学时母亲就把我的户口转到了大姐家，这样，我考初中的时候因为成绩还马虎，
便顺利地进入了那所中学。我们高考的那一年，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上了大学。光
我们那个班就有二十多个人上了重点，我和我前妻都在其中。 
　　后铁匠巷里清净整洁，太原旧城的一些影子依然能从一些古老的四合院中看
到。那时，全城最高的一个建筑是迎泽大街上的八角大楼。每天，当我从大姐家
的平房出来向三中走去时，就总会看到那座楼的背影。记得楼刚刚建成的那一天，
我姐夫曾指着那座楼数来数去，告诉我它真的是有八个角。他又要我好好学习，
要我将来考到北京去上大学，毕业了就在那里找个好工作；出差回太原时，说什
么也要在八角大楼住一夜，他也好去看看那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样。 
　　记得初次见到姐夫时，我觉得他平常，甚至丑，但我后来就忘记了他的相貌。
我因为从上初中时就几乎住在大姐家里，和姐夫的感情也就一半象兄弟一半象父
子。他人很聪明，在太原一个工厂的试验室当修理工，回了家就是折腾无线电，
家里到处是电极板。我上初中刚学电和磁场时，十分吃力。当物理老师将他的拳
头当成两极转来转去时，我头晕眼花，很快就失去了方向。如果不是姐夫在家教
我，我是不会越过那个坎儿的。越不过去，就不能考出省，就没有了后来的北京，
更别提医学院了。 
　　在大姐家我共住了六年。后来离开太原到北京学习和工作时，我一想起家，
倒不是汾河桥西边我母亲的家，而是大姐和姐夫的家，那条安静古老的小巷，早
晨那在淡雾中有些迷蒙的阳光，路上那一大片被八角大楼的背影投下来的阴凉，
姐夫用铜管给我做的一盏台灯，我们的一些笑声和争执。 
　　我姐夫的生活极其简单，由于他的肝不好，他一直不沾任何烟酒。吃过晚饭，
他总是坐在房里摆弄那些无线电电极板。他背弓着，眼镜支在他的鼻梁上。我起
初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时候他会兴奋地叫我过去，让我听那些静电的模糊的声
音。他对我说他在装一个录音机，但和家里那个熊猫牌的半导体不一样，这个东
西能让人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装好了，你就可以学外语用。” 
　　大姐在纺织厂上班。她曾经做过劳模，好像不是万米无疵点就是十几万米。
我很骄傲。但初中的一年，学校组织我们到纺织厂参观时，我却只觉车间里机器
轰鸣，震耳欲聋。戴着工作帽身材弱小的女工们，匆忙地穿梭在车床之间。我当
时非常难过。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也第一次懂得了为什么大姐会经常对
我们说：声音大点儿，我刚才没听清楚。 
　　大姐坐班车去上班，接送站在铁匠巷附近的南宫电影院。南宫是一片乳白色
的建筑，由于长年黄沙的吹打，颜色已有些灰白，但仍是迎泽大街上的一道独特
风景。走进南宫，柳树深草比比皆是，晨练的人们很多，但南宫的大小角落却把
人们隔开了，人仍然可以闹中取静。等大姐上了班车之后，我就找个地方去背单
词，不多，一天十个。我曾想过，三百六十五天之后，就能背三千六百多，高中
毕业的时候，十五万多个，没准儿英语词汇都没那么多呢。那样去想的时候，我
总是不能不得意。我背了外语回来，大姐的班车已经不在了。晚上，姐夫把饭做
好了，便会说，走，接你大姐去。他推着那辆二八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和我一
起往南宫走。大姐回来的时候，头发总是凌乱了，脸上也有倦容。见了她，姐夫
就把她手里的饭盒背包拿过去，然后把手张开，夸张地一指他的自行车说：老婆，
专座！女工们就笑，说黄国华真是一个活宝。 
　　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姐夫让大姐先回去，说他要带我到夜市上看一会儿。大
南门那儿有个很大的夜市，卖什么的都有。在亨得利钟表店门口，人们围成一堆，
中间是一个简陋的砖灶，炉口里炭火旺盛，一口大得能让人跳进去洗澡的锅上正
热气蒸腾。一个胖大汉子站在锅前，脑袋上放着块白不白灰不灰的毛巾，毛巾上
是一团面。他手里拿着两片利而薄的刀片，汗流浃背，手起之间，刀削面便如片
片飞花，飘入锅里。围观的人们连声喊好。汉子也就更加卖力地表演起来。但他
不象别的做面师傅，头发根本没剃。姐夫问我想不想吃一碗，我说不吃，怕做饭
的把头皮都掉进去了。那个人听见了，就把两个片儿刀停在半空，大声嚷嚷：
“谁说的，谁说的？有种的你就给爷爷我站出来！”我和姐夫就往后面退。退了
没几步，那个削面的又开始表演。我突然大着胆子吼了一声：“爷爷我不是没种，
是恶心你今天连头也没洗就敢出来招摇！”那人就把面“噗”地一声摔在案上，
朝我的方向走来。 
　　姐夫低声说：“强强，你快跑吧！不跑就没命了！” 
　　我撒腿就跑。那个人追着，喊着，我用了快二十分钟才甩了他。我到了家后
半个多小时，姐夫也回来了。问他怎么才回来，他笑说，他当时也是想跑的，但
吓坏了，连动也动不了。后来又想跑，还没来得及，削面的却已经过来了，一把
扯着他的领子问那个混小子朝哪儿去了。姐夫连想都没想，就朝铁匠巷那边指了
一下。他往家走的路上，还碰见那个人，气喘吁吁地，说混小子爬上了房，没抓
到，又谢姐夫给他指了路。 
　　大姐不干了：“你就真给人家指路了？你也不怕强强被人家打死？” 
　　姐夫不好意思地说，他慌忙之中没有细想。 
　　大姐就把我拉过来让他看，说我从房上掉下来的时候，裤子都扯破了。 
　　姐夫盯了我一阵，大笑起来：“你都一米七多了，裤衩儿还穿大花布的？” 
　　我以牙还牙：“你都快四十了，人家刑具还没有用，你就招了？” 
　　姐夫憨然一笑道：“招了就招了。我早就知道自己是软骨头，关键时候有你
就行了。” 
　　三
　　我那时候经常闯祸。初中的时候，我对一个叫王秀子的女生非常一厢情愿，
总喜欢坐在窗口看她经过。她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当她穿着玫瑰红的裙子出现时，
我总是想入非非。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生给她献殷勤，就把那人叫到操场上打
了一架，还把一块儿煤糕扔了过去，把人家的后脑勺儿都砸破了。煤糕什么东西？
就是把煤面子用水和好，制成坯子，晒干了烧火做饭，比砖头还要硬的那种东西。
那个人命大，居然没有被我打死。 
　　大姐和姐夫都被班主任叫去训话。班主任说丁强本来是个好苗苗，但最近上
课时又写情书又发呆的，这样下去别说上大学出省了，连中学都毕不了业。 
　　大姐回了家，黑着一张脸，二话不说就从厨房里拿了一根撵面棍儿。姐夫说：
“别着急，让我和他先说说。” 
　　他就把我从他背后拉出来，说：“强强，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说你想到北
京去上大学吗？可你这么下去，别说北京了，就是山西大学也不行啊。你看我和
你大姐，没赶上好时候，没上过大学。你条件这么好，你怎么就不开窍？” 
　　大姐不耐地说：“他是猪脑子，跟他讲道理是不行的，要打！” 
　　我躲在姐夫身后说：“你又不是我妈，你敢！” 
　　大姐听了便象一个母老虎那样扑了上来，嘴里还喊着：“你个混帐连我的话
也不听了！你吃了我家那么多饭，我都喂狗了？你给我吐出来！” 
　　我道：“吃就吃了，吐不出来了！” 
　　大姐推开姐夫又一次冲了过来：“不吐我就打死你！把你的屁股打烂，打得
象菜花那么烂！” 
　　我跑了出去。当下就骑车返回桥西母亲家里。我赌气说，我再也不去大姐家
了。母亲说：“你还以为你是老几，就怕你以后想回都回不去了。”我说：“回
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特深沉

可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我就有些后悔自己的举动了。我从铁匠巷骑车回桥西，
要三十分钟左右，一天往返四次，清晨即起，天黑回家。太原风沙大，每到黄昏
起风的时候，人就象在旋涡的中心，心里绝望而烦恼。尤其是当我骑到了迎泽桥
上，在汾河上下那一片空旷开阔的地带，风刮得非常肆虐，骑到家里时，脸早已
冻得麻木，等渐渐暖和起来时，牙齿又冷得让人痛苦。我跟母亲说我还想回大姐
那儿住，母亲说她说了不算，我得自己和大姐说。可事情都过去两个月了，大姐
对我还是黑着张脸，她那个样子弄得姐夫都不敢跟我怎么说话。一天中午，下起
了大雪，我就到大姐家去了。没想到她那天倒班，在家。 
　　姐夫见我来了，就要盛饭。大姐把碗夺了，说：“你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 
　　我扭头就走，姐夫扯住了我，又把一碗饭放到我跟前。 
　　大姐说：“你是想吃完了今天这顿饭就走呢，还是以后就不走了？” 
　　见我不说话，她又说：“要是只吃这一顿，我就不废话了；但要是还想象以
前那么住下，你就得守我的规矩。” 
　　我低声问：“什么规矩？” 
　　大姐就说了一大堆：不能和人打架，不能给女生写情书，考试要在年级的前
五名之内。我统统答应。那天晚上，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大姐过来问我，那个女
生漂不漂亮。我说哪有什么女生。大姐说，“你千万不能分心。先要考上高中，
再上大学。凭你的长相，只怕今后是女孩子跟在你后面追呢。”我说，我谁也不
要。大姐就笑，说，“那个人那么厉害呀。”我就吞吞吐吐地说，王秀子比我学
习还好，以后肯定是要考到重点大学去的。我又告诉大姐说，她考哪儿，我就考
哪儿。大姐叹口气：“你这么小，说说算了，千万别陷进去，搞不好，会伤害自
己一辈子的。”我见她头一次这么和我说这样的话，就大着胆子问大姐是怎么和
姐夫认识的。大姐说，她有次去医院看病时遇见了姐夫。姐夫多嘴，问了她一句
话。如此而已。我问是什么话。 
　　大姐说：“‘那位女同志，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不相信地看了姐夫一眼，他还在那儿折腾那堆电线。 
　　“就那么一句话？”我问姐夫。 
　　姐夫看了我们一眼：“就那么一句。不过，你大姐那时眼睛里根本没我，这
几年才变了，眼睛里快没有别人了。” 
　　大姐笑笑：“行了，少说一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后来我悄悄问过姐夫，别人是谁。姐夫说是李家老大。我说人家没名字吗。
姐夫说，是个外号，你知道人家名字要干什么。我说这外号听上去象个黑社会的。
姐夫说外号是不怎么好听，可人家又有钱又有权，活得滋润多了。不过，我看姐
夫说话的口气，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姓李的人，大姐也不在乎。我后来常听见姐夫
这么说：“我要是象李家老大那么有本事，你就不会吃这么多苦了。”加级，分
房子，提干，很多次他都半真半假地说过，还问大姐后不后悔。大姐说：“你要
是他就糟了。”一段时间，那个人成了一个他们夫妻间调侃的话题。只是有一次，
我半夜醒来，听见里屋里大姐还在和姐夫说话。姐夫说：“其实那个人还是不坏
的，你不要再记恨他了。”大姐说：“我早就不恨他了，要是还恨他，我就对不
起你了。” 
　　我后来就很少去接送大姐了。大姐常在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踪影。姐
夫还是很执着，上下班的时候到南宫去接送她。他那一年更小心了，因为大姐有
习惯性流产，而到冬天时她又一次怀孕了。他们每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我就听见姐
夫在叮嘱大姐：你小心点儿，这儿有个坑。或是说，站在那儿别动，等我把这辆
车往里面靠靠。 
　　但大姐的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她有一天去上厕所，刚进去不久便凄厉地大叫了起来。院子里的人都跑了出
来，姐夫冲进去，一会儿把她抱了出来，邻居们帮着，把大姐放在一个板车上。
我姐夫让我回去告诉母亲，说完便拼命地蹬着板车走了。 
　　我和母亲赶到医院的时候，大姐已经稳定下来了。医生对母亲说，不要担心，
只是宫外出血，已经控制住了。正说话间，大姐又在里面大哭了起来，一个护士
手里抓着一团血乎乎的纸，匆匆地走了出来，那个医生跟着她，我们跟着他们，
一直走到一个女厕所门口。医生不让我们进去。两个人在水槽那儿把纸看了一下。
我听见护士紧张地说：“不光有血，连组织都看见了。” 
　　母亲就问我什么是组织。 
　　我说：“组织就是人肉，是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肉。” 
　　母亲身体晃了两下，靠在我身上，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大姐在一个多月后才出了院。我姐夫蹬着板车，母亲坐在大姐身边，不时为
她掩着棉被。我自行车上挂着大姐用过的脸盆和被子，慢慢地跟在他们身后。大
姐不时睁开眼睛问：到家了没有？到了没有？ 
　　我大姐以后再也没有回过纺织车间。她到工会做了干部，名字好听，但只是
组织些活动，发电影票，给职工分东西什么的。我姐夫在大姐住院后，跑到大姐
单位的人事科里，一反常态地闹，要人家给大姐换工作。人家说不行。我姐夫问
为什么。人家说丁汝兰是市劳模，不当纺织工了，怎么行？姐夫说：你爱怎么着
就怎么着，我老婆反正是不能回车间了。但无论姐夫怎么说，大姐还是调不出来。
姐夫就找了个人。那人给大姐的单位打了个电话，大姐就从车间里调出来了。 
　　“你有这么神通广大的朋友？”我问。 
　　“算不上朋友，”姐夫说，“强强，这事儿你谁也不能说。你要说了，我以
后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了。” 
　　大姐从医院回来后，姐夫依然接送她上下班。有一回，我又跟他去接大姐了。
在班车门口，姐夫说什么也要让大姐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位上，他则走着，推着大
姐。走到铁匠巷附近，姐夫对我说，我们先回去了，你自己慢慢走吧。然后他蹬
上车，突然把身体从自行车上立起来，在无人的小巷里把自行车扭来扭去，大姐
骂他疯了，他只是大笑，两个人很快就消失在远处。我慢慢走着，不由幻想着自
己今后会有的相似的幸福，我想拥有他们两个人一样的笑声。当然，载着我和王
秀子的，绝对不会是姐夫那辆破自行车了，而是火车、飞机、游艇之类更高级的
东西了。 

特深沉

一年之后，大姐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忙着给他起名字，酸的有象黄
书桓，土的有象黄保国，洋的有象黄约翰，怪的有象黄璜的，反正什么名字都有。
念出来，连起名字的人都恨不得要抽自己嘴巴子。我一向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说，
小名她已经想好了，叫棒棒。大名谁也不能起，得姐夫起。我姐夫脱口而出：
“黄志达，志在必达。”我笑道：“这么有学问！”问他儿子将来要达什么志，
姐夫说，“没什么志，就是上个大学，找个好工作，不用象我们这么辛苦。” 
　　棒棒生下来的时候，姐夫的录音机也快做好了。一个晚上，他叫我和大姐都
过去，得意地按了一下，棒棒的哭声就从里面响了起来。姐夫催我们说话，我说：
“姐夫，你真的做成了？”他说：“我从不吹牛。”大姐这时正哄着棒棒，说棒
棒听话，睡觉吧。姐夫就把磁带倒回去，将我们三个人的声音重复着。他得意地
问：“怎么样？” 
　　正说话间，电停了。我遗憾地啊了一声，姐夫叫大姐把所有的电池找来。大
姐就借着月光忙碌了一阵，把电池都堆在姐夫面前。录音机又可以用了。姐夫说：
“你们不能光说话，唱点流行歌曲什么的，也对得起我的辛苦。”我让大姐唱。
姐夫笑道：“她的嗓子不能听，一唱歌就会把棒棒吓醒的。”大姐笑着把棒棒递
到姐夫手里，走到了里屋，一会儿她出来了，哧地一声划着了一根火柴，火苗照
着她微笑的脸。她把几滴蜡油倒在桌上，把蜡烛放好，说：“强强，你念一段外
语吧。” 
　　我就把英语书拿出来，结结巴巴念了一阵。姐夫抱着棒棒，拍着他的背，笑
眯眯地看着我。 

特深沉

四
　　黄志达黄棒棒长到三岁的时候，依然还是一个干瘦丑陋的小孩儿。人们说孩
子没有丑陋的，但他实在是丑，两只眼睛眯缝着，脖子里和背上全是象鸡皮那样
的点子，就连我母亲都悄悄说：实在是丑，没一点你大姐的样子，丑得连你姐夫
也不如，将来怕是连老婆都找不到。 
　　但等我大一的时候回来，棒棒已经脱胎换骨。我一走进大姐家的院子，就看
见一个很清爽的小男孩儿，盯了我一阵后，就很伶俐地叫我六舅。我疑心自己听
错了，便问他他爸爸叫什么。他说：“我不光知道我爸爸叫什么，还知道我妈叫
什么呢。”我就让他说。他说是丁汝兰。又问他怎么还记得我，姐夫已经从屋子
里出来了，说大姐经常拿着我的照片让棒棒看。 
　　我说：“棒棒变得连我连不敢认了。” 
　　姐夫得意地说：“可不，我以前都吓坏了，以为他会长得象我这么丑。” 
　　过了三天我又去，棒棒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儿，见了我也不说话了也不喊舅
舅了。我拉住他问，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说认识。 
　　“那我是谁？”我问。 
　　他说：“你给我买个冰棍儿我就告诉你。” 
　　“混帐！”我笑着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走进屋我对姐夫说，“你这儿子刁得狠，长得象我大姐了，不知性格象了
谁。” 
　　棒棒在外面听见了：“我妈说象你！” 
　　我对姐夫说：“你得管教一下这个小东西，他凭什么骂我？” 
　　他说：“你凭什么先骂我儿子混帐？嘿嘿，你活该。” 
　　棒棒的聪明觉悟还体现下面这件事情上。我有年回去过暑假时，棒棒非要让
我给他讲故事，讲了很多，棒棒还是不肯罢休，我就给他讲曹操兵败的故事。这
故事是姐夫在我小时被我逼急了编出来的。话说曹操仗败之后，带着败兵三千来
到太原，当时汾河边上的洋灰桥还是一个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木头桥，一次只能
过一人一马。每次要走二十多分钟，姐夫便模仿着马蹄的声音：哒哒，哒哒－－
－－－－哒的我烦了，说什么时候才能全过去。他说明年夏天吧。到了第二年的
夏天，我想起了旧事，便问他，人马总算过去了，后来呢？他说后来曹操又打了
一仗，又是大败，又只好回到洋灰桥，哒哒，哒哒－－－－我说算了，你骗人。 
　　我刚给棒棒讲起了这段三国，姐夫就笑，说：“你都上重点大学了，还是这
点儿水平啊？” 
　　我也不理他，只是给棒棒哒个不停。小家伙突然问：“六舅，曹操当时在汾
河哪边儿啊？” 
　　“东边。” 
　　“他要去哪儿养兵呀？” 
　　“山东，”我随口说。 
　　他就跑了。 
　　我就问姐夫他们最近单位怎么样。姐夫说清贫些，还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你
大姐就不行了，一天到晚回来说单位要精简，工作都快保不住了。大姐说，你姐
夫这个人胆小，已经愁得睡不着了。我问她，要是被减下来怎么办。 
　　“我去做衣服，开个店什么的，”她道。 
　　“算了，减下来就在家呆着，你那个身体还不如我的，”姐夫说，“我到外
面揽点儿活，帮人家搞点儿装修什么的就行了。” 
　　大姐就告诉我，姐夫现在晚上在帮一个公司看大门，早晨再去上班，很辛苦。 
　　我听了很难过，说我毕业了以后，会想办法帮他们。又问姐夫他最近的肝指
标化验结果怎么样。他说基本上还能控制住。 
　　正说着，棒棒拿着一本地图走过来，“六舅，你错了。” 
　　“我错什么了？” 
　　“山东在山西的东边，要去得过东山，出娘子关。洋灰桥在姥姥家那边，靠
西山。曹操要过了桥，就到西山了，出了西山，就得过山西西边，再过黄河，那
他就越走越远，不是往陕西去就是往内蒙去了。他要去山东，根本不要过桥！” 
　　我目瞪口呆，大姐姐夫则笑。 
　　“你连七岁的孩子都哄不了，你能毕得了业吗？我是不敢靠你的，”姐夫说。 
　　“这故事最早还不是你说的？是你说的臭！”我争辩道。 
　　大姐把儿子拉过来，亲了一下。 
　　我回了北京以后，大姐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已经下岗了，在桥西附近开
了一个店，生意还马虎，只是刚开张，她又木讷，方方面面打点不过来。又说不
光要对付税务街道，还有些难缠的顾客。“但你不要担心，老天没有绝人之路。
棒棒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成绩总是班里的第一名。有那么一个儿子，我和你姐
夫什么苦都吃得下。” 
　　我一直没有把大姐和自谋职业者联系在一起，也不知道她的艰难。每次回家
也很少到她的缝纫店里去过。 
　　大三暑假的一天，我在姐夫家吃过饭，带着棒棒去给大姐送饭。那天刚下过
雨，路上这里一个坑那里一滩水，大姐的店前用灰渣铺了一条小路。 
　　棒棒突然说，“六舅，骑过去，骑过去！” 
　　街的那头停着一辆皇冠，象葡萄酒一样的暗红色。车身上滴着晶莹的雨水，
幽红的漆面映着灰的建筑，绿的杨树，车轮附近到处是零落的树叶白花。在那个
简陋陈旧的住宅区里，它就象是一位绝代佳人。棒棒那个小家伙最喜欢汽车了，
我便朝路那边骑去。这时，一个男子匆匆从大姐的店里走了出来，我来不及躲闪，
一下子撞在了他的身上。男子穿着考究，浅色的裤子上溅满了泥水。我连声道歉，
他只是退了一步，头却连抬也没有抬，便朝那辆车去了。发动机响起的一瞬，棒
棒摇着头，有些遗憾地说：“好看是好看，就是车发动起来的时候声音太小了，
不气派。”我好笑地说，“棒棒，那才是好车呢！”汽车从我们身边飞快地驶过，
很快就消失在小巷尽头。 
　　走到店里，大姐正望着窗外，眼圈有些发红。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顾客对她做的东西不满意，骂她把布料都毁了。 
　　“是不是刚才那个男的？”我问。 
　　“是。还说早知如此，不如到商店去买。” 
　　我说：“混帐！装什么装？那就早去啊！” 
　　棒棒也用小手拍了一下缝纫机：“混帐！” 
　　大姐便笑道：“你也会骂人了？” 
　　大姐又问棒棒作业做了没有。他说都做了，还帮爸爸扫了地。大姐爱怜地看
着他，突然自语一样地说：“有这么好的儿子，老天不是偏爱我还是什么？” 

特深沉

五
　　从初中时为王秀子砸破了别人的脑袋起，我已经喜欢她好几年了。到北京上
大学后，她已经很少穿红色的衣服了。她说她穿红衣服根本不象我想的那么浪漫，
而是出于一种无奈。我问为什么。她说她总是捡姐姐们的旧衣服穿，那时候衣服
的颜色又单调，除了红的还是红的，她早腻了。她说她穿红衣服根本不象我想的
那么浪漫，而是出于一种无奈。如果她今后有了钱，她是一点红色也不要的。对
她来说，红色代表穷，过去，无可奈何，没有口味。她要中间色、蓝色、丁香色，
墨绿色、白色、黑色……我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她又告诉我，
她虽然象我那样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但却从没有象我那样，和兄弟姐妹们关系
亲密过。 
　　有一回，我们两个人躺在园明园一片金黄的芦苇里，她说她心里很难受。因
为那天是她小妹妹的祭日。她伤感地说，“我小时候最恨她了，她死的时候，我
还高兴过。” 
　　她有兄妹五个，家境贫寒。她小时最向往的是一双白球鞋，但母亲从来没有
给她买过一次。所以，每当学校有运动会和演出时，她就一个人躲在家里用白粉
笔往鞋面上涂色。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穿着那么一双鞋在正式场合抛头
露面简直就是耻辱。母亲很溺爱她的妹妹，从没有骂过她，秀子和妹妹吵架时，
母亲责备的总是秀子。秀子曾在夜里祈祷过世界上只有她，而没有妹妹，也想过
如果父母的孩子少一些，她母亲对她的爱就会多一些。每一次这么想的时候，在
她的黑名单上，她第一个划掉的就是妹妹。一天，她下学回来，见院子门口围了
一堆人。进去看时，地上有一滩血。邻居说，她的妹妹爬到一辆小轿车上玩儿，
司机倒车时没有看见，把她甩了下去……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爱过我自己，”她说。 
　　我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我爱她，胜过我爱我自己。 
　　她泪光闪闪。 
　　我们喜欢在黄昏时到学院路上散步。秀子有各种各样的怪想法，比如说，看
见一个将夹克衫和西裤搭配在一起，手里提着尼龙袋的面色从容的中年男子时，
她说：这个人最起码是个讲师。我说我同意，因为我的老师们基本上都是那个打
扮。她又说她能看见我十几年后也这么在学院路上走着，红尼龙兜子里上课时放
讲义，从食堂出来时放馒头，后座位上夹着一袋大米，车把上挂着用粮票换的鸡
蛋。我说，“你别糟蹋我了，你糟蹋我就是糟蹋你自己。” 
　　“何以见得？”她问。 
　　我说：“十几年后能逼着我到农贸市场拿粮票换鸡蛋的人，肯定是你。” 
　　她满脸飞红：“我才不会嫁给你呢。不过，我在路上见到你的时候，我会说：
啊呀，丁强，十好几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儿啊？”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才把秀子带给家人看。大家很早就知道我曾经为她差点儿
把人打死过。秀子走进我家的时候，她的手微微发抖。我一一介绍着，她一一叫
着大家：大姐，姐夫，二姐……作为这个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我时常感
到我自己不止是有一个母亲，而是有六个，且是六个特别爱我特别为我自豪的母
亲。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被这些母亲强迫着穿过她们自以为最适合我的衣服，
被她们干涉过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和交什么样的朋友。她们为了我，不仅互相争
吵过，还一起设计过我的未来，想象过那个将来会成为我的妻子的人。当我做了
她们认为不对的事情时，即使是在我上了大学之后，我的耳朵还被拧得发红过。
所以，当秀子和我走进母亲那个狭小的单元房时，五个姐姐和一些姐夫齐齐回头
看着我们的时候，我突然有了冷汗。那天不光人多，大家还一人手里拿着半颗西
瓜，正吃得昏天黑地。我们家有那样的习惯已很多年，夏天时，吃过晚饭，把西
瓜打开，一起说笑。那天，也是一样。大人们有的站在厨房里，有的坐在过厅里，
我的外甥们则跑来跑去。 
　　五姐把一颗西瓜从中间开成两半，“这是你们的。” 
　　秀子看了看，说了一句话： 
　　“我胃口小，只吃一块儿行不行？” 
　　说实话，那种瓜并不大，因为不大，大家才一人拿了半个吃。 
　　“行啊，怎么不行？你别客气，就当是在你自己家里一样，”大姐说着就叫
姐夫去切瓜。但秀子又说了一句话：“我去切吧，我喜欢切成块儿放在碗里用叉
子叉着吃。”我听了就在桌子下面踩了她一脚。 
　　秀子话音刚落，大家就立刻安静了下来，连孩子们也不跑了。静得真是连一
根针掉了都听得见。 
　　五姐也算个太原市文学届的名流，经常写些教女人怎么坐站吃穿、美丽动人
和擒拿配偶的文章。她听了那话便走进厨房，很快就用一个盘子盛了几小块瓜，
端到了秀子面前。她然后微微笑着对孩子们说：“你们以后也得斯文点儿，你看
你们，哪儿象吃瓜，倒象洗脸。” 
　　大家马上也恢复了正常。 
　　秀子走了以后，我问大家王秀子怎么样。 
　　大家都说不错，说罢就又接着吃瓜。五姐快人快语：“强强，你是想听我说
实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真话。” 
　　“长的很漂亮，做派很精致，”她说着已经忍不住笑了。 
　　四姐说：“你不就是一天到晚在教人精致？” 
　　“嘿，那不过是文章，这可是生活啊！”五姐反驳。 
　　大姐说：“人家不就是没象你那么抱着西瓜大吃嘛。” 
　　五姐反驳说：“不是没象我，是没象你，没象大家！每个家有每个家的传统，
强强说王秀子也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可她比我教出来的那些女读者还出色，你
们愿意让强强找这么人吗？” 
　　姐夫笑道：“你住嘴吧，再说一句话，强强就要恨你了。” 
　　大姐说：“你要再说，连我也要恨你了。我看人家挺有个性，实话实说。胆
儿小的，一进来看见我们的样子，吓都吓跑了。如果人家把你给的那半颗瓜吃了，
你可能又会说别的了。” 
　　我追着大姐走到厨房里：“大姐，你说的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平生最恨别人干涉他人的恋爱。做家人的，最多只
有资格给你提一些参考意见，说多了就过分了，”她说。 
　　“我想一毕业就和她结婚，”我说。 
　　大姐看了我一阵，微笑着：“好啊！希望你将来老了想起自己的恋爱时，还
是觉得那块儿煤糕不扔不行。” 

特深沉

六
　　我在毕业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把医放弃了，去药厂工作。二是做实
习医生，去北京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但会清贫。我心里是想去医院的。但秀子说，
去药厂吧，医和药都差不多，医就是药，药就是医。我知道她是装傻，便说：如
果医能和药一样，男的就和女的一样。亲爱的，你就和我一样。她想不出别的话
反驳我，只好说：医院就医院吧。 
　　我们没有家，她和我都住集体宿舍。我的室友因为我和秀子新婚，特意把宿
舍让给了我们，自己则搬到隔壁和别的哥儿们挤了几个晚上。但他的日用之物却
没有搬去，一早一晚，他都得过来拿东西。他先小心地敲门，跟我很不好意思地
道歉，说他不是成心的。他一会儿拿走了短裤，一会儿又回来说他忘了牙刷。他
是个妇产科大夫，我不能让他臭烘烘地去上班，玷污了我们医生的职业形像。我
把东西递给他之后，就又接着和秀子温存，发誓说：凭我的能力，几年之后我一
定再也不会在这种地方住了。她闭着眼睛问我那会住在哪儿。我说：住一个独家
的小楼，面向大海，听得见涛声，闻得见海风，落地的窗子，满院的鲜花，阳光
是阳光，蓝天是蓝天。她说：你说的不是北京吧？我说：当然不是，是加州海滨，
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到那里落脚的。她嘻嘻地笑：你是个骗子，不过我原谅你。 
　　秀子那时还没有象后来那样能入骨三分地挖苦我，我还有很多庆幸的感觉，
觉得我妻子不俗，觉得自己真是找到了象大姐和姐夫那样相濡以沫的爱情。 
　　新婚的生活很快就不浪漫了起来。我记得有那么一夜，室友去外地出差，我
和秀子已经上了床。半夜两点的时候，室友回来了，见了我们非常尴尬，说他没
想到，要知道秀子在，他就会在火车站蹲一夜的。秀子躲在被子里对他说：你出
去一下好不好？室友便到走道里等。秀子开始穿衣服，内衣、衬衣、衬裤、毛衣、
外套、大衣……我问她你要去哪儿。她暴怒地说：哪儿都行，只要不是这里！她
往楼下冲，我在后面追，在宿舍楼下面的小路上，我拉住了她。 
　　“我们有了房子就好了，”我说。 
　　“你哄鬼。你们室主任都四十了，还和老婆挤在筒子楼里，他老婆把他的内
裤洗了就挂在女用洗手间里。图案是米老鼠！你不知道吧？！” 
　　“大家刚来时都是这样，慢慢就会好的。” 
　　“什么是刚来？刚来是三天，一个钟头，最多不超过一年！就算你是刚来，
他也是刚来？” 
　　“你要我怎么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我也得那样，谁都要经过这一
步。” 
　　“我就不想那样！” 
　　“不那样你要怎么样？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那样！”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办？” 
　　“走，出国！”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走了？！” 
　　“你连托福都没考，你根本就不想走！” 
　　两个人吵着，叫着，拥抱着。回到宿舍来，室友已经酣声如雷。秀子和衣躺
在我的怀里，眼睛看着窗外，直到天色微明。 
　　她自那以后就再也不来我的宿舍，说她不能丢人了。后来每当我要碰她的时
候，她便把我的手拿开，说她不能为一时的生理快感而害人害己。在我们结婚后
的两年里，她怀孕两次，也人流两次。都是她做的决定。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
的室友是主刀的医生。他悄悄对我说：“你老婆是医盲，你难道也是？她以为子
宫里长的都是猪油，多刮一层她就能苗条一点儿对不对？”他又说：“我从没见
过女人躺在那儿了，还能象你老婆那样谈笑风生的。”我辩解道秀子其实是个胆
子很小的人，说笑一下不过是给她自己壮胆罢了。室友冷笑道：“那也要看是怎
么说笑。”他然后又说，秀子想做结扎，他不干，说这事儿他不能不让丁强知道。
秀子就笑道：“你和丁强说干嘛，他还不放心你的技术呢！你没准儿会把韧带当
成输卵管的。”我听了以后不语。室友又说，“她不是没把她放在心上，就是没
把你放在心上，横竖你小子以后是没好日子过的。” 
　　我和秀子婚后第三年的元旦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庆祝的。她点了几根蜡烛，和
我举杯说：“争取明年就考出去，下个元旦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加州过就是在芝
加哥过。”她之所以提到芝加哥，是因为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在芝加哥念书。他叫
徐力，一直鼓励我们俩出去。 
　　我在北京念书和工作的时间共有十年。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特别，不安和
诱惑连在一起。比如长安街的风景很美，但我却是一个过客，那种雍容之气让我
总是充满了敬畏。又比如北京的公园不错，但我的身份尴尬，忙着谋生已经无心
欣赏，但仍会对亲戚朋友说，北京最美的地方是某某公园的柳树或某某园林的芦
苇。好像我真地习惯了北京，和北京有了默契。北京是一个要么能让男人站起来
要么摔下去的地方。摔的人居多，所以当一个人摔倒的时候，人们都因为习以为
常，已不在乎听到头骨粉碎的声音。但当一个人侥幸站了起来的时候，他却也听
不到应该听到的喝彩。站立本来是一个非常动人诱惑的过程，但到一个男人终于
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却会询问自己，以往的坚持究竟值不值得，甚至还会怀疑
自己过去的神经是否出了问题，因为很多能在别的城市轻易得到的东西，在北京，
人却要多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我一直就是那么仰视着陌生的北京，蜷缩在北京，
心态一直和它有着无限的距离。我逃离北京的时候是二十八岁，对我来说，站立
不站立已全无诱惑了，站着和躺着一样都是空空荡荡。其实，我在把秀子都赔给
北京之后，就已经开始知道，自己的人生连空荡二字都算不上，只能用负数概括。 
　　后来，在太原的一家医院里，一个病人听见了我的北京腔后，问我是不是个
北京人。 
　　我说：你不是拿我幽默吧？ 

特深沉

七
　　我的一个同事出国后，把他在学院路的房子借给我住。这样，在结婚三年之
后，我和秀子有了一个借来的家。 
　　那年夏天，徐力从美国回来探亲，从北京过站。秀子对我说，以前很内向的
徐力健谈了，甚至还豪爽幽默了。 
　　他到我们那里来了几次，对我们说，饭店他是不去吃的，豆浆大饼就行。他
还在我家的冰箱里发现了秀子做的一碗红烧肉，也不管上面的白油，拿起一块就
放在嘴里大嚼，说：“真它妈地好吃！” 
　　我老婆笑着说：“美国人民连肥猪肉都不给你吃，你回来算了。” 
　　笑得温柔，细致。我出神地看着她。 
　　那一晚，徐力在我家喝醉了。我把他扶到沙发上，让他躺下。我要离开的时
候，他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含糊地说：“丁强，你真傻，出去要干什么？” 
　　我笑道：“你不能自己发财了，就不让我出去蹭点儿油。” 
　　他又说：“你知道什么？你以为出去是享福对不对？我这几年倒是挣了好几
把美刀，本来这次回来也是想要孝敬父母的，可一回家才知道，我妈已经去世了。
我妈去世了还不说，我大哥前年也出车祸死了，嫂子已经改嫁了，我连我侄子长
的是什么样儿都不知道。” 
　　他嚎啕大哭。 
　　我愣了一下，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已经酒醒了，坐起来说：“人死了，家里都没有告诉我。说不告诉我是因
为我走的时候连机票钱都是借的，回来了也不能让死人复生，反而会增加我的负
担。我妈已经六十了，我开导自己说人都是要死的，哭一场也就过去了。可我大
哥才三十五岁，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死了兄弟比死了父母还让人难受，我自
己的好多地方也跟着我大哥一起死了。” 
　　徐力第二天醒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我们说：“我昨晚失态了，你们别为我的
醉话就不想出去了。还是出去的好，象丁强这种医生，一年最少也可以挣十几万
美金。” 
　　秀子说：“梦里去挣吧。他已经联系了好几次了，没有什么结果。” 
　　我老婆对于徐力的热情超乎了我的想象。在那个星期里，她给徐力介绍了六
个对象。登门而来的女子都很美，有的真美，有的假装，有的年轻得象国家妇联
要保护的未成年儿童，有的则已经在婚姻的市场上丧失了年龄优势。我突然发现
我老婆的口才非常地好，她象个人贩子似地对那些人推销着徐力，但她却很无私，
因为她把那桩过埠新娘的生意做成之后，并不会得到任何回扣。徐力在她给女孩
子们的描述中，也变得英俊高大了起来，就象她以前眼睛里的我一样。 
　　徐力没有看上任何一个：这个个子太高了，那个体型太单薄了。或者那个还
行，但学的是东语系，出去和文盲差不多，他就象进城干部找了农村老婆，以后
一辈子会在经济上站不起来。或者说那个学计算机的还可以，就是太美了，出去
了怎么会和他安心过日子？ 
　　我实话实说：“老兄，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你不是在国外，这些人连头都
不会低下看你一眼的。” 
　　“丁强！”秀子厉声道，然后又笑着对徐力说：“丁强就是直性子，你不要
见怪。” 
　　徐力离开我家之后，我和秀子大吵：你为什么那么积极？他不就是在外面念
个书吗，穷得连他妈死了都不能回来安葬！你欠他什么？他凭什么看不上人家！
不就是因为他在美国吗？你没看见他穿的鞋，鞋底儿比你的高跟鞋还高？哪个女
孩子配不上他了？你怎么了你？ 
　　秀子很长时间也没有反驳。当我以为她正要认错的时候，她镇静地说道：
“我没怎么着，美国两个字让他长的比你都高。” 
　　说完她就打开门，竟走了出去。 
　　那一夜，她没有回来。 
　　两天以后，徐力要回美国了。临行前，他来我家吃饭。我有些醉意，吃过饭
就去睡了。不知过了多久，客厅里秀子和徐力的对话传了进来。 
　　“真对不起，这次什么也没有帮你，”秀子说。 
　　“有你这片心就行了。” 
　　说这话的当然是徐力。 
　　“象你的条件不会没有人爱的。其实那些女孩子各个不错，你怎么一个都看
不上？” 
　　“她们没有谁象你。” 
　　客厅里沉默了，时间对于我，则象停滞了。 
　　“不要这么说，我已经是有家的人。” 
　　“相识恨晚。” 
　　我老婆先是沉默，然后就抽泣了起来：“你说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我，你
那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望着天花板想，房顶这时候要掉下来就好了。我死了，我就不会这么痛苦
了，我也可以成全她了。 
　　徐力走后的那个晚上，我对秀子说：“我们离婚吧，你和徐力去吧。” 
　　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你疯了？” 
　　“没有，你这么年轻，再晚一些就出不去了。我不能耽误你。” 
　　我望着她，心里滴血，眼里有泪，恨不得要跪下来求她。只要她说不走，她
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秀子开始哭，说了很多话。她说我是她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当配偶成了最好
的朋友时，我还能说什么？），除亲密关系之外，还是彼此之间的后援（这下连
朋友都不象了，倒象邻居或是同事似的，她还要说些什么？）。丁强，我很痛苦，
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我有多痛苦（是的，我真的不知道，亲爱的，你得告诉
我！）。我知道我无耻，但我控制不了自己，同时爱着你们两个人。我们是患难
的夫妻，我们在北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这么逼我去选，你也太狠心了…… 
　　都是我的过错。我已经无话可说。走出了家门，我一个人朝健翔桥走去。我
想起很久以前我们在学院路上漫步的情景，她喜欢把手装在我的口袋里，和我的
手指交错在一起。有一次我的口袋破了一个洞，两个人的手指都露了出来。她便
一次次把手放进去笑着。后来她从破洞里把中指竖起来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手
势在英语里是骂人的意思？”我把她的手按下去，故意说：“不知道。”她不死
心，又说：“如果你交了两份大排的钱，食堂卖饭的却给了你一份，你会说什么
呀？” 
　　“靠。” 
　　她大笑：“我还以为你真的不知道呢！” 
　　我想到那里，不由苦笑起来：她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回了家来，秀子说她爱的是我。我问：“这么快？你敢肯定你不爱他了？” 
　　她点头。 
　　夜里我刚醒来，就见我老婆的两只大眼睛象夜猫那样地闪亮着。我静静地躺
着，听到自己的心在暗夜里痛苦地跳着，听见自己脑子里一些没有头绪的思考，
我甚至觉得自己还听见了她眼珠轻轻转动的声音。我下了床，走到旁边的一张椅
子上坐下。秀子背对着我望着窗外的夜色。一些银杏树的象扇面一样的叶子，和
着一些星光从窗帘的缝隙间映了进来，装饰着我们那个静如死水的卧室。我不想
坐到她对面看她，虽然我并不知道她的心路已经蜿蜒到了何方，但我知道，任何
一个方向里都绝对不会有我。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两个人近在咫尺而心却远
隔千山万水。 
　　“秀子，我们还是分开吧，”我轻声说。 
　　“你怎么了？” 
　　我说：“我们分居吧。你知道你已经不在这里了。” 
　　“胡说，我这不是和你在一起？” 
　　我说：“心不在了，还有什么一起！” 
　　半年以后，我把我老婆送到了北京机场。为了她的出行，我几乎用尽了自己
所有的积蓄。我大概是生活里最虚伪最高尚最爱老婆也最无用的一个男人了，我
已经和她离婚了，但我去送她的时候依然柔情似水，痛不欲生。当我把每一点积
蓄都化作她行囊里的那些零碎时，我的痛苦却并没有随之减轻。以后的很多年里，
我的朋友和亲人们，不止一次地说到王秀子是一个没有心肝不顾廉耻的女人，而
每一次我都会为她辩护。我并不是不曾恨她，她把我抛弃在了北京那样的地方，
而我一个人是没有勇气面对北京的。但为了她在我的集体宿舍里受过的委屈，为
了她在手术台上装出来的无畏，为了她那些由于贫穷而不能跟上时尚和体现品味
的衣着，我不能让自己恨她。 
　　她朝海关走去的路上，一直没有回头看我，我在人群里踮起脚，看着她穿着
淡蓝毛衣的身影消失着。我挤到了人流的前面，从匆匆的行人中捕捉着那点蓝色，
如果我不那么看她，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她突然折了回来，疯了一样地跑了过来，
吻着我，揪着我的头发，用指甲掐着我的皮肉，抱住我的脖子，毫无羞耻地哭着。 
　　她说：“你一定要来，用不了一年你就可以来，我拿的是全奖，你不会有问
题的。” 
　　我摸着她的头发说：“我答应你，我一定去。” 

特深沉

八
　　很长时间，每当看到一个穿淡蓝色衣服的女人的身影时，我都会想起秀子。
哪怕那点兰色是掩藏在万紫千红之中，象提示悬念一样仅仅露出一角或很快闪过，
我仍然会想起秀子在我面前最后消失的瞬间。秀子的影子还在一些女人的项链的
宝石上晶莹闪烁过，在她们的戒指上优雅地映着阳光把我的眼睛刺痛过。所有这
一切都会让我想起她，她在我的生命里是如玫瑰一样鲜艳地登了场，却象月光一
样缓缓地消失着。 
　　送走她之后的某一天，我把电话断了。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黑夜里电话
的铃声让我害怕，我怕在突然拿起电话的一瞬，听见她的呼吸，心跳以及她头发
摩擦话筒的声音。她的声音仍如妙龄少女一样温婉动听。她哀伤地从太平洋的那
边叫着我的名字，清晰得象仍然躺在我的怀里一样。但暗夜无边，一切都已遥遥
远远。 
　　我开始一边清理着我们的旧物，一边盘点着自己和她的生活。在一本旧书里，
我发现了一张我高中时的合影。在郊外的草地上，秀子大笑着，她坐在离我很近
的地方，看上去仿佛是躺到了我的怀里。 
　　在没有北京之前，在没有托福之前，在没有徐力之前，我曾坐在教室的窗口，
望眼欲穿，等着穿玫瑰红裙子的她经过。 
　　我开始在深夜里把耳机戴着，听各种伤心的音乐。半夜醒来，静电的声音刺
激着我的耳膜，我头痛欲裂。我听过很多曲子，象萧邦那样华丽精致的痛苦，还
有一些港台歌曲里的闲愁。但听的最多的是二泉映月，听那种倾诉的感觉，觉得
自己不时地被一个无比温柔的灵魂触摸着。我想着那个盲艺人风流热闹的一生，
往者匆匆，烟花知己无数，但最后接纳他的女人让他安然去死的女人，平常，善
良，让他死得轻松宁静。归宿是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而我曾以为最后同我一起
营造归宿给我双手的人，就是那个我在窗前等过的人。我在阿炳痛苦的觉悟里苦
笑。 
　　我的朋友们说我自从离婚之后非常细腻，说我这时候再去下手，定然会套到
最美丽的人鱼。 
　　我不喜欢泡吧，不喜欢风月场里的女人。我象一只蝙蝠那样昼伏夜出，眼睛
里血丝密布地坐在我的老计算机前，和网上自称是女人的人们说话。 
　　我坐在网络的虚无空间里，在词语暧昧的聊天室里游走，我的网名越来越大
胆无耻，每一次上去时，我便说自己是北京的单身医生，想和善解人意的中年女
人说话。一个叫温柔少妇的人很快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对话起初很简单，Ｈ
Ｉ！是吗？你在哪儿？在哪里上网？你做什么工作？把电话给我吧！你今天想我
了吗……直到有一天，我们相互挑逗着，我失控地从字里行间中跌跌撞撞地走着，
无边的网络把我引到那个面容模糊的女人跟前，她说她愿意紧紧地抱住我，吻我，
安慰我。 
　　她又说：亲亲，你是知道我能给你什么的。你知道我心里想和你说的话吗？
只要你愿意…… 
　　我似乎看到她胸脯起伏，双目含春。她的呼吸越过无尽夜色，温熏暧昧地吹
动着我前额的头发。 
　　我说：我知道，宝贝。 
　　温柔少妇沉默了很久，一行字出现在屏幕上：那你快说啊，亲亲。 
　　我的热血上涌，仿佛感到一个女人的如兰的芬芳和饱满的肉体就近在咫尺，
我心旌摇荡。 
　　她又说：亲亲，我等不及了。 
　　我一下拔去了电源。屏幕一片黑暗。我坐在那里，人仿佛从万丈悬崖上踩空，
在不可控制的坠落中一边恶心着我的无耻，一边等待着灵魂最后着陆时我脑浆四
射的毁灭，和头骨破裂的那声轰然巨响。 
　　我把右手比成一只枪的样子，食指顶在太阳穴上。 
　　“啪！” 
　　我轻轻说。 
　　半年之后的一天，我经过健翔桥。仍是一个夜晚，两面楼房的灯火闪烁的窗
户里流泻出我早已失去的幸福。人行道上有两个年轻人正在散步，男孩子用手从
女孩子灰色的风衣后绕过去，把她揽在怀里，她的头埋在他的胸前。两人亲密无
间地走着。我很久以前也这样过，我握着秀子的手，对她说：我爱你胜过我爱我
自己。再早些年，我的大姐姐夫也是如此地满足于这种简单的爱情，象西方人的
婚礼誓词所说，“无论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健康还是疾病，唯有死亡才能把
我们分开。” 
　　我决定离开北京。秀子的信堆在一堆啤酒瓶子前，有的拆了，有的依然封着。
共三十二封。上面贴着我陌生的有异国情调的邮票，她的地址上不再叫她是王秀
子而成了秀子王。她的信从她年底离开北京写起，第一个月八封，第二个月五封，
第三个月两封……然后两个月之后又写了一封，然后又五封…… 
　　她去的是得克萨斯而不是芝加哥。她说她没有找过徐力也没有想起过他。她
说她错了，她以前爱的是我，现在是，将来也是。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但我和
她却不会再有未来。 
　　她走的那一年，我又一次陪她去医院做了人流。不过那一次，从她子宫里吸
出来的“组织”却不是我的骨肉。 
　　她以后便再也没有给我写过信。她的挣扎到那里为止。其实我们的世界早就
走到了尽头，我不应该有一点突兀和惊异的样子。但她的戛然而止令我有了被遗
弃的感觉。我体内的器官和脑液早已绞结错位，再也不可复原。 
　　我回太原的时候，我十年的北京生活浓缩在一只皮箱里。在我的一本字典里，
夹着一张照片，是她在我身边大笑的那张照片。她的笑容象玫瑰一样长在我心里，
一边深深地植根着，一边用针芒残酷地划过我的心肌，令我时时刻刻都在滴血。
我不知道那样一朵美丽的玫瑰何时才会腐烂成肥，然后继续为我的痛苦提供营养。 
　　站台上，大姐和姐夫正在清晨的阳光下等着我。大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 
　　姐夫把我的头发使劲地揉了一把。我一时觉得自己脆弱无比，嘟囔道：“你
不是想让我哭吧？” 
　　他不语，接过我的行李，一个人朝前去了。 

特深沉

九
　　我在太原市一家医院的住院部工作，生活和北京相比，简单，琐碎，但非常
温暖。五姐忙着为我张罗女朋友，但我总是拒绝。她便痛骂我是没有出息：“你
在北京就是装死也能装得过去，回来干什么？”又说王秀子根本不值得我这么伤
心，现在的女人到处都是，“凭你的条件，别说是找一个女人，就是找三个都不
嫌多。”五姐大概是气急了吧。但她和大姐他们一样，也是因为爱我。 
　　我的单位坐落在桥西。除了去看大姐一家，我平时懒得连汾河也不过了。旧
迎泽桥和洋灰桥已经在几年前被炸得粉碎。大姐说炸迎泽桥的那天，她就站在围
观的人群里，当桥头轰然坍塌的那一刻，她的眼睛都潮湿了。如今的汾河两岸，
一座新桥横跨东西，河边覆盖着绿草，点缀着鲜花。昔日磷峋剥蚀的河岸，被水
泥和大理石砌得比我的牙齿还要齐整闪亮。每当夜色降临，汾河两岸总是人来人
往，水色在栏杆和彩灯的装点下显得华丽无比。据说这条被改造了的汾河，已经
再现了古时汾水滔滔禽鸟忘返的美景。而我知道，汾河在很多年前就早已死了。
从一九六三年它那古老的河道送走了最后几只运粮船后，它便日益干枯，积弱不
堪。而如今，它那仅有的几滴乳汁，也再也满足不了这个城市里那些向往着华宅
和汽车的人们了。 
　　我和老母依然住在那个老式的宿舍楼里，早出晚归，生活倒也安静。只是我
大姐和姐夫的情况却越来越让我担忧。我隔了一段时候又去铁匠巷，却见四个东
北客住了那两间平房。说是房主把房子租给他们了。我赶到大姐的店里，一进去
就问她为什么。她说棒棒的学费越来越贵，姐夫最近身体不好，也不能出去打点
工贴补家用了。铁匠巷的房子租出去可以多少有些收入。我说棒棒的学费差多少，
我来出。她说，我什么时候要过你们的钱。我又问她棒棒在哪儿，她朝后边指了
一下。我推开门，见棒棒正坐在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里，写着作业。我说，“你
爸呢？”“他在后面浇花。”我就走到院子里。姐夫有些黄皮寡瘦地，见了我便
说：“我还正想找你呢，我肚子最近不大舒服。” 
　　我心里暗暗吃惊，忙问他怎么不舒服。他说肚子胀，打嗝，胃口也越来越坏
了。我又说，“你的肚子多长时间就这么大了？”他笑说：“不长不短，十个
月。”见我没笑，才认真起来，“你没回来的时候就开始长了。” 
　　在我的催促下，姐夫和我去了医院。第二天又去，抽出了三千毫升的腹水。
他有些慌了，但还是强言欢笑说：“我还以为我是长了一肚子好下水呢。” 
　　我姐夫的肝脏在挣扎了十几年之后，终于疲惫不堪，再也不愿承载任何负荷
了。 
　　从我回到了太原的第二个月开始起，姐夫三次住进医院，又三次偷偷跑了回
来，说他受不了医药费的重压。向来镇静的大姐也有些急了，到处寻找治病的良
方。她有一次问我，“你学了那么多年的医，你姐夫就好不了了吗？”我说能好，
但希望非常渺茫。她一怒之下大骂我是个没用的废物，但很快地，她就镇静下来，
说，“你没有希望，我自己去找希望。” 
　　她让姐夫辟谷，他便饿了三天的肚子；她让他练气功，他就强打起精神把四
肢拖着去练了。她还从五台山的塔院寺求了供献回来，又找了个风水先生，把家
里的摆设重新安置了一下。姐夫让我劝一下大姐，说肝是长在他身上的，他已经
是好多年的肝病患者了，比谁都知道他自己是怎么回事。而我却一直劝不出口。
大姐总是爱说：你总得给穷人一些活路吧。我不能把她的那点活路也挡死了。 
　　从他们三个人的睡房到后面那个窄小的院子里，有一道近三寸左右的门槛。
姐夫有段时间行走不便，大姐买了一个轮椅，把姐夫抱上去坐好。推到那道坎儿
的时候，大姐就说：“国华，你要忍着些，又要颠你一下了。”大姐身材弱小，
每次推之前总是先吃力地哼一声，轮子上不去，她就推第二次。后来我给她做了
一个板子，轮子不会卡在那里了。但每次把姐夫推到院子里晒太阳后，她总是汗
湿了。她把姐夫用单被包好，又回去踩缝纫机，没有顾客的时候就跑出来问他要
些什么。以前是姐夫照顾她，现在则反了过来。有一次，我见姐夫吃着一堆看不
出颜色的东西。我就问他那是什么补药。他笑说：“哪是补药，是你大姐做的
饭。”“好吃？”我皱眉道。他把身子靠过来，悄悄说，“简直不是人吃的东西。
不过，她是好心，说她以后要把做饭的活儿全包了。她是怕我累着了，死得就更
快了。” 
　　棒棒那一年已上高中，我又一次提出要棒棒和我去住，姐夫则又一次拒绝，
说他去日无多，能看儿子一眼就是一眼。我说，“可这么一种环境，你们让他怎
么考大学？” 
　　大姐一会儿说让棒棒去，一会儿又说不。我就让棒棒自己决定。棒棒坚决地
说：“我不走，我去了姥姥家反而会分心。”我就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是多余了。 
　　姐夫没住院之前，我常常去那里看他。有一回坐在他们家的小院子里，我跟
大姐说着姐夫吃了那些药以后要注意观察些什么反应。姐夫看着我们俩，一直不
说话。我把他从院子里背到屋里，刚把他放下，他突然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这
么有用的，强强。你在我家白吃了那么多年的饭，这下我总算把本钱捞回来了。”
他是笑着说的，我却无比辛酸。我找了个借口走到院子里，眼睛已经潮湿了。我
是那样地憎恨着自己的无能。我真的想救他，但我就是倾尽我所有的人力财力，
他也是无可救治了。 
　　他的主治医生是个年轻女子，充满了一些只有病人才会有的乐观。当姐夫的
进食量越来越少时，在我大姐的哀求下，这位医生竟然同意考虑我大姐所说的人
工进食管，说那样也许才能保证病人摄取到基本的营养。“别担心，挺简单的一
个手术，就是在肚子上开一下刀，”她对我姐夫说。把手术说得象吃一片止痛药
那么容易。我坚决反对，说她疯了，忘记了自己是个医生，而和家属想得差不多。
大姐却让我住口。只要姐夫能呼吸，就是他变成了植物人，大姐也不会放弃的。 
　　大姐和医生走出去以后，姐夫突然抓住了我的手，一向温和甚至怯懦的眼神
突然咄咄逼人：“强强，你说我到底还有没有救？” 
　　那样的目光下，我是不能撒谎的。我摇头。 
　　他又复归了往日的安静，半躺在那里，想着什么。 
　　我大姐是那种一生都在和生活抗争的人，在生死大限面前，她依然旧习不改。
在姐夫拒绝了进食管和营养液之后，在主治大夫告诉她已经全无希望的情况下，
她还是绝口不提“死”那个字眼儿。仿佛那样，她就可以躲过那一劫。她不止一
次对姐夫说，等明年棒棒考上大学之后，她就会把这个店关了，她要和姐夫一起
去旅游。她说得非常写意，一会儿说他们会到四川峨嵋山上看佛光去，一会儿又
说要到陕西去看兵马俑。姐夫每次都是微笑地说：老伴儿，你得自己去了，我到
时候就入了土了。大姐装作没有听见，又说等棒棒结了婚以后，他们老俩口怎么
去给棒棒看孩子，姐夫叹口气，又说：我是不想看了，你要去就自己去吧。 
　　这样几次三番，两个人就一直那样玩儿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直到有一天，大
姐又说起了她的旅行计划，这次去的是上海。姐夫突然扭过头对我说：“强强，
你去叫个出租来，我要到商店去。” 
　　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买一身好料子，做一身好西服，我不能就穿着这
身老虎皮入土。” 
　　大姐却说，“做身西服就做身西服吧，要去上海，你还真得有件象样的衣
服。” 
　　姐夫突然提高了声音，“你要去上海就和老李家的儿子去吧，我反正到时候
就已经死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听见他们说起那个人的名字了，不禁目瞪口呆地看着姐夫。 
　　大姐勃然大怒，手一挥，把姐夫身边小桌子上的药、水、书，统统扫到地下：
“你想死就死好了，你一天到晚死来死去想吓唬谁？你死呀？你怎么到现在还赖
着不死？！” 
　　姐夫苦笑着看着她：“你不要再这么骗自己了，我是怕等我死了以后，你活
不下去啊。你……” 
　　大姐竟把助听器摘了下来，狠狠地朝姐夫的身上扔了过去。她走到了屋子里
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姐夫把头转向我：“你答应我，你会好好照顾她。她要是有一点闪失，你小
心你有一天到了那边之后，我踢你的屁股！” 
　　他装得气势汹汹地，但看我的眼睛里却充满了哀求。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我推着我的自行车走了出来。刚走到大路口上，就听见大姐在后面喊着我的
名字。夕阳里的她好象是陷在重重大雾之中，跌跌撞撞地朝我走来。很多年来，
我是第一次意识到，象大姐这样一个人，也有不得不屈服的时候。 
　　她问：“真的不行了？” 
　　“真的，”我说。 
　　她绝望地看着我。是那种从心灵深处渗透出的彻底无助的绝望。 
　　她抓住我的胳膊，“没有他我怎么办？就真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我摇摇头，“没有，大姐。我姐夫是真的不行了，他最多只有一年的时间
了。” 
　　她就站在人来人往的路上，痛哭起来。 

特深沉

十
　　我的有钱的病人却没有大姐和姐夫那样的痛苦。就在那段时间，医院里住进
来一个商人。他说他小便时疼痛，也不象以前爽快，怀疑是不是前列腺出了问题。
他把病房当成了旅馆，经常开着车去他的公司。护士们很喜欢他，他总给大家带
礼物来。好像大家都知道钟楼街的哪个店是他的，五一路的哪个店又是他的。我
有一次听见两个护士议论他，说他人品很好，不嫖不赌，几乎就和丁医生一样。
我听了想笑，不嫖不赌，本来理所当然的事却成了美德。但当我把“几乎”那两
个字想了一下时，却叹了口气。 
　　一天去查房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人。他果真和大家说的一样，没有一点暴
发气。他人体型中等，文质彬彬。初谈一下，竟还是北京某个名校的老毕业生，
和我的母校仅有一墙之隔。我们便坐在那儿，谈了一阵北京，学院路，体育场，
天气。他问我为什么会离开北京。我说是因为家在这里。他说他不信，要是因为
家的原因，毕业的时候就应该回来。我嘿然不语。 
　　他看了我一阵，很认真地说：“因为女人？” 
　　我点头。 
　　“她在太原？” 
　　我说：“不在，跑美国去了。” 
　　他又看了我一阵：“那你怎么不往美国跑，倒跑了回来？” 
　　“不回来不行。” 
　　“不回来不行？” 
　　“是。当时去北京是为她，现在回来也是为她。” 
　　“你看，女人有多厉害，”他调侃地说：“到了美国那么远的地方，还是能
让你回太原你就不敢留北京。” 
　　病人叫唐凯丰。不是前列腺肥大，而是性病。 
　　那天，我去把消息通知他的时候，他正在病房里看报纸。一个护士走进来说：
“唐先生，你刚才出去的时候，你太太来了，问你今天的情况。” 
　　“下次她再来，你就说我刚刚死了，”他说，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女孩子象被他特别信任了一下，高兴地跑了。 
　　“你们结婚几年了？”我也笑道。 
　　“十年，我是她原配，”他的声音里有些讥讽的意思。 
　　“现在象你这样的，是人原配的倒有不少，”我说。 
　　他笑：“小伙子，小心你的舌头。” 
　　我又说：“你结婚好像很晚，你们关系还好吧？” 
　　他说，“这和我的病没什么关系吧？” 
　　我坐下来：“有点儿关系，唐先生。你没有前列腺炎，你这么年轻。” 
　　“也不年轻了，四十五岁，前列腺那个东西四十岁以后长，好象每年长几毫
米吧？” 
　　我笑：“但也不是那么长。那样疯长，还不长成了西红柿。” 
　　他又说：“我有一回在厕所里碰见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两个人小便的时
候都是滴滴答答地，象水龙头坏了关不上似的。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他年轻时
尿五百毫升的尿，五秒钟不到；现在却是尿五毫升，一百秒都不行。” 
　　他又一次大笑，说：“不是就好。” 
　　我说：“但也不是什么好病。” 
　　他正色道：“你说吧，我这个人很坚强，癌症？” 
　　“不是。你的生殖器上有泡疹。” 
　　“什么？” 
　　“泡疹。” 
　　“那不是性病吗？你胡说！我这个人从来不搞女人，除了我自己的老婆。你
不信？你以为凡是有钱人就喜欢搞女人对不对？你是不是把别人的诊断书拿来了？
人家说你是从北京哪个大医院来的，可你也不过就这点儿水平！” 
　　我沉默着。病人总是这样，先震惊，再反驳，再和自己说理，再接受。 
　　“真的？”他过了一阵果然问：“我去酒店都要带自己的床单，怎么会？会
不会是因为我用了别人用过的马桶？” 
　　“不是。你的病是通过性交传染的。” 
　　“你往下说。” 
　　“这种泡疹其实和人嘴上的口疮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你的配偶有的话，她
会用一种特别的途径把病泡疹传染给你。我的意思是，如果她……” 
　　“我他妈的不好那个，”他打断了我。 
　　但很快他就象想起了什么：“别人能传给我老婆，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 
　　他停顿了一下：“我老婆没有口疮，不过，我倒是知道谁有。”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医院时，又一次看见了唐凯丰。他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
说：“是我老婆。我早就发现她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子眉来眼去地。那家伙好长
时间嘴巴都是烂了好，好了烂，我想把他忘了都忘不了。我昨天问我老婆了，她
都招了。” 
　　然后他慢慢地问：“我还有没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