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文章满坊巷
文儒坊的这幢房子———陈承裘的故居，在一百多年前，曾经远近闻名。 闻名是因为厅堂正上方悬挂着一面清朝廷所赐的“六子科甲”的匾额。 黄巷口郭家，则异曲同工，道光年间，郭家一门五及第。 黄巷36号曾经与三个文人有关：黄璞、陈寿褀、梁章钜。 今福州师范二附小曾是福建省四大书院之一鳌峰书院的遗址。1707年，在福建巡抚张伯行手中建起，面向全省九府一州招生，当年兴盛时，据说曾有140间校舍。规模还在其次，关键是其中的学子接连科举及第，风光得令朝廷都不得不器重。 这样一座名扬天下的书院，得什么样学富五车的人才有资格坐上第一把交椅呢？ 清嘉靖年间的陈寿褀是其中一位。 陈寿褀18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算得上少年得志。他回到福州老家，当起鳌峰书院的山长。一当就是10年。 几十年后，房子的主人换成了梁章钜。 梁章钜原来是清嘉庆七年的进士，曾任广西巡抚和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官也不算小了。但他成就更大的还是在文章上。在清代各省督抚中，他的著述是最多的一个，共有70余种。 在当上巡抚之前，梁章钜最大的官只当到布政使，道光十二年，即1832年，58岁的他已经无心仕途了，便称病回福州老家。没想到3年后，道光帝又将他召进京，赐下更大的乌纱帽。 梁章钜把老家的这幢楼称为“黄楼”，是为了纪念唐朝一个叫黄璞的人。 这是目前三坊七巷中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久远的名人旧迹了。 三坊七巷中另一处至今仍被人格外津津乐道的旧迹是光禄坊的玉尺山房。 宋初，这里是座小山，称玉尺山，山上建有一座法祥寺院。熙宁三年，即1070年，光禄卿程师孟任福州知州时，曾到寺里游览吟诗，并题写了“光禄台吟”四个字。寺门外的这条巷于是被称为光禄坊。可惜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三坊七巷中最南侧的光禄坊和与之相连的吉庇巷被辟为马路，巷子仅残存半边。 宋朝末年，法祥寺被废，成为民居，陆续有学者、儒生住进。清嘉庆年间，学者叶敬昌居住在此时，把光禄台吟改称“玉尺山房”。道光十三年，即1833年，叶敬昌曾邀林则徐前来做客，并放鹤游玩。后人于是刻了“鹤蹬”二字纪念。 40多年后，房子的主人换成了因经营鹾业而致富的沈葆祯女儿女婿。 而陈衍与郑孝胥，家都在三坊七巷内。 陈衍从3岁开始，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书写字。1886年前后，可能是他对诗歌最痴迷的时期，提出“诗莫盛于三元”。有意思的是，这么有学问的陈衍竟像祖父和父亲一样不会考试。举人是他抵达的最高级别的“学位”了，最大的官只做到学部主事。 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执着爬行在科举之路上，却屡试不第，有人推测在于他一直用心不专。 诗是他的最爱，估计这牵扯去了不少精力。1895年春他进京会试，那时甲午战争中方刚被打败，陈衍就顾不得功名了，由他起草，与林纾等人一起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领土，并兴致勃勃地与维新派人物结交往来，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两年后，同乡陈季同在上海创办了《求是报》，陈衍被力推为主笔，陆续写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现状的论说，广受欢迎。他的热心读者中有一位便是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因为欣赏他的文章，便把他招到幕下，任命为《官报》局总编纂，后来又兼两湖书院监督、武昌师范学堂国文教习等等。这样一来书不是又读不成了。1898年春天，他又赴京城会试时，恰逢戊戌变法呼声更高，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提倡设立“保国会”。陈衍也按捺不住了，写了一篇《戊戌变法榷议》的文章，一册共十篇。 变法失败后，张之洞的《官报》也停办了。不过陈衍仍然安份不下来，1899年至1902年，他主持并参与翻译出版了《商业博物志》、《商业经济学》、《商业地理》、《商业开化史》、《货币制度论》等书，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金融、经济等方面的理论介绍到中国，这与严复传播西方思想，其影响虽然远不可比，其做法应该还是有些异曲同工之处的。 民国四年，袁世凯策划称帝，设立筹安会时，有人将他的名字列入“硕学通儒”之首，让他参与“联名劝进”。他倒不像严复那么暧昧地沉默着，而是火气很大地要求众议院撤销他的名字，然后就卷起铺盖打道回故乡了。到家不久，就接受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之聘，开始编纂《福建通志》。挺庞大的一项工程，他亲拟了修志凡例，对编志所征书籍中有关记载都一一过目，甚至连所要摘录的范围都亲自确定。5年之后，600余卷、约1000万字的《福建通志》全部完成。至今为止，这仍然是福建省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 在这座房子里，陈衍一直住到1937年逝世为止。 郑孝胥的家与陈衍离得不远，就在相邻的文儒坊冼银营。 郑孝胥在1882年10月25日高中福建省乡试解元。 与陈衍相比，郑孝胥的才分毫无疑问更胜一筹。 1891年5月，他随同李鸿章的嗣子李经方出使日本，先任驻日使馆书记官、领事，后任神户和大坂总领事。1895年11月从日本回国后，35岁的郑孝胥马上被两江总督张之洞召为幕僚，参与策划了那期间张之洞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动。他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向中国政治最中心靠近，终致进入宫中，成为傅仪的老师，并深得宠信，委以总管内务大臣的重任。 小小的三坊七巷，曾出过两位帝师，除郑孝胥外，另一位便是陈宝琛了。陈宝琛比郑孝胥年长12岁，所谓“六子科甲”，就是以他为首的。 当年少的郑孝胥还在福州老家苦苦翘首科举时，陈宝琛已两次被派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又任甘肃、江西乡试正考官1882年，就在郑孝胥中解元的那一年，陈宝琛出任江西学政，次年晋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不料，1885年，云南、广西布政使唐炯、徐延旭，在对法战事中失利，而这两人都是陈宝琛曾经力荐的。就这么受到牵连了，朝廷以“荐人失察”为由，连降陈宝琛5级。 陈宝琛索性罢官回到福州，一呆就是20多年。 回到福州后陈宝琛其实并没闲着，四乡八里仰慕他的学识，像捡了个宝，急忙将他请出办学。他先是出任东文学堂董事兼总理，后又将东文学堂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这是全国最早创办的师范学堂之一。从1903年～1909年，陈宝琛任该学堂的校长7年，毕业学生约有700多人。而他的妻子王眉寿则在玉尺山房设立了女子师范传习所。后来，这所女子学校与福建女子职业学堂合并，改称福建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中包括女作家谢冰心。 1909年，61岁的陈宝琛终于再次被召入宫，任命为总理礼学馆事务大臣。两年后，当起小皇帝溥仪的“帝师”。溥仪对他挺满意的，再赏以“太傅”头衔。 他把郑孝胥引荐给溥仪，让其接任“帝师”，原是指望年轻聪慧的老乡能有所作为，不料，就是这个郑孝胥，竟将末代皇帝引上一条死胡同。 闽地多才子，而近代，三坊七巷更是才子扎堆。不过，三坊七巷走出的也不仅仅是文弱的才子，也有孔武有力的武将。 文儒坊里的武将
1726年，文儒坊空地上就已经频频出现17岁的甘国宝矫健敏捷的身影了。三年后，他中武举人，雍正十一年又中武进士，而且是会试第三名，殿试二甲八名，被授为御前侍卫。 甘家51号房的斜对面，是明代抗倭名将张经的老家。 张经在嘉靖十六年，即1537年任兵部左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后又任南京兵部尚书。 积极抗倭的张经在严嵩看起来很不顺眼。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在江浙沿海一带为患更为严重，张经以总督大臣总督江南江北包括山东、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七省诸军抗倭。嘉靖三十四年，张经在苏松总兵俞大猷、副总兵卢镗的配合下，先后在浙江嘉兴市北一带大破倭寇，却被严嵩诬为养寇不战。那一年被斩于北京。 接下去的日子里，甘国宝当了侍卫大臣，又任广东右翼镇标中军游击，接着升任参将，从乾隆二十年开始，他相继任贵州威宁、江南苏松、浙江温州、闽粤南澳总兵。 甘国宝一生最出彩的章节都是在台湾写下的。 乾隆二十四年离康熙从郑氏手中收回台湾已经有70多年的时间，一个游离大陆的肥沃岛屿，倭寇哪里肯放过，烧杀抢掠，做的是类似的恶事。身为台湾总兵的甘国宝便亲自“督率小船在外海经常巡逻”。 乾隆三十年他再任台湾总兵时，仍然日日出海巡逻。他一共在台湾呆了4年多的时间，结果倭寇不敢再来放肆。而且他倡导礼义，注重耕种。当他擢升为广东提督离开台湾时，百姓竟“送万民伞、万民旗，同舟送行至鹿耳门，不忍分手，挥泪而别”。 甘国宝再次调任台湾总兵时，台湾的老百姓又夹道欢迎，后还为他建祠设祀。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甘国宝调任福建陆路提督，兼闽阅操大臣。已经60岁的甘国宝依旧操持老本行，战袍宛若第二皮肤，他不能卸去。比之先前辗转各地的短暂任职经历，这一次他在老家把这个“提督”当得最久。 1776年，他出巡闽地八府，途经泉州府时忽染重病而逝，终年67周岁。 从文儒坊中走出的武将，除了张经、甘国宝外，还有民国时期曾任海军部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闽厦警备司令的陈季良。与张经、甘国宝不同的是，陈季良不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他在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驾驶班，毕业后就一直在海军中任职。抗日战争中陈季良曾指挥著名的江阴之役，在几十架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下，他慨然屹立甲板上，率领舰队与日军接连进行4天的殊死决战，所在的旗舰一次次被炸毁，他又一次次改换到另一艘舰上指挥战斗，终于阻遏了日军沿江而上的企图，也使日军用3个月时间灭亡中国的梦破灭。 三坊七巷中的军人还有：家在宫巷的国民海军总长刘冠雄、家在吉庇巷的国民海军总司令部左司令蓝建枢，家在黄巷的曾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的郭化若。 | 
发表于 2005-9-24 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