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不是人生的必需品
从事写作二十多年，写出1000余万字的作品的梁晓声，逐渐从尖锐激烈转向冷静平和，这是刻意转变还是岁月使然？ 作为中文教授的他却告诉学生，文学不是人生的必需品。文学在他心目中到底是怎样的位置？ 在新的时代和语言环境中，梁晓声这样的老作家，是要解决更多的问题还是自己也有很多困惑？ 老一代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又将何处释放？ 从最早“知青文学”的代表到描写社会底层民众的“写实小说”再到对中年人感情生活的关注， 从作家到北影厂的编剧再到北京语言大学的中文教授，梁晓声的人生发生了很多的转变。他最近的一次转变是在语言风格上的，《未死的沙威》是他最新的随笔新作，也是他几年来深刻思考的结晶。在这本随笔集里，他的笔触不再犀利，而有种很温暖柔和的气息。 访谈之中，梁晓声表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转变，更多的是一种思索乃至困惑…… 对语言感觉已变
梁晓声说自己的转变确实是与年龄有关的——现在的他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尖锐激烈和口无遮拦：“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观点肯定是对的，我反对的观点肯定是错的，没有周旋余地，我现在不会这样看问题……梁漱溟在晚年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要轻易怀疑别人对事物的观点是绝对不正确的，也不要轻易相信自己对事物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像他这样的文化大家都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和情怀，我们又怎么能轻易地武断地判断事物呢？ 读书也是让我更理性的一个原因。” “现在，我的语言状态和年轻人的语言状态有隔膜，与我以前表达的语言状态也有隔膜，用现在的话来讲，我的语言已经不再有青年话语的酷劲。当年的写作，有强烈的自我表述的欲望，总是想呈现棱角，并以此作为写作的快感，现在我相对平和了，没有年轻时的棱角，现在也不会追求那个快感了，那个年龄的写作甚至经常用惊叹号，以表示这句话我是在强烈的心情下写出来的，现在我甚至更多地用省略号，以表示我论述的问题还不够完整和全面，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我现在觉得能用最朴素最少修饰的语言把观点说清楚，就是人和语言最好的感觉了。” 对文化没有脾气
在写作上的平和，也意味着梁晓声在性情上的平和，在这个年龄，他少了不少脾气。“我以前很爱发脾气，在政协会议上发脾气，跟学生们发脾气，就某种文化现象发脾气，现在自己也不那么情绪化了，发脾气不能使你的观点更好地被采纳，而且对自己的身心也不好，我现在发了脾气会检讨和反省，我觉得理性稳健地谈问题，你的语言才能更容易被接受，才能产生作用。我发现一个人越相信自己的看法，就越不要用情绪化的言论来说。” 梁晓声还特别强调，在“文化领域”尤其不要生气：“文化只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不需要用一个特别激烈的态度去谈，即便是对文化、对文学不感兴趣的人，大家也是平等的，对于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学现象，你喜欢就多关注，不喜欢不看就好了，何必生气呢？” 对于前一段时间很热门的“梁晓声炮轰易中天”的新闻， 梁晓声也澄清了这个事实：“我没有在媒体上骂过易中天！都是别人断章取义。我只是建议作为一个有理解和欣赏能力的成年人，应该自己去阅读和判断，而不是一味听别人讲。” “我不喜欢卷入讨论了，我也不像三十多岁那样总是按捺不住了，对于一个有争议的现象，我要冷静下来思考为什么，原因在哪里，比如超女，我想如果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现象肯定会站出来狠狠批评的，但我现在更多的是想一些背后的东西，我们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很大的社会压力，超女是她们在社会上站住脚的一条出路，值得深思的不是这些小女孩的表现，而是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有一些弊端。” 对写作反而沉重 从最早的知青文学写作到后来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注， 梁晓声的作品一直都是很有现实力度的。而今年上半年，梁晓声最新出版的《伊人伊人》却是一部爱情题材的小说，到现在这本相对温和的随笔集《未死的沙威》，读者开始怀疑他在批判现实方面的力度。 梁晓声说现在的写作形式不会影响他作品的力度：“在批判和揭露的时候，不是看情绪，而是看你对现实抱有什么样的情怀，有时为了达到批判的有效效果，可能更要要求自己非情绪化。”所以新书《未死的沙威》， 是梁晓声悲天悯人情怀的一次大释放。 “每个作家的起步都是从写自己开始的，我在写知青小说的时候，因为那时我本身也比较年轻，30岁多一点，其实那些作品也可以被视为另类的青春文学，后青春文学。后期的书确实我比较关注底层，因为我来自底层，我是出生在哈尔滨市市郊穷人最集中的地方。那么我对贫穷确实像别人所说是敏感的。而随笔集我也出了很多本，都是我对这个时代不同阶段当下问题的一种思考。这中间可能还有一部分，中间一直到现在还有一种，在我身上依然有批判现实主义的那个遗风。” 纵观梁晓声的文学作品，即便大多是“批判现实主义”对社会的不公有着深刻的拼盘和揭露，但无论是知青小说中表现出的一代知青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还是相对平实的平民题材中，作品对城镇、农村、学院、家庭等生活里平凡人对生活的追求和热爱，这些其实都是有着积极向上的意义的。在批判现实和树立积极意义两方面，他又是如何做到“兼顾”的呢？ 梁晓声说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一个极大的困惑，该怎样他也很迷惘：“我们这个国家在改革开放20年之后，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提高很大，但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既有新的社会矛盾又有历史遗留下来的。从人们心理层面来看，其实是浮躁的，但国家要继续发展，所以我会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写作，我笔下的文字有利于稳定还是不利，怎样在揭露和批判的同时保持稳定的可持续性而不是掩盖矛盾，这个尺度在哪里？怎样既揭露又批判又对稳定来说是正面的？如果我看到了阴暗就写光明看到腐败就写廉正看到浮躁就写理性，那会不会导致文化和文学本身的虚假？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事情。所以，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仍是一件举步维艰的事情。 “文学的现象它始终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我现在写作比我三十多岁写作的时候，下笔反而沉重。” 对上课十分困惑 关于现实主义与积极意义这样的矛盾，不仅表现在梁晓声的写作上，在反映在教学中。他从2002年担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的中文教授，到如今还有3年就退休了。这几年的教学过程，也是他慢慢梳理自己的文学观与世界观的过程，可是当文学与现实结合的时候，他还是会产生困惑。 “如果我从文学作品谈开，谈到现实的社会，那么我就给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种暗示，似乎迈出校门，就会跌入社会的万丈深渊，这对他们来讲太残酷了。可如果我完全不把文学和现实结合起来，只是讲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细节的分析，对这些并不都想当作家的孩子们来说又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所以我在课堂上尽量讲正面的，而在自己的写作中保持现实主义精神。” 还有一点困惑是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梁晓声说前段时间给研究生开题，在现代文学研究题材中，有人选择了研究冰心，“冰心现象是近十年来研究的一个热门， 但学生问我为什么1949年以后研究的不多，这其实是建国后文学划线的结果，老师敢不敢在课堂上讲？如果讲了就是无形中变成对历史，文化理念的批判……”讲到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这些作家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我要跟学生们讲他们是什么样的作家，在当时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候，他们也是主张抗日的，也是爱国的，他们从没有提倡过奴性文化，不能从党派差别上给他们定性，但在我之前没人这样讲过，可这是一个事实，我能不能这样讲，我这样讲对学生是负责的吗？” 对于梁晓声自己来说，教学的这四年也是他理性思维发挥到最大的四年，他甚至说希望能提前退休。“因为教师的角色让自己变得非常理性，随之感性就相对弱化了，我总感觉如果两三年后退休，我可能就不会写小说了！”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梁晓声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一直喜欢写作，别的也确实不擅长，年轻时有了写作这个机会，并坚持下来了，这就是一种收获。如今老了，生活上也没有太多担忧，所以才可以思考一下当下的人与社会，自说自话地写写随笔，发表一些对事物的看法。” 但对于自己的学生和当下的年轻人，他不希望他们把文学看得太重，喜欢文学的人其实是非常小众的，而现在从事文学创作其实并不比当年容易，虽然有很多网络文学流行，很多畅销小说面市，但在梁晓声看来，这些所谓的文学不过是一种消遣，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也越来越松懈了。“我不期望我的学生里能诞生多少小说家，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对社会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梁晓声经常跟他的学生们讲文学不是人生的必需品。 梁晓声说在他的上一届学生快毕业的时候，他给他们放了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希望这部电影能对他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学生们有所警戒。（来源：北京青年周刊，文/本刊记者 郭小寒 摄影/本刊记者 高鹏） | 
发表于 2006-12-6 1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