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人性

liver411

不知说啥好

随着新闻监督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令人发指的事件披露出来：在民间是足以给消费者造成伤害的造假狂潮，如河北的咸菜金华的火腿，在官府是令人难解的政府行为，如强制拆迁和推倒大棚等等。除了新闻媒体揭露的这些，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经历过的或者听说到的类似事件就更多了。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大国会变得这样毫无人性？难道是中国人就没人性吗？肯定不是这样（即使是这样，作为中国人我们也不愿意这样，也想改变自己，使我们更有人性一些，大家看到这些事件时的愤怒反应或可证明），那问题在哪里？只就事论事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杀掉的贪官的职级和数量从全世界来看都遥遥领先了，为什么贪赃枉法还势如狂潮难禁难止？再不从制度设计上寻找原因，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们还有机会改变这种令人沮丧甚至绝望的现实迎来一个新的明天吗？
上述民间和官府的行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毫无人性：他们不会吃自己制造的食品，更不会强制拆迁自己的房屋，却可以把这些毫不犹豫地施加于别人身上而且理直气壮——这不是毫无人性是什么？古人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民间和官方的无人性行为之间，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既官方的非人性举动在先，民间的非人性举动是官方同类举动的自然映射和延续。那么官方的非人性举动为什么会多到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呢？我们在查处这类事件时往往强调行为人素质不高自我要求不严，因而属于个人色彩很强的行为（甚至一些贪官也以此为由忏悔自己的罪恶）。可从这类事件的普遍性来看，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呢？如果不从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寻找原因，只怕这类事件不仅无法制止，甚至很难保证不会越演越烈。

我不是搞政治学的，不会用那些政治理论探讨我们的制度设计，只能从人性的角度说一点想法：我们的制度设计缺乏对人性的准确的认识、应有的尊重，有时候甚至是反人性的。
我们的政党和社会制度的设计，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人性假定之上的：我们党是先进的代表（“三个代表”），因此有权领导人民，管理社会。这对党员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可是没有提出如何达到这个高度的方法；而且这要求高得一般人很难做到，也就失去了实现的可能。可我们党又是执政党，能够为了良知而放弃执政党身份可能带来的好处（哪怕只是免于被伤害）的人肯定很少，因此大多数人只能说假话，发誓自己能达到共产党员的要求，其实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呢？这也说明自我保护是人性之基本要求。

我们的制度虽然也设计了自我完善机制，但这种机制还是从一个理想的理论假设出发，认为共产党员必然是道德崇高的人（这种理想的理论假设或许也受到我们这些党员虚假表态的真实鼓励而越来越坚固），因此会义无返顾地与腐败等坏现象做斗争，却很少考虑反腐败的人如何自我保护的人性要求，最后导致这种自我完善机制也基本上成了摆设。当所有的制度基本上都成了摆设的时候，吴思所说潜规则就浮上水面，成为指导我们日常行为的正式规则，而按这个规则，官员们毫无人性地迫害百姓就是再合规矩不过的行为了，而百姓出于“你能做初一，我就敢做十五”的心理造点假货也就成为必然，所以这类行为才会屡禁不止，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才会从根本上破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声誉，也摧毁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和人类良知，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这样没有人性。

其实在现实中我们的制度设计也不得不考虑人性因素，但因为真实的人性状况不是制度设计的基础，因此制度设计考虑到人性的时候往往令人哭笑不得。比如我们的官员回避制度，地方主官（无论党务还是行政）一般都要异地扶正，原因就在于文革后期发现很多地方围绕着主官形成了很紧密的关系网，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当然不好，但如何解决呢？我们的制度安排选择了异地提升，这其实就是承认人性之中存在弱点，即使是党员领导干部也不能免俗，特别是对重情的中国人来说。异地任职能解决人情债的问题，可这个制度安排在考虑这一点人性的时候却恰恰忘了另一点人性：如果一个主官与他所管辖的地方没有任何关系，他会对这个地方的发展有深切的感情吗？他会在乎地方百姓对他的看法吗？而对一个官员来说，他为地方发展尽心竭力应该是更重要的吧？学者们说传统熟人社会对每个个体都有一种道德或者舆论上的约束力，我们对官员的监督约束本来就很弱，异地任职的方法恰恰把这个约束也解除了。异地任职就像“头疼医脚”一样，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情网的问题，又从感情上削弱了官员对地方的责任感，为什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类短期行为这么多？为什么很多国企宁愿一个有污点的主官留任而不是再调来个新人？难道跟异地任职无关吗？

解决官员关系网的办法肯定不止异地任职这一种，为什么设计制度的时候不考虑采用其他方法呢？我相信，肯定不是制度设计者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比如加强监督什么的，而是因为其他方法跟我们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或者基本原则不相吻合。比如加强舆论或者群众监督，我看真正按照党的理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道德崇高的自我期许或者叫理论假定之上的，如果加强舆论或者群众监督，那就意味着这种道德期许或者理论假定是不成立的——“领导群众向前进”这个陈述暗含的前提就是党及其组成分子党员比群众更先进高尚正确，因此才具有“领导”的合法性，如果比群众落后怎么可能领导群众呢？既然“比群众先进高尚正确”，那又怎么可能需要群众监督呢？反过来说，这种自我期许或者理论假定其实也脱离不开人性，只是对党员的人性高估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参考的是一种不真实的人性。高估的结果就是做不到，但又不肯说破，就只能用虚伪掩盖，使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制度慢慢变成不讲人性的制度。而一个不讲人性的制度，怎么可能培养出讲人性的官员呢？在一个不讲人性的社会中，又怎么可能会产生出讲人性的公民呢？不从真实的人性出发修正我们的制度设计，用制度的力量去鼓励人性中的善，限制其中的恶，只怕我们深恶痛绝的社会丑恶现象还会继续发生下去，因为按吴思的算法，作恶的成本最小，利益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