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洲草民的甘苦人生

自然风雨

幸福的童年（7）

小时候，乡下缺衣少粮。我们平时都穿旧衣服，冬天早早就套上棉袄棉裤了。所谓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我很荣幸自己是“老大”，尽管面有菜色，好歹也有两套粗布的旧衣服穿。

我四岁那一年的冬天，天气很冷。夜里刚下过一场大学，外面白茫茫一片，而母亲还要带着我们兄弟俩去队里的猪圈喂猪。我们村上又南北两排房屋，中间的道路因为走的人多了，很是泥泞。而村子南面河那边的路，走的人不多，所以妈妈就选择了那条路。她的背上背着我那一的弟弟，用布带扎紧，一手拉着我，一手拿着一些东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走出去有几百米，忽然母亲停了下来，看到路面上雪窝里躺着半块别人掉下的面饼，很干净，她拾起来，掸掉上面的雪，掰了一点给我，剩下的给了我那一岁的弟弟。30年过去了，那时的场景依然很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那是我记忆中最温馨的画面。当时，我奶奶去了泰州她妹妹处做保姆。她的妹妹和妹夫都是军队转业的干部，在乡下人眼里就是“高干”了。我奶奶这一去就是三年，直到我上小学一年级才回来，不久又去了山东泰安我姑妈处帮助带小孩。

五岁开始，我就帮助妈妈做一点烧火煮猪食的活计。当时记得是先用稻草点着，然后将枯棉枝放在膝盖上折断，塞进灶堂，然后火就越来越大，通过不断加柴，将满满一大锅水烧开，再到地里喊妈妈回来加入麦麸、糠皮和山芋藤等搅拌成猪食。有时，枯棉枝受潮，或者稻草烧得不旺，火就熄了，只好喊妈妈回来。有时找不到妈妈，就站在猪圈门口呜呜地哭。隔壁的黄家大妈听见了，问清了什么事，就帮助我把火引着。

童年的光阴，在不经意间就流走了。我小时候的勤劳，是整个村上有口皆碑的。很多人家骂自己的小孩：就你没出息！直知道玩！你看人家**还知道帮妈妈做事！但是，有优点的人也有常人所共有的缺点。小时候，因为几乎没什么东西吃，所以特嘴馋。六岁那年的一天，我的弟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糖（当时一分钱一粒），当着我的面剥去糖纸塞紧嘴里，还对我说：哥哥，我有糖吃，就不给你吃。这下闯了祸。我去找妈妈要糖吃，妈妈哪里有糖呢？而我整天辛辛苦苦帮助做事情反而没有糖吃，弟弟却不劳而获。于是，我吵吵嚷嚷，不依不饶。正在忙碌的妈妈一时性起，痛打了我一顿。事情并没有完。回到家里，我又翻开抽屉，试图找到一块糖，但一无所获，越想越觉得怨气难平，正好看到抽屉里有一张妈妈的一寸黑白照片，就抓起来撕了。还告诉妈妈：叫你打我！我撕了你的照片！那时候，乡下人几年才拍一张黑白照片，视作珍宝，况且撕大人的照片加以威胁，这还了得？于是，我又遭到了母亲的一顿痛打。当时，我的父亲在前面村子的村口、高桥对面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店卖羊肉汤。于是，我就延着村子西头的公路边，跑去找父亲告状。慢慢地跑了有一里路，到了父亲的店里，父亲问了情况，什么也没说，给我煮了一碗羊肉汤吃，后来将我送回了家。后来，母亲告诉我，她是一直看着我延着公路边走的，生怕我不小心被车碰了。

这件事在30年后母亲还提起过。而我一样也记得很清楚。现在，想起当年事，也只有愧疚了。为父母的艰辛，如此可见一斑。

自然风雨

幸福的童年（8）

“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十加八等于十八……八加八等于十六”。我七岁那年，村里同龄的小伙伴已经开始上学，一路走来，背诵着刚学到的数学题。我也跟着念，大致知道了“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口诀。但是，接下来，我和小伙伴的观点不一致了。我认为，八加八等于十八。伙伴们都说我是错的。于是一起去问大人，大人们也说我是错的。我争辩，“为什么十加八等于十八，八加八就不等于十八？”小伙伴说：“是老师说的。”我从小就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八加八”为什么不和“十加八”一样等于十八？我后来上了学就知道了。不就因为八比十少二嘛。

上学前，我的胆大和调皮胆大也是很有名的。有一次，邻居李伯家清裁缝做衣服，我捡了点碎布条，就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用火柴点着了玩，谁知布条引着了大树旁边的草堆，顿时大火冲天而起。我吓得拔腿就跑。幸好大人们发现，立即用水桶到河里提水救火，好歹扑灭了大火。那天，满以为要被痛打一顿，谁知母亲回来居然没再问起。可怜那颗大树有一半都被烧焦了，一直到10年之后疤痕还在，但大树终究没有死，在九十年代初得时候被砍伐了。

还有一次，妈妈托人将我带到外婆家玩。傍晚时分，到了外婆家所在小村的田里，外婆和乡亲们正在忙活，见到我很高兴，让我在田边等一下，一会儿一起回家。当时，正从河里往田里打水。水打够了，水泵的电闸被电工叔叔关了。这边他刚关，我就偷偷地到河边又将电闸合拢，已经准备回家的大叔大妈们毫不提防，哗哗的水溅了他们一身。

还有一段时间，爸爸带我到大队部去玩。大队部的围墙边种了很多黄瓜、丝瓜、豇豆、辣椒及一些菜蔬，经常有麻雀光临。一些黄嘴的小鹊经常来不及逃跑，就被我抓住了。于是找一根绳子，拴住麻雀的腿，一边跑，一边让麻雀飞。可惜小麻雀经不起折腾，不久就死了。有一天，我爸爸外出有事，将我关锁在二楼的会议室。最爱捣蛋的电工老王叔叔便偷偷在门外教我如何拧开锁。经他点拨，居然真把门打开了，于是满世界疯玩。父亲回来，见门大开，人不见了，吓得脸都变了色。后来总算得知事情原委，也没再追究。

蓝色百合

很喜欢草根文化。有小河的欢唱，泥土的芬芳。

也喜欢帖名。纪实而朴素，给人想进来看看的冲动。

莫家姑娘

草根文化？这词儿让人听着舒服~~~

自然GG小时候的调皮事，一萝筐一萝筐的，能装满一本书了。

lona3708

今天路过，明天来看！下班先！

自然风雨

幸福的童年 （9）

小时候，就在我快上学的时候，家中有了一件喜事——我的弟弟找到了干爸干妈。

乡下曾经有个习俗。父母帮孩子算命后，不知因为命中缺了点啥，要找个干爸干妈，否则怕孩子长不大。我的弟弟就需要找干爸干妈，本来是找夏家的，夏丰和樊英夫妇是最好的人选。夏家住在本村的“圆沟”馁，所谓“圆沟”，其实是归属本村的一个小组，四面环水，小河环绕，因此得名。因为夏丰是本地小学的副校长，门第较高。而当时我家贫寒，所以夏家找个理由就拒绝了。于是，我家弟弟只能过继给“桥”，也就是当时九圩港上夏家旁边的水泥桥，至今该桥尚在。

谁知数年后，我家由于父母起早贪黑，勤劳苦干，家道渐渐有了起色，不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略有存款。1978年，夏家正好建房需要借一笔钱，尽管只需几百元，但在当时的农村，已经属于大数字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夏家终于同意我家弟弟过继给他家，同时提出借钱建房。于是，两家的问题均得到解决，皆大欢喜。从此，我和弟弟对夏丰夫妇，都是“亲爹爹、亲妈妈”的叫着。夏家祭祖，我和弟弟都去拜祭。这样的友好关系，至少维持了四年。

两家就这样交往下去，本来是很好的事情，这也是当初两家的初衷。但分歧就在1982年春节的时候发生了。这年的大年初一，母亲带着弟弟去夏家拜年，夏家姊妹和她们的母亲出去了，只有“干爸”一人在家和村里人搓麻将。正在兴头上，见来了客人，说了一声“坐吧”，就继续紧张战斗。而母亲和弟弟见无人答理，很没趣，认为夏家看不起人，此后就赌气一直没再上门。其实，打牌赌博的人，怎么可能停下来招呼客人呢？是误会罢了。

夏家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后来成为校长的夏丰的权威，而是夏家的漂亮二姊妹。阿燕和阿云，绝对是村里的姊妹花。小时候，也只能痴痴地朦胧地想，将来二姊妹能够嫁给我们二兄弟。姊妹花和我又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同学。但是，不知为什么二人后来居然留级，掉了我二级，以至于我初三参加中考时，阿燕和阿云才上初一，这就错过了一起学习的机会。再后来，我去离家25公里的季市读书，接触更少了。

还记得小时候，我和干爸夏丰在一起吃饭时，他老讲了一句话，“将来两个丫头要嫁远一点，好走走亲戚。”当时我有点生气，这不是明摆着不肯嫁给我们兄弟嘛。但后来，二姊妹只上完初中毕业就辍学了，阿燕在其叔叔的帮助下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工作，阿云在其父亲的帮助下当了小学代课教师。阿燕招了女婿在家，却是一波三折，曾想到叫我的堂兄小根入赘，但被小根的哥哥小彬拒绝了。我一直想着阿燕，却错过相互沟通的机会，令人伤感不已。阿云后来也没嫁给我家弟弟，因为有了更好的归属吧。

莫家姑娘

英雄难过美人关，呵！楼主的“小时候”再次验证了我句古话。

自然风雨

幸福的童年 （10）

小时候，乡下的娱乐活动很少。七十年代中后期，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国ersonName>君大伯（已过世）家有一台14寸的小黑白电视机，是全村唯一的一台，于是村里的小伙伴都搬张小凳子去看电视。看了哪些具体的东西，已经记不清了。

还有，就是乡下的露天电影，特别吸引人。当时，大队部、学校或有的村子经常放映露天电影。我们那时很小，跟在父母或十来岁的大孩子后面去看。放什么电影不重要，主要是图个热闹。记得好几次，跟在大人后面跑很远的路赶到放电影的地方，却靠在父母怀里歪着身子睡着了，结果除了几个零星的画面，什么也没看到。上了小学以后，终于改变了这个状况。记得有一次，不知谁打听到八圩港西面有一个村子放电影了，于是很多大孩子都嚷着要去看。当时，八圩港上的老高桥还是木桥，摇摇欲坠，破旧不堪，好几块木板都已经掉进了港里，不知漂到何处去了，白天过桥尚且要胆大心细。晚上如果想去看电影，这座破桥又是必经之地。晚上，我跟着几个大孩子，居然真的摸黑过了那座破木桥看到了电影，这次也没睡着，电影有两部，一部是“抓特务”的，另一部好像是红军长征中的飞夺泸定桥。看完电影已经是晚上10点多，居然又摸黑过了那座破桥赶回家。当然，也有上当的时候，邻居阿芳不知从哪里听说后面村子放电影呢，叫上我们六、七个人一起赶了去，结果白费力气跑到那里，什么也没看到。

童年的娱乐，还有抛铜板、抛硬币、打弹子、踢毽子，以及玩香烟壳、火柴壳、纸折的“豆腐干”，等等。最热闹的时候是春节，小孩子整天整天地玩，心里哪里还有什么功课？过了正月初十，没有做完寒假作业的，赶紧找出《寒假作业》本本，奋笔涂鸦，草草了事。

小时候尽管顽皮，却也很善良，做过一些好事。记得有一个冬天，一位40多岁的外乡妇女来本村乞讨，从我们村子西面一路走来，基本上没有讨到什么东西。因为我家大人不在家，就没有停留，直往东走去。我都是正在外面玩，看到要饭的，赶紧回家用大碗盛了大半碗米，一边喊一边追，追了有几十米才追上，那位大妈喜出望外，忙张开布袋装下来那碗米。邻居奶奶看见了，说我真傻，哪有送那么多米的？抓一把米意思意思不就得了？

比我更善良的是我的母亲。那年冬天，有外省的一个乞讨团队来到本村，大约20多人，没地方住，我母亲就将猪圈隔壁的两间房让出来给他们住，还到家找了很多旧衣服送给他们穿。乞讨的队伍中有几个小孩，冻得瑟瑟发抖，母亲将我的一些旧棉衣也送给了他们。过了春节，乞讨大部队走的时候，对我母亲千恩万谢，表示日后一定要登门报答。尽管后来再没见到那支队伍，心里仍很高兴，毕竟是助人为乐。另外，他们不出来乞讨了，生活应该越来越好了吧。

自然风雨

我的小学（1）

村子中部，从田里往南延伸，有一条纵向的路。这一条路到前面的村子后，一分为二，在“中心河”的两边。本村（八组）与南村（九组）交界处有两条河，呈倒“T”字型，一条河横贯东西，是比较大的一个鱼塘；一条往南延伸到最南面靠近长江边的那个村子，村里人称其为“中心河”。

1979年春，我不再当“火头军”了，光荣地成为“新民小学”的一员。因为新民小学办了首届幼儿园，所以我是从幼儿园开始上学的。每天早晨，和村里的伙伴们一起，背着家里自制的布包，走村子中部的大路去上学。新民小学位于新民村六组，是刚建没几年的新校舍。老校舍在西面不远处的新民村五组，几年前就倒塌了。幼儿园的老师是本村的海海大姐，教的是汉语拼音和数字、加减法等，实际是原来小学一年级的部分课程。

半年的幼儿园，几乎是在轻松愉快的学习和游戏中很快过去了。不过，其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学会了宽容和妥协。那是初夏的一天晚上，一直对我漠不关心的父亲突然问我拿了他的钱没有？我说没有。回到家，我还向母亲提起这事，问母亲拿了没有，母亲说没拿。谁知，父亲晚上回到家，一口咬定，不是你拿还有谁拿？快说，拿给谁了？于是，父母愣是教我跪下，轮流审问我，将我一顿狠揍，要我交待偷给谁了才肯罢休。当时，很多大叔大婶来我家看热闹，实在是因为我没有拿，交待不出来，遭了一顿狠揍。后来，学校的老师出面，从本村的秀明（当时上三年级）突然大手大脚花钱的迹象入手，突击询问，终于查出来是秀明偷了。这小子真黑呀，一下子偷了5元钱和50斤粮票，当时够买几十斤大米啊！秀明偷的钱，除了已经挥霍的，其余全部追回给了我父亲。有一个赃物是铁皮文具盒，给了我，这是我唯一的收获，也使我高兴得在村里又蹦又跳老半天。

一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对我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国芳">陈国芳ersonName>老师。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陈ersonName>老师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代课老师。当时农村小学是语文、数学一把抓，还要兼班主任。一开始，我的学习成绩一般，而且经常迟到、停课。有一次，我的叔叔辈的几个大孩子乱七八糟在我的作业本赏涂鸦，把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陈ersonName>老师画成反面典型，而且还写上“打倒……”之类得反动话。陈老师收到我作业本，又好气又好笑，就叫我“从实招来”。我急忙坦白，还在老师没有深追究，只是叫我记得洗脸、洗手，不要脸上、手上乌黑就来上学，而且还经常迟到。后来，我注意个人卫生后，老师还表扬了我。还有一次，在生病休息多天后去上学，正赶上一次数学测验。考卷并不难，我做得很顺利。成绩当天就出来了。我考了98分，意外地获得全班第一名，而平时一直考100分的两位班长只考了90分左右。陈老师生气啊，恨铁不成钢啊，叫潘班长和蒋副班长（女）站到讲台上，轮流用教棒打对方的手心。我亲眼看见，潘班长打蒋班副一下，蒋班副再打潘班长一下，轮流交换着打。接下来的事，我记得更清楚了。陈老师仍在生气呀，“你们怎么连阿森都不如？！”是啊，全班同学都觉得这句话很正常，居然连阿森都考得比你们好，难道你们不该打？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人权”，更不知道什么叫“歧视”。但泪水早已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凉凉的，有点咸。我在心里呼喊，“我才是最棒的，我要证明给你看！我不比你们中的任何人差！”

我非常感谢当时农村小学的以分数论英雄。那一次意外冒尖和老师的诧异，奠定了我后来13年学习成绩长盛不衰的基础。当时乡下留级的很多，有的留了又留，而我却能够一级不留地上完小学，而且成绩能够在班上名列前茅，在同龄人中还是不多见的。

自然风雨

我的小学（2）

新民小学的新校舍，是黄砖砌的墙，水泥浇注的横梁，屋顶呈“人字”型，下面铺的是芦苇制成的席面，没有“望板砖”，上面盖的是“大洋瓦”。近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校舍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废弃不用，但那些老屋至今还在。

由于校舍很简陋，便成了麻雀的天下。走廊里，教室里，随处都有麻雀筑的巢。麻雀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上课时，麻雀叫两声是常有的事。下课了，同学们有的去操场上玩耍，也有胆大的男同学就沿着走廊的柱子爬上去掏鸟窝，抓麻雀，当然也有抓到鸟蛋的。麻雀的盛行，却引来了蛇。蛇以捕食麻雀为生，居然也盘上了屋顶。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隔壁的二年级突然大嚷起来，原来一条大蛇在屋顶捕麻雀时，不小心探出来身子，被一个开小差的同学看到了，于是一声惊叫。老师只好停止上课，去找了一根长竹竿去捅，蛇却早已溜走了，虚惊一场。

那时候，河里的蛇也特别多。在上学的路上，经常看到伏在河里的树上盘着很长很长的水蛇，学校门前河里的蛇也多。多数时候，人和蛇相安无事，但也有调皮的孩子敢打蛇，将蛇打死在路上或扔进河里，其状惨不忍睹。

因为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小时候学习很勤奋。尤其是无意中考了个第一，老师对我也开始刮目相看。从此，我的学习成绩开始稳定下来，期末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在一年级就光荣地成为“少先队员”。那时候“三好学生”的奖品，就是一张奖状（后来改为“奖章”），几个本子，几支铅笔，或者小刀等文具。学校在放寒暑假之前都要开大会，我很光荣地上台领奖，散会后再小心地将奖品捧回家。都是，我母亲还在猪圈煮食喂猪，我只好在家门口等。等的时间长了，只好四处转悠。有的邻居既羡慕又妒忌，便悄悄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2毛4分钱的东西嘛，神气个屁？”又被我听见了，便不予理睬。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教珠算，又教毛笔字。实事求是说，这两门课我学得都不好，珠算是一知半解，好在当时考试不考珠算；我的毛笔字更是写得差，缺乏明师，加之自己十分懒惰，没有勤学苦练，以致后来我的字写得一直很不好，像“豆芽菜“，东倒西歪。在大学里，发现字一定要写好，花了很多时间练字，却一直没有能练好。到了2000年向后，工作中有了电脑，文稿直接打印，好歹弥补了这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