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国内学界和企业界部分人士就中国是否存在拉美化问题曾进行过激烈讨论甚至引起争议，并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拉美化的核心，贫富差距扩大，少数人富有，大多数人贫困，出现阶级分化等特徵是否已在中国出现?
在英文中，拉美化这个概念大致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比较固定的，指两极分化，以及由大量拉美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导致美国文化艺术的拉美化倾向和就业结构的种族分层化现象，如相当多的底层垃圾工作由拉美移民来充填等；另一类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或指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某一产业发展中的偏差，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从专制独裁到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从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到外资外贸甚至教育领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等，都被概述为拉美化。不过，作为最核心的概念，拉美化主要指贫富差距扩大，少数人富有，大多数人贫困，即出现阶级分化。
●俄罗斯成为新典范
近几年，关於中国和俄罗斯的拉美化不断被人提及，甚至到了相对普及与盛行的程度。
对俄罗斯，有一本由世界银行学者撰写的《俄罗斯改革之悲剧：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民主主义》（2001年出版），认为它存在以下几个拉美化特徵。
一是在实行休克疗法之後，俄罗斯一直存在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即使最低年份1997年也高达11％。而20世纪70和80年代通胀是拉美的一个顽疾，只是进入90年代才开始稍有好转。
二是初级产品的产出始终占较大比例。例如2000年与1990年相比，轻工业的产出只及其18％，机器制造业只有其50％，食品加工业只达到其61％，钢产量和石化只分别是其71％和72％，电力和天然气是76.5％和89.5％等。
三是贫困化。拉美的贫困人口约2亿，占人口比重35％。而俄罗斯的贫困人口为29.1％。
四是就业方面，相当部分劳动力被非正规部门甚至非法部门吸纳，低收入部门和地区占全部就业的70％－75％，且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人甚至说俄罗斯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已高达30：1甚至40：1。
●中国已处边缘地带
上述几个问题在中国都不同程度存在。
但中国情况和俄罗斯有很大不同。俄罗斯是在世界近代史上唯一一个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夷平几十年经济发展成果的、具有发达教育社会的主要工业国家之一」。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中国拉美化的问题主要在於分配，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贫困化和两极分化。
最近20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与起飞，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亚洲四小龙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文革其间，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当时国内唯一的可以有选择地刊登海外原文的报刊，就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许多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成就。这些报道和事实整整刺激了一代中国人，并成为後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起飞的楷模。
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问题：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不一样，後者版图较小，人口基数不大，几乎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村人口移至工厂，使之成为小康阶层。在这样的经济体中，效率可以成为压倒一切甚至取代一切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只是一代人之内先富後富的差别。而在中国则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但是，由於过多地强调效率，忽视公平，过长时间地执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同时也因为城市法制化建设和社会政策改革步伐跟不上，因此，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社会不公、两极分化、阶层对立、利益冲突等社会问题不断加深，成为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突出的拉美化。比如中国目前的最低与最高收入的差距就超过了俄罗斯，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的1994年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34，2003年又达到了0.461，已经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数。在不到20多年时间里，贫富差距发展得如此之快实在是世所罕见，似乎只有拉美国家可比。
人们普遍担忧：一个「分配不公的中国」有可能会「使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巴西」。
●农民问题成为见证
农村以及农民是中国拉美化的最集中的体现。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执行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在不断地吸纳缺地或少地的农民进入城市，以助推国家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一方面又拒绝给农民工以合法的城市身份。农民在市场化改革中不断地陷入困境，沦为最弱势一族。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税费负担沉重、地方政府人员臃肿、债台高筑，无力为农民家庭提供必要的服务。地方官员腐败猖獗。
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和乡镇企业的相对衰落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中国农村的平均年收入仅为317美元，城乡收入差距从八十年代的1.8:1上升到了2003年的3:1。从2000年到2002年，农村家庭绝对收入下降了42％，根据政府2004年7月的报告，2003年生活在官方定的每年7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数上升了80万，是自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第一年出现农村绝对贫困人数的上升。
农民在得到更少服务的同时却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过高税收负担：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骤升至5:1，如果把权利、服务和税收都包括在内，差距达到6:1。
农村的危机只是城市中孕育的更令人忧虑的危机的前兆。在当今中国，新富和权贵住着有围墙和保安的别墅和现代公寓大厦，享受着和农村穷人和城市中生活无着者有着天壤之别的财富、权力和权利。後者包括住在临时窝棚里的上千万农民工、越来越多的城市失业者以及为了给房地产开发让地而被迫迁出市中区的低收入居民。数以千万的农民居住在城市中，却没有相应的「城市权利」，包括法律地位、就业、教育、保健服务、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权利。
●圈地运动推波助澜
上述问题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变得越来越严重。近1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很快，这是一个自然生长和胁迫互相促进的过程，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并不是因为向往城市高收入而离乡背井，而是因为他们的土地被非法占用，和十八世纪英格兰以暴力侵占农民土地，强迫农民离乡进城的「圈地运动」相类似。
而且这种状况在近几年有加快的态势。2003年11月，国土资源部报告了168,000多宗非法徵占土地案件，是上一年全年的两倍。全年流失的土地为2,530,000公顷，达总耕地面积的2％。其中每一亩（约0.07公顷）土地变成非农用地，就有一个至一个半农民失去土地。从1987年以来，已有三千四百万农民或者完全失去了土地，或者只剩下不到0.3亩。
其影响所及是：以前挤上火车涌进城市的人中有很多人是为了追求较高的收入并且实际上也给家庭增加了收入，因为他们的妻子、丈夫或父母仍然留守家乡耕种土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拖家带口的进城，在他们身後没有土地或家庭作退路，前面的路又没有保障。
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不能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即使找到了工作，但劳动法所赋予的权利也经常被剥夺。他们的工资被经年累月的拖欠。根据《中国青年报》，光在深圳及其周边的珠三角地区，每年的工伤事故就夺去了工人30,000根手指。那种伤残的标准给付是每根手指60美元，但很多雇主拒绝做任何补偿。据官方统计，将近70％的农民工没有任何形式的保险。多数人住在城市边缘的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常常在没有任何通知和极少或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整个临近地区就被清除或拆除。
●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城乡分裂危机在未来15年内可能导致3种结果：自由化、专制合作主义，或陷入混乱与动汤。
但在中国，自由化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专制合作主义生存的主要土壤之一，军队的规模和地位也在不断缩小和下降。因此，拉美化成为人们谈论最多、也是最有可能产生的结局。如果政府不能建立能有效解决中国新社会危机的制度。社会变迁的速度和社会冲突的爆炸性增长可能超出了政府的应对能力。政客可能与商界和社会精英勾结起来。长期贫穷的穷人阶级可能与少数特权阶级进行经常性的经济代价沉重的低水平斗争。对中国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来说，如果社会趋势得不到尽快扭转，拉美式社会和政治问题在中国的出现将不可避免。
目前在中国，每年因各种事而聚众闹事者累计超过300万人。在城市，「流动人口」占到全部犯罪的80％。
在拉美化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流行语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发现，为什麽从来没有人会用这个词去谈论或形容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即使在美国，拉美化概念的使用也仅限於文化和就业分层化等非常有限的几个小领域。
除了成熟的市场制度和稳定的政治结构等许多其他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对中国，当前防止拉美化倾向进一步加深，需要从2个方面努力。一是尽快地改革户口制度，给广大农民工以正常的城市居民至少是准居民的权力，尽管这会引起城市化的利益化冲突。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保制度和福利制度，选择一个「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确定一个「正确」的社会福利模式，尤以美国的「补救式」模式最为合适，可以成为防止拉美化利益冲突和社会动汤的第一道屏障。
在跨入人均GDP1000美元门槛这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期，能否选择一个「正确」的福利与社保制度是我国能否防止拉美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挑战，也是对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 | 
发表于 2005-3-9 2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