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是中学六年的同班同学,我是初一的班长,他是高三的班长。大学四年,他在北京,我在天津,毕业后我们都回到了家乡。98年的春节,我们在街头偶遇。那时的我们并不知乙肝的凶险,他告诉我自己是大三阳,妈妈和哥哥也是,我笑着说我有抗体。99年的初夏,我们结婚了。2000年的秋天,婆婆走了,两年后是哥哥。哥哥走后三个月,一天夜里,他从卫生间出来,一脸苍白,满身血渍。送到医院,值班医生给我一份病危通知书,肝硬化失代偿,那时的他刚过完30岁的生日。2003年的春天,做过食道套扎后的他又因为胃出血送进了医院。三军医大西南医院的教授建议我们首选肝移植,但巨额的手术及后期费用使我们望而生畏,好容易才筹足钱做完脾切除和门奇断流术。术后他的快速恢复一度使我欣喜不已,一边慢慢存钱,一边满怀希望地等待攻克乙肝的消息。 2007年的4月,就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他的CT影像上却出现了可怕的阴影。“早期肝癌,不超过2CM,做肝移植吧。”咨询了不少专家,答案基本一致。“倾家荡产也要做”是我的决定,“为什么不是晚期,让我早点走”却是他的想法,不是他不留恋这个世界,只是他知道我们的积蓄远远不够,不愿拖累于我。在我们为是否放弃治疗而争执不下的时候,我们的中学同学甚至我的大学同学竟自发地筹集了近20万元的捐款,如此深厚的友情让曾想独自面对死亡的他流下了眼泪:“我希望能既不夸张表演,博人同情,也不强装坚强,使人惊佩,……,我想真实地活着,继续地活在这世界上,这个世界有花开花落,有云卷云舒,有你们,有她”。 几天前,我们度过了结婚八周年的纪念日。一起经历的风雨,其中的感受也只有自己最明白,一些人曾对我赞叹不已,认为我付出太多。时至今日的我却依然坚信,九年前我们的街头重逢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我们终究会发现是彼此寻觅多年的知己。大学毕业十周年的时候,他曾经陪我回过天津,结果成了女同学的家属代表。直到前段时间,看了他给我大学同学的留言,我才更加明白他主动提出陪我回去的原因:“大学时,有个北京的同学录了一套《东京爱情故事》,我们一帮哥们儿窝在一小办公室里看了一夜。有段情节我印象很深,梨香执意要去丸治的家乡,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还在丸治刻过字的学校木柱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我深有同感。爱一个人,就想完全地参与进对方的生活,了解每一个对她重要的地方,每一个对她重要的人。我去过她出生的地方,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我和她有共同的中学生活,毕业回重庆后工作的环境和同事我都很熟悉,唯独大学四年学习生活的南开,我没有去过,而一旦去过,我就完全地参与了她的一生。南开大学不再是她独有的记忆,而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记忆……”我们是伴侣,是知己,是彼此的依靠和眷念,我们爱对方,早就胜过了爱自己的生命。 现在的我们正如他在同学录上所说:“我现在状况还好,一边治疗,一边等供肝,只是不知会等多久。有些事是无能为力的,比如天赋、死亡,中国人称为‘天命’,天命不可违;有些事是可争取的,比如激发天赋、延缓死亡,所谓‘尽人事以待天命’。我会作最坏的打算,同时作最大的努力,象**说的,不要留下遗憾——不给自己留,也不要给同学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