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此缺乏反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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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翔

　　中国人没有反思之心，做事情只求热闹，只图暂时的社会性快感，经常会努力而执着地把一件好好的事弄到臭不可闻为止。

　　中国足球队好不容易出了一回线，社会上好好地热闹了一回，庆祝表彰是少不了的，报纸上的新闻连篇累、电视里的访谈前仆后继，中国媒体别的不行，造势之功倒是一流，最擅长干火上浇油、釜底添薪、锦上添花、画蛇添足之举。听说有一回米卢上飞机，全飞机的人都跑去要求跟他合影签名。乘务员担心飞机失去平衡，把他换到公务舱去。呵呵。还有人嫌热度不够，又在五里河体育场造了群星雕像。可惜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实在寒伧，虽然媒体拼命事先做好铺垫工作，什么“毕竟是历史第一遭”，什么“已经是创造历史了”，但终究没有人能成为英雄。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表现用得上一句话——“太快了，没感觉。”呵呵。后来再看到中国足球队的报道，估计很多人的感觉跟我一样，那就是四个字：臭不可闻。

　　同样也是非常自然的，在我们一败涂地后，我们没有半分反思之心，没有反躬自责之意，反而开始疯狂攻击起表现不俗的韩国，以抵消一无所获的尴尬，以追求虚弱心理的平衡。

　　“申奥”成功以后也是如此。本来确实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借着“申奥”体验一把民族自豪感也无可厚非。遥想1993年失利之痛，看看2001年成功之快，对于个人来说也颇值堪回味。不知诸位可记还得，1993年9月23日深夜咱们“申奥”失败后，不但老百姓接受不了，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好像没申请成就会完蛋了似的，而且连杨澜们也傻掉了，而且连中央电视台也没有了风度。申奥失败没多少分钟，电视台里出现了播音员罗京庄严的面容，他用庄严的语调宣读了邓小平的一篇文章，好像是《我们在香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当时我真的很奇怪，好像中国感到全世界都得罪了中国，于是想借此来发泄愤怒，要从此与全世界结仇。这次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成功了，当然就要大肆宣扬一番，以“重振民族精神”、“实现东方复兴”。

　　但是我的感觉是，又兴奋得过头了。“申奥”成功后屏幕上立马一遍遍打出“我们赢了！”几个大字，民众情绪马上被煽动起来。听说北京举城狂欢，长安街上人如潮水，而且是凝固的潮水，车子堵得一蹋糊涂，小喇叭叫得那个欢，而且听说连车子相撞后，车里两人非但不怪，而且下车拥抱。各地也一样，我看到电视里杭州吴山广场的某个小伙，泪流满面，仗着一股酒劲激动万分：“八年啦，八年啦！”

　　中国人算是狠狠出了口恶气，虽说其实根本不该有恶气，因为我们自己睁开眼睛看看，2000年的北京怎么去跟悉尼比？我去过悉尼，那么美，那么明澈，而北京沙尘暴的天空，那么浑浊，北京已经算大为改进的交通，那么堵……不说了，以免有人说我不爱国。我们没有办成那届奥运会，应该心悦诚服才对，无论在哪方面，我们根本还没有准备好。除了人多。可是人多，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但无论如何，恶气出了也就算了，我们却一点没有罢手的意思，依然是锣鼓秧歌，载歌载舞。

　　我总认为，这样的场面并不见得有多少自发成分，不是所谓民间的狂欢。这是宣传工作做得好之故。这里宣传工作不是简单地跟进，而是高明地引导；不是一般地凑热闹，而是有意地制造热闹。我不是说过嘛，咱们的宣传在“适当的时机”最擅长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几年前北约轰炸中国使馆，大家也是受到鼓励才上街的，因为国人早就清楚自己是没有权力做很多事的。北京有位像“大爷”的主，在电视里操着一口北京腔，冲着镜头喊：“克林顿你丫的来呀！你丫的过来试试！”这已经是街头相骂了。

　　这且不去提它了。反正“申奥”成功很让中国人自豪了一把，或者说自恋了一把。但是每当我看到媒体上又在整这个专访那个专题，又在一遍遍地重播说出“the city of BeiJing”以及我们发出欢呼的瞬间，我总是觉得“过头了，该打住了”，再自恋下去、再一遍遍地玩味下去，臭味很快就来了。我们现在需要认认真真做准备，时间没那么富裕。前几个月，中央电视台又出一档节目，请几个主持人谈两年前的“申奥之夜”，几乎每个主持人都仍然沉浸在极度兴奋之中，一个个像吃了摇头丸似的。好几位主持人还真诚地一遍遍宣称，那个晚上，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最值得珍视的夜晚。如果他们是认真的，那我不得不说，我很同情他们，因为我始终认为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应该是纯粹属于自己的，或者是与最爱的人一起分享的。比如，女朋友答应自己的那一天；比如，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我没想到，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会成为某位个体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我不打算把最美好的夜晚与全国人民一道分享。我也不相信，全国人民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会是同一个时刻。真不明白，那些主持人是真傻，还是颂歌练得太精了，或者，已经习惯于当一个新闻发言人了。反正，从此以后，我看到媒体上再出现“申奥”的东西就产生了本能的畏惧。一桩好好的事情又被过度消耗，后来的气味变得不那么好闻了。

　　今年遭遇非典，是大不幸事，是一场灾难。很多人死了，死于自然灾害，人为责任也不可推诿。抗击非典成功了，是大不幸中的万幸。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感到欣慰。虽然非典的真正原因还没找到，这是没办法的事，科技有它的限度。但是在那个许多人无法自由呼吸的春天，死了那么多人，总该给我们留下点什么吧，总该让我们深刻地反思点什么吧。可是跟每一次灾难过后一样，中国人痛定没有思痛，反而很快就忘却了疼痛。灾难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心里几乎没有积淀下任何东西。用鄢烈山的话来说，我们从非典灾难中什么也没有学到。甚至连卫生习惯都没有什么改观，之前的分餐也好洗手也好，只不过是因为怕死。死的威胁暂时告退，旧的恶俗重又登台。至于别的深刻反思，更不用提了。

　　因为之后，又开始进入表彰授奖欢庆的高峰期。首先是各行各业的奖励，抗击非典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层出不穷。然后就是欢庆成功的广场联欢、歌舞表演、电视晚会。一时之间，荧屏上多的是“唉——欢快的锣鼓敲起来”，多的是沸腾热烈大红大绿的扭秧歌，人民们又开始创造出许多打油的快板，用着油滑的北京大鼓或者哪里的快板唱着“2003年，小小非典闹京城，呀闹京城……”非典被人格化，被编排成小品里的小丑，反衬出的是我们的伟大，我们的勇敢，我们的棋高一着道高一尺。光看这样的场面，给人的印象是那场灾难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在灾难中似乎从来没有人悲惨地死去过。是的，我们从来不会为那些无名的、无辜的死难者留出一个角落的空间，不肯留给他们一分钟的时间。总是说为的是鼓舞斗志，为的是振奋人心、弘扬民族精神，可是如果我们不能从灾难中收获教训、不能在灾难后沉淀思想，那么所谓的人心精神，也是没有半分诚恳的，无非是一个场面上的假戏而已。

　　想想也是可悲的，如果我们在一场惨烈的民族悲剧过后的总结仅仅是“我们能够自己纠正错误，所以我们仍然是伟大的！”如果我们在一场可怕的流血事件过后的姿态仅仅是“我们不怕！”如果我们在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其实也不能全怪自然，生态恶化与人有关，水利建设与人有关、豆腐渣工程更与人有关，如九八长江洪水）过后的表示仅仅是“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莫名的劫难（如非典）之后的反应仅仅是“我们终于经受住了考验”，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重建民族精神。在那么多事情背后，有多少我们必须自己承担的责任！在我们自我陶醉的时候，忘记了多少已经永远沉默的死难者！

　　我们是如此缺乏反思之心！

　　美国人在“9·11”后，以我有限的了解，感觉他们把很多的努力用在反思自己的安全防卫体系为何不严密，用在纪念那些在灾难中死去的同胞和消防员，用在慰问死难者家属以及安抚民心，用在如何尽快摆脱至今笼罩时时冒头的不安全感。可是我们呢？是一次次的表彰奖励，是一场场的盛大演出，是一回回地自我表功。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写过一篇名为《一个美国人死了》的文章，里面谈到一个在巴勒斯坦被杀死的美国游客，那个游客的名字牵动着全美国。龙应台反观自己的民族，感叹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冷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冷漠。”“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下来，审视过去，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从来不见。”

　　对于非典灾难中的死者，对于此起彼伏的矿难工人，对于在贫病中死去的人们，在追逐热闹的媒体上，在灾后喜庆的场面上，在各式各样的庆典上，在号称最具人民性的春节晚会上，从来没有一分钟的悼念，从来没有一句话的安慰，从来没有一个表情的反省。从来没有。

　　最近我们国家的宇航员上天了，这也是一件值得快慰的事。我对咱们的宇航员充满敬意。但也就是高兴一番，毕竟算不得人类太空处女航。前苏联的加加林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美国的阿姆斯特朗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份量不一样。可是我们的很多媒体一下子就把宇航员称为“民族英雄”，那就过头了（近来授予他“航天英雄”称号，总还算比较相称）。去年关于岳飞算不算民族英雄的问题还引起过轩然大波，我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对称一位宇航员为民族英雄提出过半分质疑。我相信杨绝对是个有头脑的清醒人，他绝对不至于因为大家给他的溢美之辞而飘飘然，因为他的心理素质能受得住10个G的超重负荷。头脑发热的是我们，当然包括媒体。商人要注册商标，家乡要树立铜像，港澳要诚邀展示，成龙要拉着唱歌，电视要狂轰滥炸，还有演讲报告会、群众见面会、奖励表彰会……以至于有家著名西方通讯社的记者专门写了篇报道，提醒中国人不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因为备受宠爱的加加林后来走上了悲剧人生，他已经习惯了戴着英雄的光环生活，后来渐受冷落后意志消沉，在一次战斗机飞行时失事遇难。

　　我真的闹不明白了，一个宇航员执行了一次任务，回来了，然后一个国家的人就疯狂了，真不可思议。此种情形与“申奥”时差不多。我得申明，我非但不反感举国欢庆的场面，而且也经常热血沸腾。凯旋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们又变得过度自恋了，变得忘乎所以了，变得自我感觉爆棚了。许多国家的人都来祝贺我们，这也不错，不过我估计有些国家是口头客气一番的，不忍心拂我们面子，顺便送个人情，因为看着咱们实在是太在乎的样子，不表示祝贺就好像心怀嫉妒似的。这个世界上能送人上太空的必定有一些，只不过许多国家不像我们这么迫切地看重一件事情的“象征意义”。我真的很怀疑，送一个同胞上过太空，整个民族的精神就会被振奋起来，我们的人民工作时就会加倍卖力，十倍努劲。没有的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拧螺丝的还拧螺丝，唱高调的还唱高调，卖假货的照卖假货，想要腐败的也照样腐败……

　　单纯上一回天的意义与一台晚会是差不多的。热闹完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那个贪官回家后收了几千万贿赂，可说不定刚才晚会上还被感动得流泪了呢，更说不定他刚才还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词要做“三个代表”呢。

　　而且，我也一直觉得我们的狂欢味儿不正，我曾写文说，因为那种所谓的“狂欢”并不是出自个体的，而是为了建构人伦之网，自觉自愿地为了服从、配合、满足政治社会需要，不如此则心不安理不得。比如说，是为了增强凝聚力，为了振奋民族精神，等等。去问问那些花鼓队的老大爷老大妈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而真正的狂欢则意在颠覆这一切，是为了摆脱外在目的，完全回到自身，以自己为最高目的。我们这哪里是什么“狂欢”，只不过是一场政治秀，一场服务于某个外在于“我”的目的之社会运动。但是我们能说参与者的心情是不真实吗？也许是真实的吧，但如果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与这样的时刻联系在一起，我只能说，他们更加没有自我了，他们的个体意识更显稀薄了，他们没有真正“属我”的快乐，而只有一种社会性快感，如民族自豪感。这种社会性快感可以一度让他们着迷，但是很快就会在一次次地重复中厌倦，旨在服务于外在目的活动再热闹，也只不过是场“秀”，越来越失去诚恳，最后沦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还是少用如此笨拙的方法去追求政治社会效果吧。上了一回太空，了不起，但也就这么回事，不要过多地沉迷于此。就像咱们的足球队进了回世界杯，这是令人高兴的，但关键还得看有没有进球，有没有赢球。可是我们好像总是不忍心离开那种欢庆的场面似的，总要一次次地自我陶醉，在不断的重复中，把一件好端端的事情整没了，感觉被破坏了。杨是个英雄，人民渴望看到这样的英雄，这可以理解，但是千万不要把一个原本素质不错的英雄神化、圣化，那就等于害了他，就像苏联人民当年间接地害死了加加林一样。

　　可我们这里是最喜欢搞搞典型宣传的。发现一个人不错，于是宣传部门就开动机器，组织先进事迹报告团巡回演讲，组织各种喉舌（那也是被叫做媒体的）大做文章，长篇通讯、高调社论，拔高拔高再拔高，然后组织“深入”学习，兴起“高潮”。本来大家对那个先进人物还有些好感，因为他们确实是过硬的，但如此一成典型，反而令人心生反感。真是你不说倒还好，越宣传越失败。我不希望杨成为一个令人腻烦的“典型”，希望他就是一个出色而平易的航天员。让我们在每次玩“过山车”时想起他，想想他一个人在浩瀚的太空长时间玩着比“过山车”惊险百倍的重力游戏、心理游戏，有多么不容易。

　　王小波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直肠国”，这个国家的人只有直肠，所以他们吃下食物后，很快就会拉出来，基本上还是新鲜的，于是又回锅，加上点麻油作料，再吃下去，拉出来再回锅，再吃，直到最后发出臭味为止。每次看到有些“典型”被一遍遍地全面挖掘、高度报道、深入学习，我就不免想到那个“直肠国”。我好歹也算个记者，这样的蠢事也没少干。想起来就恶心。

　　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也许我们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反思。我们得为这个只注重乐感文化和世俗享受、贪图暂时的社会性快感的民族注入新的东西。我们要戒除只会对“好消息”欢呼雀跃而对“坏消息”充耳不闻的民族脾性。我们要改变只知道迷恋眼前的欢喜场面而忽略去注视或回望苦难的心理习惯。我们要克服只喜欢做表面文章而拒绝深刻反省的文化缺陷。

　　比如，就在这么一个载人火箭上上天、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的时候，也要想想，为什么我们的煤矿经常要出事，为什么我们地面的“过山车”会死人，为什么我们新建好的大桥会坍塌，为什么好端端的火锅会爆炸？还有，为什么最近湖南衡阳的20名消防队员战士们要为一场火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这样，我们必须要反思，要想想那些普通的消防官兵。他们是不是非得死？

　　不要总是停留在那种浮薄无聊的喜气洋洋里，那真的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现实，现实仍然是非常不完美。只有真诚入骨的反思，只有意识到太多的不足，才会有真的进步。而那些象征性的、自欺欺人的、冠冕堂皇的、浮夸虚饰的、充满了做作和自恋的闹腾，不能给我们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积蓄一些深沉的力量。对我们，悲伤的热泪、沉默的凝视、深情的眺望，比那种忘乎所以的傻笑假乐要有意义得多。鲁迅曾说，他总感觉中国人的脸上似乎少了一个机件，每到有热闹看时，下巴就会不自觉地挂下来，呈现出一副呆相。今天很多人仍然这么挂着下巴而不自知，问题就出在我们从来没有反省之心。我们固然需要“喜盈门”和赵本山小品，但也要有我们自己的“悲怆”和“命运”，要有我们自己的灾难备忘录和苦难启示录。我们要构建内心的神圣价值和悲悯情怀。

　　我似乎总在败大家的兴，其实我不是有意唱反调。只能借用艾青的一句诗来表达真实的心情——“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 / 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003年11月8日