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怀念的世纪老人巴金

凌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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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我们大都是读着他的书长大的。我们缅怀这位世纪老人，此时此刻，仿佛又听到了他真诚地发自肺腑的话语：“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其实，他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怀着沉痛和崇敬的心情，转载巴金老人的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老人病重期间，在轮椅上架起了一块木板，当作书桌写出的、1998年最后发表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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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20 0:36:14编辑过]

凌霜

怀念曹禺

巴金

一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季月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季月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凌霜

二

　　1966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30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凌霜

三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第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lhongy

嗯，说真话的老人...

四不象

巴金的最后贡献

李方

我很苦闷，我几乎写不出东西来了。说来也巧，就在巴金去世那天晚上，当然我并不知道，我打开电脑，试图宣泄一下这种苦闷。其实我是想清楚了的，自己之所以写不出东西来，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渐渐失去了勇气，也就是把真实的自我表达出来的勇气。当时写下的题目是：勇气是什么？勇气就是诚实。

可能我自己都不意识到，两个月前，其实我经历了人生中相当艰难的一段时光。在两天之内，我从旧的办公室收拾东西，去新单位报到上班；从郊区的家里打包收拾，搬到城里的新房子，为了女儿上幼儿园。也就是说，所有熟悉的环境都失去了，甚至包括开车上下班的路线。那两周，几乎每天半夜都会惊醒，甚至好几次，从床上一骨碌坐起身，转着脑袋四下张望，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时候心理上其实特别紧张，因此尽管白天未必有太多事情要做，到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感到疲惫不堪。有很多的感受，也特别想写出来，但是我不敢啊。难道我愿意别人知道我这样？

我算是写评论的，也就是说应该对外边的大事小事指点江山发表意见。可是我半个字也写不出来。没错吧，自己还一肚子官司呢，哪有心思说别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必须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我有勇气说真话吗？好像我们都把勇气看成一种孤立的品质，其实我想不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写东西的人来说，什么是勇气？不就是敢于讲真话吗？那么，怎样才能讲真话？我觉得，不需要别的，其实就两个字：诚实。

只要你能够诚实地对待自己，你就能写出勇敢的文字。

然而这似乎正是我的瓶颈。很长时间了，其实内心有很多的困惑，包括一些经历、心路上的历程，真的很想写出来与人分享，而且我相信会对很多人有所帮助。但是我不敢。可能，在知道我的人的印象中，李方是个才子，甚至是活得比较通透的那种人。可是，每个人内心都有太多的挣扎、自责，不是吗？就算在写东西的人里边，十个人里恐怕有九个也就是这样沉沦下去的。我们太多地看重才华什么的，往往忽略了诚实。

如果不能诚实，最好不写。一位异性朋友劝我开自己的博客，我跟她说，我不是不会，而是――你知道我最想写什么吗？是性。当然不是木子美那样的性爱日记，而是从小到大这方面我有过太多的困惑，太多的想法。如果开博客，除非把这个话题谈痛快，我实在没有兴趣再谈别的。可是，我敢吗？

这两天在读很多人写的悼念巴金的文章，几乎所有人都在围绕一个关键词作文章：讲真话。巴金晚年由于提倡讲真话，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相比之下，很少有人在意评价他早年的文学成就。

我就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巴金生前不堪被人摆布、利用，甚至想安乐死。谁承想，到死了，还是免不了被人狠狠利用一把。这话怎么讲？就在于所谓讲真话这一节。巴金的确是提倡过讲真话的，可是具体的语境是怎样的呢？从更大程度来说，他是指应对外部环境的压力，还是指面对自己心灵的挣扎？我认为无疑是后者吧！一部《随想录》，更是一本忏悔录。然而，今天的悼念者们又是在一种什么语境里重复这句话呢？算是不揣恶意吧，我似乎看到很多人因此又在重蹈文革后年代的典型思路：除了客观环境的恶劣和罪错，我本人无须对历史负任何责任――我是清白的！今天，他们借着悼念巴金呼唤讲真话，其本意无非是说外部环境如何不堪，使得讲真话如何之难。换句话说，是在借巴金之死，借巴金说过的名言，浇自己胸中块垒。设若巴金不死，胸中便有块垒，恐亦无从浇起――缺少由头嘛！这样也就看得很清楚了，悼念巴金，不过是借机说事。

这事当然该说。问题是，若仅止于此，若不能反省自己内心的黑暗、内心的软弱和利益交战，多说何益？这回是巴金死了，可以借机说一说，那么下回还要等到谁死？甚至，未来谁死还能够死出今日巴金去世的分量，使此辈人可以放胆大谈一番讲真话？如此我们就真像从头吃甘蔗，那可真叫一节不如一节，等到最后味同嚼蜡，所谓讲真话也只能成为一堆甘蔗渣了。

巴金努力超越的东西，今天我们在悼念他的时候，却极少有人提起；更多人似乎只是满足于低层次的借机说事，这使我相当的不以为然。

而这，或许就是巴金为这个世界作出的最后的贡献？

不错，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指责的东西，我指外部环境这一块。但是，它到底是不是妨碍我们说真话的惟一原因？至少从我最近一段心灵的历经来看，恐怕不是的。甚至，外部环境可能只占很小一部分原因。然而就这一部分原因，却往往被放大为主要甚至惟一原因。我们等着瞧吧，今天它存在着，于是人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至少是借着悼念巴金发泄一回；那么，明天如果它不存在了，我们还将面对什么，还要归咎于什么？

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学会、无法习惯坦然面对自己。因此，我们就只能永远生活在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环境里边。甚至，为此我们不惜要去硬造一个这样的环境――只为了能够回避那些真正的问题，一如巴金曾经面对的问题。

四不象

我觉得有了看法不说出来才是有罪的。

说真话是坚守自己良知的表现。
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去认识,说真话也有利于人生-----"老实是最大的聪明".符合善恶报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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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秋天就要来临了，尽管萧索，但偶尔有秋高气爽的感觉。


人生苦短，好好干活，好好说话，好好做事，好好地乐，大胆走一回。怕谁！

九层塔

巴金老人的遗愿

巴老走了，又一个文学文化界真正战士走了，但老人的几十年的遗愿却使我们年轻人感到压力，始终不屈服于专制和腐败酿成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势力土壤揭示工作自然落在我们身上，为了整个民族和国家不再重蹈覆辙，生灵涂炭，悲剧不再发生。不仅是巴老，我们现代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为此努力，说来荒唐，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20年过去了，可许多历史事实和资料却总是被一些力量隐瞒着，不止一次巴老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是建立一个文革纪念馆，这无疑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我就是不明白有些人为何就是要干预，不知道葫芦里埋藏着什么不可告诉人的秘密，不过我想告诫某些妄想阻挡历史前进步伐的阴谋家历史的真相是不可怒容更改的，即使老人们一个个已经离去，但他们的支持真理的大旗不会倒下，自然有我们年轻一辈替他们抗起，前仆后继，奋斗不息。巴老。你一路走好，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完成你的遗愿，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霍克

凌霜 lhongy

感情上读过巴金的作品.

晓律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曾任《文学季刊》编委，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曾担任《上海文学》和《收获》主编。1999年6月9日，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以8315号小行星发现者的身份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报，经国际天文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批准，该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这是一项崇高的国际性永久荣誉。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巴金晚年奉献社会的伟大之作是：五卷本的《随想录》和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众人所熟悉的小說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抗战后期长篇小说，《寒夜》，已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经典。 他还创作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