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从民权角度看乙肝反歧视行动

Floyd

从凌波微步到直道而行
――从民权角度看乙肝反歧视行动

前天晚上7点的新闻联播里，有一条新闻想必令所有的乙肝病原携带者有一种“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欣喜。新闻说：近期一些群众致信国务院领导，反映乙肝病原携带者在就业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国务院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专门作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把这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抓紧做好。
如果再联系前些日子国务院下属的卫生部和人事部在网站上公布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一举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乙肝反歧视行动已经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坚冰已打破，或者就像他们“战友”在肝胆相照论坛上说的，他们已经用头把墙撞了大洞，尽管已经鲜血淋漓。
是否乙肝病原携带者的春天就要来了呢？从中国过往历史每个进步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的经验来看，情形并不很乐观。尽管这种混合了民众无知，利益群体故意夸大宣传以及政府无作为所造成的歧视根深蒂固，他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毕竟已经隐隐听到了初春的惊雷。
一句话，中国政府毕竟不能再继续装聋作哑，漠然视之了。
这一事件，从小的方面看，是乙肝病原携带者这一群体的战役性胜利，从大的方面看，则彰显了中国民权的进步―――尽管仍然步履蹒跚，走三步退两步。回顾这一战役性胜利所经历的艰难过程，肯定对中国民权的进步有所裨益。
从2003年周一超案开始，我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一群体，因为对弱者的扶助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在扶助我们自己。我们这个社会是一张网，而每个人则是网结，只要一个网结坏了，这个网就是不完整的，并且就像溃疡一样慢慢扩大到整个网。塞尔登（John Selden）说：就因这个微小的漏洞，每个人的自由都迟早会丧失。因此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和权利都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这一群体在行为方式上也经历了鲜明的转变。从狂躁的愤恨，满目的忧伤，喑唔的绝望到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呐喊，行动。他们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像段誉一样施展凌波微步来躲避打击，躲避出手的责任，不再避实就虚、高蹈虚浮的书写忧伤与绝望―――尽管那样可能得到某些廉价的同情和感动。他们开始了他们所谓“撞墙”的行动，从点滴开始，不避讳每个细节，不以善小而不为。于是一个个反歧视诉讼如雨后春笋，一份份联名上书前赴后继，再加上各种有正义感的媒题推波助澜，形成了一种很具韧性的气势。这一切使得能回应民意的新一届政府不得不严肃对待。
从这里我发现了一种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缓慢生长的趋势。他不再仰仗一种推倒重来的革命激情，不再执着于宏大瑰丽的乌托邦设想。路是一步步走的，馒头是一个个吃的。事实上这些乙肝维权者们心照不宣的有了一种共识：即便这种歧视是罪恶的，但同时它也是历史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非暴力的，不间断地“撞墙”，让进步在演化渐进中悄然实现，就如同妇女怀孕一样，胎儿要在母腹中逐渐长大，否则母亲肯定不适应。实事上可以这样说，这种低调隐忍但不乏坚韧的方式就相当于使权益（普通公民的知情权与乙肝携带者的隐私权）的分配逐渐地，在缺乏剧烈阵痛里既成事实。
这种更为务实的匍匐前行的方式，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革命与颠覆的国度里能出现，这点本身已经足够具有纪念意味了。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间断的改朝换代但制度毫无进步的历史，看上去波澜壮阔，但也不过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这种蠢蠢欲动的革命意识深埋于几乎每个人的心中，无论你是下岗工人还是农民或者是在野的知识分子，无论你信仰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论你喜欢独裁还是民主。如果你所处的地位尴尬，你都会想到一个词：革命。革命是我们这个族群最深的潜意识。
当然我如果仅仅这样说，那是不公平的，至少是片面的，如果没有那些暴君，那些专制独裁的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戕害、掠夺、奴役，甚至如果不是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他们也许不会……….。问题是何以当权者和底层百姓都不肯妥协呢？难道必须两败俱伤才行？不肯妥协的原因很多，但毫无疑问政府一一惯之的愚民政策居功至伟。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古至今中国就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民智倾向，政府总是想着法的糊弄百姓。这种被规训和惩罚出来的愚民，不可能找到理性的抗争方式。他们没有那样的知识资源。他们似乎宿命般的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悲哀的去死，要么悲壮的去死。
从个人审美来说，这种悲壮的抗争更能感动我，但问题是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却发现它成本太高，而成效又甚微，甚至常常革命的结果不是让我们活得更好了，而是更坏了。这一现象也可从西欧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的历史看到。法国人浪漫并富有激情，于是在近代历史上，各种政变和革命接踵而至。但每次革命的结果就是在成功之后摧毁革命想要达到的结果。于是人民再次失望，于是再次革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保守的英国，妥协的英国。它更相信经验和渐进的演变。结果反而是保守的英国保守了更多的自由。这一点具有反讽的意味。事实上也很容易理解，我们甚至不用去了解托克维尔、哈耶克等人那回环曲折的逻辑语言就能依靠我们一些经验看到这点。即任何新势力夺取政权，无论是所谓“革命”还是简单的王朝更迭在当时都多少有点“篡权”的意思，都有点抢夺原本不是自家东西的“匪味”。夺取政权后为了防止复辟肯定要重新大规模调整力量对比，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处于集权强权状态，个人自由无可逃遁的受到威胁。

正是“革命”的这种硬伤，才使我对乙肝携带者这一群体所采取的这种他们所谓“撞墙”的维权方式报以更深的同情和期许。他们说：我们就是在撞墙，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直到这堵歧视之墙轰然倒塌…….。
其实类似这种公民维权案例在2003年的中国有好几起，以网络作为平台，以某个具体个案为起点，不去根本上挑战政府权威，而是采取“零敲牛皮糖”的形式，从每一个细节上改变中国。而政府也已经认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民权意识开始觉醒的今天，过去那种单纯依靠暴力机器弹压的方式已经走向末路，他们也必须适应这种形式，否则将面临民心彻底丧失的危险，所以新一届政府相较以前更为温和亲民，也能回应民意。正是在民间和政府的相互妥协和博弈中，一些进步悄然显现。《行政法》的出台开始自我约束行政权利滥用和不作为现象，公检法等也出台了一些防止侵害公民权利等恶性司法观念的条例。

也许很多年以后，我们回望历史，发轫于2003年的“反乙肝歧视”案以及其它的一些维权案例的重要意义还要被更高地评价。而他们不再高蹈虚浮，而是沉下心来，直道而行的谦卑姿态将更深的影响中国。也许中国能低调坚韧的走出一种独特的“民主化”道路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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