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代表队首次出征世界移奥会

不死鸟

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代表队首次出征世界移奥会

科技报记者 贾晓惠

今年7月19日至27日在法国南锡市举行有70个国家约3000人参加的“第14届世界移植运动会”（WorldTransplantGames），将第一次迎来由中华器官移植学会组建、5名肾脏和肝脏移植受者运动员组成的“中国移植代表队”。这是我国首次派出“国家队”参加世界移植领域奥运赛事。这些特殊的运动员：

　　7月15日，“中国移植代表队”在北京诺华公司举行了庄严的出征仪式，5位运动员红色的运动衣上的五星红旗，随着他们健康的体魄和生命的活力在舞动。代表队由4位肾移植受者领队赵芳、队员陈年喜、王德权和尚连萍和1位肝脏移植受者凤斌组成，他们将参加乒乓球、田径、游泳等15个项目的比赛。5名队员中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时间最长的12年，最短的2年多。

　　移奥会始于1978年，从1994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全世界66个国家、数以万计的各类器官移植受者曾参加了已往的13届运动会。此前，我国器官移植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分别于1997年和2001年参加了在澳大利亚悉尼和日本神户举行的第12届和13届世界移植运动会，并夺得优异成绩。

　　出发前夕，中国代表队收到了世界移植运动会联盟主席MauriceSlapak先生热情的欢迎信，信中说：“作为中国的使者，你们在第一届亚洲移植运动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我真诚盼望你们能够在南锡再次取得成功……请接受我们的祝贺！”让我们看看其中3位勇士的经历———

　　赵芳：升华生命回归社会

　　在世界移植运动会组织者看来，赵芳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她几乎是世界移植运动会中国运动员的代名词。早在1997年，她与当时世界移植协会理事木村女士联系，木村鼓励她报名参加当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12届世界移植运动会，诺华公司赞助了赵芳参赛的费用，她作为成千上万个中国器官移植受者的惟一代表参加了那届世界移奥会，身临其境感受到那么多和她一样的移植受者健康和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赵芳深受感染，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更多的移植同胞能够和她一样现场参与和体会第二次生命的意义，一定要让五星红旗也高高地飘扬在移奥会的上空。

　　命运待赵芳似乎有些不公。1990年底被查出肾功能衰竭，她躺在医院里透析并等待肾移植。每周三次定期通过血液透析器，将血液中的毒素及过多的水分滤掉，使尿毒症的一些主要临床症状暂时得以缓解。由于无尿，医生限制她的进水量，她不得不忍受干渴的折磨；另外，由于贫血、高血压和经常出现的其它并发症，令她离开了心爱的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写字，当时心灰意冷，痛苦万分。

　　1991年5月23日，在亲朋好友的一片祈祷与祝福声中，赵芳被送进手术室，近3个小时的肾脏移植手术非常顺利。“禁水令”解除，当护士将200毫升白开水送入她口中时，赵芳竟新奇地问：“我喝的是糖水吗？”病房里的人都笑了。的确，在当时，能尽情地喝水便是赵芳能体验到的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肾移植术后一周，尿毒症的症状全部得以纠正，她遵医嘱采用以“环孢素A（新山地明）为主的三联免疫抑制疗法”控制排斥反应发生，各项指标恢复正常，生活质量得到根本改善。术后不久，赵芳便重返了工作岗位。

　　作为一名教师，赵芳热爱自己的工作。接受肾移植后，她没有再把自己当作病人看待，她一直坚持全日制工作，教学科研两不误，还经常出差上函授课。为了更好地回报社会的帮助，赵芳重新拾起了放弃多年的英语。收听VOA、BBC，阅读英文资料还有用英语网上冲浪。目前，她的英语口语、听力、阅读和写作都运用自如。作为一名非外语专业的教师，赵芳已能完全胜任“电力系统专业英语课”的教学工作，在业余时间还经常撰写科技论文英语摘要。

　　一个对生活有信心的人应该面对各种挑战。器官移植的目的，就是让患者获得新生，重新走上社会，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价值的人，这是每位肾移植受者的最大期望。赵芳说：“我从回报社会中体会到生命乐趣，同健康人一样生活得幸福、充实。”

　　2001年9月，在诺华公司再次赞助下，赵芳和来自南京的肾移植运动员陈年喜又参加了在日本神户举行的第13届移奥会，赵芳从此和世界移植运动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经历也给了其他的移植受者以启发。2002年包括赵芳在内5名中国器官移植运动员报名参加于泰国清迈举行的第一届亚洲移植运动会。赵芳承担了与组委会的联络、办理出国手续、争取经费赞助等全部工作，同时，她还接受上两次的教训，改报了乒乓球项目，希望以国球为国争光。

　　改练乒乓球谈何容易！为了练球，暑假前，她带着同事的两个小孩到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报名。她对中心的人说，我在这里交一份钱，只要你们让我在这里看一看就行。就这样，每到周末，赵芳领着两个孩子来到活动中心，孩子们练球，她看球，学习要领，回来后，再到单位活动室猛练基本功。学习班结束了，赵芳又找到一家俱乐部，每天下班后坐50分钟的车去练两小时，由于是一对一的练，球技提高很快。在这届运动会上，赵芳获得女子中年组乒乓球单打冠军，还分别和马来西亚女选手和澳大利亚男选手配合，取得了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银牌。

　　即将率领中国队远征法国的赵芳同样身兼三职：参赛队员、领队和翻译。谈起即将出征法国她笑着说：“我现在就希望全队队员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参赛，尽最大努力出成绩，拿好名次，回报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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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移植运动会是专门以器官移植受者为参赛选手的运动会，它隶属于奥林匹克大家庭，因此也被称作移植界的奥运会。移奥会始于1978年，从1994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运动会的目的在于通过移奥会广泛参与、和平生动的方式展示科技进步和器官捐赠与移植对于人类的益处，帮助器官移植受者康复和回归社会，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唤起公众的器官捐赠意识。

　　世界移植运动联盟每两年分别举办一次世界范围内的夏季移植运动会和冬季移植运动会。运动会鼓励全世界器官移植受者参加体育锻炼重获良好体魄，从体育运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中获得友谊和信心。移奥会还邀请世界各地捐赠器官的家庭光临运动会。移奥会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增强了公众的器官捐赠意识，增加了器官捐赠，从而使得器官移植的数量也增加了。

　　陈年喜：“含金量”最高的运动员

　　他是中国第一位参加“移奥会”的男子运动员。他是在首届亚洲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上，独揽“三金三银”的运动员。他就是陈年喜，一名四十出头的南京人。

　　陈年喜从小就喜欢体育，曾就读于南京体校和南京体育学院。八十年代，他进入了商海，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终于创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在南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那些日子，陈年喜每天都忙于应酬。1995年，他查出了多囊肾，但一向身体结实的他根本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依然故我地四处奔波。然而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白天昏昏沉沉，晚上又睡不安稳，每天早上醒来嘴里一股臭味，后来连走个100米的路都气喘吁吁。

　　陈年喜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向壮实的身体居然一下子垮了。每隔一天的透析让他倍感煎熬。半年之后，他出院了，为了能够承担每月6000元的透析费用，更为了自己温暖的家，他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有一次，他刚做完透析就赶去谈业务，谈到一半发现自己手腕上全都是血。终于，客户和员工都知道他患有肾衰竭，他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为了重新过健康人的生活，陈年喜1999年接受了肾移植手术。手术后，坚持服用免疫抑制剂“新山地明”，他度过了一次次排异反应的难关。生命的活力重新注入了陈年喜的肌体，他又开始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了。

　　2000年，陈年喜在网上得知了世界上有一个以“展示现代医学巨大成就，帮助移植人群重返社会”为宗旨的器官移植受者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为“移奥会”。当晚，陈年喜一夜没合眼，他想：我原来就是运动员，我应该让我们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移奥会”上！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案，开始了艰苦的锻炼。

　　2001年8月25日，陈年喜如愿站在了第13届“移奥会”的开幕式上。在田径和游泳项目中，取得了第4名和第6名的成绩。“看到赛场上，一位肾移植存活了30多年的选手仍在参加比赛，也给了我更大的信心。”当他得知2002年首届“移亚会”在泰国举办的消息后，劲头更足了。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备战，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在“移亚会”上一鸣惊人，在游泳和短跑比赛中独揽三金三银，成为该届盛会上“含金量”最高的运动员。

　　“我要让大家看看，我们中国病人的恢复情况也非常好，我们对生活也是如此地充满信心！”陈年喜做到了！

　　王德权：让有限的生命更有质量

　　“我知道，肾移植的人寿命肯定比健康人短，正因为这样，才让有限的生命更有价值。”王德权在出征前说。

　　1968年生于四川广元的王德权从小就喜欢体育，从四川体育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成都荷花池铁路中学作体育老师。1998年底，一向强壮的王德权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并且出现足部水肿等症状。医生诊断出他的肾脏功能已经严重衰竭，并立刻下了病危通知书，开始对他进行血液透析治疗。根据医院的意见，王德权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进行肾移植手术。在单位和当地教育局的资助下，1999年2月，王德权成功接受了肾移植手术。从手术台上下来的王德权感到自己生命的血液依然在流动，生命之火重新燃起。

　　在换肾后的治疗中，王德权除了按时服用免疫抑制剂新山地明外，并没有以病人的姿态去消极对待生活。他说：“有限的生命活不出质量那是没有意义的生命”。他开始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工作之余，他开始恢复体育锻炼。2002年年初，他在《亚洲肾友杂志》上发现了一则邀请器官移植受者参加运动会的信息。这个名为“亚洲首届器官移植受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口号“让移植人群重返社会”刹那间击中他的心。于是在王德权心中立刻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参加这个运动会！

　　王德权于是为自己制定了周密的训练计划，从饮食、睡眠的调节开始，并逐步增加运动量。他练跑步、铅球、乒乓球、跳远等。虽然非常艰苦和枯燥，但是也有乐趣。一次他到西南交大参加学生的百米测试，居然跑了第二。“那些大学生没想到我这么老了还能跑第二，如果知道我是肾移植受着会更惊奇的。”这次小小的胜利更增加了他的信心。

　　2002年11月2日，期盼已久的比赛到来了。王德权先声夺人，夺得了铅球的金牌。在100米赛跑中，他在临近终点的地方跌到了，虽然失去了争夺奖牌的机会，但还是坚持跑到了终点，赢得了特亚会主席的赞叹“ChinaWang，verygood！”和全体观众的掌声。伤口裹上纱布肯定会影响接下来的跳远比赛。站在起跑线上，王德权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安危，他想到更多的是要去夺得那灿烂的金牌。他果断地拆了纱布，奋力一跃，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以后他又相继获得了乒乓球金牌、4×100米接力和200米短跑银牌，以及羽毛球双打的铜牌。

　　当记者问到他的感受时，他郑重地说：“我能代表中国参加这样的比赛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闪光点。当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那时候感到我是个中国人，我在代表中国呢！”

　　此时的他新的目标是，7月在法国举办的第十四届世界器官移植受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实现中国奖牌“零”的突破。

　　悉尼奥运会：举起器官移植的科学人道旗帜

　　赵芳说，她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也有器官移植受者协会，让器官移植受者有一个自己的家。她这个愿望，正是中国数万名器官移植受者的期盼。

　　以肾移植为例，目前我国约有100万左右尿毒症患者，同时在以每年12万人的速度累积递增，约有50％的尿毒症患者适合器官移植，但每年实际实施的肾移植手术只有5000多例，其中，在国外占相当比重的亲属活体肾移植只占我国移植总数的不到2％。我国公众器官捐赠的意识还很淡薄。

　　悉尼奥运会上，3000名运动员签署了器官移植和捐赠保证书，大大推进了器官捐赠的进程。

　　在2000年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举行的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和世界器官移植联盟主席MuriceSlapak先生一起面对媒体发表了讲话。萨马兰奇非常支持器官移植和器官捐赠。3000名奥运会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期间签署了器官移植和捐赠保证书。24.6万人在运动会后改变了他们对于器官捐赠和器官移植的观点，澳大利亚捐赠者的数量在运动会后增加了62％。

　　据移奥会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由于媒体对运动会的报道和公众的积极态度，英国、匈牙利、澳大利亚、阿根廷以及其他52个参加国家的器官捐赠都增加了，1994年在英格兰朴次茅斯举办英国器官移植运动会后，该地区肾移植比例增加了42％。世界移奥会充分展示科技进步和器官捐赠与移植对于人类的益处，帮助器官移植受者康复和回归社会，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唤起公众的器官捐赠意识。奥运会、世界移奥会象一面旗帜，引领人道、友爱、奉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