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现状及精英的态度与选择/余世存 （下）

思想的境界

二、中国精英们的态度和选择

笔者最近两年写过一些文章，如“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应《文化中国》网站学术委员会之请而作”、“八九一代是丑陋的：我的一点意见”等，基本上表达了我对精英们复杂的心态。在前一篇文章中，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我基本上是盛赞知识精英们的努力，即他们完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破题这一历史性任务。80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乃是精英们与民众合作、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90年代虽有背叛、分裂，但基本上知识精英中的一部份仍努力在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在新的世纪里，我希望逻辑的演进能成为现实，即应继续推进自由主义对专制下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消解，并努力用个人主义来消解中国人的“依附型集体主义”。很遗憾，这一逻辑展开的过程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动，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精神流亡、更大规模的分裂，尤其是在政治哲学、社会学等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工具领域里，后现代思潮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影响相当大。于是用鲁迅的话来说：理想消失了，热情消失了，只见得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沉沦。因此在笔者的后一篇文章里，我表达了文人式的感受：我为中国痛惜。在那篇文章里，我批评了“四五”一代人，同时也反省我归属的“八九”一代人（即1989年时约20岁上下）。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代际差异非常明显。中国文明应对危机和自新的事件、际遇和思路层出不穷，相应地产生了代际疏离和交替：康梁孙黄们跨代；然后是陈胡鲁蔡等“五四”一代；再后是顾准、李慎之等“一二九”一代；以后是消失为极权主义螺丝钉的“四九”和“五七”一代；接着是知青或“四五”一代；最后是“八九”一代。目前，在中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前者正管理着这个国家，而后者则塑造着这个社会。

1. “四五”一代

目前，“四五”一代基本上是在做“善终考”的功夫，即磨洋工、混日子，他们最有朝气、最具创意的岁月是在早已逝去的70、80年代。现在，他们当中的平民们基本上已经下岗，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较为艰难；因为年轻时“上山下乡”，没有受到正常教育，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很难中年创业、“从头再来”，因此不易获得新的谋生、就业机会。

“四五”一代中的精英们除了少数人被边缘化以外，大部份人都生活得如鱼得水。从70年代末到新世纪来临，他们几乎抓住了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每一个热点，从“进城热”、“参军热”、“上大学热”、“出国热”、“办公司热”、“进大学回炉热”、“进体制提乾热”，直到“网络热”、“股市热”、“分割社会资源热”等等，他们利用时代给予的便利，获得了当代社会中差不多所有方面的物质果实。因此社会学家孙立平等称这一精英群体为“不落空”阶层。

这一代的精英们在国家体制和利益集团里占据着很好的位置。但就创造性而言，他们也已经“下岗”；他们与“五七”一代一样，接受了现行体制的规范，不再创造性地贡献思想、资本或社会改造力，而只是按步就班地工作与获取，基本上是在消费资源而非开发资源。他们当中也有些人意识到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问题，但即便是最廉正、最有责任心的官员往往最终也为社会中弥漫的惰性所惑，有近忧而无远图；用他们的话来说，局势无非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或者“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过得还不错”。

现在“四五”一代的知识精英中也有一些边缘化了、但仍有些许责任心的人，这类知识分子写了大量文章，但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为外人研究提供了材料和观点，更多的则是文字垃圾，是无政见的“持不同政见者”、无建设性策略的“反体制者”。即以中学教育问题的讨论为例，按照现代社会的解决办法，是需要在家长、教育当局、学校、师生中作大量调查分析，才可能实证地影响公共舆论和公共决策，但一些知识分子懒于调研却动言成论，其观点往深里说至多不过是个人意见、惊人惊世而已。

2. “八九”一代

现在，“八九”一代人正在抢占地盘、加入体制和统治利益集团的阵营，虽然现在还只是地位较低的“合伙人”。从“网络热”、“媒体热”的兴风作浪和对“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的鼓吹，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理解生命和社会的。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趋时趋利的行为却被解释为“与时俱进”。他们的伦理是，“爱自己就是爱国家爱社会”，那些原本只不过是为了改善个人处境的行为却被刻画成是更本份地为中国作贡献。他们也和上几代精英一样为自己辩解说：中国社会的进步有赖于恒心和渐进；孟子云，无恒产者无恒心，所以唯有他们的活动才是真正平实的努力。然而，他们却忘了孟子此言的下半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在古代中国，有“士”这个阶层联系着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而在当代中国，不但中产阶级没有出现，连联系上层和下层的理想主义知识精英也正在消失中，像拉美等国家一样，中国社会上活跃着的是所谓的专家、大资本或专业人士。

3. 当代中国多数知识精英的依附型人格

笔者在上一节开头曾提到，中国的转型是对统治者的折辱，也是对普通人的生命权利意识的考验。通过以上分析描述可以看出，尽管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他们建立的那个旧体制是没有生命力的，必须作出让步、实行改革，但被迫让步的羞辱似乎并未改变他们的自私、专横及愚妄，独裁专制使他们高居权力之位而不能自觉，更不能自被迫改革的羞辱中学得向善或成就自己的人格、功业。同样，中国转型的一波三折虽然一再考验知识分子和民众对生命权利意识的认知，但经过考验的社会认知似乎始终只折射出自私和短视，考验并未唤出良知、使他们站起来做一个有性情有关怀的现代公民。

由于政治权力操纵下的转型使利益的分布极不均匀，官吏选拔制度的约束造成了精英群之间流动的阻塞，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实现“精英同质化”；相反，不同类型的精英群彼此分隔、各职所司，政治精英操纵政策、制造国家认同，企业精英运营财富，知识精英生产知识、观念和符号。这种精英政治文化类似于上个世纪的北洋政府时期，或当代为人诟病的拉美、印度型社会。

中国的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尚未获得“人的自觉”，尚未开智启蒙进入“人的状态”，他们基本上仍是依附型人格、“奴隶”品性。从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即可了解，他们平时以敬业为理由而对专业外的事务视而不见，对身边、本地的社会性问题袖手旁观；但又唯恐天下平安无事，偶遇大事尤其是国际性事件就争先恐后地站出来表态、发言，表现出十足的“文人的政治”或“第三世界的思想梦想”。“911”事件发生后，我们一再看到这类平日很少露面的知识精英跑出来慷慨程词，并且挤作一团、骂人、“推搡”，仿佛不如此就不能通过“道德正确、政治光荣、思想深刻”的“伟大”出口而获得“升天成功”的机会。

4. 良知派知识精英的局限性

当然，也有一些失意精英们站在“以权谋钱”游戏的边缘发出抱怨。另外，还有一些空怀理想的精英们处在待机状态或保持着批评姿态，他们代表着所谓“中国的良知”。

但良知派精英们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首先，他们同样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对权力、政府、垄断型资源往往怀着“要债心理”。其次，当身处得利集团中的精英们多半已认识到，即使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也存在着大量与理想主义不符的现象时，中国的良知派精英们往往仍对空洞理想的号召力抱有幻觉，自以为还能“举一言而为天下法”；他们对政府和权力体系多半具有“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化解决思路，对民主中国的前景认知仍属乌托邦式的理想，他们并未给中国的社会进步生产足够的思想资源。再次，他们总想在言论上占领“制高点”，动陬诉诸公义，而在与权势集团实际较量时则只愿“呵佛骂祖”；同时，他们也远离民众，缺乏有效的行动手段，民众于他们不过是藉以表达自己话语的概念，这些良知派精英常常不屑于献身扎实的社会改造，不能静心于民众、社会的日常空间而有所拓展。

5. 依附型知识精英的政治角色

总体上看，中国的精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由不同年代的人所组成；除了“四五”、“八九”这两代的精英还掌握一些技术、知识和资本外（但总体上并未具备发明技术、创造知识、积累资本的能力），精英群体的大多数都只是在消耗着中国所剩不多的资源。从最近几年的财政支出可以看出，政府的政策性支付正明显地向精英群体倾斜，而且有尽力扩大受益范围的特点。知识精英们也深喑此“贿买型政治”之奥妙，他们置理想于一旁，着眼于实利，为此而热衷于帮忙、帮闲。

于是，当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的险恶旅途中，社会结构急剧分化、官腐民穷之时，知识精英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知识精英们的功能正从80年代的启蒙角色向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传统位置回归。知识精英一面在严格的等级制社会里坐稳“上等奴隶”的位置，一面帮助统治者把当下中国社会的上下两层结构稳固化。当“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利益而剥夺民众、甚至暴力相向时，知识精英们就出来谆谆教导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民众，这是为了“改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你们应该“牺牲”为“国”。

我非常同情、理解中国的精英，因为自己也曾想求做这样的“奴隶”；客观地讲，他们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方面还是做得很出色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的上述选择其实是制度的产物，这种选择方式的绵延恰好说明了中国式改革的不成功。


三、从转型道路看中国的政治文化

近20年来的转型只是100多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时段，这100多年里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文明和自身历史文化的认识就是一个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源。但是，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对照下，我们旧有文明中许多有意义的内容变得可疑起来，使我们失去了自信心、历史感和文明认同。对于先人的“天下为公”思想，对历代的财税、土地等政策及商业、文化制度，我们至今未能形成深刻的认识和同情的理解。

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所推行的多少都与西方现代文明有关，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中国人过去在西方文明的成就示范下，曾试图借助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解决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王朝周期律；此后又搬用苏联模式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一个全新的制度；待到这个模式失败后，又再次希望能借助现代文明的精髓，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过改革来更新和重建文明；结果现在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种向专制文化的回归。

中国的改革虽然经历了从中央集权经济向多元主体分权的过程，但权力从来就未分解到民间；尽管中央政府有些“软政权化”，但社会并未因此而分享到权力。要判断目前中国的现状究竟如何，其实不需要绕多少弯子，比如说什么“中国正和平地发展，是一枝独秀的经济大国，国力正在上升，会成为世界大国，将为世界进步作出贡献，会为万世开太平”等等。\\仿宋体{20多年的改革很快就告别了理想主义模式而走进了这样一个阶段：转型把中国截然分成了上下两个阶层，即统治者阶层及其依附群体（这个依附群体是自己求作“奴隶”），以及被迫坐在“奴隶”位置上的被剥夺阶层。现在，大多数政策都是统治者邀买其依附群体的手段，而种种宣传和管制都不过是为了掩盖“被剥夺阶层”的真相}，如此而已。

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上下分裂的矛盾，将导致未来对既得利益阶层的清算仍如历史上的王朝周期一样，充满血腥和残酷。也许会令人最哭笑不得的是，中国或许有望借助于西方文明的技术成就和“承诺的政治”而摆脱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但迎来的却是“上等人”和“下等人”隔离的僵化社会结构。

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令人扼腕之情实属多多，其中“摸”、“猫”一类的实用主义导致精英们丧失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能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随着“中国特殊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左派思潮的此起彼伏，它们已将现代文明的精神劫掠而去，而且以“闹剧”的形式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灾难统统都栽在西方文明头上。

可以说，现代文明在中国的积极传播和影响已不再具有优势。而在“摸论” 、“猫论”等“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无知却产生了无畏的糊涂，并成为反全球化思潮的温床。近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常常围着概念的游戏和游戏的概念转，引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讨论。例如，不少人热衷于谈论民间社会空间的扩大、大众文化的繁荣、自由主义对社会的支配力、个人主义现象的普遍化，甚至中国的市场经济历史久远等等。这类讨论往好里说，不过是清流知识分子“深入”学习了西方理论后结合中国的情况谈些体会而已。

当改革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怀抱理想，走进国家的体制里，他们也曾豪情万丈、公义在胸。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在这个体制里要做一个正直秉公、为民请命的人，成本太高，高得个人几乎难以承受。这个体制独特的重要日常活动之一就是在威权主导下的“窝里斗”，即通过向权势者效忠而夺得或争抢他人占有的资源，这是升迁、“发达”的一条捷径。由此就形成了人们的依附型人格、合群自大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专制的政治统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了等级制下的做人模式。只有在权力和机构的等级阶梯上不断攀附向上，人才能获得这种政治文化产生的“尊严”。例如，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人穿上了制服给某个有权力的机构当门卫，他就立刻获得了建立在权力等级基础上的“尊严”；当你去这个机构时，这样的门卫往往不是客气地问你“有什么事”，而是颐指气使地喝道：“哪儿去？”他的如此问话当然不是出于敬业，而是源于享受权力的“快感”，是一种中国式政治文化生成的势利。

中国的知识精英甘于帮闲，其实不过是与这门卫一样，无法超越这种势利罢了。不仅如此，只要甘于这种角色，他就会发现自己活得如鱼得水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往往根据某项职业贪污腐败的机会和能力来排列该职业的社会等级：只要你报上自己的职业，人们就明白你能掌握多少资源，因而就可以决定自己该与你保持什么样的联谊方式，是对你极为亲热还是对你较为冷淡。精英们若置身于体制内或利益集团内，生活是相当优越的。律师、教师、医生、记者、公务员、财经官僚等，都有自己领域内的“山水”可以领略。精英们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分别掌握着不同类型的社会产品或服务，因此也拥有相应的权力，从动手术的权力到带“博导”的权力，从管告状的直到管“有偿”新闻的，他们的生活就象拉美国家的上层阶级那样舒适。在中国，即使做一个研究者、文化人之类的看客，其实也是相当轻松的，因为不但生活无忧，而且有那么多的热闹可看。


四、问难

当这种格局形成并巩固后，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事实上结束了。今后任何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势必触动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而权力不受挑战和监督的权势集团当然不会有任何动力推行利于国而不利于己的改革，至于处于下层社会的民众则在政治高压下只能逆来顺受。这次中道而止的转型过程并未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只是完成了中国的拉美化。社会重新回到了上下两层的结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定形，上层社会的生活水平可以提升到“后后现代”，其中一些人甚至可以神气地嘲笑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既辛苦又简单，不足为羡，而下层民众则沦落到苟延残喘的境地，与现代化的果实再也无缘。

我的批评或许比较尖锐，其实，国内很多人想得比我更明白，他们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即使有一些精英可能私下同意我的看法，他们也无意改变自己的人生，仍会依照现在的方式生活下去。鲁迅有一句名言：老调子已经唱完。其实他到了晚年才稍有觉悟：在中国老调子是永远可以唱下去的。今天，无论是“八九”一代还是“新新人类”，似乎都不想再唱“新调子”了。我自己属于“八九”一代人，虽然选择说出真话，但也得承认，这类的真话常常不太受欢迎。

中国的一些精英和许多外国学者并不满意中国的现状，但他们往往把共产党当作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变量，延续那种从孔、墨时代开始的求于“人主”的办法，指望仁慈的权威来施“仁政”，其思路本身也包含着某种权谋。因此，他们经常表扬中国政府的作为，好像哄孩子一样，希望那“孩子”会因此而成为一个“好孩子”。我在美国访问后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美国大大小小的思想库或研究机构们多年来帮了中国不少的忙，但所有这些都是帮助中国的上层社会。例如，他们动辄与清华大学、国家计委之类的机构合作，好像那些地方的专家、学者、教授代表了中国的公民社会。他们明明知道，这是在与一个集权体制的机构和代表打交道，但他们仍要求对方具有现代社会的地位、身份、职务，于是，中国体制和利益集团里的“伪身份”就大派用场，这无意中加强了中国的现行体制和利益集团的主流地位和主流价值。我能理解这种势利，但也实在感到有些无奈。

今后中国会如何演变呢？我的看法是，一种可能是重复中国历史上兴盛衰亡的老路，这次中道而止的转型至少大大增加了这一机会。目前中国的上层社会表面上相安无事，但也如历史上一样，他们正各自想“拳经”。这些人并无建立在尊重生命基础上的理想，而只有实用和利益的考虑；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闹哄哄来好登场，有枪便是草头王”。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就是被锁定在拉美化模式中，在这种社会里人的社会地位是按其贪污腐败的能力来排列的。目前的迹象显示，中国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停留在这条道路上；但中国也与腐败盛行的那些拉美国家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拉美国家的社会和民众毕竟还有某种程度的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中国的社会却只存在利益垄断，根本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还有一条道路，中国人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实践证明，中华文明是可以获得新生的，虽然台湾的民主政治仍有待成熟。但中国大陆目前并未沿着这一方向努力。

面对今后中国的这种局面该怎么办呢？我在国内写了一些文章，做过一些尝试或努力，但很艰难。或许，我们可以做的或者有意义的事，不是单纯去描述中国的现状，而是介入中国社会的发展。

dreamcloud

听听电视广播里每每党和国家———注意党在前面———就连政府最高首长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么么
既得利益集团早已成型，而你说的精英处于集团内部，分析那么多不是白搭吗
今年修宪的实况转播我看了，委员长在人大表决后说：这个会开的很成功，各位代表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人代会首先都是要对党其次才是对人民负责，你谈什么精英的状态、代表性呢

a_mei

觉得这一句很有道理：“我们可以做的或者有意义的事，不是单纯去描述中国的现状，而是介入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怎样去介入呢，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的人，或许更多的是书生意气，在这一团糨糊里只能是有理说不清，旁观是一种宿命，革命式的介入，历史告诉我们是于是无补的；渐进式的介入，是以牺牲自我和结局的变质为代价的。
今天听一个民工诉说他在昌平集中营的一些经历，那些凌辱那些折磨，那些非人的待遇，竟然发生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身边，并在那么多年里都视之为当然，我只能无语，再多再好的文字在这儿都有点苍白。
一个卖菜的11岁的孩子曾经自豪地说我能记得所有城管的车牌号码，看着那天真的表情，我震颤了，我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dreamcloud

以下是引用a_mei在2004-4-11 18:22:35的发言：
觉得这一句很有道理：“我们可以做的或者有意义的事，不是单纯去描述中国的现状，而是介入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怎样去介入呢，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的人，或许更多的是书生意气，在这一团糨糊里只能是有理说不清，旁观是一种宿命，革命式的介入，历史告诉我们是于是无补的；渐进式的介入，是以牺牲自我和结局的变质为代价的。

做什么会没有代价呢？
如果我们付出了代价因此而有更多的人不用付出代价----我愿意！

ejion

我们的社会总体来说还是好的,江、胡和温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可能已经发现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存在某中弊病，正在努力的改正。
从非典到重庆井喷，各种信息不断公开，他们在不断成长。你不可能要求他们一下子非常成熟，毕竟中共执政才六七十年（从延安算起）。中共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打下了江山，赶走了蒋介石，你能让他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付出了，就应该站在NO。1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