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亲、伦理和社会经济原则
1.医疗救治和资源配置
2005年11月份中国医疗创造一个“中国之最”:东北一个67岁的中学教师翁文辉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66天,住院费用139.7万元,平均每天2万多元。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同时请北京的专家数度飞机来回会诊,合计耗资达550万元。这个昂贵的瘦老人在ICU病房住了十几天后,不治生亡。
可是这是并没有尘埃落定,患者家属把医院的乱开处方投诉到了国家部位,从此又一次大范围的解开了医院白衣天使的黑暗,也终于解开了全国平民声讨医院体制的导火索。 医院的黑暗和医疗改革的失败,是当然的事情了。——当然还有其他当然的失败案例,比如教育产业化、加速城镇化、房地产经济支柱化,以及国有企业简单辞退员工实现脱困。——这次天价医疗时间,让人们很解气,出了卫生监管部门的丑了。同时人们也开始怀疑这个病人家属是官员背景和大笔财富的来路不明,另据传有北京中央高层的秘书说不惜一切代价挽救。
然而,在声讨之余,很少看到有人声讨为何花能550万元来救治一个基本不可救治的病人呢?若是公费医疗,无度救治行将不治的病人,显然浪费了很多其他人积累的医疗保险钱;若是个人的钱,一个社会究竟应该不应该允许有钱的人调动这么大的医疗资源?
类似的事情也有,比如前期一位姓付知名演员,为了多活一两年,而两度换肝,最终也不治。事后医生道出实情:类似症状的,即使换肝了,也活不了一年。言下之意是浪费宝贵的肝资源。但人家有钱,为何不让人家买呢?
即使是没有钱的人,一旦亲属得了行将不治的病,处于血缘亲情,也难于接受,或倾家荡产,或四处奔走,呐喊呼吁,募捐乞讨,或卖身等,也要救治。妹妹这类事件出现,无不鞭策着人们的良心,也试探着社会道德底线。
养老与救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点,也是社会稳定和道德延续的过程。但救治到何种底部,那倒是一个社会需要讨论的问题了。一个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医疗资源也是有限的,过多用在特定群体上,那将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这也是医学和伦理学的范畴,甚至会涉及到我们的社会到底建立在什么样的维度上的问题。
2.从多维到单极
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中,只要有钱,合法的钱,就可以随意使用来平等购买商品,而不需要被社会道德或者组织制度所限制。同时,在宪法中也规定了,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个命题假定了两个存在:钱是社会构建的唯一度量;钱的使用等同资源配置。
实际上,这个命题其实似是而非。
社会构建之初,本没有建立在钱的唯一维度上,或者说社会本来是多维度的。在货币产生之前,这种多维度特征更加明显。只是自从货币经济后,资本更加容易地雇佣劳动。我们逐渐以集体意识的形式确认了钱作为社会唯一或者最大维度作用。
钱作为个人财富,不可侵犯,是国家产权制度的基本理念,说的是除国家侵犯之外,其他人不可侵犯也。钱是自由的、神圣的,但钱的自由和资源自由并不能等同而言。资源虽然由于继承或者购买、占有等形式成为私人财产,但资源自由使用不存在。因为有限的空间中,资源必须是在社会模式中存在,也就是说,不管资源是国有的或者私有的,它都附着其上的社会期待和约束。
3.货币有限自由
法律或者制度,其本质就是维持正常生活,而防范极限事件的发生。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生活关联是正常的,很少发生极限事件。但极限事件的发生,对我们生活改进很重要。只有在发生了极限事件后,我们才会发现生活的模式的缺陷,进而思考改进。比如上个世纪小国日本人对大中国的侵略和杀戮,唤醒了国人的团结;89年学生事件,让中国中央集权回潮;几年前深圳某大学毕业青年被收容所关押致死,改变了收容法的精神;现在天价医疗事件,让我们重新审视医院的黑暗。
钱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体会到了,但实际上钱也是不自由的。举几个极限例子吧。比如文莱国王或者沙特国王,他们拥有的财富占国家财富的很大比重,若他们为了救治亲人,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耗尽国家外汇,他们国人同意吗?比如几个富豪,要购买北京协和医院的所有氧气资源,或者出资包医院几个月,不让其他病人入住,其他病人会同意吗?显然,这些用钱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4.昂贵治疗和昂贵维持的禁止
天价医疗事件后,大众愤怒了,大多发泄对医院的不满,政府机构也出动了,要查处,但也最终是就事而论事吧,只是单纯的查处医院的违规而已,而没有涉及医学治疗限度和社会经济的层面。这都将是很遗憾的,事件的处理和思考,都将缺乏升华的高度。在我看来,以后有可能对特定的昂贵治疗、昂贵维持做法规禁止。毕竟不能因为个人的血缘亲情而放大资源的浪费。 (后记:说这些话时,其实我是站在理性和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个人角度了。其实之于个人,我也不会坐视亲人病患而不治的,也会和大家一样非理性。但之于我个人之病患,若知不治,及累及太多,我也许会从经济角度拒绝治疗的。) 生何其苦,死又何悲!若能尊严而有选择的死去,不若撒满彩色缤纷的小野花瓣,一同在火光中水火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