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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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十九世纪末喊出“上帝死了”，在欧洲产生的震撼和深刻影响，是使人觉察到人不只是理性的存在。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对理性的崇尚，由于科学的高度快速发展，使得自然界的一切，似乎都暴露在人的视野和思维里，甚至就连人自身，也可以由科学说明、预测和解释。整个世界再已没有斯芬克司式的神秘，这是一个脱魅的世界。当人们沉浸在“理性”的胜利时时，尼采却以他的反讽手法使人们认识到，对“理性”过分强调，往往就是反对生命的非理性行为。“上帝死了”就显露了这样一个局面：在理性精神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同时，关于理性本身的体认却成了最成问题的问题。

在康德那里，道德意识源于实践理性，而从纯粹理性到实践理性的哲学论述，康德引入了“物自体”这一概念，“物自体”这一概念的晦涩和多层含义，恰恰在于康德深刻认识到道德根源于超越理性的人类思维，换句话说，人类的思维绝不能等同于理性。其实，对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的把握，都是人类思维超越理性的结果。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为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象学滥觞于为“理性”确立基础，为“理性”界定领域，颇为壮观的“现象学运动”，使哲学论题的重点发生了转移。思维转向存在，认识转向理解，方法转向解释，知识学转向本体论。
其实，现象学违背了确立界定“理性”的初衷，它只是勾画了“理性”在整个人类精神领域中所起作用的大致轮廓。

二十世纪关于“潜意识”的探讨，一方面显露和展示了人类精神和思维活动的丰富和繁杂，另一方面，象弗洛伊德对性欲本能的强调，阿德勒对自卑的探讨，荣格对集体无意识和人类文化中“原型”的重视，皆可以看作是把理性“建基于情感体验的努力。对人性的理解，“情感”和“意志”被当成了切入口，这是一切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共同点。马斯洛也应该包括在内。

肇端于哲学和心理学的关于人的近现代概念，舍勒指出：“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它时代 中，人从未象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各处特殊科学的来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些概念更加混乱不堪。”(《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关于人的概念混乱不堪，恰恰是当代当代信仰失落、价值真空和意义虚无的折射，舍勒反对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式的人的定位，不过他感受到人有一种隐密的追求贯穿人这种永不定型物的始终，他对人下的定义是：“人是祈祷的X”，祈祷必须和神圣的体验相伴，否则，宗教就成了迷信，高远的人生境界追求就沦落为狭隘的功利目的崇拜。唯有祈祷中的神圣，才可能使人从人性的无序走向有序。贝格尔说：“在一个层次上神圣的对立词是世俗，而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神圣的对立词是混乱无序。神圣的秩序世界是从混乱无序中产生的并不断地将后者当作它可怕的对头。神圣的秩序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抵抗可怕的无序的最终保护。”

其实，康德、尼采、胡塞尔、马斯洛等一大批哲人，皆是在理性精神蓬勃发展时，看到了由此而来的人性的破碎和断裂，他们要用“物自体”、“权力意志”、“自我实现”、“本质直观”等带有神秘色彩的范畴来超越理性，整合走向混沌的现代人格。
但没有上帝的参与，这种努力很可能是一场文字游戏，这可是一个令人伤神伤心的结论。海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