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公路上低矮的栏杆已经习以为常，却不知道在19世纪初一些发达国家公路边的栏杆高达一米六七。
设立这么高的栏杆，最初的目的为了避免行人穿越公路造成危险。但渐渐地，在实践中发现，主路上常常有抛锚的车子，那时没有手机，司机为了能到路上求助，就要走出主路，因为栏杆挡住了出路，只好走上很远的路寻找出口，或者爬越栏杆。但无论是爬栏杆，还是去找出口，都是十分危险的事。
各国市政部门在调查中发现，栏杆的围挡虽然部分起到了安全的作用，但同时也埋下了安全的隐患，有些不必要的事故反而是因为栏杆过高造成的。如果栏杆能矮一些，那些需要救援的司机便可以随时翻过栏杆，栏杆也就不会对他们构成危险。
英国首先把栏杆高度从一米六七，降到了一米二三。接着又有国家把栏杆高度降低到一米以下。到了二十世纪，人们终于得出一致的科学结论，城市公路上的栏杆，做到行人抬脚就能迈过去的高度才是正好的，事故发生率才是真正最低的。
几个世纪栏杆的变化，给人很多的启示，使人联想到很多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很多规定/章程/制度，看似定得很严，很有道理，其实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未必真的能够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有时反而不妥。把栏杆设置得更矮一些，在今天看来，倒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世界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栏杆已经被人们确定到最科学的高度。然而在中国，有一种叫做HBV病毒筛选的制度还在荒诞的上演着。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科学已经证明HBV的传播途径和HAB不同，HBV不是通过消化道传播而是通过血液传播。如今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表明：“乙肝病毒不经受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也不会在工作场所偶然传播。”
然而直到今天，中国还在实施着HBV的筛选制度，虽然已经有所松动，但为数众多的企业和学校仍然在拒绝着HBVER，仍然剥夺着众多HBVER的工作和受教育权。
从社会的成本来讲，一，这种HBV筛选制度严重浪费社会资源；二，因歧视而造成的社会隐患非常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科学滞后的原因而进行的病毒筛选尚可原谅，而如今在科学已经表明正常工作不会传染的情况下仍然在实施着HBV病毒筛选，这是荒诞不可理喻的！进行病毒筛选的原本目的是为了防止HBVER感染他人，而现在已经演化为相关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最终造成的结果却是大批的毕业生因为HBV被剥夺了工作权；众多的学生因为HBV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巨大的社会隐患存在我们身边。
这样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不得而知，有一点是明确的，这样的结果最终只会由社会来买单。浙江两位公务员因为执行国家带有歧视性的政策，因而被周一超捅成一死一伤，接着周也被执行了死刑。造成了三个家庭的悲剧。而制造这种歧视性政策的人还在无动于衷，而医院的相关利益集团仍然因体检收入着大笔的钞票，HBVER的命运却被置之不顾，由歧视而造成的社会隐患也无人过问。
如今公路的栏杆，虽然更低矮，但却比高大的更科学。法规约束让位于道德约束，这样的栏杆更符合法律与道德的辨证关系。
如今的入学入职体检门槛却还是那么高，无论从科学上，从宪法上，从道德上，都不合理。这里不是法律和道德的辨证，而是科学对无知的博弈，是HBVER对体检利益集团的博弈，是1.2亿HBVER以及3.6亿家人对小部分利益集团的博弈，也是社会和谐对社会隐患的博弈。 希望政府能意识到这种博弈双方的孰重孰轻，早日立法降低入学入职在HBV方面的体检门槛，解决HBVER歧视这个社会问题。 2006年8月6日 注：部分文字参考《北京晚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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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7 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