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简史：自述与旁白 [br]
伟大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近日的中国之行，再次引发了我们对这位科学奇人的关注。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霍金的思想和经历，我们从两本书中选摘了有关内容，其中既有霍金自述，又有他的母亲、同学和学生的回忆。相信这些缘于切身体验的描绘，能增加我们对于他的感性的认识。
我的童年
我出生于1942年1月8日，刚好是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后的同一天。然而，我估计了一下，大约有二十万个婴儿在同一天诞生，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后来对天文学感兴趣的人。
我是相当正常的小男孩，很慢才学会阅读。在班级里，我从未名列在前一半过（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级）。我的作业很不整洁，老师觉得我的书写无可救药。但是同学们给我的绰号是爱因斯坦，可能他们看出了某些更好的征兆。当我十二岁时，我的两位朋友用一袋糖果打赌，说我永远不可能成才。我不知道这桩赌事是否已经尘埃落定。
我总是对事物的如何运行深感兴趣，经常把东西拆散以穷根究底，但在再把它们恢复组装回去时却束手无策。我的实际能力从来跟不上我的理论探讨。我的父亲鼓励我在科学上的兴趣，他甚至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做我数学上的教练。有这样的背景再加上父亲的工作，我要进入科学研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在我幼年时我对所有科学都一视同仁。十三四岁后我知道自己要在物理学方面作研究，因为这是最基础的科学，尽管我知道中学物理学太容易太浅显所以最枯燥。化学就好玩得多了，不断发生许多意料之外的事，如爆炸等等。但是物理学和天文学有望解决我们从何处来和为何在这里的问题。我想探索宇宙的底蕴。也许我在一个小的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是还有大量问题有待研究。
母亲眼里的霍金
斯蒂芬在某些方面肯定是非常能干的，但不是所有方面。他相当晚才学会阅读；他妹妹就快得多。
尽管如此，斯蒂芬一开始就是个自学者。如果他不想学什么东西，多半是他不需要。他大体上像是一张吸墨纸，把什么都吸收过去。我们经常把他和妹妹带到南肯辛顿的博物馆去。我把他留在科学博物馆，把玛丽留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们根本就不一样。 斯蒂芬从未受到他父亲工作的影响。他对生物学从来就毫无兴趣，他不要宠物。他从小就爱制造东西，爱思考问题，并且非常多话。
他一年级的学习成绩我记得是倒数第三名。我说：“斯蒂芬，你真的这么差吗？”他说：“其他许多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根本不在乎。
虽然他在学校里成绩不好，但是总被认为是非常聪明的。有一年他甚至得了神学奖，因为在他非常年幼时他父亲就一直讲圣经故事给他听，所以得奖并不使人意外。他对这些故事非常熟悉。他很通晓教义，虽然他后来很少参加宗教活动。
我丈夫兴趣非常广泛，几乎可以研究任何东西，只是碰巧选了医学，而他生命中的特殊境遇使他去进行热带病研究。由于他每年冬天要去非洲大约三个月，所以我们家大部分时间就像单亲家庭。他和斯蒂芬并不经常见面。但是他的确把斯蒂芬的兴趣引向了天文学。我记得我们大家都躺在草地上用望远镜观看星空奇观。斯蒂芬总是很能感受奇妙的事物，我看得出来，星星很吸引他，他的想象力驰骋到了星空之外。
我的大学
我父亲希望我去研究医学，然而我觉得生物学太偏重描述而不是基础学科，我要学数学和物理，但是我父亲认为数学除了教书别无出路。所以他叫我学化学、物理，只学一点数学。
另一个反对数学的原因，是他希望我上他的母校——牛津大学学院，而那个时候该学院不教数学。1959年我如期到那里学物理。由于物理制约了整个宇宙的行为，所以我对物理最感兴趣。对我而言数学只不过是研究物理的工具而已。
我那年级的其他大部分学生都在军队中服过役，所以他们的年龄大了许多。我在第一年和第二年有时候会觉得相当孤单，直到在牛津的第三年才真正地感到快乐。那时在牛津流行的态度是非常厌恶用功。你要不就是毫不费力得到优秀成绩，要不就承认自己能力太差干脆拿四等成绩。经由用功而得到好成绩则被当作“灰人”的行为，这是牛津词汇中最坏的浑名。
那时牛津物理课程的安排，使得学生很容易逃避用功。我上大学前考了一次，然后在牛津过了三年，只在最后考一次毕业考。我有一次计算过，在牛津的三年中，我大约总共学习了一千小时，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时。我并不以那时的不用功为傲，我只不过是描述当时的想法而已，这就是当时我和大部分同学共同的心态：一种百般无聊的心态，而且觉得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争取。
大学同学看霍金
德瑞克·鲍尼：我在大学学院的那一年共有四名学物理的：斯蒂芬、高登·贝瑞、理查德·布雷安和我自己。我记得对斯蒂芬的第一印象是，当高登和我在晚饭后到他屋子里找他时，他正坐在一箱啤酒前，慢慢要把那箱酒喝光。那时他才十七岁，当然不能合法上酒吧。因为他很年轻就上了牛津。他比惯例早一年参加奖学金的考试，当时只是想见习一下。但是令学校惊异的是他通过了考试，因此他们决定接受他，同年十月他就来了。
我认为那时我们没有人知道斯蒂芬到底多聪明。直到第二年我们才发觉到这一点。我们在个人指导时被分成两对，这两对的进度完全相同。有一次四个人做同样的作业。我们被指定读《电磁学》第十章。该章结尾附有十三个问题.我们的导师玻比·伯曼说：“尽可能完成。”
我们尝试一下以后，很快就发现一题也做不出来。理查德是我的工作伙伴，那个星期我们一起设法解出了其中的一题半，为此我们感到很得意。
高登拒绝任何协助，自己设法解出一题。斯蒂芬和往常一样还没有开始。他上学时不甚用功。
我们对他说：“这习惯不好，斯蒂芬，你早晨应该起床吃早饭。”他从来不吃早饭，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件大事。他沉思地盯着我们，第二天早晨他真的起床吃早饭了。那天上午我们这些乖小孩跑去上九点到十二点的三堂课，斯蒂芬没去。
我们十二点左右回来时，斯蒂芬刚好下来。我们在学院的门房相遇。
“啊，霍金！”我问道，“你做了几题？”
“哦，”他说，“我只来得及做这前面的十题。”
我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而他却满脸狐疑地对我们凝视，这使我们全都呆住了。我们立刻意识到，他的的确确做了这前面的十题。我想，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我们和他是不可能同行并进的，他就像来自于外星。
我的病历
人们经常问我：运动神经细胞病对你有多大的影响？我的回答是，不很大。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 但在刚发现患了病的时候，这对我无疑是晴天霹雳。我在童年时动作一直不能自如。我对球类都不行，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在乎体育运动。我进牛津后情形似乎有所改变。我参与掌舵和划船。虽然没有达到赛船的标准，但是达到了学院间比赛的水平。
在牛津上第三年时，我注意到自己变得更笨拙了，有一两回没有任何原因地跌倒。直到第二年到剑桥后，我母亲才注意到并把我送到家庭医生那里去。他又把我介绍给一名专家。在过了二十一岁生日后不久，我进医院住了两个礼拜，其间进行各式各样的检查。医生们除了告诉我说这不是多发性硬化，并且是非典型的情形外，什么也没说。然而，我合计出，他们估计病情还会继续恶化，除了给我一些维他命外，他们束手无策。这种病况显然不很妙，所以我也就不寻根究底。
意识到我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并在几年内要结束性命，对我真是致命的打击。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我要这样地夭折呢？然而，住院期间我目睹在我对面床上一个我刚刚认识的男孩死于肺炎。这是个令人伤心的场合。很清楚，有些人比我还更惨。以后每当我觉得自哀自怜，我就会想到那个男孩。
那时我的梦境受到了干扰。在我的病况诊断之前，我就已经对生活非常厌倦了。似乎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我出院后不久，就做了一场自己被处死的梦。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被赦免的话，我还能做许多有价值的事。另一场我做了好几次的梦是，我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其他人。毕竟，如果我早晚要死去，做点善事也是值得的。
学生眼里的霍金
白纳德·卡尔（霍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带的研究生）： 1975年，梵蒂冈把授予“有杰出成就的年轻科学家”的庇佑斯十二世奖章颁发给斯蒂芬·霍金。我和他一同飞往罗马，在梵蒂冈接受教皇保罗六世颁奖。 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合。在正常情形下，得奖的人必须走到教皇面前去接受奖章。可是，因为斯蒂芬不能上前，所以教皇一直走到斯蒂芬面前来。
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和宇宙学史之间一向有冲突，这可一直回溯到伽利略时代。斯蒂芬对伽利略有极大的亲切感。我记得，我们去梵蒂冈时，他非常渴望到档案馆去查阅被认为是伽利略悔过的文件。在这文件中伽利略在教会的压力下，收回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
科学和教会之间的争论仍然方兴未艾。最后，教会宣布他们犯了错误，事实上伽利略是对的。这使我们感到欣慰。但是我很怀疑，如果教皇真的理解斯蒂芬的发现，他是否会认可。
我认为一个鞭策斯蒂芬前进的原动力，是他要理解宇宙的坚定决心。我们谁也逃脱不了死亡，对于斯蒂芬更是如此。因而它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动机。在某种意义上，斯蒂芬永远在面临着死亡。他意识到时间可能是短促的，所以他必须非常快速地工作。
当斯蒂芬和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时（1974年），我们在午餐时讨论过名望的性质。他提出的定义是，名望是知道你的人比你所知道的人更多。午餐后我们回到系里，有一个人从旁边走过并打招呼：“你好。”我不知道他是谁，因此我说：“斯蒂芬，那是谁？”斯蒂芬看了我一眼，他那时还能讲话，他说：“那是名望。”
摘自《霍金讲演录——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时间简史续编》［英］斯蒂芬·霍金著吴忠超等译均湖南科技出版社版 “宇宙有两种可能的结局。它可以永远地膨胀下去，或者它会坍缩而在大挤压处终结。我预言宇宙总有一天会终结于大挤压之处。然而，我比其他的末日预言者都占便宜——不管一百亿年后会发生什么，我不期望自己会活到那时候而被证明是错误的。” ——斯蒂芬·霍金 《文汇报》200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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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7 14:09:0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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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sparklesun
发表于 2005-10-16 13:06
如果人生最坏的只是死亡，
生活中怎会有面对不了的困难！
我命由我不由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