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五）国粹多是国渣 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口气，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我们叫胡服。所谓深衣、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西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六）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十分荒诞的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中国的干部队伍，底色是农民。文物古迹被破坏，主要是管不住农民和地方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博物馆交农民办，会办成什么样。肯定不是女尸，就是长着五条腿的驴。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毁真造假来发扬。推而广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孔子，没人爱。大家更爱假孔子。 （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鲁迅，也感谢胡适。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要全面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 W。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在古书体例的研究上没有突破。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辨伪考实乃禁书之策，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们的族团说，都破顾说，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断，即使今天，也还在争（如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派别很多。他们说的新史学，只是新史学的一支（现在去蒋，还讲什么傅斯年）。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张政烺就是史语所的人。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强调的是动手动脚，找各种实证材料，这种材料，新东西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的学者在继续。过去的研究根本没法比。超越这类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还有不少东西，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共产党关系更大，即使走过曲折的路，也还是有很多贡献。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慢慢讨论，来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没法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汉奸。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 
楼主: 特深沉
发表于 2007-6-11 00:59
朱颜辞镜花辞树 等闲白了少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