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民四年的抗癌经历(2) 三、艰难的找药试药及中药治疗过程
因为不是医学专业的,所以研究中药,找药试验药的道路是坎坷的。但是形势所迫,如果自己不找到一条路,母亲直接面对的就是死亡,这就是当时面临的严峻情况。一开始先找偏方,分析哪种有用,开始因为缺乏基本的知识,没经验,一下子把几千块钱的原料药全部投入了。但是病人试用后毒副作用太大,根本不像书上说的那样,只好丢弃。后来通过查药典,对每种药的药性、剂量详细了解,再用少量的药物组合试验,这种错误才没再犯。后来又慢慢把一堆收集来的资料、书籍中的各种药进行分析,筛选试用。最危险的一次,看到许多小广告上介绍斑蝥对癌症特别是肝癌有效,这种毒虫3克就能致人于死地,然而各家中药店都没有卖的。后来通过药贩子买了些。按规范炮制后,在药典规定的剂量下我开始试用。晚上10点多服药后不到3小时睡醒了,腹泻不止,小便象尿血一样红。肚子下坠,从凌晨2点一直在坐便器上坐到早上7点多。再不行当时就准备上医院了。这种毒药即使是再微量肝癌病人服后也容易全身发痒,根本不能使用。在炮制去毒的过程中,手腕连片起水泡,一周后才好转。这种药少用点当春药还行,治癌症没见过一个好的。但是为什么成了药准字就不知道了。查了许多文献也没发现有相关疗效的报道。 为了查找对癌症有效的中草药,到过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安徽、辽宁等地。去过大山里,在网上发过贴子,求过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一次和父亲一起去山上找一种野生草药,遇到打靶,武装部负责警戒的人碰到了我们。让我们在凹处蹲着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回来路过山顶时子弹在树梢上嗖嗖飞过。
随着了解的越来越深入,越发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但现实中又缺乏规范。比如同一种草药根据地域的不同叫法不同,名称多达10几个,而且许多草药因地域的关系,不同的草药又重名。药典规定的剂量也和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不符。过去的药多是野生的,古代用的多是新鲜的,现在的草药多是人工种植,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许多药还没长到产生足够药效的时候就被挖出来投放到市场了。同样剂量的药方过去好用,现在不一定好用,不是方错了,而是药变了。人的体质和耐药性也在发生变化。因为合成药和抗生素的滥用,生活中化工农药产品的污染,人体对药的耐受性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了。特别是对于癌这种凶险难治的顽症,需要敢于用药,可许多条条框框却束缚着中药店,而药材市场和私下的各种交易却泛滥不止。
中医药本不是很神秘的,因为中药本来就来自民间,取自民间偏方,是后人把它总结成了一套理论。现在有些中医学教授除了研究点理论,还多数改学西医了,用西医理论去指导中药研究。真正能深入到山区民间对过去存留下来的宝贵民间偏方去伪留真,去粗取精,发扬光大的人,可能很少了。中医药发源的国度对中药药理的研究却不及一些别的国家,这真是我国民族瑰宝----中药的悲哀。
看了一点中医药理论的书,每副药讲究君臣佐使,但是现代科学没还发展到对每味药的药理作用,能定量定性的研究清楚,特别是复合用药,像藏药××味,多达几十种,近百种药谁能说清哪种是君臣佐使,除非硬要套用理论,但是你能否定这些药的确切疗效吗?所以一开始我就没受这些理论的限制,在掌握大的原则前提下,像“十八反”、“十九畏”和安全剂量下,不拘泥于单方,重新组方大剂量用药。每次用药我都要亲自尝试,并根据病人的反映不断调整。原始的中药口感都是很差的,母亲也是很坚强的人,服用了三四个月后情况逐渐好转,疼痛减轻了,手臂也能抬起来了。
母亲那个年代的人省吃俭用一辈子,爱好不多,喜欢打扑克。我则相反,从不爱打牌,为了能让母亲有个好心情,也只好陪着她玩。最初是四个人打升级,两人一伙,因为性格不同,老人之间总爱争吵,后来改打保皇,让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学着打,5个人一起玩。每个周六周日的晚上都陪母亲打一会扑克。母亲也人最初的别人帮她摸牌她只管出牌,慢慢能自己摸牌了。再后来到了5月份后她自己洗牌出牌了。到了夏季,晚上在楼下和邻居们玩到10点半还不回家。那段日子是快乐的,除了每天必须吃药外,因怕骨折,上半身不敢用力外,其他看不出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7月份母亲又去做了次检查,肿瘤都控制在1月份时的水平没再发展。10月间有一天突然后背剧疼,五六天不能下床,使用外敷的中药贴了10多天才完全止住。对于骨转移病人的疼痛,是每个癌症病人必经的,麻醉药品的害处是不言而喻的,试用了许多民间偏方效果都不好,经反复摸索最后选取定几种植物药,加入冰片外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骨转移的局部癌疼,使用10天半个月后,一般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不再疼痛。后经多人试用,包括腰椎疼痛病人试用,只要是皮肤不过敏的都能达到不疼或完全减轻疼痛的效果。靠着这种外敷止疼药,两年多来尽管母亲身上有七、八处骨转移,但她除了吃过几次比较轻的止疼药外,没用过一次精神类止疼药。
2004年年底,看到母亲病情稳定了,我来到深圳诚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逃避债务该公司后改名:深圳市康帕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讨要20多万欠款,两年没去,该公司换地方了。在深圳住了40多天,公司经理郑某躲起来,始终没找到。这是我两年多离开家最长的一次,惦记着母亲的病心急如焚,当时要是能抓到他,同归于尽的想法都有。回来后,母亲的左腿因骨转移,已10多天没下楼了。经慢慢的治疗,半个月后又恢复了行动自由。05年春节前,通过检查肝的情况很不好。当时想借助保肝西药能帮助快速恢复肝的功能。找了个专家选了一种药,结果吃后食欲下降,恶心呕吐等症状全出来了。后来发现是药的原因,还剩二十多天的药,再也不敢吃了。 因为长期服用汤药和药粉,母亲渐渐的厌烦了,为了让她能顺利的吃下药去,考虑把药粉做成药粒。我找了许多家医院都不给加工,只好在05年春节后的正月13到青州某厂买制药丸机。早上6点多走的下午1点到。当时厂子工人还没上班,经理听说买制丸机不是开诊所,而是给自己母亲用的就少收了200元钱。而且很感慨的说:当一个孝子光有孝心还不行,还要有钱有时间才行。当天从车站已无往回返的车了,我只好在高速公路上等回程的过路车。一直等到快5点了,才搭上到烟台的车。经过一路上的换车,回到家已经半夜了。试验了三天终于把药粉做成了药粒。母亲服用后,身体状况又逐渐变好。
05年6月底是母亲的生日,远在湖南的二姨把十多年没见面的、居住在江苏、湖南的亲戚们召集到一起,近二十人来到威海给母亲过生日。白天母亲和他们一起到处游玩,晚上在一起聊些家常往事,亲人的牵挂,割不断的亲情,使母亲在心情上得到了慰籍,那是值得怀念的时光。
05年10月1日后,母亲椎骨某处又开始疼,而且这次所有的中药都无效,行动开始不便。我意识到最可怕最耽心的时候可能要来了。把妹妹们叫到一起,把母亲的病情公开了,这次可能真躲不过去了,如果短时间内不能控制可能就要瘫痪。因为对骨转移的发展,始终没找到有效的控制发展并使其逆转的办法。母亲两年多没住过一天医院,但为了能控制骨转移在门诊打过多次艾本,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到了10月下旬,病人出现排尿困难的情况。下肢开始逐渐失去知觉,出现腹胀,估计是积水,因为没有检查,搞不清是因为肝癌的原因造成的积水还是别的原因。10月24日住进医院,那天是个周日。值班的医生经诊断认为盆腔有瘤,还说病人贫血,要求输液。我拒绝了医生的用药,要求做B超检查出原因后再用药。医生讽刺我说:你不让打针输液来医院有啥目的,两年多了不到医院治,现在治不了才到医院。无论这个值班的主任医师如何说,我坚决不让输液,并且限制病人饮水。第二天早晨做B超结果出来是:膀胱积水,尿潴留,随时有破裂的危险。检查单都来不及拿,马上插导尿管排尿。这时全家人都感到后怕。当时如果大量输液必然导致膀胱破裂,一系列后果不堪设想。后来血液检查的结果也证明并不是医生说的贫血,那个医生特意道了两次歉,说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可是仔细想一想,一个地市级三甲医院的肿瘤科主任医师有几十年的医护经验,这种低级错误应该犯吗?说病人贫血是她的常理猜测和判断?还是有经济利益驱动呢?这些就不知道了。
ECT结果出来了,初步判定,可能是因椎骨转移压迫脊髓神经系统造成下肢瘫痪。为了尽可能保护脊髓神经,求得一线恢复的希望,我建议医生使用有利于恢复、保护脊髓神经的中草药同时注射些营养神经的中西药制剂。我选择了吴念先教授的名方“健脊复髓汤”,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加减化裁,肿瘤科的中医拿着我开的药方考我,哪是君哪是臣?说我这个用量不对,那个用的错误。
我回答:你说的理论我知道一点点,但李时珍那时没有这些理论,而李时珍的本草到今天还在用。我母亲的病如果让你们诊治,是否能活到今天这样?最后他们还是采用了我的药方。
经过几天的检查,医院也束手无策,建议我再做化疗试试。我深知这时的化疗除了增加痛苦,对病人已无任何作用,所以拒绝了。经过咨询和反复考虑,决定转院做放疗。因为即使放疗解决不了压迫脊髓神经的问题,也应该能解决一部分疼的问题。
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只做几分钟的放疗,其它时间吃点无关痛痒的药。正逢威海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想出院都出不了。我和家人每天从病床上把母亲推到放疗室,做完放疗再推回病房,心情可想而知。在住院时检查验尿,血糖指标高,医生开始打胰岛素,我发现后坚持不让打。因为肝硬化,癌症病人,或是吃一些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类药,都有可能造成血糖升高。而化学降糖药的使用能降低病人的食欲。饭都不想吃了,还谈何生存。 出院后不久,可能是全脊椎放疗免疫力破坏加上肿瘤的作用,病人身上出现了疱疹,皮肤神经区剧痛,就是百姓俗称的“蛇串疮”。因为行动不便母亲无法住院,又是用中药六神丸、龙胆泻肝丸,使得疾病全愈。但是接着有半个多月,病人吃啥吐啥,不能进食。每次必须口服两只普鲁卡因,再吃胃动力的药,20分钟后再喝些开胃的中药汤,然后再少量进食。靠着这一点点,一丝一毫的努力,春节后母亲又奇迹般的好转了。过后她自己说:当时想正好是春节,趁着子女都在把丧事顺便办了,根本想不到还能挺过来。现在每天看看电视,对眼前的境况也慢慢接受了。神经知觉也在极缓慢的往下恢复。不像最初那种烦燥焦虑,对现实接受不了,拒绝见好友,拒绝吃药等,心态慢慢平和了。三年中,癌症人所有的症状、痛、腹涨、呕吐恶心等现象在母亲身上都出现过,但一次次的濒临绝境又一次次走出困境。
在这三年的时间中我得到许多素不相识的热心朋友的帮助。广西梧州的申女士特意跑到乡下按家里祖传的偏方邮来了草药。大连开发区的孟先生把家里珍藏的古代医书复印了一本邮给我。特别是中医研究生毕业的李医生不但对我用的药提出了建议,还把师传六代的手抄偏方复印给我供我参考。在母亲一方面因癌病需要大剂量用药一方面肝又不好的情况下,有整整一星期我处于矛盾迷茫的心情之中,不知下一步该如何用药。中医院的孙主任提醒我应该继续用药。因为不用药只有一条死路,接着用可能还有一条生路。使我从迷茫中走出来。
还有许多亲友,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及家人和母亲相扶相携着,坚强的走到现在。
经过近百例病人的试用。特别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曹教授在如何科学的试验论证等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并帮助我对药物进行分析配比。在她的帮助下,2005年4月我俩正式申请了一种治癌症的中药和一种治癌疼的中药两个专利。当然出于保密的原因,对一些关键的成份并没有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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